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 刘行 | 批判与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的新经济全球化
陈旭 刘行◆文
资本逻辑规制下的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发展失衡、规则滞后、公平赤字等多重困境。究其根源，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已无法满足其“物质内容”，即二战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及其治理体系无法满足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要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作出根本性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批判性立场出发，力求在价值层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作出理性规约，在实践层面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观变革、促进全球化的内容整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问题将不再是局限于“解释世界”的理性反思，而是一种作为“改变世界”的能动性力量，为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提供根本动力。
——陈旭 刘行
经济全球化是资源和要素全球配置过程的形象表述，它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地区间联系、交往日益加深、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始于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受到资本内在权力逻辑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自始就伴随着矛盾与冲突。原因是：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必然地使其冲出民族和国家的疆域，力求以“时间消灭空间”，并以“驾驭一切”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对立和剥削。经数百年的发展，现有的全球治理范式在应对发展失衡、全球化撕裂、地缘政治冲突等人类生存发展的难题时则显得“力不从心”。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理念引领经济全球化回归到以人为主体的共同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叙事，其历史性出场无疑为批判性反思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进路，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重构提供了新的实践方向。
一、经济全球化的多重困境及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传统闭环遭受重创，由资本的普遍剥削性导致的发展失衡、规则失效、公平失信等问题尤为突出。传统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受到空前质疑与批判。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发展失衡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趋势，这已经为理论与实践所充分证明。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地区间交往并促进了全球发展，但也带来了以发展失衡为表征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其一，全球发展失衡在宏观层面体现为国家间、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先发优势维护二战以来不对等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制定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规则和金融制度，以此来控制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产业链，并且通过掌控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剥削的战略目的。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控制了全球的资源流向，而且还控制了全球经济的价值流向，导致大批落后国家陷入依附性发展模式，呈现出“贫穷—发展—更贫穷”的逻辑怪圈，最终走向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主导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从分工的视角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控制在国际分工体系下游，为其生产低附加值、高消耗的产品类型。在跨国资本整合下，国际分工体系的复杂程度远超大工业时代军事入侵的直接剥削，演变为一种看似公平合理的隐性经济剥削制度。相较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显性矛盾而言，以经济渗透、经济剥削为表征的隐性矛盾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国际分工体系的确立，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已经由表层的强制性控制走向深层的嵌入性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全球扩张进一步弱化了落后国家的斗争能力，使得世界范围的劳动者联合成为一种奢想，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远比军事控制更加困难。其二，全球发展失衡在微观层面表现为国际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极端对立。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正在叠加，财富极速向世界上1%的精英群体集中；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仅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相反生存状态愈发艰难。根据瑞信银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全球拥有百万财富的人口占世界成年人口的比重为1%左右，他们掌握着全球约45.2%的财富；全球最不富裕的6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不足全球的2%；处于金字塔中间的人口占比从26%增长至44%，而财富却几乎没有变化（见图1）。由此表明，财富分配失衡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后果是严重的阶层固化，还有与之伴随的大规模失业、普遍性贫穷和群体矛盾激化。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病症”是无产阶级数量的激增和中产阶级群体的锐减，突出表现为“精英过度”。如果大多数利益受损民众感到自己被“精英”所抛弃，将自身视为全球化的牺牲品，那么其会产生极大愤怒，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逆）全球化思潮。近些年，西方兴起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就是反（逆）全球化思潮在不同领域的映射。可见，发展失衡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规则失效
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最具普遍意义的交往实践，必须在一系列参与规则的制约、规范与训导下才能有序进行。但是，从全球化进程的现有规则来看，仍是延续二战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当前的国际规则已经无法充分反映全球化不断发展变化的趋势，其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国际规则无法适应新的全球分工格局。随着全球产业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以亚非拉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变化趋势表明，新的全球分工格局正日益形成。由于全球化始终延续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确立的国际规则体系，导致全球产业分工的价值链仍处于原有的闭合态势，阻碍着新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形成条件。并且，传统国际规则的排他性致使全球市场呈现出封闭化、碎片化趋势，难以抵御全球化纵深发展后不断激增的金融风险和贸易风险。二是国际规则无法反映国际力量的演变态势。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对比反差的增强，推动前者在国际舞台和世界贸易中寻求更大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一些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设的经济组织正成为国际经济贸易交流和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重要平台。然而，当前的国际规则并没有反映出新兴经济体与传统发达经济体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三是现行国际规则无法规约全球治理的主体责任。国际规则体系确立之初的主要功能是以制度化的形式锁定未来资本全球权力的等级结构，其背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己主义的考量。因此，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不能阻止国家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也不能使发达国家自愿承担起相应的全球治理责任和义务。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部分西方国家不但没有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反而借以各种手段推卸责任，甚至不惜走上“撕裂全球化”的道路。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智库创始人Laurel表示，“在全球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宣布其疫苗为全球公共产品，做出了帮助他国拯救生命的大国承诺，而美国则继续向世界兜售其战争物资。中美全球治理观形成鲜明对比。”可见，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并未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而国际规则的“自我规制”功能和“强制约束”功能在资本的全球权力面前亦无法真正实现。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公平失信
