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奚路阳 王管
数字劳动已经成为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和内容具有怎样的特征，乡村青年的数字实践对社会认同和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又有怎样的意义，请看下文：
作者：奚路阳 王管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
乡村青年; 数字劳动; 社会认同; 乡村文化空间;
对不同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的内容，而在于生产的方式，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数字技术自20世纪中叶诞生以来，持续嵌入并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而以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深度融合，逐步构建了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数字经济形态，形成了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数字劳动。在该劳动场域中，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的青年群体，特别是乡村青年群体已然构成了主力军：随着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数字新基建、智慧乡村建设稳步发展，截至2022年8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2.93亿，占网民整体的27.9%[2]。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显示，县城、乡村的数字从业者比例超过了一二线城市，其中乡村数字劳动者比例更是超过六成。青春可以安放的地方不再拘泥于大城市，数字劳动已经成为乡村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基础上，聚焦以下问题：第一，作为一种主体性实践，乡村青年在数字劳动中的个体与群体社会认同建构过程；第二，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载体，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空间塑造的具体路径。
文献回顾
“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肇始于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anova）的《免费劳动：数字经济的生产文化》一文，其被定义为包括互联网用户浏览网页、聊天、评论、博客书写、建网站、改造软件包、收发邮件等在内的一系列免费劳动，这一过程是“自愿给予和零报酬并存，享受和剥削同在”[3]。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成熟，特别是近年来电子商务、短视频的强势崛起，数字劳动的内涵及其蕴含的劳动范式也已远超特拉诺瓦的定义范围。具体而言，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出发，主要基于劳动客体和劳动产品的非物质性，将数字劳动视为非物质劳动，即受众的媒介使用时间（受众时间）与媒介内容的交换过程，其既包括受众对自身注意力资源的付出，“上网就是劳动”[4]，也包括以获取受众注意力资源为目标的“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文化内容以及服务性和情感性的劳动”[5]。第二种观点则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于劳动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出发，认为数字劳动涵盖了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类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多种形式，其本质属于物质劳动。如代表人物福克斯（Fuchs）将数字劳动定义为“利用身体、思想和机器或组合其中两种要素作为生产工具，对自然资源、从自然中提取的资源以及文化与人类经验进行加工，用以生产数字媒体的劳动”[6]。此外，也有不少国内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认为数字劳动兼具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是物质性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统一。如胡莹认为数字劳动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劳动对象，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劳动资料，生产数据、数字产品与数字服务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7]；张海鹰认为技术理性视角下的数字劳动呈现为物质性的存在样态，但其在感性认知中往往赋予非物质的精神形式，而在精神劳动中又包含了物质劳动因素[8]。因研究需要，本研究采用上述中的第三种概念界定数字劳动。
