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睿 | 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方式及其演变论析
孟睿◆文
文化叙事的现实基础是现实世界以及人的活动，每一种文化叙事都与自己的存在场景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描述建立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基础上，社会实践是这种叙事的现实素材，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是这种叙事的哲学基础。历史上有过第二国际中后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叙事和修正主义文化话语的出场，苏维埃俄国在文化理论和实践中的话语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解构与建构，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文化创新。随着社会场景的交替和转换，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朝着积极的光明的前景演进，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方式的演变机理。
——孟睿
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方式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话语选择、话语风格、话语目标等，其演变形态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初形式、第二国际中后期的发展、列宁对文化叙事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叙事的创新，这些方面构成了具有内在因果关联的文化话语谱系。
一、原初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叙事及叙事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叙事具有独特形式，他们曾经使用历史的悲剧、喜剧、滑稽剧等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变革状况及影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 “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又在《法兰西内战》中说道，第二帝国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他们使用过批判式的话语抨击各种错误思想及观点，在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批评中有很多这样的叙事。恩格斯曾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使用唯物辩证法对问题进行全面详实的叙述，从社会演进的内在机制和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其关注要点是文化内涵及其阶级特征。他们还从现实世界出发理解文化形态，以实践活动分析文化特征，以人的解放展望文化未来，显示出对文化本质的深层把握。
（一)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决定的文化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他们认为，轻视精神文化的影响或者无视物质生活的作用，都可能陷入机械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泥沼。在他们看来，人的有目的的和有意识的实践给文化创造注入了能动精神，使最初的“第一自然”转化为体现人的创造意志的“第二自然”，即人化的自然。这是文化叙事的原初依据。“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的内心愿望通过对象化活动体现出来，这种对象化活动越是多样和复杂，就越会使文化的叙事方式丰富而多元。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把人类社会发展完全归结为“文化史观”的说法，因为这种“文化史观”大多是靠唯心主义联想构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赞成旧唯物主义的文化叙事，因为旧唯物主义无法揭示文化发展的全部动因。以生产劳动为主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叙事的基础和起点，文化的产生发展都是在实践活动中体现的，这种形式决定了文化叙事的客观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关于劳动解放的高谈阔论和巨著”，只不过是为“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说话的喉舌”和“辩护之歌”。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化发展的动因，通过文化分析寻找被遮蔽的人的本质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意义，用最热烈的语气表达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解放的愿望，这种认识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全面考察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决定了文化的实践品格，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发展状况，都可以从劳动中找到线索，这是文化叙事中不能忽略的要点。
(二)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创造的文化
叙事场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叙事建立在现实基础上，这种文化叙事不是无主体无边界的思想想象，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洞话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发展和眼界扩大引起的文化思维变化，其叙事眼光不是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状况，其话语策略显示出对文化观察的全面性。他们在动态发展中将特殊制度下的文化形式看成历史长河中永恒性与暂时性相统一的形态。无产阶级的文化诉求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的理解和表述分别与各自的愿望相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场景为文化创造积累了素材，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兼具批判功能和建设功能。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叙事表明，两个阶级的行为在场与思想共存是必然的，因劳动异化造成的文化疏离和思想悖谬也是明显存在的。工人阶级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也包括文化使命，他们不仅要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 解 放，还要从文化解放走向精神健康。“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论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在这样的氛围中，工人阶级的文化诉求被忽视了，资产阶级代言人用空泛的表述把工人阶级的文化追求引向虚无，有时是宗教式的，有时是乌托邦式的，有时还夹杂着物质上的饥饿威胁和精神上的强行禁锢。由于政治立场的差别和追求目标的不同，工人的文化诉说是一种体裁，资本家的文化叙事是另一种体裁，工人的现实主义“伤感”与资本家浪漫主义的“欢歌”总是不那么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无产阶级的文化创造能力和创造成果时，也说明了造成无产阶级精神失落的社会根源，论述了无产阶级在文化创造中成功与失败并存的原因，这些清楚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并不完全是有机结合的，文化的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在“现实世界”中有明显错位。就历史趋势和文化前景看，无产阶级文化将随着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 义 掘 墓 人 地 位 的 强 化 而 代 替 资 本 主 义文化。
(三) 世界历史交往形成的文化叙事空间
