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峰 常培育 |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建构与实践要求
颜晓峰 常培育◆文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是千百年来人类发展的共同旨趣。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如何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愈加成为亟待各国人民共同破解的难题。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形成了从理念到纲领，从思想到行动的推进。从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人民携手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然选择。
——颜晓峰 常培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其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来看，包含着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构想，这集中体现在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这铿锵有力、发自肺腑的宣言，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使命的坚定初心，深刻蕴含着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的理性和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不二法门”。探讨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逻辑建构、现实依据和具体路径，有利于澄清相关模糊认识，促进思想的深化、行动的自觉。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的类存在属性的充分展开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类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同时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以各种社会交往融合在一起，以各种社会利益依存在一起。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存在，人类首先是一种类的存在、种的存在，尽管有各种地域、种族、文化、政治的区分，但人类是地球的高等生物，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利是害，影响的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
基于共同性质、共同利益、共同命运，人作为类存在不断发展进步，形成各种因共同生活中的某种纽带联结起来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即人群共同体。比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及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的民族，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密切联系、守望相助、互相帮扶这一本质方面的具体体现。从原始共同体、古代的政治共同体到中世纪的信徒共同体，再到近代的民族共同体、阶级共同体，以及现代国家共同体、国际共同体等，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的充分展开。在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下，人类处于群体本位，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与动物的“群体”完全不同。进入商品交换关系状态，人类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达到了一种个体本位，无数个体成为既合作又竞争的社会角色。尽管人类社会当前仍是主要以个体本位为存在形态，但是现代性诸多问题的破解以及资本主义自我矛盾的发展趋势，表明类本位代替个体本位逐渐成为历史大趋势。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诸多思想家都毫不掩饰对现代性所带来问题的批判态度，他们对工具理性带来的物化现象进行病理学分析，寻求解决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尊重人类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和社会组织之间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本真状态，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和战争，实现全人类的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今天，在整个世界，我们看到了国家内战和分裂、民族对立和战争，看到了领土纠纷和边境对峙，看到了恐怖主义猖獗，紧张气氛滋长。同时，也看到了国际交流合作在加强，共同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体制机制在强化，特别是全世界人民和平的愿望和力量在增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趋势正在形成。
目前，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正在向各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相互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全球地缘政治棋局发生重大变化，亚太地区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焦点。综合国力竞争发生重大变化，竞争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全面展开。近代历史上的一些大国，大多依赖建立殖民体系、对外武力扩张的老路而崛起。进入20世纪，一些国家追逐霸权、武力征服，妄图瓜分和统治世界，使人类惨遭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争霸又把世界拖入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僵局，大国强权和霸权主义盛行，给世界种下不稳定的祸根。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告诉我们，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都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实现人类的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才真正体现了人的类存在属性的一种“应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冷战思维是你死我活的思维，零和思维是非赢即输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一定时代条件的产物，当今世界已发生深刻变化，要从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国家关系和人类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是要打破冷战思维的禁锢，突破零和博弈的旧框，从冷战思维到共同体思维，从零和思维到非零和思维，使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
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地域性构造的共同体，无疑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的一种“强”共同体。讲人类命运、人类利益，首先要讲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国家本位的基本制度下，离开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来谈人类共同利益，显然是空中楼阁；离开了民族命运、国家命运去谈人类共同命运，只能是一厢情愿。不可想象没有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建立在当前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社会分工合作基础之上，包含着处理内部和外部不同组织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系列规则、体制和机制。卡尔·曼海姆认为：“如果一种思想与产生这种思想的现状不符，这种思想就是乌托邦式的。”中国所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超越国家命运共同体发展阶段的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家之间的相处之道是国家内部不同群体相处的“升级版”和高阶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以现代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是立足现实、符合现实的组织状态。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普遍构建国家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和纽带。
当今世界，人们对和平、发展、进步、和谐的追求往往同战争、贫穷、落后、对抗交织在一起，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我们看到，巨大的贫富差距，不仅在国家内部普遍存在，而且在国际社会明显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富国与穷国，北半球与南半球，同是一个人类世界，却是不同的生存世界。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与贫穷之间有必然联系，过去那种认为全球化必然能够帮助贫穷国家赢得比较优势而获得发展的观点并非正确。均衡贸易给人一种误解，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分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间交往加深，同时国际竞争加剧。围绕着资源、市场、规则、权利的利益竞争，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的较量，仍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鲜明地表现出来。道不同，如何相谋？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局势紧张，有的甚至处于战争边缘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袭击，成为笼罩在许多国家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何化解矛盾，推动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难题。矛盾与解决矛盾的出路同生共长，人类现实的矛盾正蕴育着解决矛盾的方式方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绝对地抹杀差异、追求同质，而是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多边协商代替单边独断，用休戚与共代替你死我活，进而达到弥合鸿沟、良性竞争、结束敌对、化解冲突。
