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代里，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仍然在人类文明的道德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于这个贫乏无趣与冷酷无情的庸常世界，苏格拉底通过自身的言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批真诚践行智识英雄主义的哲学家。
他们对自身选择的道德、理想与信念的追求融入了他们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他们勇敢地承担着他们追求自身理想与信念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便这个代价是他们的生命本身。
而在这个群体中，苏格拉底抛弃自己的生命来追求自由思想与人性尊严的做法，最大限度地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达到了人类追求自由与公义的极致，按照保罗·约翰逊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尊敬他，并将他赞颂为哲学化身的原因”。
序言：我们这一代人的苏格拉底（节选）
文 | 郝苑
按照一种流俗的说法，导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的罪魁祸首是雅典的民主制。
苏格拉底批评过雅典的体制，因而他是雅典民主的敌人。
苏格拉底还总是运用他的反诘法暴露雅典民众的无知，这招致了雅典民众的嫉妒与怨恨，于是他们利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将苏格拉底置于死地。
然而，根据保罗·约翰逊的考证与阐释，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正如波普尔指出：“批评民主和民主制的人不一定是民主的敌人……苏格拉底的批评是民主的批评，而且确实是属于民主生活本身。”
雅典的民主派政治家并不会仅仅因为苏格拉底曾经对雅典的民主制提出过批评意见，就处心积虑地要杀死苏格拉底。
事实反倒是，在苏格拉底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雅典都是比较开明自由的社会，先前并没有任何雅典公民因为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向法庭提起指控苏格拉底的诉讼，苏格拉底在那时的绝大多数雅典公民眼里都是一个可敬的公共人物。
雅典自由开明的社会氛围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正如修昔底德指出，战争爆发之初，政治家伯里克利凭借着他的地位、才能以及众所周知的正直，成为能够独立控制民众非理性倾向的人物，他不屈从于民众短视与狂热的意见，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而当民众由于恐慌丧失勇气时，他又会马上恢复他们的信心。
但“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彼此间大都不相上下，而每个人都想力争居于首要地位，最终他们竟准备靠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心血来潮”。
随着雅典高层越来越倾向于被乌合之众的狂热情绪裹挟，雅典的整个道德状况也变得越来越腐化。
流俗的观点总是认为，战争将提升一个国家或城邦的民众的精神状态或道德素养，但这大概主要适用于抗击侵略的正义战争。
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这种争夺霸权的战争来说，实际情况反倒有可能让双方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水准都变得恶劣起来：
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周到地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子气概的表现；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子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耍阴谋成功表明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明他更加精明。的确，人们普遍地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
而对于雅典这个战败方来说，情况就更加糟糕。
斯巴达在雅典扶持的傀儡政权一度废除了民主制，杀死了一千五百名杰出的雅典公民，并迫使其他坚定支持原有体制的雅典公民流亡，许多优秀的雅典公民死于流亡途中。
即便雅典的民主派事后又恢复了权力，但相较于先前雅典公民的整体素质，经过三十僭主肃清后的雅典民众的整体心智辨别能力与道德素养都有了显著的下降。
而这也导致柏拉图对雅典的未来提出了以下这个颇为令人担忧的可能性：
有时候邪恶的公民大批地麇集起来并且试图使用暴力来奴役善良正直的少数人，尽管两边都是同一个种族和同一个邦国的成员。当邪恶分子取得优势时，这个邦国可以确切地说是“劣于”它自己，并且是一个邪恶的邦国；但当邪恶分子被打败时，我们可以说它是“优于”它自己，并且它是一个良好的邦国。
必须指出的是，上文所说的“邪恶”并不一定是指暴虐嗜血，而更多的是指民众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暴政之后，他们的心智辨识能力是平庸昏聩的，意志力是软弱的，情绪波动是极其频繁的，因而特别容易受到某些政客或激进平民领袖的操控和煽动。
在这个时候经过投票得出的民意，就不再反映民众的真正意图和真实利益，它只是少数政治野心家施展阴谋诡计达成的结果。
这个时候雅典的“民主主义”也就蜕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
大量心智平庸的民众作为外行，并不能有效区分智术师与苏格拉底，再加上阿里斯托芬的著名喜剧《云》的广泛影响，苏格拉底与几位声名狼藉的雅典政客的师生关系或朋友关系，以及某些阴谋家对雅典的民意和舆论所做的别有用心的引导等原因，苏格拉底在那时就逐渐成为众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的主要怨恨对象。
归根到底，将苏格拉底推上绝路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可以说，在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苏格拉底恰恰成为不公正的雅典政客平息民众愤怒、转移社会矛盾的一头替罪羔羊。
面对不公正的判决，苏格拉底并没有采纳他的好友克力同的建议，即通过贿赂逃离雅典。他对雅典给予了深刻的爱与希望，雅典曾经是整个希腊最自由开明的城邦。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整个希腊智识氛围的败坏，如今雅典都已经无法容纳他年轻时充分享有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那么就更难以指望外邦有宽松的智识环境了。