与传统的劳动相比，尽管数字劳动促使有关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界限消弭并带来了一定的劳动“自由”，甚至大量存在交流性的非雇用劳动，但攫取劳动的剩余价值依然是披上数字技术外衣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也依然被压制。正因如此，从已有的数字劳动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指向来看，西方学者大多以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或是韦伯主义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相关探讨为理论资源，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创意劳动、不稳定劳动、情感劳动、零工经济和平台劳动等议题展开批判性研究，代表人物如安东尼·内格利（Antonio Negri）、保罗·琼斯（Poul Jones）、特勒贝·朔尔茨（Trebor Scholz）等。还有学者引入了数字劳工、数字共产主义、赛博无产阶级等概念解析数字劳动的剥削逻辑，并探讨监控、数据搜集等新的剥削形式。而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下，上述西方学者所秉持的以“剥削”为主流的研究框架难以解释当下我国的数字劳动实践。近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学者尝试跳脱“剥削”框架，对数字劳动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数字劳动实践展开多元化讨论。如张斌对中国字幕组知识劳动的现状加以考察，指出字幕组文化与劳动中所存在的无名联合、自愿免费、协同共享等工作特点与劳动形式，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工作伦理，并诞生了另类的社会主义青年文化[9]。姚建华等认为大量青年数字玩工尽管存在工作的不稳定性，但是其在吸引用户、创造更多的数字文化、改善更多的数字服务方面有着积极意义[10]。情感补偿与个体认同是青年数字劳动的热点。如曾一果以网络女主播的身体表演现象为考察对象，对表演者与粉丝在交流过程中各自存在的涉及操演、冒犯与越轨的心理和社会诉求进行了探究[11]。叶穗冰提出免费数字劳动能够满足青年群体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包括自主需求、能力需求和归属需求[12]。胡鹏辉也以网络主播为例，指出情感劳动不再必然导致主体的自我异化，劳动者在数字媒介空间的情感劳动也可能是劳动主体自我满足与自我享受的过程[13]。此外，徐婧则考察了使用“快手”短视频呈现和传播日常生活的乡村青年，指出“日常生活-媒介呈现-重塑认同”的关系构成乡村青年群体确认自我身份的一种重要认同机制[14]。
研究设计
本研究遵循扎根理论，事先不设置假设，笔者利用返乡探亲的机会，在2022年1月以及7月，分两个阶段对L村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田野调查。具体研究设计如下。
1. 样本来源
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L村坐落于浙江省台州市西北角，共有1300多户，近5000人，该村以X姓为主体，其中青年人口占比约23%左右。L村基于小型家庭作坊式生产的产业历史深厚，除了少量老年群体务农外，长期以来有相当比重的青壮年外出从事个体生意，主要涉及橡胶轮胎、消防器材、汽车坐垫、浴室、超市等产业及服务行业，也正是依托这些产业基础，与国内其他部分地区通过引进产业发展农村电商不同，L村是早期阿里巴巴冠名的淘宝村。浓厚的经商传统形塑了当地的经济和劳动生活方式，而近年来受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返乡或留守乡村谋求发展成为青年的一个重要选择。在网络已然成为青年社会化连续体中的重要一环的背景下，这些青年有着更多的文化知识储备和技能（特别是互联网技能）、更宽广的社会视野，他们更易接受新事物，也有着更为迫切地投身数字劳动以积累个人财富的意愿，因此L村构成了观察当下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一个窗口。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综合采用深度、半结构访谈法，同时也对部分受访者的数字劳动实践采用民族志参与式/非参与式观察法，力求获得全面、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在研究内容方面指涉青年群体和部分村镇干部：其中面向青年群体的访谈和观察的内容既包括从事的具体行业/产业、参与数字劳动的类型与特征、日常数字媒介的接触及内容生产情况等事实性材料，也包括数字劳动的参与情况、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和理解、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关注度等主观性材料，并根据研究所需对个别问题进行深度挖掘；面向村镇干部的访谈内容则主要包括与乡村振兴、数字劳动相关的发展政策、人才培训等情况。
3. 研究样本的确定与构成情况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确定了14名青年村民以及2名村镇干部作为研究样本，如表1所示。其中乡村青年研究对象的筛选标准如下：（1）年龄范围为18～40岁，拥有L村户口或长期在L村生活工作；（2）具备一定数字劳动经验并正在参与数字劳动实践。本研究所提及的数字劳动兼顾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包括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劳动、短视频内容生产（直播）等无酬劳动、游戏代练等玩劳动，但是不包括作为信息用户的受众劳动。其中从事电商活动应具备1年以上经营经验，个人平台账号创作、发布作品数量40个以上，拥有粉丝数400人以上。