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认识，影响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世界文化是民族文化融合生长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出人类追求的共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发展全景以及人的解放的期待。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按照精密的对应关系描述文化状况，而是对文化发展的大致趋势和存在状态做了一个趋势性的预见，其对文化的认识是递进演绎的。野蛮时期、蒙昧时期的文化所包含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世界历史交往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而扩大的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的“各民族的文学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一方面表明了文化的扩散力和渗透力，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文化交流的势能转移方向，这种叙事方式标注了那个时代文化传播的景象。那些卷入世界旋涡的“旧日闭塞状态”的文化，因交流而被注入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如果这种文化不想因落伍而被湮灭，就要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世界历史发展留下的文化印记常常表现为语言的符码和数量，影响着文化主体在其中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模式，“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都具有各自的精神元素和文化表征，但它们所显示的世界历史层构并不完全一样，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二者的一致性才会充分表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叙事具有原创性，但又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语境，他们基于社会现实从文化思想的出场形式、修辞方式以及意义寄托等方面，表达了与资本主义文化截然不同的立场，是在扬弃与发展中对资本主义文化叙述方式的辩证否定。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谱系的产生和延伸来看，其叙事方式是这个谱系中原初内容的表述方式，不论是对文化理论的宏大叙事，还是对生活文化的具体叙事，都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这种叙事方式一经出现，就在当时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工人阶级表达政治愿望的重要方式，使文化的政治意义有了新的寄托。
二、曲折发展: 第二国际中后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叙事及修正主义话语的悖谬
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的发展状况使人们出现一些误判: 似乎工人阶级不再需要为原来的目标而苦苦争斗了; 经济发展形成的“升平”景象也把社会矛盾隐匿起来，似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可以自行解决。议会斗争在培养和锻造工人阶级革命经验的同时，也使一些人迷恋上议会政治和议会文化。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一些人的思想认识随之发生变化，对资产阶级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借口资本主义新变化而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提出要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下，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是带着困惑探索有关问题、怀着忧思寻找出路的，其中的文化关怀也表现出新的叙事形式。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多样化展开表达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文艺观立意新颖、见解独到，不仅阐释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重现了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光辉。他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审美超越，“正是非现实化赋予艺术以力量”，这种叙事方式集中体现了文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普列汉诺夫对美学和艺术的研究与对民粹派的批判有关，他提出文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点、文化创造反映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当时语境的产物。“没有一种文学艺术不是产生于它的社会的某个阶级或阶层的自觉的表现”，他利用批判的叙事方式阐释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的本质和作用以及无产阶级艺术代替资产阶级艺术的必然性。但是，要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艺术这样的领域，必须坚持用人类史来解释艺术现象。在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看来，文化叙事方式只能从社会中寻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的道德要素发生很大变化，在以后的岁月中，人的本能及道德要素将依据阶级的不同而有很大变化。考茨基认为，道德叙事与社会发展的张力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在无阶级社会里要改变道德只需改变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在未来无阶级社会中，由于经济利益一致，因而道德原则的贯彻就不再需要强制的武器作保障，在出现道德问题时，舆论的力量足以解决问题。梅林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只限于经济要求和政治权利，无产阶级在实现劳动解放的同时还要实现文学艺术的解放。这表明，梅林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到艺术研究中，艺术的倾向性是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对历史重大发展倾向的描述。蔡特金的教育思想叙事涉及无神论与宗教迷信共存的话语叙事方式、爱国主义与狭隘民主主义共存的话语叙事方式。在她看来，教育事业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应该是绝对共享的，不实行全面的社会教育，就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叙事。
（二) 修正主义思维方式和文化叙事的出场
恩格斯曾说: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摒弃唯心主义叙事方式的同时，也对唯心主义文化观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观进行了否定。但是，当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当人们在思想文化上还没有为应对这种变化作出科学回应时，思想文化上的混乱也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叙述也发生了变化。伯恩施坦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事实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这一判断颠覆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化时所采用的唯物辩证法。伯恩施坦还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中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阶级斗争，主张走合法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仁爱精神”和“有教养的”阶级是伯恩施坦构筑的唯心主义文化叙事的代名词，也是附和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文化思维。客观地讲，伯恩施坦看到了文化在未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面对一些经济学家借口资本主义新变化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非难，伯恩施坦说:“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而宣布他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这是思想迷茫和价值迷失的表现，后来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传统解释”进行了公开批判，甚至要抛弃“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起着传播文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好的”的殖民政策是有积极作用的。伯恩施坦在形式、内容和叙事等方面都否定了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辩证法是社会文化研究的阻滞力，是文化思维中的陷阱; 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称为宣传暴力的文化，认为其中充满“叛卖性因素”; 主张用折衷主义因素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认为“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 要求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 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 加以充分考虑”; 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建造的建筑物是不合比例的，“不论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这种悖论性文化叙事在当时颇有市场。
