以下文章来源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作者吕佳翼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4期
学术动态
［内容提要］《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是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奥林·赖特在其生命最后阶段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凝结了他毕生思考的精髓。《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不仅是一部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宣言，而且是一个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蓝本。赖特提出和分析了打碎资本主义、拆解资本主义、驯服资本主义、抵抗资本主义、逃离资本主义等侵蚀资本主义的策略逻辑，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规范、经济组织、集体能动性等。赖特特别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其何以能够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超越资本逻辑、侵蚀资本主义提供可能和空间，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削弱。但赖特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比如他据以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社会主义的“规范基础”缺乏唯物史观根基，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存在局限，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他倾向于以概念而非历史辩证法来分解现实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
［关键词］奥林·赖特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 侵蚀资本主义
埃里克·奥林·赖特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是当代美国富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赖特著述丰硕，较为重要的包括《阶级、危机与国家》《阶级》《阶级很重要》《审视不平等》《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国社会：它实际是如何运转的》《想象真实乌托邦》等。如果说赖特前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作出详实的研究和阐释并藉此重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么他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学术重心则聚焦于批判资本主义并寻找可能的替代方案，《想象真实乌托邦》就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2009年，在花费近20年的时间后，赖特完成了《想象真实乌托邦》一书，并于2016年着手一部新著作的写作，这就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正文共六章，到2018年3月，赖特完成了前五章的主要内容，虽然他在2018年4月初被诊断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并最终于2019年1月溘然长逝，但他从确诊到逝世期间一直带病坚持写作，给我们留下了这部思想丰沛、结构完整的遗著。可以说，“反对资本主义”是赖特整个学术生涯的主题，他毕生思考的精髓都凝结在了这本书中。不管是研究赖特的思想，还是评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这都是一部不可错过的著作。赖特原来对这本书的定位是想为《想象真实乌托邦》一书写一个浓缩、简明的版本，后来却写成了一个“续集”。其实，《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与《想象真实乌托邦》相比，不仅增添了许多新的观点，得出了更明确的结论，而且重心也更倾向于实践策略，即从“怎么看”转向“怎么办”。
一、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
赖特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但他沿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路把资本主义拆解为几个基本概念，即市场经济加某种阶级结构：“市场层面指出了经济体系对于经济活动的基本协调机制（透过去中心化的自愿交易、供需以及价格加以协调），阶级结构则是指经济体系当中的核心权力关系（也就是资本的私人拥有者与劳工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有的地方，赖特也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以下三者的结合，即“市场交易、私有化的生产工具，以及透过劳动市场雇用雇佣劳动者”。但本质上还是市场经济与阶级结构的结合。赖特的这一拆解，蕴含着“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也一样可以有市场”的路向，这正是他尝试超越并替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取径。
在“如何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之前，当然有一个“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虽然这在左翼传统中已是老生常谈，但赖特还是在本书开篇作出了独到的回答，据此奠定了本书的理论前提和价值立场。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并非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主要出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还包括道德价值的因素，道德价值甚至比阶级利益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许多社会阶层的人并非那么非此即彼地处于或认定自己处于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第二，影响人们选择和行动的不仅有物质利益，还有道德关怀；第三，道德价值之所以在反资本主义过程中如此重要，因为它还关乎在反资本主义之后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社会。因此，赖特提出了一套规范基础，作为批判和取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包括三组核心价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赖特所理解的平等主要是指“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拥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工具”。这一平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而且适用于国与国之间和代际之间。赖特所理解的民主自由主要是一种“自我决定的价值”，即“在完全民主的社会里，所有人对于有意义地参与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相等的取得管道”。赖特所理解的社群/团结主要“表达了人应当互相合作的原则，不仅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好处，也是因为他们真心关注别人的福祉，并且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道德义务”。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中，赖特没有像在《想象真实乌托邦》中那样列出对资本主义的11项批判，而是直接以这三项价值衡量资本主义，以此得出反资本主义的理由。
