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
史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摘 要
借助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反思现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对其展开现代性批判，为自身提出的思想理论或政治策略扫清障碍，是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重要思想倾向，这也使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成为其关注的核心理论。在他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及运用其对现实加以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诸如在对阶级理论的理解方面转向对阶级意识的强调，在阶级划分标准方面提出多元标准，在阶级运动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等。梳理并分析这些新动向，无论是对我们跟踪研究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并进行评价和反思，还是对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社会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新动向
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性理论之一，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透过种种幻象把握个体和群体本质、分析阶级社会现实状况的基本方法，因此，它们成为一些学者理解、分析和阐发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现实状况的重要思想理论和方法。随着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完成自身调整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使组织化和规律化的生产日益被分散性和弹性化的生产所取代；工人阶级集中性的政治活动逐渐减弱，意识形态文化化和弥散化的作用机理使阶级意识逐渐淡化；种族、性别、民族等运动逐渐兴起，使阶级问题越来越复杂，不透明度也越来越高。面对这些状况，一批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当代复杂问题，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些新认识和新动向。这其中既包含对当代社会复杂现代性中阶级问题的深化理解，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理论认知、划分标准和革命主体等一些问题的错误理解。具言之，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存在一定的误读；有学者在阶级划分标准上提出改造传统阶级理论的新观点；还有学者以当代社会现实复杂变化为由，提出取消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跟踪和梳理这些阶级理论上的研究动向，并对其观点进行分析和回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以反对“经济主义”为由凸显阶级意识和文化的重要作用
艾伦·伍德（Allen W. Wood）曾经指出，只有两种从理论层面思考阶级的方式：或将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定位，或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事实上兼具二者，既体现为从经济和生产角度把握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也体现为在一定社会结构中把握不同群体的经济地位。然而一些学者仅仅从社会结构论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进而认为其体现“经济主义”的单向度原则。他们从反对“经济主义”出发，凸显从阶级意识和文化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路向。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阶级概念被用来定位不同群体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和改变这一状况的斗争实践。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产生了不同的阶级，由此引发不同阶级间争夺更有利地位的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在阶级性的实践活动中也不断生成代表阶级思想文化特征的阶级意识。但一些学者却仅仅从社会结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认为其体现出“经济主义”的基本立场。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G.A.Cohen）曾经断言，历史唯物主义者定义“阶级”始终围绕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进而对阶级作以功能性阐释，即基础（在阶级术语中概念化为经济结构）“功能上解释了”上层建筑。这就是典型地在社会结构论意义上理解阶级及其基本原则。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也大体支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同一个过程：仅当人们进入阶级斗争中时，社会阶级才存在，阶级性质应当在阶级斗争中被确定，而在进入阶级斗争之前无法定位群体的阶级属性。按照这一思路他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进入阶级斗争的实际活动之前就以经济为中心确认了群体的阶级属性，这使其不仅体现为“经济主义”，更体现为一种还原论立场。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也从对工人阶级斗争和实践的分析中，得出类似的结论：虽然工人在现实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一定关系从根本上影响其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及其阶级属性，但阶级意识形成是其核心和关键，而阶级意识并不能在生产关系中直接形成，而是需要通过意识形态文化的输入和成员主体的接收才能实现，“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因此，工人阶级地位不仅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把握，还应在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经验中理解。应该说这些学者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经济主义”解释模式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有助于防止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理解中的错误倾向，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理解从反对“经济主义”到否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对阶级属性的决定性作用，也容易导致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背离。
从反对“经济主义”出发，一些学者将“阶级意识”作为理解阶级问题和分析阶级属性的关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意识是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的反映和表达，社会存在和经济关系决定了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与这一基本观点相区别，一些关于阶级问题的观点直接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核心从关于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和斗争的实践活动转移到阶级意识的觉解上来，凸显阶级意识在阶级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种理论趋向。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出现将阶级意识看作阶级发生和形成的关键思想倾向。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就提出，阶级意识是阶级处境中生发出的意识层面“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阶级意识觉解是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关键，是否能够具有成熟的阶级意识并自觉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革命任务对于其所处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至关重要。凸显阶级意识在其所处时代对于阶级斗争的关键作用，是卢卡奇对斗争形势判断得出的结论。汤普森则进一步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关系，认为形成阶级最关键的因素不仅在于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还在于对这一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的感知和体验。他尤为重视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共同的思想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处境使其在共同阶级经历的基础上形成阶级体验和阶级自觉。