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生 | 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滕文生◆文
东西方古代文明都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东西方文明不可能孤立存在与发展，总要进行相互交流、互学互鉴，在互学互鉴中彼此促进、共同进步，实现各自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进入21世纪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成大变局的主要内容及其标志是多方面的，其现状的基本面和发展的主流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最终决定各种具体变局和大变局的是世界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开展“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合作建设是其当下最适宜的实践平台，这一倡议的实现需要确定正确的原则并经全人类的漫长奋斗。中国必定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业始终如一的自觉开拓者。
——滕文生
尽管东西方文明特色不同，其产生和发展总是有先有后，价值和贡献各具特色，但总是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21世纪以后，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其现状的基本面和发展的主流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的。无论从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还是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人类文明新的进步的宏伟目标是必定能实现的。
一、东西方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及其各自的特色和优势
在古代世界，先后形成了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等几大人类古文明。这几大古文明，如果按照世界的东方与西方来划分，主要是以中国、印度和西亚国家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这两大文明体系。它们既具有不同的形成发展基础和特色优势，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千百年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一）东方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及其特色与优势
从文明的社会制度属性来说，东方古代的农耕文明属于前资本主义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之一，其在漫长的农耕物质生产及其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农耕的生产方式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虽然缓慢但比较稳定，因而能持续得到渐进式的发展与进步。这种东方的农耕文明持续了几千年，曾经为古代世界的人类文明做出了持久的重大贡献，其重要特色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倡导和而不同，追求和合统一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处理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主张承认和尊重客观事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承认和尊重事物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承认和尊重不同事物不同观点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是新事物新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异相补，相反相成”“天地万物为一体”等,体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
2.倡导个人自律，追求集体智慧
这是中国古代先贤们确立的辩证认识个人与集体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关系的重要思想，就是主张重视社会集体的作用，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坚持自律以服从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同时集体应保障个人正当利益和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实现集体事业与个人事业的有机统一。中国古训中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名言，都体现了这种倡导和追求。
3.倡导民本思想，追求理政安民
这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核心政治思想，就是主张必须重视人民的力量和民心民意，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求为政者要向着亲民、安民、富民、乐民的方向而努力，要“以安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这种在中国商、周和秦、汉时期就已确立的基本政治理念，对于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倡导为政以德，追求德法共治
这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则，就是强调道德教化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要求为政者在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应坚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道德教育与法律惩处、内在自律与外在他律结合起来，而且要以德治、教育、自律作为治理之本，认为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中国古籍中所说的“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等，都体现了这样的原则。
5.倡导中庸之道，追求实事求是
这是中国古代先哲们摸索出来的既切合实际又十分高明的治政智慧，就是主张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各种事务要“执两用中”，防止“过头”与“不及”，避免走极端而偏离实际；同时认为人们的认识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要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政策与实际相符合、相统一。中国古人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言实相符”“实事求是”“事务而成，事求而真”等论述，都是讲的这个道理。
6.倡导天人合一，追求自强不息
这是中华文明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以及人生态度的精辟认识，就是认为天即自然之天、天界即自然界，人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使人与自然和谐相生；同时认为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完全可以根据其客观规律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不断推动社会前进。中国古籍中所述的“天道即是民道，天听即是民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等，都蕴含着这种既尊重自然规律又励志奋进的精神。
7.倡导综合方法，追求整体平衡
这是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别具智慧和特色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就是认为要善于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一个整体，从整体上和全局上加以分析与考察，以得到比较全面的认识并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同时主张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应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不走向偏颇和极端。这就是中国古代先贤所形容和追求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的思想境界。
8.倡导同舟共济，追求天下为公
这是中华文明关于理想社会以及如何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政治理念，就是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实现天下为民，最终达到天下大同。因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不为“天下之民”，就无所谓“天下为公”“天下大同”。认为在通往大同天下、大同世界的征途上，人们应该秉持团结合作精神，齐心协力，和衷共济。中国古代学者关于“知民则哲，为民则贤”“以天下论者，必同天下之利，必循天下为公”等论断，都反映了这样的追求。
9.倡导以德为邻，追求万国安宁
这是中华文明关于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智慧，就是主张国与国之间要像有德行的邻居那样诚信相处、守望相助，立己达人而兼善天下，最终使天下和平、万国咸宁。中国古代所谓“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等，都是关于这一思想的明确宣示。
10.倡导革故鼎新，追求与时俱进
这是中华文明关于发展观和发展阶段论的重要思想原则，就是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们要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进程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始终站在时代和实践前列，就必须解放思想、推陈出新而不能因循守旧。中国古代学者的“因事制宜，随世而制，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论述，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明所具有的这些特色与优势，已成为东方文明、东方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同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为当今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二）西方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及其特色与优势