（三) 文化交锋中的立场选择与批判话语
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当时思想理论界的重要事项，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端，在文化上表现出不同的叙事形式。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主张和叙事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根本矛盾，“伯恩施坦的理论是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他以资本家的理解方法进行理论概括，把对个别资本家的视觉当成资本主义的整体印象，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伯恩施坦把历史必然性解释成社会发展的强制性质，将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变成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而资产阶级理论家把他褒扬为有理性的勇敢的人，说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妄谬，实际上是用抄来的论据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针对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低级文化”，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观点隔断了文化血脉和历史联系，是以“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吓唬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可以说，伴随着思想上、认识上的迷茫，文化叙事也存在边界模糊等现象，在探索话语形式中甚至形成了明显对立的观点。
三、杨柳新枝: 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在苏维埃俄国的实践及拓展
苏维埃俄国革命的胜利，既给社会精神生活的改造打下了基础，又给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提供了新的语境，其修辞大致包括四个层面: 政治的或社会主义的修辞方式、群众的或工人阶级的修辞方式、国际的或反对资本主义的修辞方式、实践的或批判经验主义的修辞方式。在当时，新的人才、新的人物加入生产和走向政治舞台，也为文化叙事提供了更为生动的素材，这使得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与人的素质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与继承经典理论的叙事方式和探索新的文化叙事紧密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表述形式，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表达方式。
(一) 充分体现革命文化的蕴蓄能量和话语力量
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革命文化的巩固和强化，那么新经济政策就包含着对文化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前者试图通过行政措施消除落后文化的负面影响，后者是想通过思想上的移风易俗体现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作用。列宁关于文化和文化革命的叙事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在性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文化，未来社会的文化是无产阶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践中，新经济政策通过迂回道路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政治文化意蕴，“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文化叙事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实现“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在苏维埃俄国，“文化革命”有其特定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新型社会文明，而且是人的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它破除了思想障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确立了新的道德准则，并实现了与旧文化传统的决裂。文化的核心是意识形态，这一点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叙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文化把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作为文化话语的重要内容，其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 阐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批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放纵性和危险性。意识形态话语力量的积蓄，使文化革命的深层能量以外显的形式释放出来，这是社会国家文化发展的规律。
(二) 充分体现理论拓新的文化叙事及曲折探索
列宁主张从现实社会的文化状况和群众需要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目标。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能真正唤醒千百万被剥削劳动者，就会显示巨大的潜力，创造奇迹，使东部各族人民现在完全可以实现解放”。列宁把现实的实践状况作为文化建设的评判标准，认为“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这种情况下，旧时代的文化意识将让位于新时代的文化精神，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将会让位于国际主义精神。随着斯大林模式的确立，意识形态话语发生了畸变，沉浸在思想建设成功喜悦之中的人们把意识形态的能动性推向极致。总体上看，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意识形态力量的诠释和表达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实践要求，但阶级斗争理论被演化为绝对化的思想冲突，文化建设中的偶然性因素被视为常态，造成凝固时空、扭曲对象、悬置主体等现象。
(三) 充分体现文化立场的叙事及其批判功能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把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成分视为保守的力量和社会发展的阻滞力，但对于其中的优秀成分则推崇备至。“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习惯性势力”与无产阶级文化力量在生活中形成逆动力，造成无产阶级政党身份的先进性与生活习惯的滞后性并存，革命知识分子一方面扮演着先进文化代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留下的思维惯性。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只在书本上做文字游戏而不认真钻研有关理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真谛。官僚主义文化是另一种形式的负能量，它经常借助行政的力量把群众置于官僚主义语境之中，让群众在专制话语中濡染上对极权的服从感，它把人民群众排斥在文化创造之外。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当时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和右翼社会党的世界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文化话语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指出了这些错误思想利用民族的、氏族部落的、种姓的、语言的、宗教的形式进行投机活动的本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面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关于文化遗产问题的错误话语，列宁以独特的话语表达了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任务，并把这一任务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文化的不断高涨是新的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于文化发展中的不良话语，共产党人决不能袖手旁观。在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实践中，列宁的立场鲜明而又坚定。