赖特认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的核心存在着一项鲜明的不平等，一方是拥有资本的人，另一方则是没有资本的人”，“市场竞争的本质会使得优势与劣势随着时间过去而不断累积，逐渐拉大个人之间原本存在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实现的。民主自由通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标榜的价值，但赖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曾与民主/自由有过一定程度的联姻，但也同样在多个方面限制民主自由的发展：一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当地/经济人口具有重要影响，但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参与决策；二是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凭借自身经济影响力可以影响当地政府决策；三是富人显然比穷人更易获得政治权力；四是资本主义公司往往在内部拥有独裁权力；五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必将带来实质自由的不平等，毕竟自由地选择雇主与自由地选择投资场所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自由，这些注定了民主/自由在资本主义下无法真正实现。此外，赖特还认为，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受到资本主义文化推崇的两项核心价值——竞争式个人主义与私有化消费主义——与社群/团结的价值根本对立。虽然不能说社群/团结价值完全不被资本主义所接纳，社群关系和组织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但它们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或夹缝中。有些异议者认为破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这些价值的未必是资本主义，对此赖特指出，资本主义虽然不是破坏这些价值的唯一肇因，但却是主要肇因，这就是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
二、反对资本主义的五种策略
对赖特来说，比为什么要反对资本主义更重要的是如何反对资本主义。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五种策略：打碎资本主义、拆解资本主义、驯服资本主义、抵抗资本主义、逃离资本主义。打碎资本主义基本上就是20世纪通过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权力、转变社会形态的模式，但赖特认为这种方式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行不通，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在发达国家取得成功的先例。因此，探讨的重点应当放在后面四种策略。关于拆解资本主义，赖特是这样解释的：“只要透过国家主导的改革逐步由上而下落实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元素，即有可能达成转型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必然会有一段漫长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关系与社会主义关系共存于一套混合经济体系当中：私营的资本主义银行与国营银行同时存在；私营的资本主义公司与国营企业同时存在，尤其是在运输、公用事业、医疗，以及重工业的若干部门当中；资本主义劳动市场与国家雇佣同时存在；国家指导的投资配置计划也与追求最大利润的私人投资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境里，不会有一个直接由一套体系取代另一套的断裂时刻，而是透过国家的持续性作为逐步拆解资本主义，也逐步建立一套替代方案。”根据这段描述，赖特所谓拆解资本主义的过渡状态非常类似于有些学者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托尼·克里夫、克里斯·哈曼、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等左翼学者的理论视域中，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极端发展。这种理论对立的关键是对国家的理解不同，如果把资产阶级国家仅仅理解为资产阶级经济意志的体现，那么国家资本主义的确只是资本主义的加强。但是，赖特倾向于不仅把国家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发挥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功能，但也包含着内在矛盾。“国家机制就像经济机制一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所体现的支持资本主义偏向也是程度不一。阶级利益和其他利益之间不同的平衡点体现在国家的不同部位”，“决策与负责的型态愈是具有深厚的民主性，国家机制的阶级性质就愈不会带有那么纯粹的资本主义色彩”。也就是说，赖特的拆解资本主义策略以民主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据此，他对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有程度逐渐提高的肯定性评价。然而，尽管赖特在本书中对替代资本主义的选择也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但若据此认为他就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则过于狭隘，因为他所设想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论在改造的程度、面向上，还是在策略的多元上，都超越了通常的民主社会主义范畴。
赖特的第二种策略驯服资本主义与拆解资本主义一样，也是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造方案，但比拆解资本主义更加保守，类似于一种保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通过更多引进和实践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价值来减弱和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改良主义。用赖特的话说，拆解资本主义是一种超越结构的行为，驯服资本主义则是在既定结构内的消除伤害。在他看来，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政策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就类似于驯服资本主义。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可以说这种改良非常不够，但资本主义从巧取豪夺到受到约束，毕竟是一种进步，并且赖特强调多种策略——激进的与改良的、自上而下的与自下而上的——并行不悖、互为补充。
赖特的第三种策略抵抗资本主义，指的是一切“在国家机器以外反对资本主义但不试图获取国家权力的抗争行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其他维护少数群体权益的运动，皆可归入此类。从实践来看，这些运动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也缺乏传统社会主义运动那种以政党为领导的凝聚性和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但在权利平等的方向上还是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赖特的第四种策略逃离资本主义的含义比较松散，不仅是指某种个人式的逃离社会，还包括理念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ies）、出于“逃离威权的工作场所与资本主义公司的剥削”而组织的合作社、“自己动手做的DIY运动”等群体性例子。其中的理念社群又译为共识社区、意愿性社区，是指某些基于相似社会、政治、宗教理念的人群组成的社区群落，其居民通常拥有共同财产与社区责任，过着与现代生活不同的另类共同生活，其存在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逃离与反抗。
