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作者李晓光、石智雷等
传播焦虑还是提供支持？
——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双刃剑”效应
作者｜李晓光 石智雷 郭小弦
内容提要
社会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因传递信息或提供支持而发挥正向效应，也可能因扩散谣言或传播焦虑而发挥负向效应。论文聚焦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并基于2020年疫情期间城乡社区调查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虚拟空间的社会网络具有四种潜在功效：正向工具性、正向情感性、负向工具性和负向情感性。这四种功效在疫情期间都得以体现，并且以正向效应为主，负向效应为辅。第二，社会网络会通过四重功效显著影响人们的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作为正向效应，社会网络通过传递疫情信息、提供心理安慰显著增强主观福祉和提高社会信任；但是作为负向效应，社会网络通过传播虚假谣言、传递负面情绪显著降低主观福祉和破坏社会信任。未来研究需要特别关注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双刃剑”效应，从而更加充分地理解社会网络对个体主观福祉和生活机遇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
社会网络 正负效应 主观福祉 社会信任
正文
作为人际社会性联系，社会网络是信息流通和情感交流的重要渠道。大量经典研究表明，良好的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个体生活机遇和提升人们主观福祉，它不仅可以促进信息传播和资源流通，为个体带来工具性支持；也可以通过提供心理慰藉，给人们带来情感性支持。正因如此，社会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然而，数字时代的来临正在深刻改变着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和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自媒体正在快速崛起，进而引发公共空间信息传播模式的革命性变迁，具体表现为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和影响更大等特征。在此背景下，以曝光、谣言、突发事件为代表的网络舆情和负面信息，可能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人际交往而产生放大效应，引发连锁反应，不仅会对国家公共信息治理带来挑战，也会给个人生活机遇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以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为例，探讨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理论分析中，我们将会通过剖析社会网络的潜在功能和正负效应，提出网络功效的一个理想类型。作为人际联系纽带，社会网络既可能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也可能传播谣言等虚假信息，这属于社会网络工具性效应；同时，社会网络既可能传递情感慰藉，也可能传播焦虑恐慌，这属于社会网络的情感性效应。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虚拟空间中社会网络是主要通过传递社会支持提升了人们的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还是通过传播焦虑恐慌而降低了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我们将基于2020年疫情期间城乡社区调查数据，对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展开实证检验。
一、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多重功效和理论图示
本文聚焦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两个维度：网络功能类型和网络正负效应。由于不同类型的网络功能和网络效应，最终产生的社会影响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在探讨社会网络的功效时，有必要对这两个维度都加以考虑。
（一）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两种功能：工具性和情感性
社会网络的研究脉络中，以往学者从网络传递的资源类型出发，区分了社会网络的两种功能：工具性功能和情感性功能。这两种功能不仅适用于现实空间，也适用于虚拟空间。首先，工具性功能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成员传递信息、获取资源等途径，从而提高个体行动中目标达成的可能性。一般来说，个体目的性行动的成功几率和社会网络成员提供的资源存在正向关联。既往有关社会网络工具性效应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市场（包括求职、晋升、创业和融资等议题），但除了劳动力市场之外，现实生活中社会网络的工具性功能无处不在，例如在求学、寻偶、育儿、就医、救灾等生活事件中，都可以寻见社会网络的影子。
情感性功能也被称为表达性功能，主要强调个体通过网络成员分享情感、寻求理解、获取安慰、施加影响，从而实现疏解压力、排除沮丧、提升信心等目标达成。既往有关社会网络情感性功能的实证研究集中于身心健康、主观福祉等议题，例如研究者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提供安慰、降低抑郁和促进健康。目前，社会网络研究已经形成工具性和情感性功能齐头并进、研究议题百花齐放的局面，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替代的理论视角。但局限之处在于，这一领域的多数实证研究集中于社会网络的正向功效，而对潜在负向功效较少涉猎。
（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两种效应：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
理论上讲，虚拟空间社会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传递“喜忧参半”的信息和情感。事实上，中国古代智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深刻反映出社会网络的正负效应。下文分别从理论上分析正负效应的特征和机制。