现阶段，反（逆）全球化思潮的市场接受度之所以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价值上有失道义。公平问题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是以不公平的现实形态诉说着对世界公平的渴望。然而，既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不仅无法弥合发展的鸿沟，反而因“公平赤字”的积累导致“信任存量”的耗尽。世界范围内的公平失信并非偶然的分配不均所致，它的存在有其理论和现实上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根植于“市民社会”的哲学立场，“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是私人等级制。黑格尔承认“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全球蔓延，世界市场体系被历史性地建构出来，“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也随之内嵌其中。在经济全球化的叙事中，各主权国家都是世界市场中的平等主体，但在主体间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却有着现实的等级差异。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为尽可能满足拥有“资本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需要，一方面在形式上鼓吹各个主体之间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在实质上促使主体间等级差异的形成。尽管资本主义开辟了全球化道路，但却与作为全球伦理基础的公平正义渐行渐远。从现实上讲，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它自己产生的风险中得到“滋养”，从而确立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政治交往和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这也为其推行全方位的新帝国主义战略提供了制度便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世界贸易的过程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自由市场制度，促逼它们进行改革并走上私有化、市场化甚至西方化的道路，以最大限度地开放资本市场，从而达到控制他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目的。“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为资本争自由的运动，目前西方各国政府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降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并通过贸易制裁和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即实行非调控化（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 ‘三化’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显然，资本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核心逻辑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国家内部的发展往往都建立在对别国的敲诈、渗透、殖民、剥削的基础之上。因而，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缺乏基本的国际道义，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难以弥合的公平失信问题。
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内在逻辑的批判性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以社会生产力为表征的“物质内容”决定以生产关系为表征的“社会形式”，后者对前者起促进作用，为前者提供合理性论证。随着人类历史的阶段化演进，一旦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形式”无法满足“物质内容”的现实要求，便会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桎梏。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逻辑便是如此。因此，批判性考察经济全球化，只有从对它起决定作用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对其起促进（或制约）作用的“社会形式”——世界经济秩序及其治理体系入手，才能从深层开显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一）事实层面：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转移资本主义内部矛盾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不仅未能解决其内部“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矛盾，反而还将这种内部矛盾进行了外部性转嫁，试图以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消化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其内部特有的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的践履与调适，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通过将市场范围由地域性扩展至全球性，以满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扩张本性，不仅把资本的剥削对象扩展至全体人类，还在制度层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二是把由资本内在逻辑的固有矛盾向全球转移，以达到转化矛盾和分解矛盾的战略目的。马克思很早就预示了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而当今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所呈现出的衰退景象远远要比马克思在19世纪所想象得更触目惊心。与马克思所处时代不同的是，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一种极其隐匿的方式取代了明目张胆的暴力入侵，使得资本的剥削形式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合法化和本质化的特征。其中，高度的组织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载体形式更加多样复杂，已经远远超出了军事入侵等强制性范畴；高度的合法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具体样式更加掩人耳目，即打着“共同发展”的旗号做出“以邻为壑”的经济行为；高度的本质化意味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方式路径更加依赖于资本运动，这一点尤其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概言之，经济全球化作为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活动，不仅在“物质内容”上实现了由“世界市场”向“经济全球化”的跃升，而且在“社会形式”上由早期刚性的军事武力入侵的形式化统治过渡到了更为柔性的以技术、制度、文化等为手段的嵌入性统治。
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种种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的外化表现，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已经达到了作为创造性力量的生产力的发展极限。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矛盾不仅未能得到缓和，反而在充分发展的世界市场——全球化时代到来后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与消费、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接二连三上演，导致逆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愈发高涨，经济全球化面临着撕裂的风险。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占比逐年增高，必然要求更为透明公平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更加充分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了维护其固有利益，采取各种方式、手段制造贸易壁垒，将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关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领域之外，力图巩固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限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可见，看似由全球化自身所引致的撕裂风险，其深层根源却是数百年来大行其道的资本主义全球权力架构。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不仅无助于规避全球化撕裂的风险，而且会将这种风险无限放大，成为生产力普遍发展的核心障碍。因此，要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作出变革。然而，这一“社会形式”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下，任何试图对其作出改变的活动都被这一视作“反体系”的主张被加以抨击或抹黑，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这一意识形态以维护国际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但却忽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社会形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物质内容”在历史根脉上开出的文明之花，必然地要承受“物质内容”的历史检验与变革，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性所在。
