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范畴（二）
——原文选自《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
列斐伏尔
自发的
“生活的”这个范畴允许我们恢复自发性的范畴，由于理性主义哲学和超越的哲学，自发性范畴长期以来一直都被忽视了。文化论者和结构主义都不承认自发的和无形式的。
然而，恰恰相反，恢复“自发性”的范畴并不等同于剥夺对自发性权利的批判。我们真打算对那种会受到顶礼膜拜的自发性致歉吗？[1]当然不会。无论在哪个领域，如日常生活或政治，自发性都没有天赋的权利。缺失了自发性，某种根本性的东西正在丢失；存在一个空白，就像生物组织中那些真空一样。然而，自发性并不总是创造性的，而且具有它自己承担的风险。自发性造成错误，比起合理的预测和演算，自发性的错误更频繁一些。自发性的观念和自发性的现实都不能提供一种关于存在的标准或价值。纯正本身(我们如何知道这个或那个就是纯正地道的呢？)排斥了控制和结合。然而，自发性模仿它自己。在这种与生俱来的事物中，我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社会控制和结合的程序鼓励的，然后，压制的)戏剧性的事件，什么是戏剧性化、去戏剧性化或超戏剧性化。在一个强力的意识形态控制期里，自发性的和非自发性的混合到了一起，自然的和人工的也合并到了一起。这就意味着，一个特定群体的成员发现，“本能地”发现了渗透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范和符号。
换句话说，无论是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是在外部世界里，我们都不会获得纯自然，或任何一种无条件的“存在”。自发的已经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当然，自发的并非社会的本身。日常生活给自发性一个位置和稳定性，日常生活是自发性表达自己的一个层次。在一个确定的层次上，自发性不过是一个社会因素罢了。如此这般，自发性存在着。在日常生活中，自发性是活的，它生长着、枯萎着，最终消失殆尽。
列斐伏尔
模糊观
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任何本体论问题，那就有了应用模糊性概念的辽阔领域。[2]在关键时期(任何成问题的事物都比已经获得的稳定性还要重要时，结构濒临解体，战略居于主导地位，选择的需要日趋明显，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分叉时刻已经显现)之外，人们在模糊状态下生活。只要问题没有立即显露，或者只是预备提出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忽视那些问题。这种模糊状态影响着意识(而且，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是指一种个人和社会同时具有的意识，虽然个人和社会可能处在冲突之中)。人们满意于一种具有明确稳定性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隆起，像一个囊肿，成为一种没有麻烦的现实和“存在”，而不是追逐可能和这种状态追逐的“存在”。这样，戏剧性的事件消失了，一种微妙细节的喜剧让整个悲剧模糊起来。因为没有任何东西生死攸关，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慢条斯理的或按部就班的。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去戏剧性化的。这些关系在保守的态度和空洞的观点之间摇摆不定：羡慕、嫉妒、契约和争吵，以及用来掩盖相互对立或尊重的礼仪。取代了情感的，是一种(虚幻的)公平和一种(误导性的)客观性存在。有对琐碎事务的表达就足够了。任何争议都被搁在一边，尽管这样做并没有让争议中性化。人们尽可能少地谈论这类有争议的事情，陈词滥调继续蔓延。模糊的王国也是日常琐事的王国。在每一个时刻，“生活的”和“生活中存在的”因素似乎都处在分离点上，各走各的路：社会中的群体，群体中的个人，个人中的行为模式。
模糊的和那种矛盾心理并不总是容易区分的。现在，我们主要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把“那种矛盾心理”放在心理学的范围内。然而，模糊性是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一种存在的情境，压抑着的、弱化了的和不被注意的(没有认识到的)矛盾构成了这种情境。在存在矛盾心理的情况下，问题或冲突恰恰出现在一个主动个人的意识中，他背水一战，必须选择(这个或那个、爱或恨、服从或自由)。有时，他会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但是，他不能使他的选择清晰或有实际效果。然而，模糊性是一个群体提供给个体的一个条件。面对他发现的难以解释的差异，他采用了一种临时的和放纵的冷漠。一天，也许很快，他必须做出选择，但是，选择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他依然没有到达岔路口。模糊性是一种复杂的情境，但是，模糊性缺少专注，由若干虚拟的端点构成。矛盾心理构成了冲突，这种冲突在感觉、人或表达之间发展起来。