社会网络的正向效应，主要强调网络成员通过传递积极的、有效的信息资源或情感，从而对个体的目标达成发挥促进效应。既往研究表明，这种正向效应可能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支持机制，即网络成员可以通过提供及时的帮助或生活照料，从而促进目标达成或主观福祉提升。二是社会共情机制，个人不是孤岛，人人需要陪伴，社会成员通过加入特定网络圈子或参加共同活动，分享生活体验、增进感情交流、传递正向能量，从而实现社会陪伴或社会共情。三是社会约束机制，社会网络既能创造交流机会，也会形成社会制约，网络成员之间彼此可能形成监督机制，从而规避不良行为的发生。例如重视健康的人际环境可以减少吸烟行为，强调社会信任的经济环境可以减少投机行为。
社会网络的负向效应，主要强调网络成员通过传递消极的、虚假的信息资源或社会情感，从而对个体的目标达成造成了消极阻碍效应。社会网络的负向效应，也有三个可能的产生机制。一是社会扩散机制，网络成员可能传递和扩散虚假信息或负面情感，从而导致负面影响的扩大效应和连锁反应，最终阻碍个体目标达成和造成心理负担等。二是社会排挤机制。社会网络的一个非预期后果就是社会排斥，即网络中的成员会排挤圈外人，这可能导致圈外成员社会共情的失败，甚至造成整体社会中的群体分化和敌对；同时，即便是在同一圈子，如果网络成员长期分享负面情绪或社会消极能量，也可能导致社会排挤和共情失败，从而负向影响个体目标达成。三是社会失范机制，并非所有社会网络都能形成社会控制和不良行为制约，现实中特定社会网络的制约功能可能会失效（例如贿赂网络和腐败滋生），甚至一些社会网络的初衷就是从事反社会行为（例如犯罪网络）。
（三）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一个理想类型
本文提出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多重功效的一个理想类型（详见图1）。图1中横轴为社会网络的正向和负向两种效应，纵轴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功能，基于功能和效应，我们可以界定出四个象限的功效。第一象限内，社会网络发挥的是工具性效应，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从而促进个体目标达成。第二象限内，社会网络也发挥工具性效应，但传递的是虚假信息，从而阻碍个人目标达成。这既有可能是网络成员有意为之，例如个体为了在经济行动中提升竞争优势和增强讨价还价空间而虚张声势；也可能是无意为之，例如网络成员在无意识间成为谣言的传播者。第三象限则关注社会网络的情感性效应，同时网络传递的是焦虑恐慌等负向情感，会阻碍个体目标达成。第四象限也关注情感性效应，但网络成员传递的是心理慰藉等正向情感，从而促进个体的目标达成。
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情境
社会网络已经成为解释许多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自然灾害也不例外。以往有关地震、海啸、热浪等灾害研究中，学者发现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对灾中救援和灾后重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汶川地震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资本的功效。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网络的正向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网络潜在的负向效应及其社会后果。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从社会网络功效的理想类型出发，分析虚拟空间的网络功效。尽管虚拟空间社交平台所传播的信息资源远不止于疫情信息，但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之下，社交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资源和情感支持的主要渠道，这有助于我们有效捕捉社会网络的正负功效。
为了检验社会网络产生的社会效应，本文选择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作为分析对象。这是因为，主观福祉主要反映个体对其内在状态的感知和评价，而社会信任主要反映个体对他人或组织的感知和评价。图2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通过多重功效形塑个体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的理论图示。
（一）主观福祉分析
主观福祉主要反映个体在生活满意、幸福感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未来信心等维度的主观感受。作为人际社会性联系，社会网络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可能：社会支持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可以通过提供社会支持而提升主观福祉，但社会参照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会通过增加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而降低主观福祉。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主要表现为正向效应，即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主观福祉，良好的社会网络不仅可以降低个体的心理抑郁状况，而且可以提升幸福感知和健康水平。但是，负向效应不存在吗？既往实证研究缺乏对负向功效的测量，很有可能会遮掩社会网络的负向效应。
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个体主观福祉？理论上讲，社会网络可能通过四种效应形塑个体的内在状态和感知评价。一是正向信息效应，即社会网络通过传递真实有效信息提升人们的主观福祉，例如疫情期间人们通过好友获取防疫物资、生活用品等相关信息，由此降低生活不确定性和提升未来信心。二是正向情感效应，即社会网络通过传递心理慰藉影响主观福祉，例如疫情期间朋友彼此提供情感支持、传递正能量等，从而降低心理抑郁水平和提高生活满意度等。三是负向信息效应，即社会网络通过扩散谣言等虚假信息降低个体主观福祉，例如吃双黄连、熏香醋等谣言传播引发民众抢购等，从而造成社会失范和降低心理健康。四是负向情感效应，即社会网络通过传递心理焦虑和负面情绪，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综上，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虚拟空间社会网络既可能通过传递正向信息或情感提升主观福祉，也可能因扩散负面信息或情绪降低主观福祉。
（二）社会信任分析
