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志 孙雪松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超越
黄凤志 孙雪松◆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它超越了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对抗性思想内核和控制扩张思维为核心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是整体性思维、融合性思维和多维地缘理念的新思想。它是一种新型地缘理念，对中国构建新时代的地缘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黄凤志 孙雪松
一、导言
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饱受争议的理论之一。从古至今，地缘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民族国家地理空间战略环境与决策的深远影响，使得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们的地缘政治思维与视野始终难以释怀。随着时代变化，地缘政治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冷战后，中西方学者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研究逐渐成为主流，提出大量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对地缘政治未来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然而，地缘政治理论创新成果较为缺少。本文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创新的根本在于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借鉴，构建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地缘政治。
关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杰弗里·帕克指出，传统地缘政治的全部信念都是为近现代以来强权国家间的领土争夺和权力竞争提供理论依据，它忽略甚至刻意掩饰政治矛盾与社会问题，基本上服务于统治者、战争和政治控制，结果则有助于统治者对平民施加暴力、对社会进行空间控制与促进国家间的领土冲突。葛汉文强调，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现着明显的“文明-野蛮”、“自由-专制”、“进步-落后”偏见，西方社会处于全球道义和权势首要地位，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敌人”和“威胁”。笔者则认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大多产生于欧美国家，主要服务于西方强国战略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论”色彩，难以适用和指导中国战略实践。第二，对对抗性思维的批判。李义虎认为西方的地缘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二分论”特征，包括海权与陆权的对立、“大陆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对立、地面空间（陆权、海权）和空中空间（空权）对立。他进一步揭示了“二分论”的局限性，并认为其缺乏对地理差异因素的整合，忽视了对地缘政治的动态解释。鞠海龙认为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一直存在于地缘政治实践中，且在相互依赖时代背景下有所弱化，但依然普遍存在并影响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张微微则通过考察地缘政治的发展历史和政治哲学观，认为冲突性的地缘政治观念是理论创新的枷锁，应该探求联合性的地缘政治观念构建理论。第三，对研究范围的再思考。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与国家治理有关。葛汉文认为地缘政治学通常被视为“治国之术”，受此种逻辑思维制约，其对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和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不够，在理论解释方面呈现“失语”状态。杰拉德·奥特瓦塞尔(Gearóid·Tuathail）也认为，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生众多变化，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应该逐步转移到全球化、具有符号意义的边界、相互依赖和虚拟环境等议题上。潘忠岐则指出，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学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国家间关系扩展到各种地区和全球网络，以及地区间和全球内的多维互动。倪世雄、潜旭明强调，全球化时代传统地缘政治中“国家安全”正让位于“全球安全”，“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尽管传统地缘政治对国际政治实践影响深远，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充分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要求。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反映了学术界对西方理论的反思，也是构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同时，就本文研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如何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这一问题而言，国内学界还没有形成集中的研究成果。相关性文章如科林·弗林特、张晓通较早地批判了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认知基础，指出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的“一带一路”尝试超越西方地缘政治的“权力观”，“国家中心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和海权与陆权对立思维。曾向红则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有别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太极图式的地缘政治想象，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思维模式及海权—陆权两分法，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基础。薛力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外交理念，体现了世界是“无外”的、可以共存的中国传统外交价值取向；西方外交理念有明显不同，具有典型的“我们—你们”、“先进—落后”二元对立的划分，并一直试图用软硬兼施手段将西方之外的“他者”同化到其主导的国际规则中。赵可金、赵远通过考察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指出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并主张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吴志成、吴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内涵与特征、原则与路径和重要贡献等方面进行了解析。
国内学界关于“一带一路”与传统地缘政治关系的探讨以及从世界治理、构建路径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解析，尽管大大丰富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不同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多数停留在政策分析上，未能进一步追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如何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的。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怎样构想未来地缘政治的。这一点尤为重要，随着越发走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关注有增无减，中国未来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中国以什么样的理念思考自身的地缘战略，成为世界各国关心的一大焦点话题。因此，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传统地缘政治超越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对抗性思维和控制扩张思维三个特征入手，对比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地缘政治内涵，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西方精英根深蒂固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有巨大差异，它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基础，是一种整体性的、融合性的、多维度的新地缘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超越
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首先，地缘空间的等级性。西方社会通常被视为是先进的、文明的和自由的，是世界的中心区域。而非西方社会则被视为落后的、野蛮的、专制的，在世界政治地图中处于边缘地位。其次，“大国”和“小国”赋予不同功能。“大国”为实现特定的权力和利益可以牺牲“小国”应有的权益。比如在豪斯霍弗看来，位于大国周围破碎地带的小国，阻碍了大国成长空间，因此大国不可避免的控制政治发展不成熟的小国。地缘空间等级性以及“大国”和“小国”赋予的不同功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西方国家倡导的霸权主义和结盟模式。最后，思维逻辑以维护个人权利和国家利益为基础。不管是马汉的“海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学说”、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还是基辛格崇尚的均势体系、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都隐含着西方学者只着眼于本国国家利益，维护本国的地缘优势，并认为国际政治收益总是处于零和博弈状态。随着全球化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单独以西方视角思考问题已经不合时宜。相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全球主义视角越发不可或缺。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是整体性的地缘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天下”式整体思维观，从“世界—国—家”三位一体视角看待世界。