日常生活中大有关于模糊性的例子或案例。甚至可以这样说，模糊性是一种日常生活特征，日常生活就是应用模糊性的领域，模糊性是日常生活的一个范畴(即，一个专门概念)。家庭有一种生物的和生理的事实，首先，在人与人直接关系的层次上定位家庭：丈夫和妻子，孩子和父母。家庭具有社会功能吗？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我们把家庭看作“残余沉积物”。20多年前，有人认为工业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会解体家庭，把家庭的所有古老功能都分给“社会”，然而，出乎预料，家庭在消费方面和文化方面，暂时地或永久地被赋予了新的功能。这些新的功能已经恢复了旧的功能吗？家庭重新获得了它的教育功能吗？这是有怀疑的余地的。没有疑问的是，贯穿整个历史，作为整体的社会一直都给了家庭多种形式：父系家庭、封建家庭、有资产者的家庭、无产者的家庭、社会主义家庭。家庭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谈论伊斯兰教家庭、基督教家庭或世俗的家庭。社会机构从制度上强力干预家庭，禁止各种不轨行为、鼓吹遗风和向某种新事物的过渡：它们推行一种确定的家庭结构。同时，家庭保留了现代社会发展起来之前就有的直接联系，如父系联系、封建的主从联系。在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中，甚至在家庭身份具有了更高的伦理或文化价值时，家庭也从未与它的生物生理“构成成分”以及相伴而生的表达和符号分开。然而，家庭的情境事实上是模糊的，那么，家庭也培育规定的动机和公认的态度。“现代的”和“古代的”在家庭中并存不悖，对差异共同承认，这种差异一旦认定，一般也就忽略掉了。许多象征性的表达或心理社会学动机都被用来作为家庭理论：由不变的人性、母性的直觉、在对脆弱女性实施保护的男性角色中的男子气概等这些因素引起的情绪。在有关家庭的最基本原理上，家庭“是”模糊的。所以，家庭中发生或没有发生的每一件事一般都具有模糊性：爱和冤家、信任和不信任、窒息和保护、利用和滥用。
连同家庭一道，妇女属于模糊性范畴。能够认识和定位“妇女”这种非正式社会群体的唯一途径是，把妇女作为模糊性的化身。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一个悖论，即一半的人类和组织起来的社会构成了一个由性别定义的群体，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有它自己的欲望、需要和战略。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创造性的“妇女”，事实上一直都是社会群体之间、代际、文化和自然之间、个人之间的天然斡旋者。她们调停，换句话说，她们产生冲突和划分，甚至就在她们承担调解角色的时候，她们的“功能”影响了她们!兴许就在人类历史的黎明——农业、村庄、房子以及基本设备、医疗卫生、烹饪器皿、家具、织物，作为第一批人类现实的创造者，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创造性的“妇女”已经被降至主内，承担家务劳动。在经济上，妇女是相对非生产性的，对社会的影响相对不那么大。所以，妇女“是”虚幻的日常生活物质、不可靠的日常生活深度、日常生活的地域、日常生活的气候，然而，妇女与生俱来就影响着人这种物种(智慧和理性)，还赋予了她们所属群体的特殊性质。没有什么东西阻止她们干预公共的或个人的整个情境，但是，当她们想让她们的干预产生效率时，所有的事情都迫使她们使用间接的方式。结果是一个从未达到顶峰的根本的和永恒的冲突，即这种冲突不会变成明显、清晰的对立，如果那样，会危及社会。所以，这种冲突被约束在一种模糊状态之中：钝化了的、不断燃起的、不断压抑的矛盾。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当“妇女”能够荡涤她们历史挫折的痕迹时，在她们不断给社会施压之后，她们最终获得她们期盼已久的振兴时，模糊性以矛盾的方式暴露：期待的可能性和令人失望的落实，“女性”严肃的一面和轻佻的一面，“女性”本身和妇女既期望又拒绝的女性苛刻的道德。在这些时刻之后，过去的模糊性和现在的模糊性都变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反，这种模糊性处在控制之中时，它是“无意识的”(没有认识的)，隐藏在外表和符号之下，这些表现和符号保持着模糊性，掩盖着模糊性。从远古以来，直到今天，妇女一直都是规范和表达百宝箱的保管者。这些规范和表达如此平淡和琐碎，在实践中如此顽固，而且如此根深蒂固：涉及房子、“居家”和家庭事务的所有事，因而即涉及日常生活。同时，作为象征性的和有意识的“主体”，妇女体现了最高尚的艺术、道德和文化价值：爱、激情和美德、美、高贵的品质、献身、持之以恒。但是，这些最高尚的艺术、道德和文化价值与其他的超级价值相冲突：感官愉悦、绝对愉悦、奢侈和贪欲。这些冲突是深刻的，却被掩盖了起来，被减至模糊性，被掩盖在模糊性的背后。然而，虽然家务事如此乏味，妇女还是不太可能比男性更易受到专业化和劳动细分的愚弄。这样，优势变成了劣势，劣势包含了优势的种子(虽然它们勉强发展)。所以，妇女代表了整体上的日常生活。妇女具体体现了日常生活的状况、日常生活的冲突和日常生活的可能。妇女是日常生活的主动批判者。