（二）价值层面：世界经济政治化以谋求资本主义制度霸权
现阶段经济全球化所呈现出的“社会形式”不仅无法与由全球生产力发展所表征的“物质内容”相匹配，而且也无法与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要求相匹配。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依然延续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其世界历史的根基在于随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成长了的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工业（资本）追求利润必然推动自身“向海洋进取”，并与遥远国家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又是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资本的扩张促使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冲出了国家的范围，创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世界体系”，也扩大了民族间的物质生产联系。“这种扩大了的联系也提供了殖民事业的手段。成长了的市民社会都被驱使推动这种事业——零散的或系统的，并且由于这种事业，市民社会使其一部分人口在新的土地上回复到家庭原则，同时也为本身在工业上创造了新的需要和开辟了新的劳动园地。”因此，在资本主义开辟的具有殖民特性的世界市场中，一切联系都只是抽象的联系，即不同成员间在形式上的联合；一切发展都只是片面的发展，即为了填补“霸权”一方的欲望沟壑；一切交往都只是单维的交往，即宗主国支配殖民地的交往实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背后实际上所掩盖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通常以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才使得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必然不会是资源的全球配置、商品的全球交换这样简单，而是暗藏着在全球范围推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这一更深层次的动机。正因如此，由资本宰制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消灭了生产资料和人口资源的分散状态，在更有效率的全球资源整合中实现生产资料向少数人手中聚集，而且还将资本主义内部制造的对立关系和等级结构扩散至全球，在压迫、剥削、奴役的世界交往关系中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霸权。如果按照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以暴力强制和欺诈渗透的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存在，经济全球化对于全球自然资源的榨取和对工人群体的折磨就一刻也不能停息。因此，人类要想走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的种种历史困境，就必须扬弃全球化的“社会形式”——由资本宰制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一旦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实现变革，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必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一个真正公平正义、普惠共荣的全球化才会到来。
如果说马克思在理论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本质的开显，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实践层面试图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变革当前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进而打造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发展更加健康的全球经济、凝聚更大共识的全球意识，以及权责利更加分明的全球治理模式。现阶段，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外在显现，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仍旧适用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当代叙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化重构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价值规约
资本逻辑宰制的全球化的价值取向有悖于人类整体的发展诉求，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价值正当性备受质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人类共同发展为旨归，其内蕴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理念，能够从价值层面对人类的全球性实践活动作出理性规约，进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从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来看，其核心原则表现为各个经济体的共同参与。但目前的实际状况是：一方面，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开放指数’不断下滑，全球开放共识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执行上作出了“选择性开放”，即一种由“资本”进行自由筛选后的局部性开放。这种经济全球化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实际上，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宿。构建以开放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回归全球化的本质逻辑，对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行价值规约和理论矫正，以此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能够体现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表明，经济全球化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一帆风顺的线性发展状态，必然会经历“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螺旋式上升。所以，阶段性的扩张和收缩并不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它所呈现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全球化矛盾积累和消解转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诸多矛盾在原有的治理框架中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进入新一轮的调整。当前，全新的分工格局愈发成熟，较为完整的全球生产链、供应链、消费链业已成型，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和专业化协作程度越来越高、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塑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克服资本单一的食利本性，推动经济全球化回归其开放的逻辑本质。