四、观点异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延伸及局限
处在逻辑和历史的转折点上、处在思想和时代的交汇点上、处在技术与实践的结合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视角和叙事方法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很多不同，二者立场、观点差别很大，前者叙事要点集中在现代技术、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上。不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解构还是建构，都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思维创新，但由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关注某一个方面或某个观点，这种解构或建构与经典文本相比有很多“叛逆”。
(一) 现代意识形态功能及其话语形式
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作用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体现的。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将隐匿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的分散的统一性汇集起来。柯尔施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话语模式，而且认为把意识形态割裂成碎片的做法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现代西方媒体正以各种方式向人们传递资本主义叙事话语，到处竖起的广告牌和橱窗就像会说话的文化一样，承载着资产阶级的猎心策略，以抵消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描述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有很大差别。而在后来的文化霸权话语体系中，拉克劳、墨菲等的文化叙事中革命色彩的进一步消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书斋式革命”的典型表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革命”的意蕴、本质和述说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话语隐喻”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叙事的重要特征，语言符号规定和构建着叙事要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能够激发话语的隐喻功能。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话语体系的内生功能和附加功能在于，通过语言进行思想整合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场景产生作用。
(二) 科学技术影响下的文化工业及其叙说
对技术的叙说是很多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的事情，在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技术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相互交织，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的技术化呈现共生现象，技术所编织的意义系统与意识形态所编织的意义系统有很多重合。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语中充斥着对新中国成立前景的疑虑和担心，他们认为信息时代的电子媒介搅扰了具有现代精神的自律主体，由于片面强调技术作用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影响所造成发展模式的畸变也是极其明显的。技术给日常生活赋予新的特征，它通过休闲生活的话语诉说社会变迁，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动的消费者。技术推动下的消费主义文化以资源快速物化成商品为特征，尤其是文化工业的全方位实践，使人们重复着同一种文化叙事，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被这种异化的文化主宰，文化工业的宰制力量使大众力量渺小而苍白。高雅艺术和低俗文化融合的结果是磨掉了文化棱角，将人沦为文化工具，上层建筑的话语形式被扁平化，在不经意中消弭了阶级意识。
(三) 匿名权威的虚拟性和现实性及其阐释
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看，文化隐藏在思想的深处，它不仅反映文字与思想的深层内容或文本的表层内容，而且会留下文化发展的印记。一定程度上说，文化叙事总是依附于社会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威总是以显在或潜在的形式给文化施加影响，但文化不可避免地有自己的特殊言说。政治理论的抽象性也给文化涂上幻想色彩，政治权威就像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文化的表达方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意识形态的总动员的，它不表现为强权政治，而是通过科学将技术以“介入”与“接合”的方式体现隐匿在烟幕之后的主宰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符号选择具有特殊意义，它是理论与实践、学者与政治家贯通的中介，其目的是通过话语干预社会运行。文化词语的“链接”作用通常不是排除异己，而是用有效的语言寄托思想意蕴，在日益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符号成了现实生活的常态表现，文化叙事变成了多样化的符号演绎。
(四) 经典文本叙事方式的解构和建构
在文化话语建构中，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经常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看成由一定“部件”构成的整体。解构主义者认为每一种文化理论都是可以解构的，但是对这种文化体系的认识不能仅仅将体系拆分后寻找其中的“结构元素”，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分析或洞悉其中各“部件”的关联。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在的文化表达要用相对委婉的方式。也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那么这主要是来自语言问题”，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充满信心，认为: “如果没有乌托邦……就根本不会有构造一种激进民主想象的可能性——不管是民主的还是其他的形式。每一种激进民主政治应该避免由极权主义的理想国神话和改良主义者没有计划的、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所代表的两个极端”。就语言行为来说，这种表现方式是本质的和内在的，是完全由话语建构的东西，话语表达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关系而不是整体性关系。
五、时代新语: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创新及表达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表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叙事。它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学究式的叙事，也不同于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范式，它将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等话语汇纳入话语体系，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活力的话语形式。