社会信任主要反映个体对他者的一种积极性预期，通常被分为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研究脉络中，部分学者将社会信任直接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要素；但更多学者将社会资本和信任作为两个概念，并认为社会网络会直接影响信任的形成。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社会信任？既往研究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网络可以提升社会信任，并认为任何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而社会网络有助于产生信任和减少欺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网络会降低社会信任，例如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交餐饮网络会降低信任，尤其会侵蚀人们对政府、法院、居委会等各个类型的政治信任。这些研究尽管证实了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的正负效应，但并没有充分挖掘其内在机制。
疫情期间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社会信任？我们从四种功效来分析。一是正向信息效应，即人际网络通过传递有效信息提升社会信任，例如政府公务人员坚守一线、医护人员无私奉献等信息传播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信任，同时社区互助网络等通过传递信息和提供物质帮助，从而提高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二是正向情感效应，即人际网络通过传递正面能量提升社会信任，例如疫情期间社区组织或志愿机构，通过提供心理慰藉或者传递社会正能量，提高邻里信任。三是负向信息效应，即社会网络因散播谣言等破坏社会信任。例如疫情初期由于信息混杂，谣言扩散会造成社会失范。四是负向情感效应，即人际网络因传递负面能量而降低社会信任，如疫情初期由于信息落差和社会恐慌，邻里之间或网民之间负面能量此起彼伏，甚至出现地域歧视和社会排挤等现象，从而严重破坏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综合以上，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2：虚拟空间社会网络既可能通过传递有效信息和积极情感而提高社会信任，也可能因散播虚假谣言和消极情感而降低社会信任。
三、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20年疫情期间城乡社区调查（简称URCS）。该项调查在2020年4月22日至4月28日期间完成，调查内容覆盖疫情期间社区状况、社会交往、生活经历和社会态度等议题。URCS调查采用被访者驱动的在线社会调查方法，共招募全国53所大学的613名大学生作为调查种子。该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19841个，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2个省、市和自治区。本研究排除部分核心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之后，进入实证分析的样本为19585个。
（二）变量测量
表1呈现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我们首先聚焦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的测量。URCS调查设计了4道题目用于测量网络功效，具体而言，被访者被问及“请您回忆一下，从今年1月疫情暴发以来，您的微信好友、朋友圈、微信群中是否经常出现以下现象”，包括传递疫情信息、传播虚假谣言、提供心理安慰、传递负面情绪，被访者分别从“几乎没有、很少出现、有时出现、经常出现”进行选择；其中，虚假谣言是指被官方明确证实为谣言的信息。本文将出现频率作为连续变量纳入实证分析，表1结果显示，出现频率较高的分别是传递疫情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的出现频率相对较低。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理解四类现象的发生状况，我们使用发生比例将结果图示化（图3）。具体而言，本文将“有时出现、经常出现”编码为1，把“几乎没有、很少出现”编码为0。图3显示，社会网络发挥正向效应的比例较高，其中传递疫情信息现象的发生比例为80%，提供心理安慰的发生比例为60%；相反，发挥负向效应的比例较低，其中传播虚假谣言为22%，传递负面情绪为15%。可见，无论情感性还是工具性效应，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都以正向效应为主，负向效应为辅。即便如此，负向效应的比例也不低（约为20%），未来研究考察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时，有必要将负向效应纳入分析范畴。
第二组核心变量是主观福祉。本文选择四个指标来测量主观福祉，包括心理抑郁水平、自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心理抑郁水平的测量来自霍普金斯症状检查量表（HSCL-5），用于检测青少年和成人的心理健康状况，HSCL-5测量了被访者过去一周在五个维度的感觉（包括感到紧张、感到害怕、感到抑郁、过度担忧、感觉未来毫无希望），我们通过取五个维度的均值，得到心理抑郁水平变量，分值越高，心理抑郁水平越高。在自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的测量中，我们参考以往研究文献和社会调查，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指标得分越高，则代表自评健康程度、生活满意程度、未来信心程度越高。为了构建主观福祉指数，本文对心理抑郁水平、自评健康程度、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其中克隆巴赫系数为0.733，KMO检验值为0.718，表明这些指标适合测量主观福祉。我们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主观福祉指数，并将取值转化为0到100。
第三组核心变量是社会信任。本文测量了四种信任类型，其中两种是非制度性信任（包括邻里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另外两种是制度性信任（包括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信任）。为了捕捉疫情暴发以来对人们信任方面产生的影响，我们采用信任变化测量，被访者在回答四种信任类型时，需要在“减少了、没有变化、增加了”进行选择。表1显示，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邻里信任的增幅较高，对陌生人信任减幅较大，反映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增加人们对邻里关系的信任和依赖，但也同时会降低陌生人信任。同时，疫情暴发以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增加，尤其是对中央政府信任增幅很高。为了构建社会信任指数，我们对四个指标进行效度和信度检验，其中克隆巴赫系数为0.665，KMO检验值为0.626，表明这些指标适合测量社会信任。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将取值转化为0到100之间，由此得到社会信任指数。