产业历史延续与多组织嵌入：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组织与内容的特征呈现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特征首先存在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L村在橡胶制品回收利用、木珠坐垫编织方面有着数十年家庭作坊式生产与合作社经营的历史，这些从业人员不仅包括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也包括妇女、中老年群体，其中乡贤文化、宗族血缘关系构成了这一生产经营方式的独特联结因素，并达成了一种“自发”的合作主义模式。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持续推动着乡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完善和智能终端设备的快速普及，极大地弥合了城乡之间原有的数字鸿沟。数字技术的脱域性以时空分离为初始条件，通过对不确定性时间的无限穿越实现社会关系的重构[15]，这使得乡村青年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其在空间地域上获取商业资源、信息等交易条件方面的劣势能够被数字化平台的发展消解。由此，上述的乡村合作主义生产组织模式在数字化条件下得到延续并呈现新特征，即家庭/合作社平台化劳动。其次，除了家庭、宗族以外，政府基层组织、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开始深度嵌入乡村青年的数字劳动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乡村数字经济得以提速发展，L村所在的县是浙江省首批省级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县，吸引了互联网企业纷纷入驻。受访者WPP、XT是L村的驻村干部，他们介绍说：“阿里巴巴的‘淘宝村’项目、京东的‘京东帮服务店’项目均已落地两年了，现在每个季度乡镇政府都会组织我们协同平台企业下派的人进行电商项目的培育和指导，也进行一些网红孵化的技能培训，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聚集效应。”除了电商之外，拥有数万粉丝的抖音女博主XXH也是培训的受益者，“大学毕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就开始尝试做抖音，恰好这边有个培训，就系统学习了一下，现在慢慢走上正轨了，也有了自己的策划团队，目前广告和带货直播的产品以本村的特色产品为主”。与此同时，不同数字平台构建的日益成熟的生态圈，拓展了数字劳动产业链的辐射范围，催生了“平台生态圈辐射劳动”这一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平台经纪人劳动。硕士毕业的XJJ是L村小有名气的能人，“我以前学的是工商管理，现在主要是帮助村里的电商个体户搭建货源、订单、广告、物流资讯的发布平台以及代理相关合同，然后也是村里不少博主的广告代理”。类似XJJ的这种新型乡村经济人，也构成了乡村数字劳动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组织性力量。
正是由于乡村青年数字劳动背后所隐含着的产业历史的延续性和多组织嵌入和驱动，使得除了一般的数字平台劳动以外，“家庭/合作社平台化劳动”以及“平台生态圈辐射劳动”构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重要组织特征，并由此形成了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内容特征：在数字产业劳动方面主要沿袭既有的产业基础，并积极地加以数字化改造；在无酬劳动方面的内容生产尽管涵盖了多个领域，但无酬背后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即作为自身社会关系或电商流量的一种投资，自觉地服务于个人的回报和乡村文化经济的发展；在玩劳动方面，乡村青年多以个人休闲为目的，以获取酬金为目的的游戏代练则因通常被视为“不务正业”而较少有人从事。
身份再定位：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
认同是社会行动者建构意义的来源，是行动者对外来压力和矛盾的现实回应[16]。作为个体化生存方式在精神层面的反映，个体的社会认同在自身的经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相互碰撞过程中得以形成，其直接指涉同一性与差异性，既包括对自身特征、身份归属的界定（自我认同），又包括对自身所属群体、外部环境等周围世界的群体认同与地方认同。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大，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乡村青年因其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场域中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社会认同的模糊或不稳定状态，进而带来认同危机，表现为对制度性身份的不认同、对家乡社会认同的减弱、对城市社会认同的渴望以及对未来归属的迷茫[17]。而在个人社会资本增值的驱动下，乡村青年在数字劳动中因个人职业认同的形成及地方归属情感的强化，在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层面促进了社会认同的建构。