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增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掌握和改变的能力。命运共同体是人的共同体，不是物的一种机械的耦合。自觉自为的能动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群体的重要特征。马克思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一部从10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自为能力不断增强的历史。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当今世界，既充满着希望前景，也充满着风险挑战；既存在着向上向好的确定性，也存在着突变偶然的不确定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了对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的高度自信。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增强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共同的自觉意识，激发整体自为能力，在关系未来发展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选择面前，作出理性抉择、展现人类智慧。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从理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历史发展大势、人类共同愿望出发，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各民族和国家一体化的发展逐渐形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概括了自16世纪起人类社会由封闭片面性的、分散独立性的存在渐次转变为整体联系性、一体化的存在的历史。今天，我们能深刻感知到“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的状态,能体会到“各国以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消灭，世界成为“地球村”一样的存在。人类还停留于各民族的地域性存在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是理想的目标，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难免具有抽象性。但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全球化凸显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获得了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也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必定获得具体、丰富的展开。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当代世界展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力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跨国、跨洲、跨洋的大流动、大交换、大往来。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公司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一国的经济目标和发展要求能否实现，与别国的市场波动有重大关联；一国的政权是否稳固，与别国的安全与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国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别国的思想变化和文化追求有不可忽视的冲击和影响。全球化理论专家贝克以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文明或文化过程，是封闭社会的终结，文明发展的动力不再局限于单个国家或群体。世界主义的目标是将全世界内化为一种国家，世界成为不同个人间友好的联合。一种瞬间千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使“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的交往交融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展开。文化冲突依然存在，而且在许多方面难以融合，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文化共识也在形成。价值鸿沟不可否认，而且在很多领域根深蒂固，但共同规则、共同认知、共同价值也在凸显。人类社会的存在愈加成为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成为时代要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是对时代发展的积极回应，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工人没有祖国”，反映了资本国际化以及工人命运一体化的趋向。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和人类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趋势。
每个国家在当今时代都有各自的个性需要和独特问题，但各个国家还要面对人类的共同需要和共同问题。这些需要和问题，与每个国家的需要和问题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超越局部、狭隘、短小的视野和限制，将其作为共同课题，以更宏观的眼光、更具有统摄力的战略，从全局上和根本上加以解决。特别是随着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当人类在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便捷、高效的生活时，全球性的问题、危机、挑战也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无法回避的主要威胁。比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粮食安全、资源能源短缺等涉及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日益增多的公共卫生安全等问题更是攸关人类生存。这些共同问题、危机超越民族国家范围、超出阶级群体限制。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认知，是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命运这一现实存在的自觉意识，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积极回应。只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全人类才能携手应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是形势所需、客观所迫。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世界多元化、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基于人类发展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的辩证互动。人类历史发展在原始时期就萌芽了多样性的种子。不同民族、文明孤立地散落在世界的不同地域，总体发展水平保持大致平衡却不同步，具体发展样态表现多样。这种“多样”，囿于落后的生产力，受限于封闭孤立的状态，摆脱不了发展的片面性和民族局限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掀开了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遍性交融互动的篇章。各国家、地区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国家及个人的不同方面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民族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代替了原有的地域性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性交往的建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时间空间“场域”发生了变化。以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主要在一国或一个民族内部展开，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世界历史形成后，社会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运动冲破地域、民族界限，呈现出民族性和世界性共存。民族性与世界性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之间保持着一定张力。人类发展奏出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线、决定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交响曲。落后与先进并存，文明与野蛮同在，不同的历时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成为共时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国家可以通过彼此间交流互鉴，多方面地从别的国家、民族吸取科学技术、制度机制、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成果。不管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不管欧洲民族还是亚洲民族，其自身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世界交往的大网中，在相互交流、比较、借鉴中被充分揭示出来，其片面性可以发展为全面性的力量。较为落后的民族可以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落后民族、地区不再局限于过去孤立的内源式发展，而是在世界性交往中学习先进，实现跳跃式发展。在这种开放的境遇中，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既要对接以往历史传承下来的有生命力的部分，也要向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文明保持开放。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通过世界性交往不断调整，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开掘出不同的发展样式。民族发展的多样性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得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彰显。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越来越成为多文明的共存。这无疑为各民族、国家间平等协商、互利互助的命运共同体关系构建奠定基础。
不可否认，当前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各国仍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两极对立思维、冷战心态、霸权意识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流行，全人类共同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还在路上。在当今世界历史条件下，国际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国际组织的兴起与活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了条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是19世纪欧洲国家间多边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多元发展状况下人类同谋共商解决问题的重大创造。从19世纪起步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的兴盛发展，国际组织和机构在协商处理共同问题、积极应对共同危机、谋划设计共同前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创造性作用。近年来，国际组织的数目爆炸性增长，各类区域性组织蜂拥而立，国家间经济组织作用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多层次、宽领域、多元主体化的方向迈进。这些为国家之间谋求合作、为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的完善积累了许多经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镜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等等，正是以中国的主动作为，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