虽然生产关系决定阶级经验，是阶级的基础和条件，但生产关系不能直接决定阶级意识，阶级意识需要从外部植入进来，“‘最后的’起作用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中，也在经济形式中”，这就将文化与经济都作为阶级的决定因素。与之相似，柯亨也强调了政治性文化在阶级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政治性文化反映了人们的政治心态和政治取向，其构成了阶级形成中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这些学者在讨论阶级问题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加关注阶级产生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而是将阶级意识的觉解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上，更有甚者认为阶级意识可以脱离生产关系甚至可以取代生产关系发挥决定作用，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如此一来，在阶级活动和阶级实践上自然而然就产生出以文化为核心的总体性革命观代替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观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阶级斗争所引发的革命也是历史发展客观运动的结果。革命的主要发生领域是经济领域，革命的核心是生产关系革命，而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生产关系革命的直接推动力。在凸显阶级意识作用的基础上，关于阶级的讨论也生发出以文化和意识为核心的总体性革命取代以经济领域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直接动力革命的倾向。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存在将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以文化和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总体性革命的趋向。此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基本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把改变现实的希望寄托于文化和人的心理结构等微观领域，针对社会全面控制和集权主义对生存方式的异化和本能的压制，提出在人的本能结构领域的革命，以赖希（Wilhelm Reich）的性欲伦理学、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爱欲解放论、弗洛姆（Erich Fromm）的爱情伦理学为代表。这就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转移到人的心理生理等本能领域。不仅如此，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宏观革命转变为日常生活实践领域的微观革命，萨特（Jean-Paul Sartre）提出了以思想的革命和感觉的改变为前提的人学革命，德波（Guy Debord）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象化运演的景观、符号表象的批判并诉诸的新文化形式革命，都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革命的直接动力的观点。更为明显的是当代激进左翼学者，他们基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提出以权力和生命政治为核心的革命策略。以巴迪欧（Alain Badiou）、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齐泽克（Slavoj ižek）、奈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的复兴，但事实上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理念，从反财产权、反等级制、反威权主义的平等原则角度出发的所谓革命，事实上是一种伦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复活。
二、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复杂化为由提出新的阶级划分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获取和占有劳动成果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阶级。阶级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不同阶级在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反映自身属性、代表自身要求的价值观念，这是把握复杂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根本思路。从人们从事的社会生产以及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出发解释人的现实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一些关于阶级问题观点虽然表面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却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为由力图改变经典阶级分析方法中的阶级划分标准，这就改造和曲解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认识。
以在生产过程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在劳动组织过程中的地位为依据划分阶级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特征，但一些学者却将原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分配关系理解为占有财富的多寡，以个体在劳动过程中的财富占有情况作为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John E. Roemer）提出以财富定义阶级的方案，认为阶级是大体上拥有相似财富数量的群体，人们的阶级地位是在初始资产下寻找最优化方案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其他可选择的方案，我们也许希望仅仅根据个人的财产权来对个体进行界定，并由此决定一部分人成为资本家而另一部分人成为工人”。因而在相似的劳动过程中，拥有财富的人雇用他人劳动，而拥有劳动禀赋的人为他人所雇用，于是社会出现了不同的阶级。这样的观点将财富看作是先在条件，而忽视财富也是由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和占有的，占有关系影响和决定财富数量，同时将财富的源泉诉诸自然禀赋，这事实上否定了生产中的不平等关系和剥削使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还有学者提出以能否就业作为划分标准，以比利时经济学家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以工作机会代替财产关系进行阶级划分的方案。他们认为，拥有工作的人是就业阶级，没有工作的人是失业阶级，并提出就业阶级和失业阶级的划分在当代社会比区分工人和资本家更为重要，因此在当前条件下给予工人阶级以“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社会保障成为当务之急。这些观点的共同实质是，如同马克思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家一样从财富入手分析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却对于财富来源的剩余价值生产选择盲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虽然在确定阶级时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政治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突出强调阶级概念与人们的权力和统治关系之间具有本质性联系，认为权力的分析视角对于审视阶级具有突出重要性。社会学家达仁道夫（Ralf G. Dahrendorf）指出，在当代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的结构已经逐渐向以权力和政治为中心的结构发生转变，基于生产关系划分阶级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当代社会中的现象，这就需要重新从政治、权力和威权的角度解释和定位。因此，他关于“现代社会冲突”的基本命题就是“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与经济增长的对抗”，并将此作为阶级对抗的最重要表现。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中阶级产生的根源就是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这是阶级冲突的现实基础，也是阶级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当代社会中个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划分的标准应该是政治权力和权威的占有和分配，政治权力资源是当代阶级和阶层划分的最重要因素。米歇尔·茨维格（Michael Zweig）也指出，在当代社会仅仅从财富、收入和生活习惯理解阶级并不能完全把握阶级的特点，而权力恰恰是揭示阶级真相的最重要视角。在权力视角下，阶级不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状况，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阶级关系才能被揭示出来。