因此，“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苏格拉底来说，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以非正义的手段对抗非正义的判决，这并不能让自己获得真正的胜利。
恰恰相反，这种做法把自己拉低到了卑劣对手的档次上，即便因此而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彻底败坏了自己的灵魂。正如A. E.泰勒指出：
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苏格拉底创造了灵魂（soul）的概念，它从此之后统治着欧洲的思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一个文明的欧洲人来说，他有一个灵魂是一个标准的假定。灵魂是他正常地醒着时的智力和道德性格的所在地。并且因为这个灵魂既等于他本人，也无论如何是有关他的最重要的事物，所以，他生活中的最高事务就是对它做出最大的努力和为它做出最好的事情。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灵魂统率与引导着肉身的欲望。倘若一个人的灵魂在此生中通过智慧与美德的引导而履行了人之为人的神圣职责，那么他在死后就不会随着肉体的腐烂而消亡，而是会在神的庇佑下获得自由与幸福的永生。
在一个深受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支配的祛魅时代里，很多自认为与时俱进的现代人或许会对灵魂的概念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过时的形而上学或宗教信仰的劣质产物。
然而，灵魂的概念早已通过哲学思辨、宗教信仰与其他各种话语实践，深深地融入了人类的道德良知与人道关切之中。
一个拥有灵魂的人，也就是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自我决断的意志力，拥有可以深切体会到他人的焦虑与苦痛的同理心，可以毫无偏见地感受到世界的美好与人性的尊严的人，这样的人不会轻易屈从于专断的权力下达的各种非理性命令。
与之相反，一个没有了灵魂的人，也就是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自我意志，无法悲悯地感受他人苦痛，不懂得人世间的各种美好与人性的尊严，只知道霸凌弱者与向强权卑躬屈膝的人。
纵观人类的历史，后面这类丢失了灵魂的人，轻易就可以被训练成冷酷无情地执行野心家暴虐命令的杀人机器，而倘若这种杀人机器恢复了人性，那通常也就意味着他重新找回了自己久已失落的灵魂。
因此，即便在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代里，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仍然在人类文明的道德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正可怕的不是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变得就像拥有灵魂的人那样来思考问题，而是原本拥有灵魂的人变得就像没有灵魂的机器人那样来思考问题。
按照庸常心智的理解，苏格拉底拒绝逃离雅典的决定，不是出于心智的愤怒而产生的非理性决定，就是致力于自我炒作的行为艺术，然而，通过深入地分析与理解，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的这个决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正如波普尔所言：“苏格拉底之死乃是他的真诚的最终证明。他毕生无所畏惧，光明磊落，虚怀若谷，公允而幽默……他表明，人之死，不只是由于命运，不只是为了名誉和别的这类光彩的事情，而且也是为了批判思想的自由，为了自尊，而这种自尊则与以我为重或伤感毫无共同之处。”
庸常的心智之所以常常误解苏格拉底，也并非完全没有缘由，因为在庸常的生活中，虚伪地鼓吹道德者比比皆是，真诚地践行道德者寥若晨星。
专断的权力贬抑被支配者的心智，积极动用各种思想教条、道德教条与伦理习俗来将无助的平庸者规训成驯服的个体，进而规训成庞大机器的廉价齿轮。
这些人在平庸的世界里看不到体现世间美好与人性尊严的终极关切，每天只不过在自身庸俗欲望的奴役下过着蝇营狗苟、没有未来的颓废生活。
在这些彻底被剥夺了心智自由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的人们的眼中，整个庸常的世界就仿佛一个单色的万花筒那么贫乏与无趣，他们的心灵总是为各种沉郁、消极乃至绝望的情绪所困扰或占据。
相较于这个贫乏无趣与冷酷无情的庸常世界，苏格拉底通过自身的言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有这样一批真诚践行智识英雄主义的哲学家。
他们对自身选择的道德、理想与信念的追求并不仅仅停留于抽象的说教，而是将之融入了他们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他们举手投足之间都自然地散发出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与信念的本真魅力。
他们勇敢地承担着他们追求自身理想与信念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即便这个代价是他们的生命本身。
而在这个群体中，苏格拉底抛弃自己的生命来追求自由思想与人性尊严的做法，最大限度地超出了普通人的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达到了人类追求自由与公义的极致，按照保罗·约翰逊的理解，“这就是我们尊敬他，并将他赞颂为哲学化身的原因”。
这种趋于极致的行为或许无法被常人简单仿效，但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与人类精神的高度。
对于任何真诚追求着各种理想，却又不免沉沦于这个平庸世界的人来说，苏格拉底都不啻为一道有力划破平庸世界沉重黑幕的阳光，为他们带来了各种新的认识、新的感受与新的希望，他当之无愧地是这些人的领路星辰。
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深刻指出的：“一个人自身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取决于他在生命旅途中所遭遇到的他人以及召唤着他的种种可能的信念。”
可以想象，每个由于与苏格拉底相遇而重新找回了自己生活的希望、理想与激情，并深刻改变了自身的观念、感受与生活方式的人，或许多少都会想要用类似这样的话语来对苏格拉底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拭去堆积在我心灵深处的灰尘。其实在与你相遇的瞬间，我的世界就已经有所改变。我所认识与感受到的一切不再显得那么灰暗与单调，而是变得多姿多彩，我的整个世界都因你而变得烁烁生辉。或许前路永远为黑夜所笼罩，即便如此我仍将继续前行，因为我深信，来自你的星光纵使微弱也会为我照亮前方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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