从文明的社会制度属性来说，欧洲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工商业文明属于资本主义文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明是西方古代文明的代表之一，其在长期工商业物质生产及其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工商业的生产方式是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比较迅速，有时甚至是突飞猛进的。这种西方的工商业文明曾为古代世界尤其是近代世界的人类文明做出了空前的重大贡献，其特色与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倡导天赋人权，追求个性解放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认为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这一思想主张人的权利是“天生的”虽然并不科学，但在指导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中，鼓励人们追求个性解放，推翻教会的神权统治，摆脱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是具有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的。
2.倡导人本思想，追求自由平等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价值观念，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提出来的，就是认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以此来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从而打破了长达1000多年的欧洲中世纪的神学统治，把以神为本转变成以人为本，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这一价值观念从思想上政治上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工业文明的缔造奠定了基础。
3.倡导市场竞争，追求创新发展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断实现扩大再生产和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机制，就是认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配置资源和调节价格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的竞争和调节作用，使土地、矿产、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和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间实现有效配置，从而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同时，市场竞争产生的优胜劣汰机制，也会促使和激励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能够在不到100年中创造出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的经济奇迹，对于延续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演进到为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的近现代商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功不可没的。而市场竞争存在的自发性、纠错的滞后性以及由资本的自由逐利带来的自私自利和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性，则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施干预和调节措施，需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来弥补和解决，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是值得后起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学习和借鉴的。
4.倡导社会契约，追求民主法制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关于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为实现对国家、社会的有效治理，每个自然人都需要放弃和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社会和国家，制定大家认可和遵守的共同契约，并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实行民主与法制的治理，以维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财产。这一思想政治理念对推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5.倡导分析方法，追求实证效应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别具特色和智慧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就是主张对社会和自然界的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强调把事物分解成单独的组成部分分别加以研究，达到研究的精细化和准确化。这也就是在研究中注重运用逻辑思维，通过大量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以及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得出研究的结论，再拿到实验中去验证，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的科学认识。这样的思想方法，对于打破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束缚，确立实证主义的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6.倡导实用主义，追求功利为先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关于处理认识与实践关系的一种思想理念，就是认为知识和经验是实践和行动的工具，任何实践和行动都要以能否带来实际功用和效能为衡量标准，一切以功利为先，信奉有用即真理。这一思想理念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激发人们的实践和探索热情，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注重务实、不尚空谈的风气，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但是，这种思想理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它割裂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的事实表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将自己的认识和取得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实践中去，并不总是能够取得成功和收到实效的，往往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败，而失败正是成功之母。如果一味简单地以能否成功、是否有用作为检验和衡量的标准，就会犯患得患失的保守主义或急功近利的狭隘功利主义的错误。
欧洲近代以来的文明所具有的这些特色与优势，已成为西方文明、西方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只要同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以为当今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间的事物都是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永远同时存在的。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也都是优势与劣势、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的。因此，对待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科学的态度都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继优汰劣，都应坚持“因时而变、随事制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从而使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共同的发展中，都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二、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互学互鉴及其历史意义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轨迹一再证明，任何一种社会文明，不管它产生于何时何地，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与发展，都是同其他社会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而且都是在彼此的互学互鉴中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东西方文明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一）公元9世纪至10世纪的西亚阿拉伯地区进行的“百年翻译运动”，对欧洲文明发展实现重大历史性转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830年至930年的100年间，正是西亚阿拉伯帝国的阿巴斯王朝时期，在几代哈里发的倡导和支持下，在巴格达设立的“智慧宫”中，集中了一大批阿拉伯翻译家、学者和一些犹太学者。他们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同时，他们在研究和翻译中，还吸收了波斯、中国、印度在哲学、数学、医学、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文化成果。他们翻译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著作，欧吉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人的数学天文学著作，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人的医学著作，毕达哥拉斯等人的文学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到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于欧洲摆脱中世纪的神学黑暗统治，开启文艺复兴运动，推动欧洲和西方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这在欧洲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和政要中，可以说是普遍公认的。
（二）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经过中亚、西亚、北非先后传播到欧洲，对欧洲和西方的近代工商业文明及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马克思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与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他说：四大文明对欧洲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详细谈到了中国古代文明对近代英国和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贡献。除四大发明外，他还通过大量史料，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煤炭技术、鼓风炉、炼钢工艺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代所创造的及其以前所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说：我的中心论点是，英国人并非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早期中国的发明和技术思想，这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年至2300年的中国许多创造性发明上。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