普遍的模糊性淹没了(日常的或在“现代”生活中的)我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已经使用模糊性推出了一种哲学，把一个社会学范畴变成一个本体论范畴。现在，这种不适当的一般化发现它自己受到了挑战：模糊性阻碍对模糊性的认识。从社会学上讲，模糊性是一个未知和无知的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意见不一和缺少认识的范畴，在模糊性那里，现象与“现实”混在了一起。作为发生在群众规模上的现象和错觉，“消费社会”已经越来越强大。现代资本主义会表现出为社会和个人需要而生产，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似乎与马克思定义的社会主义相同(而且，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让我们的情境自相矛盾)。实际上，“消费社会”操纵了需要；控制生产的控制着消费，控制消费的为了和按照它们认为应该生产的而生产出需要。控制生产的，亦即控制消费的，有意地或无意地，把其他同样有效的需要和其他同样客观的要求放在一边。批判这种假象的声音还是不多的[3]，这种假象并非完全都是假象，这种现象也不完全是一种现象，因为需要不都是假的和伪造出来的。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模糊性掩盖了没有觉察到的矛盾，钝化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差别，使其与三维的日常生活“现实”一致。只有存在这种模糊性时，这种假象和现象才能维持下来。
我们一开始仔细研究大众文化(与大众消费)和大众传媒的效果时，就发现一个巨大的模糊性。使用高度复杂的技术，大众传播工具把艺术和文化珍品带给了所有的人；大众传播工具制作出完整的历史，“世界”本身，所有人都可以接近。大众传播工具把过去，甚至未来，带进了现在。通过持续地改进大众传播方式和分布手段，这些技术传播了人类作品中最精致和最微妙的事物，一些人用毕生精力致力于那些辛勤劳动，那些作品中包括了时代和文明。现代技术使人们的品位更加精致，提高了文化、教养和教育水平，把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带给了大众。与此同时，这些大众传播工具使它们的受众被动了。它们让它们的受众幼稚起来。它们以特定的模式——看点模式、眺望来“表达”世界，带着我们已经提到和我们继续强调的模糊性：不参与到一个虚假的存在中。这种分布依靠过去，它剪裁过去，浪费过去。大众传媒的技术生产形象和表达，这些技术什么也没有创造，也没有推动任何创造性。大众传媒的技术消耗着积累了若干世纪的东西，通过其本身的行动，恶化了这样一个更一般的历史事实：历史已经迫使许多创造性资源枯竭，这些技术还将无限地继续做下去。
大众传媒影响了人们的品位，使人们的判断模糊起来。大众传媒训练它的受众，大众传媒影响它的受众。随着大众传媒的形象趋于饱和，时政和“新闻”缺乏新意，大众传媒蛊惑它的受众，大众传媒让它的受众感到厌倦。大众传媒扩大着传播，大众传媒威胁了思想的连贯性和思想、词汇和语言表达，威胁到了语言本身。“对世界的表达”枯竭，每一个人都成了另一个人的看点，实时转播正在发生的事件，事情果真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吗？我们称这个极点为太多余的话，超级同义反复，对已知现实的最终识别，被永久惊讶的错觉湮灭的惊讶——被它自己的成就湮灭的模糊性。这里，模糊性假定了和产生了掩盖模糊性的表现，绝不会显现它是什么，这也是模糊性的一个方面。每一件事发生仿佛模糊性真是明显的，在正在摧毁模糊性的更替中表现出来。
更一般地讲，一个群体的成员感觉或认识其他群体和其他人的方式首先是以模糊模式发生的：惊讶和好奇，厌恶和抢夺，退缩和慷慨，有吸收的欲望和有排斥的需要。模糊模式是一种“堪忧感”:掌握，但是担心，发现一个模糊的威胁，令人放心的现在(其他“存在”，我们能够掌握它，与它有别，在与它的关系中定义我们自己)和令人忧虑的未来。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与它的可能关系全部是无用的细节：它能够伤害我们或它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必须整理我们的思考和做出决定的时刻到来时，我们必须做出判断和做出取舍。选择是决定性的。选择照亮了所有藏在模糊性昏暗世界中的一切。模糊性不是永恒的。它不会永远都是模糊的。它有一个时间大限。