既要实现国家富强、国民幸福，更要求有整体性的世界思维，因为处理好世界性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和人民的家庭幸福。具体而言，这种整体性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构建伙伴关系。霸权主义和结盟方式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区别在于一种是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另一种则是几个国家共同主宰世界。在这两种方式下，世界的持久和平依赖于超级大国的威慑和同盟国的军事遏制。对大多数中小国家而言，不能受到大国的平等对待，大国往往展现出以强凌弱、强买强卖的霸道。而伙伴关系则是国家之间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关系。具体而言，伙伴关系内涵有两层含义：一是，主权平等原则，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各国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内政不受干涉，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二是，奉行多边主义原则，坚持共赢理念，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伙伴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整体性外交思维，既思考中国与伙伴国的外交关系，又兼顾地区和全球的国家间关系构建。在构建和发展伙伴关系过程中，并不排斥地区和全球共同利益，是一种新型的地缘政治观念。正如习近平所倡导的“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在地缘政治实践中，新型地缘政治理念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利用彼此在地缘上的优势寻找共同利益，致力于共同行动，从而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构建起国际合作关系。一旦有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冲突，亦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决。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无论大小都会得到平等对待。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指出，目前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告诉世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决不霸权、不搞扩张。这一外交理念对缓解国际社会的关切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合作共赢理念。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头，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逆势回潮。但这种只顾及自身国家利益，为了本国利益不惜令他国利益受损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已经过时。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相连，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挑战。以往在全球经济出现问题时，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华盛顿共识”和“逆全球化思潮”等，这些都只考虑资本利益而忽视了广大劳动者权益，也未能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新的理念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的合作共赢理念是一剂良药。全球化时代，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也是新型地缘政治应该秉持的理念。一方面，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改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时要强化创新能力，通过创新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把握全球化发展历史趋势，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解决好发展失衡、治理赤字等问题。新时代下需要新的思维去思考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中唯有秉持整体性思维，以合作共赢为理念指引，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世界经济发展才可以有效运转。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文明的断层线中会爆发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由于相互猜疑所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会导致冲突。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冲突的地缘政治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文化强调兼容并包、和合理念，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国历来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文化更反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认为不同国家文化可以做到和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秉持着开放性思维，主张不同文化之间互学互鉴。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反映了在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的阶段性基础上能够为全世界所接受。超越差异和冲突的人类共同利益是国际社会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在文化与文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整体性的地缘政治思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对抗性思维的超越
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又一个特征是对抗性的思想内核。首先，起源思想以对抗性政治哲学观为指导。地理要素是国家权力状态中最稳定因素，而国家则谋求控制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缘空间。地理要素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与国家对空间控制的持续性追求，决定了地缘政治的排他性，更造就了地缘政治的对抗性思维模式。19世纪末，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将达尔文主义引入到政治地理学，其将国家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在优胜劣汰的条件下，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地拓展地理空间。其观点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是对抗性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集中体现。之后鲁道夫·契伦继承了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地缘政治学。国家权力扩张离不开空间拓展，而空间扩张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对抗与冲突。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学从起源思想上便是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建构起来的理论。其次，陆权思维与海权思维的对抗。这一对抗贯穿地缘政治学发展始终。马汉作为最早提出海权理论的学者，将海权与陆权加以明确区分，并进一步指出海权与陆权的冲突不可避免。麦金德继承了马汉关于海权与陆权二分论观点，认为陆权与海权之间的较量是贯穿历史的一条主线。麦金德通过分析马其顿打败希腊以及陆上强国罗马战胜海洋强国迦太基的历史，认为陆上强国向海洋强国发起的挑战中取得了胜利。进而，麦金德认为20世纪初，技术的发展将对大陆国家更加有利。“大陆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对立、地面空间（陆权、海权）和空中空间（空权）的对立，进一步揭示了海陆冲突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正如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研究中所指出的，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冲突是一种反复的现象，“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性质差距一般不能通过竞争或其他互动消除。”最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对抗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的浪潮，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这在本质上约束了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然而，国际社会的不平衡、不平等并没有因为全球化发展而减弱，相反这种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发达国家处于经济链的“上游”，掌握核心技术，占领高端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经济获益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链“下游”，只能通过初级原料供给、劳动加工和低端产品销售，获取少量收益。这种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实质上构成了“中心地区—边缘地区”格局，不仅造就了不同的经济格局，而且在全球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这种趋势增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相互依赖加深了地缘政治的对抗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融合性的思维。具体而言，这种融合性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其思想内核，思想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协和万邦、和谐共生、和而不同与和平共处正是融合性政治哲学观的集中展现。第二，相比于强调陆权与海权对抗的思维，融合性思想主张海权与陆权共生共存。在政治领域，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在安全领域，倡导共建共享原则。