1. 个人社会资本增值驱动劳动主体性：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所涉及的诸如乡村电商、乡村旅游、民宿开发等产业、领域赋予了青年发展更多的可能和机遇，同时在城市生存压力不断增加、城市劳动力需求下降、传统农民工岗位与乡村青年岗位需求错位以及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因素作用下，近年来出现的“逆潮回归”现象是农村劳动力（包括小微个体户）流动的一大转变，他们与本地青年群体一样，已经难以适应“机械化”的工厂或田野劳作，而数字劳动因其高度的灵活性与相对较低的经营性成本投入，成为了重要的就业方向。“在工厂上班收入虽然还可以，但是不自由，而且我不喜欢给别人打工的感觉，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没有什么面子……对象也不好找。”受访者XYS所说的“面子”，指向了乡村青年主动参与数字劳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个人社会资本的增值。场域理论认为处在不同的场域中的个体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其大小取决于所占有社会网络的规模和数量，而社会资本既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投资的产物，又是强化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在乡村这一熟人社会中，数字劳动为乡村青年构建了一个由乡村社会、家庭关系以及数字网络所构成的多元叠加的场域，而除了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之外，基于技术可供性（Technological affordances），数字劳动中涉及的诸多在线行为都构成了其提升个人社会资本的条件，并且进一步使得个体在乡村现实社会、家庭关系网络中的身份位置和话语权力得到扩张。特别是对于农村年轻女性而言，通过参与数字劳动这一非正式的劳动形式，能够实现对个体自我与家庭整体利益得以兼顾的母职调适与再造[18]。受访者XWW是有两个孩子的全职母亲，她两年前开始涉足微商，现在已经是不少村民艳羡的对象。“做微商是我的兼职，一开始主要想赚点儿自己的零花钱，现在我蛮喜欢干这个的，不仅收入提高了，在家在外说话的底气足了，更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我感觉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了，后面等孩子大了我想找几个小姐妹做得大一点儿。”正是在个人社会资本增值的驱动下，乡村青年在数字劳动中的主体性不断凸显，其成为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得以构建的底层逻辑。
2. 由“农民”到“新农人”的身份认知转变：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的自我认同
“农民”或者“市民”的身份是制度性先赋规定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民群体进城务工，“农民”这一概念开始呈现出制度性身份与职业相分离的二重性特征。数字劳动带来了新的职业形态，并由此为乡村青年的自我认同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受访者有着近乎一致的态度：尽管他们确信自己并不属于城市，但是他们同时又对“农民”这一制度性身份表达了某种抗拒。受访者PCY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我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上完学后就在外面做点儿小生意，现在回家后我做的是电商，也不做农民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跟父辈一样传统的农民，应该是新型的农民”。而同样从城市返乡，现从事农产品生产和网络销售的受访者CJ则更愿意将自己称为“新农人”，“我不仅在田间干活，更懂得营销，现在主打几个特色农产品品牌并通过直播来销售，家里人和朋友们都蛮支持我的，想跟我合作的人也很多，所以我觉得‘新农人’这个身份更适合我”。认同本身是一个互动性的概念，职业上的成功与他人的认可强化了乡村青年对“新农人”身份的自我认同，这也反映在他们对于乡村生活的满足感以及对未来乡村生活的期待上。在谈到是否有想过搬离农村的时候，CJ表示没有考虑过，“现在生意正在变好，老婆孩子都在身边，遇到事情亲戚朋友也能照应，并且进城办事、买东西什么的也很方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的，后面赚够了钱，把现在的房子再加一层，就满足了”。
数字劳动所形成的职业认同是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笔者同时发现，尽管他们拒绝传统意义上农民的身份，但是又乐于不加修饰地展现自己作为农村人的一面：无论是在电商平台中发布的自制产品广告，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个人作品，他们都积极展现农村生活与风貌、地方口音等，同时也积极加入流行的音乐、网络段子或创意故事等元素。这些内容成为夹杂着个人印记和策略性的自我商品，代表了乡村青年对本真乡村生活的满足、个体身份的自信以及他们对主流话语的微妙拒绝。与父辈们不同，他们不再是制度性身份的被动接受者，而有着自身能动性和建构性，他们通过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更好地把握数字环境下的新社会关系和场景，并将其融入更具张力的自我身份的铸造之中，因此，“新农人”这一身份标签可视为乡村青年对于自身价值和认同“再社会化”的结果。
3. 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连接的强化：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的群体认同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不仅强化了自身的认同，也通过提升乡村的可见性促进其他青年、特别是身处异乡的青年群体的情感连接，并由此强化了群体认同。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地方对于个体的可见性不仅包含在视觉上能够看见地方，也包含在情感上能够感受到的自身与地方之间的勾连[19]。他指出提升地方的可见性存在于表征地方和地方实践两个维度，前者指的是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等对地方意义的表征，而后者则包括诸如典礼仪式、宗教活动等能够唤起对地方意义感知的实践活动。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地方表征与实践的形式，由此乡村青年的数字劳动实践赋予了乡村可见性更加丰富的可能性，并使得个人经验与地方的结合成为可能。