（三）统计模型
根据因变量的不同，本文主要使用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建立实证分析模型。首先，我们在分析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的个体差异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对虚拟空间网络功效的影响。其次，检验社会网络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时，由于主观福祉的各个测量指标可以作为连续变量，因此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后，检验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时，由于社会信任的四个指标均为三分类变量，因此我们采取多分类逻辑回归；但是，社会信任指数是一个连续变量，因此我们使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的个体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的个体差异，本文将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纳入自变量（见表2）。首先，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女性更有可能在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疫情信息（β=0.059,p<0.001），而更不可能被传播虚假谣言（β=-0.062,p<0.001）或被传递负面情绪（β=-0.027,p<0.001）。我们通过进一步区分疫情信息获取的媒介途径，发现女性更有可能通过微信、微博和周围朋友获取疫情信息，而男性更有可能借助媒体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获取。年龄越大，越有可能在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疫情信息，也越有可能被传递负面情绪。相比于未婚群体，已婚群体在社会网络被传播虚假谣言或被传递负面情绪的可能性更小。
其次，我们聚焦社会经济地位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功效的关系。个体的教育年限越高，越有可能在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疫情信息和心理安慰，但也越有可能被传播虚假谣言和负面情绪。相比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在社会网络中接触到疫情信息和心理安慰，但也更有可能被传播虚假谣言和焦虑恐慌。相比于城市，农村居民更不可能在虚拟空间接触到疫情信息，也更不可能被传播虚假谣言或负面情绪。这些结论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越有可能在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中接触到信息和情感，并且“喜忧参半”——既有正面的真实信息和心理安慰，亦有负面的虚假谣言和焦虑恐慌。
（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对主观福祉的影响
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四种功效如何影响人们的主观福祉？我们首先聚焦社会网络对主观福祉指数的正负功效。本文以主观福祉指数为因变量，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并将回归系数进行可视化，图4中模型1为实证分析结果，其中圆圈代表回归系数，横线代表95%的置信区间。读图可知，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具有正向效应，它通过传递疫情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显著增加了人们的主观福祉指数。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作为正向工具功效的传递疫情信息，作为正向情感功效的提供心理安慰路径对主观福祉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情感功效对主观福祉的影响路径更加直接或者立竿见影。但是，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也存在负向效应，它通过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显著降低了人们的主观福祉指数，并且传递负面情绪造成的减幅更大。综合以上分析，假设1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即社会网络的确会显著影响人们的主观福祉，但作为一把“双刃剑”，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正向地提升主观福祉指数，也有可能是负向地消减主观福祉指数。
图4模型1的控制变量也显示出重要信息。从人口学特征来看，在主观福祉指数方面，女性显著低于男性，已婚群体显著高于未婚群体，党员显著高于非党员；年龄越大，人们的主观福祉越低。从社会经济地位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主观福祉指数越高。具体表现为：教育年限越高，人们的主观福祉越高；相比于较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较高收入家庭的主观福祉指数显著更高。职业类型也发挥着重要影响，相比于一般工作者，管理人员的主观福祉指数显著更高，而无工作或者退休群体的主观福祉指数则显著更低。
我们现在转向社会网络对四种主观福祉指标的影响，表3为实证分析结果，所有模型采用的是一般线性回归。模型1中因变量为心理抑郁水平，观察可知，社会网络既会通过传递疫情信息显著降低人们的心理抑郁水平，也会通过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显著增加心理抑郁水平。通过比较正、负效应可以发现，社会网络因传播虚假谣言、传递负面情绪而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向效应，远远高于因传播疫情消息或心理安慰带来的正向效应。例如，传递负面情绪造成的心理抑郁增量，比传递疫情信息造成的心理抑郁减量高10倍之余。