正确的或错误的决策，根据情况和事态；从一个评估开始，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产生错误的风险的，这种错误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在未来发生。在评估了我们打算实施行动的情境(当时这种情境还是模糊的，这样，不可能做出判断)之后，我们一头扎了进去，不再讨论下去。最好的实践者是时机选择得当的人，是用时间讨论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但是，时间不能太长。这个最好的实践者等待时机成熟。他花些时间，他避免草率的判断和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止步不前。他用行动的困境替代对模糊性的“肯定和否定”和那些悬而未决的判断(“也许”或“为什么不呢？”，以及有关谨慎和犹豫的"为何要这样做？”)。最好的实践者用肯定或否定回答问题。他选择。他的决定简化了复杂的情境和模糊性，通过简化复杂的情境和模糊性的实际行动，他改变它们。在他的行动中，模糊性崩溃了。这正是模糊性显示它自己是什么的时候：没有控制的复杂性、混淆、不透明。模糊性把我们引向一个否定和揭示模糊性的决策，结束模糊性，让它暴露无遗。决策的利剑把连续时间劈成以前和以后。真正的时间被暴露出来——时间是多面的，连续的和不连续的，由其途径上的分叉点所标志的，由决策和选择勾画出来的。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另一个辩证运动：“模糊性/决策”。一旦我们发现了“模糊性/决策”辩证运动，我们就不再会去崇拜模糊性，把日常生活与模糊相提并论。我们就不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好像模糊性这个范畴定义了人或人内部的一种不能再分割和不能逆转的情境。
作为这个辩证运动的一个方面，决策行动本身变成了一个理论对象，甚至成为专门科学的对象，类似于“人类行为学”这种一般行为理论的一个部分。这种一般行为理论不再是对行为的认识，同样不再与日常生活批判一致。这种一般行为理论仅仅涉及了行为和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方面。这种一般行为理论完成了模糊性理论。
这里的基本观点是，关于模糊性的理论预示了和呼吁结束模糊性本身。模糊性理论产生了一个一般问题(以及它的补充，即决策论)。研究日常生活是希望改变日常生活。改变日常生活就要把日常生活的困惑暴露出来，把日常生活的困惑带进语言里。把日常生活的困惑暴露出来旨在让日常生活的潜在冲突显现，化解这些冲突。所以，改变日常生活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批判的，也是行动的。日常生活批判包括一个判断，日常生活批判催生这个判断，这是日常生活批判所有判断中最一般和最革命的判断，这个判断让模糊性成为不能容忍的，这个判断改变了在人类思维中最不能改变的模糊性。模糊性之所以最不能改变，是因为模糊性缺少确切的形状。
质疑和怀疑
如果说，在当今的社会事实中确有这样一个范畴(即一个范畴表示和暗示的一组事实)，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这个范畴对应于莫斯(Mauss)作为整体社会现象描述的古代社会里的天赋，那么，这个范畴不会是质疑的观念吗？现在，质疑出现在社会现实的所有领域和每一个层次上，随处可见。质疑正在成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公认的、清晰的、有意识的和几乎很平常的模式(这里所说的群体有：性别、年龄、阶级、人和民族、机构和有组织的国家机器、政治体制和生产模式)。
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我们有意识地让我们的研究实现“中性”、公正和客观，我们很有可能时常忽视了这些富有社会戏剧性的范畴。在社会学初次登场时，社会学青睐的研究领域是古代社会的质疑的表现：冬季赠礼节、神裁法和“神的审判”、交换和赠予的竞争形式、对友或敌的礼仪性宣示。社会学的这种倾向已经被摒弃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让我们重提这种对质疑社会形式的研究，同时，更新和现代化这种对质疑社会形式的研究。[4]
一旦我们重新评估质疑在古代的或历史上的[普罗米修斯式(Promethean)]社会里的重要性，对质疑的社会学研究和对质疑的专门历史研究便相得益彰。对社会实践的影响也令人惊讶地揭示了出来。18世纪，人们用日益清晰的轮廓看群体和阶级，这样做，让他们自己在所有领域，包括文化、艺术和道德领域，面临多种质疑。(“比起你们，另一个群体的成员们，我们，一个特定群体，现在或将来，更有教养、更有礼貌、更有道德、更文明和更有理性；或者，我们或多或少会显现出同样的面貌。”)