访谈对象XEM是L村青年会（该青年会是在村委会指导下，由L村青年自发组成的非正式、互助性、公益性团体）的联络员，现从事五金电商工作，他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店铺和产品宣传，其中也涉及自创的数字作品，他也会偶尔在青年会的微信群里发布这些作品。他提到，“当我把自己拍的村里的照片和短视频放到群里，就会有很多在外地的村里人回应，特别是好久没有回来的人反响最热烈，还会指定我去拍一下他们的家和家人……当我在自己抖音号里发布一些村子里的日常时，很多关注我的同村人也会更加积极地点赞和评论”。而观察其视频号作品中的评论，其中不乏出现诸如“我是L村人我自豪”“我家里的那个院子才好看，你也拍一下呗”等评论。这种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内容生产、传播和互动，不仅使得故乡获得了直观、清晰的展现，也容许身处异地的人群形成了一种线上的交往，其所形成的个体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连接构成群体认同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强化了乡村青年对“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里”的群体认知与对“他群”的排斥，唤起了原本近乎被消解的乡村共同体意识。
回归真实、开发传统与多维在场：乡村青年的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
乡村的文化空间既包括可被直接感知的实体空间，如自然、建筑环境与村落肌理等，也包括由传统民俗活动、社会交往方式等再现乡村历史文化或表征集体意识的非实体空间，后者是乡村社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之源。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过程，卡尔·波兰尼认为，“一种社会变迁，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等进程深度互嵌，这一过程中乡村文化变迁面临着发展滞后、景观化、失根化等现实困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文化振兴构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要义。而数字劳动不仅是经济过程，也是有关文化的媒介展演与实践过程，乡村青年在数字劳动中以一种自觉的网络文化参与形式深度参与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其对外表现为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1. 回归真实：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乡村文化作为“景观”的抵抗
无论是何种文化的形成，都依赖着相同的情感和社会实践，及其在广泛的社会空间上的漫散。现代媒介视野下的乡村被构造为随时可储存、可欣赏的“景观”，在充满“浪漫主义”的注视下，它被传统地视作治疗都市现代性的药方[21]。这一被现代都市人所凝视且消费利用的“景观”，本质上是他们对乡村的情怀、偏好和刻板印象的投射。换言之，在现代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处在农村的人被设想为沉默失语的底层，“真实”的乡村文化是隐秘不可见的。而数字劳动构建了乡村与都市对话的“前台”，为乡村文化回归“真实”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笔者发现，众多受访者数字劳动所涉及的内容展演，涵盖了饮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建筑美学文化等有关乡村文化的诸多领域，有的受访者出于对流量的依赖，会对乡村的生活、传统、传说加以夸张地表达，但是他们又在文化上表现出对城里人乡村想象的不满。受访者WLN这样说道：“我在分享自己做菜视频的时候，很多人在评论里问我，你们村子里还有煤气灶、自来水啊。我也不解释，但是在后面的作品中我会故意去井里打水，找土灶来做菜，然后还有不少粉丝会打赏给我。”她带有戏谑地总结说，“他们城里人觉得我们落后，我还觉得他们傻呢”。与WLN不同，受访者XZM从事传统手工面点食品电商已经近三年，河边、树下、气派的小洋楼又或是老旧的木屋，这些未加修饰的场景构成了他推销产品的主要阵地，他介绍说，“我的客户主要来自城市，我在对产品制作的手工过程进行说明的同时，也想借此展示下我的家乡”。对于现下流行的乡村题材“土味”短视频，他表示了质疑和抗拒，“很多一看就是表演出来的，那是骗城里人的把戏……我做直播不会刻意地去布置或表演，原来是怎么样的就该怎么样……我会介绍村里的特色文化，但是没有必要刻意去迎合城里人的口味”。XZM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下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有关乡村形象展示的普遍逻辑：对于他们而言，真实性是一个源于自己身处乡村的地方实践与文化实践的动态、开放的过程，不应该被都市人的“真实性凝视”所束缚。他们拥有比以往更为坚定的个体认同和文化自信，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分享乡村生活的在地经验，在他们的作品中乡村的位置、环境乃至日常言行从来不是需要隐藏的符号。上述的数字劳动中的“真实”表达是与“城里人”的乡村他者凝视进行权力制衡的过程—乡村文化不再仅是都市话语下的景观文化，而是可以被主动呈现和定义的。
2. 开发传统：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促进乡村文化的巩固和传承
城市的生活经历和更为开阔的社会视野，使乡村青年重新意识到传统民俗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在积极拥抱现代文化的同时坚守传统，已成为他们的自主选择，数字劳动则为这一选择提供了实践平台，表现为乡村青年数字劳动涉及的一系列产业经营和内容展演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开发。
