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数字化基本情况描述
广州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团队
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家庭数字化发展现状，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马双教授委托全国知名调查团队围绕智能手机对家庭收入、支出、就业、娱乐等行为的影响开展全国性大型抽样调查，2021-2022年累计完成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9个地级市、267个区县22027户家庭的入户访问。11月26日，项目组对中国家庭数字化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
一、较高的智能手机普及度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一）从智能手机的使用比例看，79.41%的受访者使用智能手机。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使用智能手机占比分别为85.25%和71.14%，对于离市中心距离最远20%农村家庭，也有71.53%的受访户使用智能手机。较高普及度的智能手机将作为乡村数字化治理的主要载体，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二）城镇家庭购买手机的平均支出为790元，高于农村家庭。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购买手机的支出为437元。分户主性别看，男性户主购买手机的支出高于女性购买手机支出4%。城镇家庭中男性户主购买手机支出高于女性户主17%，离市中心距离最近20%的农村家庭，女性户主购买手机的支出高于男性户主36%。分年龄段看，青年个体购买手机的支出最高，分别高于中年和老年个体18%和59%。收入最低20%的家庭购买手机的支出为991元，高于20%-40%，40%-60%家庭37%和16%，反映低收入群体可能存在的炫耀性消费现象。
二、智能手机使用时间的分配存在显著的城乡、性别、年龄与家庭结构差异
（一）网络聊天是受访者在智能手机上花费时间最多的活动，占18.98%，其次是刷短视频，占16.57%。在线学习、在线工作和投资理财的时间分别占6.03%、5.53%和1.87%。
（二）城乡层面，城镇家庭在网购、在线学习和在线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农村家庭在电话短信、视频音乐和刷短视频上投入时间更多。离市中心更远的农村家庭更多刷短视频，更少阅读新闻和在线工作。
（三）分性别看，男性在电话短信、阅读新闻、玩游戏上投入更多时间，而女性在网络聊天、网购、短视频上使用时间更多。
（四）分年龄段看，小于25岁的个体玩游戏的时间是其他群体的2-3倍，在线学习的时间占比也显著高于其他群体。26-35岁个体网购时间占比最大。26-45岁个体在线工作时间占比最多。56岁以上的个体阅读新闻和刷短视频的时间占比最大。
（五）三孩家庭的户主使用手机的时间较一孩和二孩家庭显著减少11%。结合性别分组发现，男性在一孩、二孩、三孩家庭中手机使用时间分别少于女性4.7%、1%和6.4%，三孩家庭男性手机使用时长较女性下降最多。随着孩子个数增加，农村家庭使用手机的时间基本不变，城镇家庭呈倒U型。在拥有一个、两个和三个65岁以上老人的受访家庭中，随着老人数量的增加，男性受访者使用手机的时间呈U型变化，而女性则随着持续减少。
三、智能手机显著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
主观上，认为手机能替代钱包的城镇家庭占比77.79%。随着家庭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远，农村家庭认为手机替代钱包的比例越低，但最低的也有近70%。认为手机能替代银行卡的城镇家庭占比68.82%，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认为手机替代银行卡的比例为62.12%。认为手机能替代电视的城镇家庭占比64.02%，随着距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远，农村家庭认为手机替代电视的比例略有波动，但介于58%-62%之间。认为手机能替代书籍、报纸和杂志的城镇家庭占比64.44%。
客观行为上，家庭使用手机进行在线支付、在线缴费及网购的占比排名前三，依次占比76.1%、63.36%和55.96%。
（一）智能手机显著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23.39%的家庭从不带现金，36.69%的家庭偶尔带现金，基本都带现金的家庭占比30.65%。对城镇家庭，选择从不带现金或偶尔带现金占比53.55%，较农村家庭高。即使是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较少带现金的家庭占比36.58%。
（二）手机购物普及度较高。63.57%的城镇家庭使用手机购物。离市中心最远20%的农村家庭也有36.85%用手机购物。但城乡网购支出差距较大，城镇家庭网购支出是农村家庭的4.9倍。88.0%的网购金额来自城镇家庭，来自农村家庭的仅占12.0%。离市中心距离越远，农村家庭的网购支出变化不大，均小于城镇家庭。在相同收入组中，农村家庭网购支出小于城镇家庭，收入最高20%的家庭，城镇家庭网购支出是农村家庭的2.94倍。
（三）青年群体使用手机点外卖的比例较高，城市与农村青年用手机点外卖的占比分别为81.89%和44.90%。
（四）城乡家庭使用手机在线缴费比例均较高。城镇家庭有66.89%用手机在线缴费，即使是离市中心最远的农村家庭，也有53.09%进行在线缴费。
（五）手机成为满足人们交通出行需求的重要工具。城镇家庭利用手机购买车票、使用共享单车、打网约车和导航出行的比例分别为39.40%、28.75%、36.63%和52.16%，相应地，农村家庭仅17.86%、9.45%、14.74%和30.91%。个体越认同绿色发展理念，使用共享单车的比例越高。
（六）智能手机提供远程工作的便捷，但也延长了加班时间。调查发现，受访者使用手机办公的平均加班时间为3.78个小时，相比不使用手机办公的个体多0.92个小时，后者仅2.86个小时。
（七）智能手机打破信息地域界限，成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城镇家庭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比例为75.52%，高于农村家庭。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也有52.24%借助手机获取信息。