一国的安全可能会影响他国，他国的安全也可能对自身产生重大冲击。我们在应对安全问题时必须基于联系性思考，充分考虑自我安全与共同安全之间的互动效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实现普遍安全。”历史一再证明，若想实现自我安全，必须统筹兼顾共同安全与自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与竞争安全、可持续安全与暂时性安全。第三，不同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对抗性，融合性思想强调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协调推进，设法解决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和公平赤字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逐步扩大。在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指导下，一些国家只着眼于自身发展，很少关注共同发展问题。融合性思想强调各国在重视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共同繁荣。传统地缘政治中“核心地区—边缘地区”的思维和现实要改变，必须致力于各国共同发展，抓住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促进技术创新、贸易发展、人员流动和投资便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使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也为沿线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由此可见，自我安全与共同安全融合，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融合是时代趋势，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合性思想对传统地缘政治中对抗性思维的超越。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控制扩张思维的超越
传统地缘政治以寻求控制扩张为理论目标。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地缘政治学产生之初就主张国家对“生存空间”的控制力是国家机体强弱的根本要素，为了控制和扩张更多“生存空间”，大国要不断对周边领土进行兼并和征服。这种控制扩张的思想一直延续在地缘政治政治理论中，主要指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这种理论认为国家要实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要避免被其他国家控制的同时争取自身在竞争中的主导权。地缘政治学的本质是根据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的地理环境基础上，争取对地缘空间的最大影响力，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导权。杰拉德·奥特瓦塞尔认为地理学聚焦于权力，世界地理是权力争夺的历史产物，他们寻求管理、占有和控制一定空间的权力。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学始终充满了对控制力和扩张力的追求。在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合作共赢是对寻求控制扩张思想的否定，追求控制扩张源于国家基于地理因素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会产生地缘政治空间的排他性，地缘空间共享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前提已经过时。在相互依赖的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交织在一起。以何种方式为社会发展拓展地缘空间，成为新地缘政治学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指出，传统地缘政治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增长和空间扩张、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在当今国际社会对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仍有影响，但局限性越来越突出。进而主张从“地缘重心论”视角分析国际关系，提出了各个地缘重心国通过协调合作构建稳定秩序的方案。也有学者结合全球化时代背景，提出了地缘政治理论的新态势、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模型和新合作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全球网络结构是新地缘政治学的关键变量，未来“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也转变为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围绕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寻求公共权威的性质、关系和实现形式”。可见，地缘政治的控制扩张手段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急需要一种综合性、合作性的观念引导世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控制扩张思维，强调多维的地缘理念。具体而言，这种多维的地缘理念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合作共赢的地缘理念。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地缘空间共享性明显加强。平等合作和共商共建成为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新途径。因此提倡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第二，多维的地缘理念。无论是陆权时代，还是海权时代，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着重从军事意义上关注地缘通道和战略要地。然而，这种思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冲击下日益受挫。在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中，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一趋势下，尽管从军事上可以控制某一地理空间，但并不能掌握这一地理空间的民众，他们可以通过网络通讯、文化认同等渠道进行抵制。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思想将实现“中国梦”的“五位一体”的治理格局联通世界，是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的“世界梦”。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种多维地缘理念，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国家之间构建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局限于政治上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更拓展到安全上的共建共享，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文明交流上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上的绿色发展、气候合作等领域。如在东亚地区，域内的韩国、泰国、菲律宾等与美国是军事同盟，同时这些国家也参与中国提出的东亚议程，相关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极大冲击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一维观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多维地缘理念出发，不同的视角考察，会发现地缘政治关系呈现出相互交织的画面。
五、结论
本文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特征出发，对比审视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抗性和控制扩张性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深植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它虽然考虑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但以整体性思维思考世界，致力于对全球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同时它也以融合性思维思考世界，尝试打破陆权海权对抗、“中心—边缘”、零和博弈等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以自我发展带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在关注自我安全的同时，更注重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指引，营造共同安全。最后，它主张以“五位一体”多维度地缘理念审视世界，勾画出了新时代中国地缘思想，为中国特色地缘战略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引。新时代的中国地缘战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理念，构建出新型的中国地缘战略。新时代中国的地缘战略构建，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基本内核，也要批判借鉴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合理部分。传统地缘政治学虽然存在排他性、对抗性等理论倾向，但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部分经典概念命题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仍具有应用价值。一方面，传统地缘政治学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问题的研究方法具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陆权、海权、空权等经典概念对国际政治仍具有重要影响，在国家决策、战略筹划等方面更具有政策可行性和实用意义。
总之，梳理人类命运共同思想本身所蕴含的理念可以发现，该理念最突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认识世界的新思想，有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盲点与不足。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颖和独特之处仅仅是潜在的，怎样使之落地生根、梦想成真取决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国家的协调程度。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期
文章作者：黄凤志 孙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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