一方面，在基层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不少农村特色农产品（如手工挂面、手打年糕等）或服务（如民宿）的电商从业青年（如受访者XZL、XJY）出于为产品品牌、品质背书的目的，积极地重拾和修缮相关的传统生产器具、场地以及能够彰显乡村传统的外部环境（如祠堂、古屋等），以复原和呈现农产品的传统制作过程、搭建销售展演的“舞台背景”。在这一劳动过程中，传统生产的延续反哺和丰富了乡村文化，乡村文化的实体空间得到了艺术化和审美化改造，构成新农村的重要景观。另一方面，与数字劳动有关的内容生产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打上民俗活动的印记。作为台州市第一批“非遗主题小镇和民俗文化村”，L村有着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无论是L村X氏家谱修订大典、集体祭祀，还是春节的“村晚”、元宵节的“状元游街”等民俗活动，青年群体利用各类数字平台，从不同侧面集中地刻画和呈现民俗文化资源。尽管这是青年在个人经济或社会资本层面对乡村传统文化开发利用的方式之一，但是这些数字文本中同样隐含着其个人的乡土文化情感，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有关乡村文化的集体记忆构建。由此，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得到传承和巩固，乡村的公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重塑。
3. 多维在场：乡村青年数字劳动拓展乡村交往新的空间
在城市化生活模式和价值思维侵蚀下，身处乡村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断被弱化，而乡村青年则在数字劳动中以多维在场的方式拓展了乡村交往新的空间，为逐渐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乡村数字劳动所包含的认知式、交往式、平台合作式等劳动样态和组织特征，以及其所依托的各类社会组织的建设，使得乡村青年群体与其他不同性别、年龄结构村民或组织构成了更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其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重塑乡村人际关系的可能。访谈发现，除了依托社交软件或地方政府与电商企业所组织的数字沙龙、电商文化节等平台进行线上交流外，L村的村民活动中心、操场的一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闲聊”的专属场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愿意聚集在一起。他们看似随意的聊天没有明确的主题却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受访者XPF、XHL是这种“线下聚会”的常客，他们表示：“这样面对面交流挺好的，能听听大家吹吹牛，更主要的是能打探一些‘商业秘密’，例如互相问问今天电商的营业额，讨论下有哪些新品受人欢迎，看看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很多经营的灵感就这么来了。”线上线下的多维在场的交往不仅包含着青年群体彼此间有关数字劳动的知识、经验以及市场的分享，也依靠青年群体对新媒体技术的驾驭能力以“逆家长制”的形式促进不同代际乡村文化秩序的调整，其在客观上推动了基于乡村共同体的、可以被直接感知的乡村交往文化的发展，由此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也得以重新编织为“强连接”。
结语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产物，在资本、流量和算法的控制之下，数字劳动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增值的要求裹挟，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青年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主体性劳动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不应被有关剥削理论所贬低和消除：它凸显了数字时代乡村青年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不仅在个人发展上展现了当下乡村青年群体积极奋进的一面，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其社会认同的转变，并通过对都市文化规训所做的文化抗争和对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在消解农村社会的价值危机、伦理危机和治理危机中体现出重要意义。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所选取的样本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对其青年数字劳动的考察难以准确窥探全国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全貌，相关研究发现的适用性有待商榷；其二，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特征、劳动内容与社会认同、乡村文化参与之间形成了互为交织的关系，彼此间具体影响机制如何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参考文献略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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