表3模型2到4分别以自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程度和未来信心程度作为因变量。模型2显示，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通过传递疫情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可以显著增强个体自评健康状况；但也因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会显著降低个体自评健康状况。模型3表明，社会网络通过提供心理安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但同时也因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降低了生活满意度。模型4表明，社会网络的确通过传递疫情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发挥了正向效应，即显著提升了未来信心程度；但也因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而发挥了负向效应，即显著降低了未来信心程度。由此可见，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并且在疫情期间造成的负面效应，超过其带来的正向效应。
（三）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我们首先聚焦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指数的影响。本文以社会信任指数为因变量，以社会网络功效、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和省份虚拟变量为自变量，图4模型2为回归系数的可视化结果。读图可知，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指数具有正向效应，它通过传递疫情信息发挥工具性效应，通过提供心理安慰发挥情感性效应，由此显著提升了人们的社会信任指数，并且提供心理安慰比传递疫情信息产生的正向效应更大。但是，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也会负向影响社会信任指数，它通过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显著降低了人们的社会信任指数。综合以上分析，假设2得到实证结果支持，即虚拟空间社会网络既可能通过传递有效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而提高社会信任，也可能因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而降低社会信任。
本文进一步区分了非制度性信任（邻里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和制度性信任（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信任），由此考察社会网络对社会信任的多重功效。表4为分析结果，所有模型采用的都是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组A为非制度信任，模型1中因变量为邻里信任。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通过传递疫情信息，可以显著促进邻里信任的增加和显著抑制邻里信任的减少；同时，社会网络通过提供心理安慰，也显著促进邻里信任增加和抑制邻里信任减少。然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也存在负面效应，不仅因传播虚假谣言而抑制了邻里信任的增加，而且因传递负面情绪而导致了邻里信任的减少。可见，社会网络既可能通过正向功效促进邻里信任，也可能因负向功效而减少邻里信任。
模型2的因变量为陌生人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会因提供心理安慰，显著促进人们对陌生人信任的增加；但是，社会网络因传播虚假谣言，会抑制人们对陌生人信任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网络因传播虚假谣言不太可能减少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这是因为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已经普遍较低，而传播虚假谣言对陌生人信任的减幅空间有限。同时，传递疫情信息和传递负面情绪对陌生人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在虚拟空间社会网络中被陌生人传递负面情绪或情感倾诉的可能性较少，导致我们在实证结果中未观测到显著效应。
模型组B为制度信任的分析结果。模型3的因变量为本地政府信任。读表可知，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因传递疫情信息和提供心理安慰，对本地政府信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传递疫情信息为例，社会网络不仅显著促进了人们对本地政府信任程度的增加，而且抑制了人们对本地政府信任的减少。但是，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因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对本地政府社会信任也产生了负向影响。以传播虚假谣言为例，它不仅抑制了人们对本地政府信任的增长，而且造成了人们对本地政府信任的下降。可见，社会网络的正负功效也存在于制度信任分析中，它既有可能通过真实信息传递和积极情感表达，而对制度信任产生正向影响；也有可能通过虚假谣言传播和消极情绪散播，而对制度信任产生消极影响。
模型4中因变量为中央政府信任。观察可知，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通过传递疫情信息，显著抑制了中央政府信任的减少，并显著促进了中央政府信任的增加；同时，社会网络通过提供心理安慰也显著促进了个体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增加。总体而言，社会网络既可能通过正向功效促进社会信任，也可能因负向功效而抑制社会信任。
五、结论和讨论
大量经典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然而，虚拟空间社会网络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传递虚假信息或消极情绪，可能会降低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本文聚焦社会网络的正负效应，从类型学角度划分社会网络的潜在功效，并基于2020年疫情期间城乡社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核心结论是：虚拟空间的社会网络既有信息传播和情感支持的正向功效，也有谣言扩散和恐慌传播的负向功效，这些正负功效正在深刻影响着民众的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