（二）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明显不足，这与二战后建立的不对等、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有着直接关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满足包容性的价值要求，必须在变革传统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规约资本的无序发展及其野蛮生长，引导经济全球化脱离“西方化”的发展陷阱。经济全球化的包容性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国家间、地区间的包容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应该超越差异和分歧，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是哪一部分地区或哪几个国家的经济活动，而是世界各国共同参与的经济过程。参与性原则既是经济全球化公平性的价值体现，也是效率最大化的本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包容性内蕴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应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统一。第二层含义是对各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包容性。在发展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对某一制度形态或发展道路的绝对优越性，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共识主义的治理模式消解道路霸权。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经济全球化是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发展道路多样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为特征的包容性发展格局。此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也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主张的价值合理性，揭示了西式现代化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其蕴涵“聚同化异”的辩证思想为包容性发展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聚同”强调整体性意义上的世界各国的“动态联合”，它不同于西方中心论意义上的“制度整合”；“化异”强调能动性的“价值认异”，即在“认异”基础上实现“认同”的目的，表现为尊重各国不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价值。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主张是“聚同化异”辩证法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呈现，彰显中国促进全球包容发展的方法论自觉。
（三）经济全球化的普惠性
普惠性是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导向。所谓全球化的普惠性，旨在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红利惠及不同国家、民族、群体。然而，现实的全球化在资本逻辑宰制下，不断加剧财富的极化效应。这一结果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映射。资本在全球范围具有高度流动性，而劳动力只能流动于本国之内。资本的食利本性使其天然地流向了劳动力廉价和原材料成本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流动性较低的劳动力只能被动接受更为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更高的失业风险。如果假设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由资本全球化转换为劳动力全球化，将资本的流动锁定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那么劳动力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为优质的待遇，劳动收益的积累性增强，资本由于受到流动性的限制，其积累性的复利收益空间逼仄。此时劳动阶级的劳动收益便会与资产阶级的资本收益达成一种均衡，商品相对过剩的危机也会因此大大减弱。虽然这一假设尚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但却可以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替代假设中的劳动力全球流动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即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惠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智慧。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局，另一方面在国内建立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了国际贸易投资与国内民生建设的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保证了经济全球化可以泽润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模式在价值形态上是普惠的，它不但要求资本必须在有序、有限的范围内生长，而且能够将资本自身的社会权力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社会意识。因此，以普惠性为价值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必须对大行其道的资本逻辑进行规训，以最大限度实现资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历史价值，将发展目的从全球化本身引向全球化背后的人类共同利益实现。
（四）经济全球化的平衡性
平衡性是经济全球化的理性诉求。如果说普惠性强调的是结果正义，那么平衡性更侧重规则正义。这种平衡性是相对于当前失衡的全球发展现状而言的，并非指基于自然禀赋的空间不平衡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工业革命点燃了资本压抑已久的贪婪之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各种先发优势，始终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而存在，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不断被边缘化和外围化。这恰恰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所在：由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形式上宣称“平等参与”，但是在内容和结果上却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对立，推动形成“中心—边缘”等级化、差异化的世界格局 ，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创造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发展的不平衡定律天然存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资本全球权力等级结构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感叹：“全球化4.0才刚刚开始，却已经令我们猝不及防，仅停留在对现有机制的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设计，才能规避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抓住新机遇。”因此，作为区别于当前全球化的新经济全球化，其价值规约首先要体现在能够对当前世界经济体中的阶级主义倾向进行矫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且发展形式基于互利合作，而非以邻为壑，体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平衡发展要求；同时，它坚持走人民立场的共同发展道路，主张全球化的发展红利要惠及全体人民，而不应该由小部分人独享，体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平衡发展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环节，为重塑经济全球化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必将推动全球化走向机会均等、规则平等、过程合理和结果平衡。
（五）经济全球化的共赢性
共赢性是经济全球化的价值目标。从全球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以现代文明自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大多建立在对他国的剥削和入侵之上，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单赢”的发展模式。很明显，这种“单赢”发展模式在以要素跨国流动和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愈发难以为继。自21世纪初，全球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国际分工形态的深刻变革，表现为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形态向以要素划界的现代分工形态转变。在传统分工形态下，利益分配格局失衡并不必然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只要世界各国没有退回“关闭国门”的状态，全球生产的“机器”就会照样运转。而在现代分工形态下，以要素参与国际市场分工则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边界移至生产环节，国与国通过“投入—产出”紧密相连，而彼此又仅为全球生产链条的一个节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如某一国家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生产能力衰退，都必然导致全球生产链条受阻，从而影响最终生产的顺利进行。这意味着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共赢性”的内在需要。习近平主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然而，就当前国际生产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很难满足全球价值链的分工需求。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时候，就必须对生产关系作出变革以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此，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向共赢，不仅仅是各行为体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批判性反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建构性地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了价值规约，进而为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奠定了基础。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经济全球化重塑