从权力的角度理解阶级的观点，延续了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政治哲学兴起和生命政治哲学转向的倾向，从权力之眼的政治视角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群体间权力差异作为造成利益和地位差异的原因能够佐证一些社会现实，但忽视了权力关系背后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相较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分析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这也会模糊阶级斗争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知识、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生产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之一。因而在重新思考阶级划分标准时，也出现了强调文化、知识、技术等因素在当代社会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倾向。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较早地将引起阶级分化的原因概括为对土地资本、知识资本、生产资本的占有关系，并提出知识资本已经取代土地资本、生产资本而成为最重要的资本，知识阶级就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掌权者，按照知识资本占有关系划分阶级，应该成为当代社会的最重要的阶级划分标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把新的职业与技术阶层和文化态度合并起来定义阶级的现象。他指出，在当代工业文明社会中阶级划分的主轴应该是“财产”与“知识”，而“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级……技术和专业阶级将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集团”。这就意味着在后工业社会，阶级不仅建立在财产上，更建立在教育、专业知识和个人素质的基础上。赖特（Erik Olin Wright）提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正继续日益复杂化而不是被简化为单一的两极分化的阶级对立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应该以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在不同时间地点上的差异以及人们在阶级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方式进行更精细的划分。基于此，他根据财产关系、技术专长、权力等级等，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两个大类和十二个阶层。在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文化资本应成为定义阶级标准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Alvin Gouldner）认为，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新阶级”——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构成——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这一新阶级的权力“是以其个人对特殊文化、语言、技术以及从这些因素派生出来的技能的控制为基础的。新阶级是一种文化资产阶级，它私下占有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资本的优势”。总的看来，这类观点虽然强调当代社会知识和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以此为依据试图否定阶级理论和阶级观点，不探讨知识和科学技术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哪个阶级创造生产力，却以此为理由取消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这就可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
在对阶级划分标准的当代讨论中，还出现了多元决定论的思想倾向。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他在思考阶级问题时将阶级看作市场中所获得的交换和利益分配的能力和机遇，将阶级的本质理解为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现象，进而从这一角度提出了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声望—社会标准这三个阶级划分标准。受到韦伯思想影响，多元决定论的阶级划分标准也成为一些学者的基本态度。他们认为，阶级不是一种本质性存在，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阶级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存在，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暴力、意识形态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和共同形塑的结果，因此阶级的形成也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埃尔斯特（Jon Elster）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将阶级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将阶级利益理解为个人先天和后天的条件所决定的，进而提出了一些综合性和多元化的标准，“根据禀赋和行为。禀赋包括有形的财产、无形的技能和更隐而不彰的文化特质。行为包括工作与不工作，出卖劳动力与购买劳动力，出借资本与借入资本，出租土地与租用土地，在公共财产的管理中发出命令与接受命令”。埃尔斯特将其归纳为财产、剥削、市场行为和权力四重标准，这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的一般标准。普兰查斯也是阶级划分标准上的多元决定论者，他重新定义了阶级，认为“社会阶级是指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内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与结构所决定的阶级实践内部的存在一致的。这里说的结构指的是生产关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或从属关系”。在他看来，阶级划分问题并不应局限于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也是决定阶级划分的关键性因素。更为彻底的阶级划分标准的多元决定论体现在一些激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范畴是一种经济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是一种以经济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认识论特权，其已不适应当代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从多元关系的结合点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才能探讨阶级划分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三、以个体生存和对抗形式多元化为由否认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主体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将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主体力量，将物化批判和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作为解决路径，将政党作为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但到20世纪中叶之后，一些学者以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为由，认为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斗争中的革命主体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必须立足不同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剥削程度等寻找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性力量，试图取消或弱化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主体性地位。