（一）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类型划分与拓展空间
作为主要贡献，本文提出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四重潜在功效：正向工具性、正向情感性、负向工具性和负向情感性。这四重网络功效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都得以体现，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中传递疫情信息、提供心理安慰、传播虚假谣言和传递负面情绪的发生比例依次为80%、60%、22%和15%。由此可见，虚拟空间的社会网络以正向效应为主，以负向效应为辅。一方面，这一结论验证了既往研究关于社会网络的正向功效，即良好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个体在工具性或情感性行动中实现目标达成；但另一方面，这一结论挖掘和补充了社会网络的负向功效，即网络可能会通过传递虚假信息或者消极情感而抑制目标达成。面向未来，社会网络分析有必要超越对正向功效的过度追求，而更多关注社会网络蕴涵的负向效应、成本代价和社会失败等系列后果。
面向未来，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亟待进一步拓展。第一，“强关系-弱关系”维度下的正负效应。理论上讲，强关系既可能产生正效应（例如亲属互助现象），也蕴藏着负效应（例如“杀熟”现象）；相反，弱关系具有正效应（例如萍水相逢可能传播非重复信息），但也暗含负效应（例如单次交易中的投机行为）。第二，“虚拟关系-实体关系”维度下的正负效应。随着数字时代和元宇宙社会的来临，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社会关系正在深度交替，重塑着人类社会交往的模式。但是，无论虚拟空间还是实体空间的社会关系，都可能蕴藏着潜在的正向效应和负向效应，亟待未来研究充分挖掘。
（二）公共空间的社会治理：负向效应与应对策略
虚拟空间社会网络通过多重功效深刻形塑着民众的主观福祉和社会信任，这对当前公共空间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传递疫情信息、提供心理安慰会显著增强主观福祉和提高社会信任，但是传播虚假谣言、传递负面情绪会显著降低主观福祉和破坏社会信任。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网络负向功效造成的福祉降低幅度，要远高于正向功效带来的福祉增加幅度，例如，传递负向功效造成的心理抑郁增量，是正向功效带来的心理抑郁减幅的十倍之余。公共空间的社会治理中，社会网络的负向功效造成的社会后果不容小觑，以社会信任为例，无论个体对政府的制度信任还是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信任，信任的建立过程往往需要持久的努力，而信任破坏可能是一瞬之间的。这在当下虚拟空间中尤为突出，它通过传播谣言和焦虑恐慌，对政府信任或一般信任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面向未来，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负向功效亟需社会治理手段予以约束。首先，无论当前依旧持续的疫情，还是未来可能的其他自然灾害，政府有必要通过建立异质性的社交媒体传播平台，通过正式渠道发布权威消息，尤其需要及时遏制谣言传播，避免这种传播过程损害个体的健康福祉和社会信任；政府有必要通过媒体引导和传播正能量，规避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的蔓延。其次，常态化时期的虚拟空间需要加强数字治理。面对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曝光、谣言、突发事件为代表的网络舆情和负面信息，很有可能在公共空间产生放大效应和引发连锁反应。尤其伴随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导致虚假信息的滋生土壤扩大。对此，未来国家治理需要特别关注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尤其需要对突发事件产生的负面网络舆情加以引导，对谣言等虚假信息的来源加以严格管控。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尚存一些不足之处，亟待未来进一步探讨。本文以疫情为情境考察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未来研究有必要检验常态社会中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由于我们使用的URCS2020数据的收集时间正值解封初期，民众短暂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本文高估虚拟空间社会网络的正负功效。作为稳健性分析，我们使用其他数据评估了不同疫情状态下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发现在疫情严重阶段，社会网络的负向功效比例相对更高，而在常态化阶段相对较低，并且都以正向效应为主、负向效应为辅，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尽管如此，未来研究需要在常态社会中，通过加强理论机制、测量题器和因果推断来深入探索社会网络的多重功效。
首先，在理论层面，社会网络负效应的社会机制需要挖掘和探索。本文从既往文献出发，提出社会网络负效应的三种潜在机制，即社会扩散机制、社会排斥机制和社会失范机制。但是，社会网络负效应是否还存在其他理论机制？未来研究有必要基于中国本土情境，从关系社会学视角进一步挖掘社会网络的负效应。其次，在测量层面，社会网络四种功效的测量依托于单个变量，而非成熟量表。未来研究有必要拓展网络功效的测量，通过发展量表、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来优化社会网络功效的测量题器。最后，在方法层面，社会网络功效的因果推断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强化。社会网络对主观福祉或社会信任的正负效应评估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横截面数据难以有效解决内生性偏误，可能潜在地导致我们高估或低估社会网络的正负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多期追踪调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来加强社会网络正负效应的因果推断。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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