人是世界的主体，人与世界的进化互为条件。人在什么程度上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才能在什么水平上建设自己的世界。通常而言，人类共同行动、互助合作的意识往往同人的文明程度和素质水平呈现强关联。文明程度越发达、素质水平越提高，共同行动的意识就越自觉，互助合作的意愿就越强烈。现代人类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依托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人类紧密相连、利益攸关状态的感知更加真实强烈。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以此为基础，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开始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逐渐强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是人类互助合作的共识越来越多、共同协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的重要体现。命运共同体意识、利益共同体意识的逐渐强化，必将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价值观支撑和思想基础。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平等协商、合作共赢
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作为国际社会为之共同奋斗的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飘渺、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是现实、具体的，是可以分步渐进实现的目标。习近平多次在外交场合就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蓝图设想、规划具体路径。其中，平等协商、合作共赢，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落到实处必须把握的基本路径取向。
以尊重国家利益、承认民族差异为前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国家和地区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只有尊重差异，才能平等交流、互鉴互助。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大一统的共同体，并不是要否认国家利益、抹平民族差异。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旨在促进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商与合作，首先是要承认各国自身的利益，维护民族自身的差异。要坚持“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倡导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尊重世界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敌视、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只有坚持尊重国家利益、承认民族差异这一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拥护支持。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以国际法规、国际伦理为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大家庭的事情，要依据相应的国际规则、国家伦理、国际法规和国际伦理，为人类的合作交流提供遵循。法规是“硬杠杠”，伦理是“软约束”，它们共同引导和规范着人类的国际交往。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这些原则构成国际法规和国际伦理的重要内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主要依据，比如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非法使用武力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善意地履行国际义务原则等和主权、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法治的国际价值观。要坚持国际法规和国际伦理的互补，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法规范围内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协商事宜，用国际法指引、约束国际交往；另一方面，以国际伦理规则来规范、评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商交流、互助互动，使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规可依、有法可遵、有章可循。
以联合国及其组织为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机构，在减少局部战争和避免世界大战、根除殖民主义、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国际立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搭建的平台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平等参与决策，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不是无主体、无组织的自发行为，仍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协调保障，有序推进。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枢纽作用，保证联合国这一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转，推动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合作。要增强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利用联合国及其组织长期以来在全球治理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推动联合国及其组织改革创新，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联合国的使命职责。
以平等协商、合作互助、共渡风险为机制。当今时代，全球性的问题、相同的压力、共同的风险，越来越多地摆在世界各国面前，也亟待解决政治合作形式化、经济合作碎片化等挑战。协商是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协商，共同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全球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一起渡过风险，合作互助是化解风险挑战的根本之道。要构建平等协商、合作互助、共渡风险的机制框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平等协商集体制定国际规则；推动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以最大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推动挑战压力面前的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完善风险共渡机制。
以共同发展进步、增强协同效益为目标。“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全球繁荣、增强协同效益，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要求和根本指向。实践证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才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通过资源共享共建、协同联动，才能分散风险，实现规模效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整体观念、全局意识、耦合联动，通过协同效益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汇聚起发展的合力、进步的合力、繁荣的合力，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进步，从而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发展前景。
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内外一体、言行一致的切实行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发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言和倡议，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党和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工作的重大战略。这并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有机统一的坚实行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重大时代课题的一个科学解答，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纲领。
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古代“丝绸之路”，镌刻着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合作的足迹；近代以后，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就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断推进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坚实和平发展的步伐。当前，“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和谐精神的秉承和延续、合作愿望的续写和延伸。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为我国发展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因而是中国人民集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的心声所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向人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党和国家向世界各国、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仅要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坐标、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坐标、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来认识，而且要从中国国际地位的历史坐标来认识。近年来，围绕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方案，形成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展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纲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中国是首倡者，但不是置身事外的设计者、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向全世界人民庄重表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率先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已经正式投入运营。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有承诺，就有行动。近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安全、发展与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解决了13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大批早期收获项目落地开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国不断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同国际社会一道践行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承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行动。
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文章作者：颜晓峰 常培育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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