一些学者以个体生活多样化为由，否定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贝克（Ulrich Beck）描述了当代社会的普遍性状况，认为西方福利社会的出现消解了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更广泛性的社会公民培育已经逐步取代阶级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社会身份认同的阶级纽带和相似生活处境的阶级生涯已经逐渐消退，形而上的阶级概念已经不再被人们所关注，福利国家和劳动市场已使人们不得不面临反抗意识弱化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状况下，他认为虽然阶级不会因传统生活方式衰微而消失，但在雇员社会到来之际，阶级社会已经显得微不足道，“日益加剧的传统不平等和去传统化、个体化的无阶级社会（与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完全不一样）的某些要素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一过程已经剥离了社会认同中的阶级属性，个体化的生活现象也将使社会变革逐渐暗淡，这一观点隐含着阶级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分析个体化社会的态度。汤普森也将阶级定义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在他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水平、组织结构、宗教情绪、文化娱乐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工业革命时期的共同的劳动条件、生活水平、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等让其能够意识到自身共同利益和统治者对立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了，这就导致阶级意识难以形成。同样，施瓦茨也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多样化，其内部阶层的分化，使其接受的教育和选择的生活方式体现出较大的差异，这就使统一的阶级意识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感以及相似的价值观念不再可能。概括言之，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依据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社会分层的“碎片化”，阶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概念，阶级分析方法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难以有效。
如何在当代处境下定义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如何定位自身，在一些学者看来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们认为，当代的工人阶级已经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厂无产者和产业无产者的范围扩大到管理、服务和文化生产部门，从产业工人扩大到非产业工人。随着工人阶级知识化、技能化和专业化使其社会地位和收入有了较大变化，加之股份制的出现使劳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就使对工人阶级群体的认识和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和分裂。普兰查斯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个体划分为工人阶级，而将其他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划分为“新小资产阶级”。与此相区别，马勒（Serge Mallet）在《新工人阶级》中就把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列入“新工人阶级”的范围中。莱德勒（Emil Lederer）则认为这部分群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位置”，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也将专业技术、管理及其他服务性工作的阶层称为“新中产阶级”。在他们看来，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定义工人阶级面临一些争议，而且在实践活动中问题更为复杂。还有学者从个体阶级身份的多元化状况分析入手，认为阶级分析已经难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现实，吉布森-格雷汉姆指出同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社会身份使其体现出多元阶级属性，“我们希望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复杂的非统一体，其中阶级可以呈现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人由于其收入来源和渠道的复杂性可以同时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等，阶级分析在这一复杂状况中已难以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针对当代工人阶级的处境提出诸多理论，如马尔库塞的工人阶级融合论、普兰查斯的工人阶级萎缩论、高兹（Andre Gorz）的工人阶级消失论、斯坦丁（Guy Standing）的不稳定无产阶级等，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即将完成历史转型，这些变化使其不再以资本家作为自身反抗的唯一主体和对象，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形式也会被多元对抗形式所取代。
基于此就产生以对抗形式变化为由否认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斗争领导者的地位的观点。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当代社会中对抗形式的变化，力图证明在复杂的对抗形式中，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或关键的主体。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提出用“底层阶级”的概念取代“工人阶级”进而寻求新的革命主体，认为“底层阶级”是由“最贫穷的和最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社会边缘人员、失业者、残疾人等组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依靠公积金、亲属和慈善机构帮助而生活”。高兹则提出“非工人的非阶级”理论，认为不仅出现了与传统工人阶级具有不同特点的“非工人”，更出现了“没有职业保障或确定的阶级同一性”的“非阶级”。他指出“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确立的“工作”领域中彻底挣脱出来，而原有阶级理论是将工人阶级放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和工作关系中理解剥削和对立的，这就使原有的阶级理论框架无法回应这一新情况，而在这样的状况中工人阶级也就不再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体。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则认为“在生命政治语境中，社会由彻底的多元性所构成，或者说，由不可被化约的奇异性的杂多性”基础上的共同性取代“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拉克劳和墨菲在批判和否定阶级理论上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作为集体认同形式的“阶级”已经逐渐衰落，“工人阶级在把自身构造为历史主体时的困难，其立场的分化和分裂，社会和政治的再聚合——‘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群众’、‘大众阶层’——形式的出现，规定了新的客体和新的构造逻辑”。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解决劳资矛盾带来的阶级冲突，而是将从不同群体的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等——中发展出来的“新政治主体”结合起来，放弃阶级这一具有破坏性的、排他的观念，而形成“有机的意识形态”。
四、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新动向的批判与反思
可以看到，在这些观点当中体现出一种重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运用，并尝试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力图寻找突破的因素和契机的努力和尝试。学者们关注到伴随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中不断完成自身的调整，也伴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文化化、日常化、弥散化的发展趋势，原有尖锐化的阶级矛盾被掩盖和遮蔽，如何唤醒被压迫群体的阶级意识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这就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关注从经济基础转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如此，他们对当代工业文明社会条件下阶级状况复杂化的分析以及对新兴的与工人阶级有着相似阶级利益群体的研究体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对我们理解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复杂的阶级问题和阶级状况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些新理解和新观点已经偏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误解和曲解。