将以上四种策略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种弱化资本主义的策略布局。其实所谓弱化资本主义，在《想象真实乌托邦》一书中有一个更形象的用语，就是侵蚀资本主义。侵蚀资本主义的过程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内进行的，但其最终目标是要改变这一规则或超越原来的结构。赖特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从对封建经济的侵蚀开始的，“透过长达几世纪的一段漫长而蜿蜒的过程之后，封建结构在欧洲的某些角落已不再主导经济生活；封建制度已经弱化。这段过程中也许有些政治动荡，甚至是革命，但这些政治事件不是造成经济结构的断裂，整体上比较算是为早已发生于社经结构里的改变予以批准和合理化”。赖特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大概就类似于这样一个过程。
三、取代资本主义的目标社会
超越资本主义之后的目的地，赖特称之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但这个词有着独特的内涵，与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皆不同。赖特基本上是从权力结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这三个角度阐述社会主义的。首先从权力结构来看，赖特指出：“在经济体系里，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权力特别重要：经济权力、国家权力、以及我所谓的‘社会权力’”，“经济权力奠基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国家权力是在一块区域内掌控规则的制定与施行；至于我所谓的‘社会权力’，则是植基于动员众人从事合作性而且自愿性的集体行动的能力”。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权力从属于资本，国家权力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他的观点，在这两者之间的夹缝中拓展出来的公民社会被赋予的权力——社会权力越大，该社会的社会主义程度也就越高。在他看来，社会权力的大小与民主的程度关联较大，“声称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就表示这个国家的国家权力从属于社会权力”。不宁唯是，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国家向社会让渡政治权力，也意味着资本向社会让渡经济权力：“在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结构里，资源为了不同目的而受到的配置与使用，是透过行使社会权力而发生。在社会主义里，投资过程与生产都是由可让平民百姓集体决定怎么做的制度所控制。基本上，这就表示社会主义等于经济民主”。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赖特从经济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设想，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前提条件、超越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组织。他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是建构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条件。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是指“国内每个合法居民每月都能领取生活津贴。而这笔钱足以让他们在该文化定义下过上体面的生活，比如说贫穷线的1.25倍。这笔补助是无条件的，不以任何劳动表现及其他形式的贡献来设限，同时它也是普遍的，不管是富人或穷人，每个人只要有公民身份都可以领这项补助”。他认为“无条件基本收入”不仅为正义原则所必需，而且将使普通居民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受现有体制的束缚，能够探索新的经济形式。赖特所设想的超越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合作社市场经济，特别是劳工合作社。“市场虽然可能是任何一种可行的复杂经济的必要特征，却不一定要由遵循资本主义规则的资本主义企业主导。”合作社就是这样一种在市场经济中取代资本主义规则、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形式。劳工合作社是由劳工拥有、通过民主程序管理生产的经济组织，虽然也是为了市场而生产，但遵循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原则，而是团结、平等、民主治理、工作尊严、社群发展等价值。二是社会与团结经济。这是一个概括性用语，“涵盖了各式各样植基于社群、体现平等主义与团结主义价值，并且致力于某种需求导向或社会正义使命的经济活动与组织”，除了合作社之外，还包括“非营利组织、互助会、志愿协会、社区组织、社会企业（怀有强烈社会使命的商业公司），或甚至是教会”。三是资本主义公司的民主化，既包括雇员经济权益的保障和增加，也包括雇员参与决策的民主力量得到扩展与深化。四是将银行转变为为储户和企业提供存款和贷款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而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此外，在赖特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一些非市场经济组织，例如国家直接提供某些物品和服务，如医疗照护、儿童托育、图书借阅、社区中心、公园休闲、剧院艺廊、进修教育等，还有“同侪合作生产”，即赖特以维基百科为例来说明的一种大家共同贡献、共同分享、完全摒弃了利润导向的经济形式，以及资本主义专利权逐渐消亡之后形成的知识共享。赖特认为，以上所有经济形式都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生长点。他摒弃了那种以某种单一、固定的模式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思维，认为“一个民主平等主义经济的最佳制度布局，比较有可能是混合了各种不同形态的参与式计划、公营企业、合作社、受到民主规范的私人公司、市场，以及其他制度形态，而不只是单独依赖其中任何一项”。
但是，如上所说，经济民主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在赖特看来，国家民主化即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的让渡，这既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上述经济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因此，他提出了以参与式预算为例的“新式的公民参与”“随机挑选公民参与特定种类的决策机构”以及改变民主选举规则等构想。实际上，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方向归根结底是从形式民主向实质民主、从一次性民主向全过程民主，这复杂性远超赖特在以上几个问题上的论述。赖特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谈得比较简略，也许是因为他认为政治民主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对生产的管理和对利益的分配等方面，即落实到经济民主上。值得注意的是，赖特认为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不仅是社会福利的削减，也是自由民主的削减，新自由主义在四个面向上削弱了民主：“第一，减少对资本的全球移动所设的限制，导致国家承受更高的外部压力，必须关注资本的利益。第二，对金融部门的法规松绑，增加了金融部门对国家政策的框限力量。第三，一系列国家服务的私有化，削减了国家对于许多公共服务的品质与性质进行民主管理的能力。第四，劳动运动的弱化减损了劳动阶级结社力量最重要的来源，不只在劳动市场当中是如此，在政治场域里也是”。因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所积累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一次背离，要通往社会主义，首先要对新自由主义这一发展方向进行“翻转”。
四、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主体