（八）利用手机搜寻招聘信息的家庭占比越大的地区，就业水平越高。相比二、三线城市，一线或新一线城市使用手机寻找招聘信息的比例明显更高，为20.77%，同时就业人口占比更高。离市中心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利用手机寻找招聘信息的占比为10.18%。
（九）智能手机是在线学习的重要载体。有15岁及以下在读个体（义务教育阶段）或16-30岁在读个体（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城镇家庭利用手机在线学习的比例分别为47.12%、89.08%，均高于农村家庭，尤其是最远20%的农村家庭，后者分别是24.38%和27.72%。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较非义务教育阶段小。
（十）随着收入的增加，用手机看短视频的家庭占比呈倒U型。男性看短视频的占比小于女性。按家庭小孩数分组发现，随孩子个数增加，男性户主用手机看短视频的占比呈倒U型。三孩及以上家庭男性看短视频的占比较女性显著较少。对25岁以下个体，73.55%的城镇个体和64.17%的农村个体用手机玩游戏。
（十一）手机也是商品出售的载体。分城乡看，离市中心距离最近20%的农村家庭利用手机进行商品销售的比例最高，为23.91%，超过城镇家庭约8个百分点。此外，分年龄段看，年轻个体使用手机出售商品的比例较中年和老年个体高，青年个体利用手机出售物品的比例高达33.89%。
（十二）手机是医疗资源的获取载体。城镇家庭使用手机挂号就诊的比例为39.74%，除离市中心距离最近20%的农村家庭外，其他偏远地区的农村家庭使用比例均不超过20%，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仅14.67%。
（十三）使用手机办理政务方面，城镇家庭使用的比例为25.75%，其次是离市中心距离最近20%的农村家庭，为21.74%，最偏远20%的农村家庭使用比例最低，仅11.27%。
四、智能手机赋能家居生活
总体上，平均每个受访家庭将智能手机连接电视机、汽车、音箱等各类家庭智能电器的个数为0.51个。
（一）17.49%的受访户使用智能手机连接家庭电视。
（二）11.61%的受访户使用智能手机连接摄像头。从性别看，12.56%的男性户主手机连接摄像头，高于女性户主的9.53%，女性对私密性要求更高。从家庭收入看，收入介于60%-80%分位数的家庭手机连接摄像头占比最高，为18.83%。从家庭结构看，有0-3岁小孩和3-6岁小孩的家庭使用手机连接摄像头的比例高于无0-3岁和3-6岁小孩的家庭。在农村家庭中，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家庭使用手机连接摄像头比例为13.08%，高于没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家庭。特别地，外出务工家庭距离市中心越远，使用手机连接摄像头比例越高。
五、智能手机与借贷、投资行为
（一）11.22%的青年个体从线上借贷平台借钱。随着年龄增长，通过线上或线下借贷平台借钱的比例显著递减，从亲朋好友借钱的比例递增。离市中心较远的农村家庭更多从亲朋好友借钱，较少借助线上借贷平台借钱。
（二）对使用手机进行投资理财的个体，每天投入时间越长，投资亏损比例越大。对股票投资，每天花费较多时间的家庭发生亏损占比66.67%，高出其余家庭26-30个百分点。对基金投资，每天花费较多时间的家庭亏损比例为22.22%，仅高出其余家庭8-10个百分点。
六、智能手机应用与信息安全担忧
（一）64.41%的受访家庭担心信息安全。
使用智能手机的个体中，66.47%的个体担心数据安全，相比非智能手机个体高28个百分点。在各类使用活动中，网络聊天、网购、阅读新闻增加的信息安全担忧最严重；在线学习、在线工作、投资理财次之。在受访个体中，68.71%的女性受访者更担心数据安全，超过男性约5个百分点。在受访家庭中，高收入家庭更担心数据安全。
（二）80%的家庭支持生活智能化和生产现代化。学历越高的个体对手机促进生活智能化的认同感越高。相比中等学历个体，大专及以上学历个体支持生产现代化占比的增幅有限，反映该类群体对生产智能化的担忧。
七、家庭数字化水平与数字鸿沟
（一）基于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数字政府4个二级维度，40个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测算家庭数字化指数得出，全国家庭数字化指数均值为0.144，中位数0.111，基尼系数0.506。分城乡看，城镇家庭数字化指数为0.174，高于农村家庭的0.098。农村家庭数字化指数的基尼系数为0.557，相反城镇家庭仅0.456。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中，东部地区数字化程度最高，中部地区最低且差异最大。分城市群看，相比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家庭数字化指数最高，家庭间差异最小。分省份看，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是家庭数字化指数排名前三的省市。比较家庭数字化指数的基尼系数与收入的基尼系数发现，家庭收入差距与家庭数字化指数差距正相关。
（二）从二级指标来看，对商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数字政务的数字化指数，城镇家庭依次是农村家庭的1.64倍、1.75倍、2.83倍和2.8倍。东部地区依次是其它地区的1.13倍、0.9倍、1.45倍和1.44倍。珠三角地区依次是长三角地区的1.52倍、1.61倍、1.67倍和1.85倍，是京津冀地区的1.46倍、1.38倍、1.64倍和1.71倍。
（三）家庭数字化与数字鸿沟
在数字化的城乡差异上，随着个体受教育水平增加，城乡家庭的数字化指数差距越大。分年龄看，44岁及以下个体在城乡之间的数字化指数差距最大，随着年龄的增加，数字化指数的差距越小。随着省份人均GDP的增加，城乡家庭数字化比值增加。城乡间数字化差距很有可能将继续增加。
在数字化的区域差异上，随着受教育水平增加，东部地区家庭相比中、西部地区家庭数字化指数的差距增大。分年龄看，44岁及以下个体在东部和其余地区间的数字化指数差距最大。区域间数字化差异也有拉大趋势。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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