第一，在纠正所谓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批评的误区中重思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分析视角。这些学者或提出在当代条件下阶级理论已经过时，否定阶级理论的当代有效性；或通过寻找多元性的阶级而弱化社会主导阶级的对立；或通过阶级属性的复杂化说明阶级观点已经不再能够解释当代社会现实，诸多观点的出现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社会结构单一层面的理解上，而忽视了其始终也是在分析社会关系中确立阶级的本质和划分标准的。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可以找到依据。在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曾经批判过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主义的主张，“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仅仅在社会结构或经济基础的单一维度上分析和把握复杂的社会现实，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分析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握阶级状况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非用阶级方式贴标签，而是始终将阶级作为一种分析视角，阶级视角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透过阶级视角可以看到三重关系：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力决定了在劳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的优势位置；二是劳动产品的剥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存在一个群体生产剩余价值，而另一个群体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三是生产和分配中的权力关系，通过阶级分析可以看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生产过程的控制权所导致的对劳动产品的占有权的差异性，并将这一差异作为分析其他方面差异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仅体现出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把握人们的属性和地位，还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将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复杂关系作为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形成的关键因素。而当这些学者用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看待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事实上就否定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关于生产过程、剥削关系和权力结构等对于阶级问题的整体性、全面性的把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一种误读。
第二，在回应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适用性的质疑中重申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当代有效性。“阶级”这一概念在现代语境中使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前关于阶级的探讨就已经成为社会分析的一种视角，而确认阶级的存在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某些阶段相互联系以及得出阶级必然会消亡的结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恩格斯指出，阶级首先意味着一种社会分裂，“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就表明阶级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社会财富还需要劳动去创造，当劳动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创造社会财富，当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仍然无法满足人的全部需要，当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仍然因生产的不平等关系被无偿占有，阶级便会存在。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确发生了诸多变化，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劳动过程控制权导致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平等关系仍然存在，一个群体可以无偿占有另一群体的剩余劳动状况依然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依然存在，这就使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框架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发挥着时代价值。在这一意义上看，当一些学者以所谓19世纪的分析框架不适用于20世纪以后的复杂社会现实为由，力图消解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缺乏对社会历史运动和基本矛盾规律的认识，也是对社会现实本质认识不深刻所造成的。当他们力图以文化取代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性、以总体性革命取代阶级斗争的根本性，正是其思想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种体现。尽管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收入、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在生产的权力关系中仍然受支配，在分配关系中仍然受剥削。在这样的状况下否定阶级理论中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分析的根本性，而仅仅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方式或者所谓总体性革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注定不可能实现。
第三，在批判去阶级化或再造阶级的错误观点中确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未仅仅通过确认主导社会阶级就否认阶级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认为在阶级中存在复杂状况，“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因此，阶级中包含着特殊的阶层，而这些特殊的阶层又总是体现为一些一致性的利益和需求，以及在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相似性的地位，这就使其能够结合成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在复杂的阶级关系背后的统治关系和被统治关系，把握住这两者之间在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复杂关系，是窥见整个阶级关系秘密的关键。在运用阶级理论分析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总是抓住主要的阶级分析，并在与主导社会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其他阶级作用于主导社会阶级的方式，“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作用的结果。这些对抗性力量在实现共同利益和目标的过程中，并不是在同等程度上起作用的，工人阶级在这个群体中占据主体地位和起关键作用，其他阶级的政治利益也会伴随着无产阶级解放世界和解放自身而达成。而这些左翼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实质，在于用日常化的对抗取代阶级斗争，否认阶级斗争对社会趋势的变革作用，而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中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正是社会有机体中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对抗剧烈发展的结果，仅有对抗而不以斗争推动革命的发生，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当他们在阶级互动的过程中将向其他阶级发出超越自身阶级的质询视作各阶级观念的融合，并因此判定意识形态的产生不是由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矛盾和政治需要相联系，这种将阶级斗争替换为民主斗争的观念是对阶级理论的消解。将阶级从一种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关系转变为个体体验的想象关系，“去阶级性”或“再造阶级性”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就会被阶级多样性表象所迷惑而错失真相。
综上，从对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中可以发现，即便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若干新变化的条件和环境下，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仍然要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剥削以及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需要通过阶级以及阶级斗争来“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只有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才能真正解释清楚阶级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才能透过当代关于阶级问题的种种迷雾，把握多元化和多样化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性思路和对策。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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