质疑是战术和战略的一部分。质疑揭示战术和战略，同时，质疑掩盖战术和战略。噪声、挑衅、鸦雀无声，在每一个对峙中，有一个相互质疑的时期。质疑形式多样。放在某个(经济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等等)层次上，质疑出现了，同时在其他领域，在其他的实践层次上，引起反响。质疑是实施压力的手段，所以，质疑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慷慨陈词和毫无道理的表达模式，或者一种社会现实中不带个人色彩的演讲。质疑是实施一种超出这个群体的压力的手段，但是，质疑的行动在这个群体内部回荡；质疑收集散落的因素，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质疑结束了集体生活分解为个人要务和琐事这样一个时期。因此，通过摆脱一部分日常生活琐事，质疑进入日常生活，提高日常生活。质疑让日常生活丰富多彩。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显示出十分确定的特征。资产阶级总是生活在不断质疑其对手的状态中：先是封建制度，后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过去能够把质疑囊括在它的普遍价值之中，所以，从意识形态上讲，质疑更是针对时代的，而不是针对人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资产阶级的这些价值——理性、民族性——属于一种阶级意识，不过，这些价值不以阶级意识的方式显现。使用“理性”或“民族”的每一个陈述都包含了质疑，但是，这种陈述并没有表达这种质疑。资产阶级寻求用秘密的方式统一质疑，这是一种最变动不安的混合。无论何时资产阶级不再处在这种特殊状态中，资产阶级就懈怠下来，它放出忧虑甚至恐慌。反之，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技术官僚避免质疑，甚至避免煽动挑衅；技术官僚不声张、不显形，这使他们与他们所出自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其他派别区分开来。那些涉及一般观念(如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的知识分子大喊大叫，以挑衅的方式重磅推出他们的质疑，从而标志了一定的文化时期，而另外的时期则以其销声匿迹作为标志。这些不同的态度意味着一种无权势的表白，或者一种行动的可能性。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质疑，无产阶级只能沉默和怀疑，而不能寻衅。
批判的时期，即采取尖锐的对立形式和革命的时刻，似乎总有一个矛盾和质疑不那么极端的时期为先导或紧随其后。但是，质疑可能更广泛和更深刻。可以这样讲，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把一系列长期压抑着的质疑，扔给了个人、艺术和道德领域，扔给了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人。[5]
和平共处真是一首田园诗吗？真有不夹带私利的挚友吗？真有两大对立阵营，对立的制度里的多元意识形态的相互容忍吗？不可思议!相互作用是一个规律。我们一定不要把官方声明与现实中的辩证运动混为一谈，官方声明常常充斥着外交辞令，是最不诚实的。和平共处是一个永不停歇的相互挑战。在挑战的状态下，公开的不和谐替代了和谐，和谐不是没有风险的。一个具有偶然成分的挑战替代一个威胁。挑战以存在大规模破坏的可能性和担心为基础，远不是以意愿为基础的。挑战构成了危险边界内各种力量不稳定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按照任何古代的模式想象挑战，如某种一般化的核武器或常规武器“冬季赠礼节”，那未免太有条理和太简单了。挑战是多边的，还会如此延续下去：挑战是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和技术的。我们都知道挑战的内容是什么：工业增长、帮助不发达国家(其重要性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和不受约束的技术开发。
质疑不断检验着现存体制，同时，质疑尽力去适应情况的变化。当质疑明确时，质疑类似于威胁。当质疑隐蔽时，质疑类似于容忍和理解，所以，质疑是有灵活性的。