(一) 革命文化叙事及其在实践中的动员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叙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这也是他叙述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在他的文化叙事中，不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阐释和叙事，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坚持和宣传，都没有离开唯物史观的支撑。在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在思想领域的比较和竞争中，“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其中包含着文化叙事的格调，这种格调要求“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要求“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投身文化发展。毛泽东明确表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这也决定了其文化叙事的革命品质。革命文化叙事不同于当时因循守旧的话语，更不同于奴才文化话语，而是打碎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话语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禀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表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包含了多层面的文化叙事内容: 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础上的文化延续，站在追赶近现代科技发展潮流上的文化信心，站在翻身解放愿望之上的文化决裂，都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伴随始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革命精神的继承，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方式。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性，也在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的一体性中表达出来，其本身就包含着新的文化话语，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在中国的逻辑表现，其话语形式与当时的革命任务具有密切关系。
(二)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有了崭新的叙事环境和叙事目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语境中，文化被深深地烙上社会主义的印记，文化建设有了新诉求，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话语也有了新的实践空间。“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宗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是面向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和文化叙事不能离开这个目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既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也是对文化发展方向的明确要求。这样的表述和要求，在实际生活中为群众性文化实践提供了良好氛围，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搞好文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同样的文化思想，“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但基本前提是健康发展。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宏愿目标，那么，当我们追溯这一话语的提出背景时，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打下的良好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仅有对旧社会文化观念的改变，还有对新社会文化的全面确立，不仅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叙事传统，更明显的是初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叙事方式。
(三) 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气象及新型表达
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用独具特色的话语诠释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形式。不仅拓宽了文化话语的表达渠道，也深化了文化话语的表达意蕴，不仅在国内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新修辞，也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新句式。在“老祖宗不能丢”的基础上，不走老路、拒绝邪路、闯出新路的理念和实践，给文化话语增添了新内容。这种文化话语的转向是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中实现的，人们不仅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也在文化话语的使用上与中国社会最现实的内容结合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带来的文化气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文化主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追求，走向世界强国的思想愿望，都给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话语注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四) 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话语及呈现方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话语充满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自信明确而深刻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话语形式，从内容到形式都凸显出新时代文化话语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文化矛盾经常表现为激烈的思想冲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矛盾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在新时代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同当下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求守住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要把“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这种话语是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决定的，是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话语形式。“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同样的道理，坚持什么样的文化话语，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个姿态。习近平特别强调新时代文化话语立场的坚定性和明确性，要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并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话语创新，记载着共产党人在石库门和红船的初心，记载着共产党人在延安和西柏坡的为民理想，记载着在中国大地上创造辉煌业绩的历史。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叙事方式从产生到发展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连续的谱系，其中有主流也有支脉，演变的动力在于社会形势变化和实践任务的需要。社会需要为文化叙事提供依据和任务，文化叙事解释和阐释社会任务，进而形成相互递进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遵循类似的机理。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不是纯粹主观的话语想象，也不能随意设置论题。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革命理论以来，文化叙事的基本主题和主线没有变，但是文化叙事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革命话语，在变革社会的主题引领下展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表达了对文化功能发挥上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目标，决定了当下文化话语的民族性、群众性和时代性，包含着新的文化叙事方式。马克思主义文化话语的“变”与“不变”都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思想落后于形势会产生僵化，思想脱离形势会造成盲动，在文化叙事方式的选择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
文章作者：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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