（三）中国明末清初，也就是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200年间，中国同欧洲进行了一次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文化大交流，无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进步，还是对中国逐渐开启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这次文化大交流在东西方文明的互学互鉴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如果说在中国的元朝时期，中欧之间思想文化上的直接交流还是一个初始阶段，那么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由于双方当政者们的支持尤其是双方一大批学者——如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欧洲的利玛窦等一批传教士和莱布尼茨、伏尔泰、霍尔巴赫、魁奈等——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其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形成了中学西传与西学东传的互动局面，达到了中学与西学互学互鉴、互补互进的新境界。随着中学的西传，欧洲出现了从17世纪到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莱布尼茨说：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如果说我们在工艺技术方面与中国并驾齐驱，在思辨科学方面走在中国前面，那么在适用哲学、道德戒律和适用于现实生活的政治方面，中国肯定超过我们。霍尔巴赫认为：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改朝换代，孔子的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伏尔泰更是孔子思想的崇拜者，他曾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将“孔庙大主持”作为笔名。霍尔巴赫强调：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您应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艺术的摇篮且给了西方许多东西。孟德斯鸠说：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这种道德是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不拥有的。魁奈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之上；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
17至18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中国文化热”及其对欧洲启蒙思想运动兴起和法国大革命爆发产生的影响，可以用三位欧美学者的话来表述。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中国文明开始就被推为模范文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对于18世纪的欧洲哲学的发展，发现和认识中国起了决定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革命做了思想准备。这次的中学西传，不仅对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美国独立后政治制度的创建也起到了借鉴作用。美国开国创始人之一富兰克林说：孔子这个著名的东方改革家开创了一个先例，当看到自己的国家社会沉沦、各种歪风邪气泛滥时，他致力于教育上层人士并用自己的理论引导他们走向高尚，普通大众纷纷效仿他们，这个方式对人类产生了伟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富兰克林认为，在美国开国后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中，要注重对参与治国理政的“上层人士”的教育，然后达到“以上率下”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要借鉴儒家的“修身为先”思想。
相比中学西传，在欧洲出现了100年的“中国文化热”，而西学东传虽然没有在中国出现“欧洲文化热”，但其影响也是深远的。西学东传带来的欧洲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文化成果，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对中国近代科技和工业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助产作用。同时，这次西学东传带来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为当时尚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思想文化园地也射入了一束新的亮光，为后来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西方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做了思想准备。
（四）20世纪初，以西学东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与欧洲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播到中国和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标志着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和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走向了新的高潮与境域，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在其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经过对西学东渐传来的西方各种思潮，包括对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决定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开了新生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100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三大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使中国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由西方传播到东方和世界各地的。这是西方文明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又一个历史贡献。
当我们回顾东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互学互鉴及其影响与意义时，不妨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东方古代文明的产生与灿烂发展，那么古代世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知要逊色多少，也许其进步过程要缓慢和减色得多；如果没有在吸收借鉴希腊文明和阿拉伯、中国、印度等东方文明基础上开启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直到所缔造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迅猛发展，那么近代世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不知道要逊色多少，那样也就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内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的历史局面；如果没有苏联和东欧、中国等西方与东方国家，先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缔造了与资本主义文明互较互竞、互学互鉴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那么当代世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不知要逊色多少。可以说，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拯救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不可能缔造生机勃勃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在黑暗的旧社会不知还要度过多长时间。
以上设想不是要做历史的假设——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只是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说明和强调：从古到今，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无论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哪个国家和地区，总是要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不断开辟道路的，这是任何困难和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永恒”。从古到今，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都不可能是单独存在和发展的，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打通各种渠道和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相互交流和互学互鉴，总是在互学互鉴中促进共同进步，实现各自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人类的各种文明形态不会也不可能是同时产生和齐头并进的，其产生和发展总是有先有后，其价值和贡献也总是各有特色，而不会是等量齐观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可以独擅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可以独盛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舞台，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永恒”。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文章作者：滕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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