是否有没有怀疑，即没有担忧的质疑呢？没有怀疑的质疑不多见。如果真是在没有怀疑的情况下发出质疑，我们称之为傲慢。当质疑一般化时，质疑之后紧随着怀疑，这种状态培育了一种大范围的和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从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新概念里认识到了不少事物：现代世界里普遍存在的随机性，社会现实中战术和战略的重要性。怀疑决定了一种特殊的异化：怀疑让事物迷雾重重，怀疑产生担忧，怀疑自相矛盾；同时，怀疑诱发活力。质疑和怀疑的氛围极其令人振奋，但是，这种氛围是不能忍受的。怀疑也决定了一种去异化，模糊的极度困扰，这是在我们面对随机性产生的无数问题时所出现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也许，在安全需要不是那么重要时，安全需要会导致社会意识上的突变。以目前的焦虑和紧张程度，人类思维与自然格格不入。这种人类思维要求更替宁静的自然和骚动的文化。这种突变会给激进地改变日常生活的要求开辟道路吗？我们只能希望如此。如果不能，另外一个挫折会记录在册，人类的这个挫折记录已经太长太长了……
从两种对立的“制度”或“体制”的共生开始，它们就在发生相互作用，而且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这不是研究这种辩证运动的地方：一种“制度”作用于另一种制度，那种制度对这种压力以及所有的影响和言过其实做出反应。这种相互作用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剧烈，两边都坚持，它没有食言(甚至也没有违背对其他人的承诺)，它能够实现人类的伟大理想。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其他的形象(信息与政治宣传不稳定结合的结果)已经发挥着日趋加大的和矛盾的作用。其他的形象是质疑的形象，一种我们质疑的形象和我们怀疑的形象。
这样，“世界”或“地球”统一体充满矛盾，处在辩证的发展中，这个发展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既是确定的，也是任意的。当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地球，当空间历险像一个深渊展现在我们面前，“全球性”进入了人的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但是，这个全球性会是什么呢？我们无法确切地预测这个全球性。我们至多能做的是编制一张可能性、机会和选择的表格。在我们眼前，在挑战的状态下，一个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正在展开。这个相互作用不是机械性的，它充满了随机因素。这个挑战工作的方式正在变化。首先，这个挑战把资产阶级变成了洪水猛兽(法西斯),然后——这个挑战没有去弱化资产阶级的残暴，这个挑战把资产阶级从冷漠中唤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资产阶级从它的愚蠢行动中唤醒；资产阶级试图摆脱老马尔萨斯主义，努力事先制订计划，把生产和消费“协调起来”;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资产阶级没有改变根本条件和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没有停止阶级斗争。在另一个阵营里，资本主义的挑战最初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这正是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然后，资本主义的挑战把社会主义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唤醒，资本主义的挑战震撼了国家教条主义和低级的计划经济；现在，社会主义开始考虑社会需要了。
现在，我们懂得，在两个阵营的相互挑战和矛盾中，两种生产方式呈现了某种相似之处和某种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显著的是两个阵营都忽略了日常生活，让日常生活处于落后状态，在美国，不适当的“公共服务”导致了日常生活的落后；在苏联，把重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从而让日常生活水平低下。一方面，国家主义不足；另一方面，国家主义过分。两方的技术异化已经产生了相似的结果。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挑战涉及相同的范畴，日常生活的范畴。
承载这个时代的制度将是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产生最大的财富，产生最多的生产工具，产生最大的自由，简言之，产生最大的可能性。这个制度是通过它提供给人类的愉悦而获得胜利，还是通过它施加给人类的力量而获得胜利？谁能回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采纳任何一种观念(例如，“全球性”的观念)指导我们经历复杂的现代世界和它的问题。一种观念不会有能力使我们做出预测，使我们做出选择。为了指导我们通过错综复杂的质疑的世界，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起眼却是本质的要求：通过批判地认识日常生活，改造日常生活。
