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全面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

十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相关概念越来越科学精准，实践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愧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具有区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品质，为21世纪世界之变、时代之问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旨在完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基于单个国家利益的倡议，而是旨在完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倡议。已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我更新，总体上都在世界性民族国家体制或西方文明主导下的框架内思考国际秩序和世界之变，往往局限于发达国家国际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经验来维护和重构国际体系，对于大变局下异质文明发展的包容性强调不多，对于动荡变革期下人类命运的整体性长远性战略思考更少。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个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世界历史、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等理论精华，从国际关系整体性发展和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实践需求出发，结合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视野和国际体系视野，不是从一国的民族利益出发，而是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呼应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期待，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思维，建设一种以多元文明和共同责任为本位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

具体的实践的国际主义行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当代乌托邦，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国际主义行动。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体系都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中探索出来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原则时，提到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平等和主权原则，日内瓦公约中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以及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承继国际社会用血与火探索出来的主权平等、沟通协商、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等精神财富，在全球协商和全球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基于人类共识的合理公正的世界秩序。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限于展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蓝图，它还创新出更加具体和操作性的国际共同体形态。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形态，这些具体形态涉及国际治理的多个领域和区域，初步形成了实实在在的领域共同体网络、区域共同体网络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比如，既有人类卫生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具体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体形态，又有亚太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形态，还有中老、中巴中缅等双边命运共同体形态。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成果，在不同的实践平台方面得以体现出来。比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截至2022年，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努力实现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

丰富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是“话语竞争工具”，而是包含了丰富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意蕴。首先，任何国际政治理论和概念均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际政治概念均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用更加完善的方案来重塑国际话语权，这是话语竞争的一面，而更重要的则是基于对命运与共的人类社会发展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对已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考量。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同时存在“合作共赢”既是美好的世界图景和公正的国际原则，也是解决问题的实践路径。最后，与西方已有的国际共同体理论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强调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21世纪的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大量的各种形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比如扶助外交。以国际扶助为取向的国际合作源于东方也可以超越东方，与近代以来的国际法和国际伦理等相联通，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构建，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集体智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首席专家）

原载于《新华文摘》2023年第17期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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