为了回应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究竟何在这一问题，赖特专门拟定了本书的最后一章“促成转型的行动者”，并在病中完成了撰写。这对赖特来说是一个较新的问题，他也承认这不像其他课题那样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提出了一个思考提纲。对于如何定义改变资本主义的集体行动者这个问题，赖特以分析的方法提出了三个概念：认同、利益与价值。所谓认同，指的是“植基于社会强加的各类不平等与支配之上的认同”，“先前提到的解放性社会运动的社会基础，包括阶级、种族、性别、族裔等等，都与这些种类的认同深深相关”。利益指的是当某一群体特别是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阶级结构中受到侵犯时，所产生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行动。价值则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与人们所认为的应然价值相违背，所产生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和行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集体行动者或集体能动性正是产生在这三者的联结中。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生活、破碎的阶级结构、相互竞争的认同来源等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也在试图瓦解这种集体行动者或集体能动性。在这三个概念中，价值概念尚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建基于少数群体权益基础上的认同及认同政治，虽然催生了一系列新兴的反抗运动，并且这些反抗运动之间也有一定的价值交集，但是这些价值交集是否大到足以改造某种制度，且其方向是否共同朝向反对资本主义，抑或是反而形成了某种右翼民粹主义，都是现实政治中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理论设计者面前的重大挑战。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素有争议的问题，赖特显然不想陷入决定论或主体性的争议，更不想诉诸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所拒斥的辩证法，但是最终他自己的上述回答也是极其抽象的。其实，当赖特在讨论侵蚀资本主义的具体策略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等问题时，就已经包含了主体问题，主体本就是与经济形态的改变紧密联系的一个具体问题，而他专辟一章讨论所谓主体问题，反倒像是陷入了某种抽象讨论的理论陷阱。
五、评论
如标题所示，本书是对“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虽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赖特好像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比如同是美国左翼学者的道格·埃纳·格林（Doug Enaa Greene）在评论本书时就批评道：“赖特提出的侵蚀资本主义的战略并没有避免上个世纪困扰左翼的改良主义陷阱”。但笔者在这里更想指出的是，在一个所谓“后革命”时代，赖特没有止步于对资本主义空泛的口诛笔伐，而是对替代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策略有着深入思考，这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较为稀缺，因而更显价值。如上文所述，赖特虽然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的设想在改造资本主义的多元策略、触及资本利益的深度以及最终目标上都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实践，与传统的改良主义相比是相当激进的。
当然，赖特的理论也存在不足。他提出的用以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的“规范基础”似乎是先验自明的，他未尝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相关来源作出说明，这成为他整个理论前提的薄弱环节，也决定了这些内容缺乏系统的理论立场，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等价值及赖特对它们的理解，像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汲取了某些社会主义价值的混合物，用它们来批判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价值，也能击中不少要害，但据此理解和建构社会主义则十分不够。赖特把平等理解为“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所有人都拥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满人生所需的物质与社会工具”，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赖特把民主/自由理解为“自我决定的价值”，这基本上是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既不包含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也与作为共产主义重要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自由内涵基本无涉。赖特把社群/团结理解为一种互相合作的原则，这种理解缺乏任何历史内涵和具体规定，不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对共产主义的社群/团结原则有着具体、明确的理解：“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赖特在“规范基础”上说不出更深刻的东西，归根结底因为他缺乏唯物史观的地基。与《想象真实乌托邦》一书相比，赖特在《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中进一步否定了打碎资本主义的可能，完全排除了革命这一选项，显然是过于武断的。赖特在经济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的设想中提出了超越资本逻辑的市场经济、非市场的经济组织等较为激进的设想，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始终不曾把计划经济纳入对社会主义的考量，无疑失之偏颇，因为即便认为传统计划经济存在弊端，也不可因此抛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总体来说，赖特对市场的态度没有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此外，赖特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解也值得商榷，比如他完全把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对立起来，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一定道理，但在国家职能已经发生转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就不完全适用。赖特缺乏对具体情境的抽象分析，在根本上缺乏观察社会发展的动态视角，这一局限性可以追溯到他遵循的以概念来分解现实而拒绝历史辩证法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在给定时空下进行量化分析中有一定优势，但在发掘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上力有不逮。
然而，尽管我们批评了赖特理论中的上述问题，《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以实证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对21世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之路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不仅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展望未来社会具有理论价值，也对整合当代反资本主义的抗争运动具有实践价值。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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