面对全球动荡不安的现实状况，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矛盾。原因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客观上要求全球治理的集体合作，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决定了全球合作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引领人类迈向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发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一）共商共建共享：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革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逐渐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但“西方中心论”的问题是，它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消灭在资本逻辑的抽象同一性之中，将全球化颠倒为世界“西方化”的某个环节。西方国家从“西方中心论”的治理观出发，经济上为落后国家提供西式现代化道路“样本”，政治上鼓吹资本主义抽象民主制，文化上大搞意识形态输出，力求将落后国家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权力体系中，进而形成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和全球格局。所以，福山早在20世纪就宣称历史已经走向终结——“构成历史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不可能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的真正的大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西方中心论”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公共空间被跨国资本无限度压榨，导致全球化被片面地还原为“资本全球化”。受资本全球权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即全球资源配置的“资金流向中心化、资源流向单向化”、国家间交往的“冲突对抗化、零和博弈化”、发展格局的“中心—边缘化”以及主体存在方式的“奴役与被奴役化”。
针对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习近平主席站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高度，创造性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倡议，以从根本上破解只见“物”不见“人”的全球化困境，推动全球发展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价值跃升。其中，“共商”是经济全球化秩序重塑的逻辑前提；“共建”指的是经济全球化秩序重塑的现实路径；“共享”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秩序重塑的价值归宿。“共商共建共享”作为一种区别于以往经济全球化秩序的实践倡议，一方面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全球化实践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顺应了各主权国家全球交往实践的交互性发展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无数国际事件表明，任何“单边主义”都只能是两败俱伤。因此，“共商共建共享”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秩序重塑的理性诉求，更多的是一种推动全球治理观变革的实践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来看，这是由当前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所决定的：正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产品消费等方面占比越来越大，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必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发达经济体拥有同等的话语权、决定权；由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治理事务的参与度、贡献度越来越高，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有实力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秩序的重塑中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倡议从经济全球化“物质内容”的发展实际出发，力图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及其治理体系进行变革，从而使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更好适应其“物质内容”。
（二）“五大方面”：促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内容整合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以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为表征的全球化“物质内容”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涵盖领域已远远超出传统单一的经济范畴；加之现阶段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传统型与非传统型安全问题的倒逼，构建涵盖“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在内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势在必行。面对由世界经济问题而衍生出的政治、文化、生态等全球性问题，资本逻辑起主导作用的单一全球化内容显然已无法应对。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主席提出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方面入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全新世界图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容，不仅是走出现阶段全球化困境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持久和平”满足的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外部条件，“普遍安全”满足的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基本保障，“共同繁荣”满足的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核心目标，“开放包容”满足的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价值导向，“清洁美丽”满足的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主体生存需要。如果说“共商共建共享”从治理层面回答了“谁来参与、如何参与、为何参与”的问题，那么“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这“五大方面”则从实践层面回答了“治理内容、治理目标”的问题。综上，“五大方面”有机统一、互为整体，共同补齐了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内容短板，为人类文明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价值跃升指明了具体路径。
就目前而言，全球化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社会形式”的非正义性；另一方面在于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全球化“物质内容”的局限性。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涵盖人类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综合系统，经济全球化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形式。具体来说，全球化的秩序重塑就是要实现发展主体、发展内容、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发展主体上，要由单一主体或者说单核主体向多极主体进行转变；在发展内容上，要由单一的经济视界向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转变；在发展方式上，要由主客对立的工业文明范式向主客融通的生态文明范式进行转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秩序重塑，不仅从“社会形式”方面超越了既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在“社会内容”方面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单向度属性，推动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朝着全面协调、整体统一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能够体现新型全球化理念的世界图景构想，既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人类生存发展本性，深刻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逻辑统一。
文章来源：《经济问题》2022年第9期
文章作者：陈旭 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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