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
存在一个有别于生物、生理和物理时间尺度的社会时间或社会时间尺度。存在一个有别于几何、生物、地理和经济空间的社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不同于几何空间，日常生活空间有四个维度，两两对应：“左/右——上/下”。不同于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对时间的定义，日常生活时间有四个维度，即完成的、预见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或者说，过去、现在、短期的未来和长期的未来)。
我们对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分析越深入，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观念就越微妙和越有差异。就社会空间而言，我们将对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做出区别。从主观方面讲，社会空间是一个群体和这个群体中个人的环境；社会空间是水平的，这个群体及其个人在社会空间的中心，这个群体及其个人在这个中心里生活。因为群体的状况和它们从事的特定活动有区别，所以，社会空间的范围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从客观方面讲，社会空间的观念不同于目前公认的“社会流动性”的观念。孤立地看，社会流动性是一种抽象；如果社会流动性事实上构成一种永恒现象的话，那么，社会流动性就意味着建立社会流动性的网络和渠道。这个网络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回头会在我们的交流模式中研究这个网络，我们会在那个研究中看看，是否可以给“社会距离”和“社会场”提供一个确切的意义。
就社会时间而言，我们要再次强调循环时间尺度和线性时间尺度的差别，以及它们的相对性。我们知道，循环时间尺度在自然中有它们的起源和基础；循环时间与根本性的、宇宙的、不可缺少的节奏相联系。线性时间尺度与人的认识、推理和技巧相联系；线性时间尺度与不可缺少的节奏和过程没有联系，而与经济和技术增长过程有联系。
我们将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循环节奏和线性(连续或不连续)时间尺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会提出一个节奏学或社会学的“节奏分析”[6]，我们会努力在周期性之间做出区分，以数学谐波分析或生理学研究作为我们的模型，研究它们的关系和叠加。另外，每一个群体都有它的相对快或慢的“节奏”，在工作和工作之余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节奏”有所不同。这样，我们希望发展一种关于多种社会时间尺度的理论。[7]
注释
[1]例如，这暗含于美国心理一社会学家罗杰(Rogers)和他在法国的学派涉及“不定向的”的著作中。
[2]我们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参见La Pensée,1956),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已经与若干哲学家就这个争议交上了朋友，尤其是后来的和差点拉掉的梅洛-庞蒂。我们带着他们把这个模糊的观念用到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上，即把模糊的观念一般化为一个(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模糊性认作一个特殊的(社会学的)范畴。
[3]J.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
[4]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mold Toynbee)的意见，所有的人都胜利地回应于一种自然的挑战(埃及和周期性的尼罗河洪水泛滥、英格兰和大海防御，等等)。应对自然的挑战决定了一种脆弱的文明。这个理论很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变成一个孤立出来的假定，并把它推至绝对，那么，这个理论就会成为谬误，甚至很危险。我们这里考虑的是群体之间的挑战。
[5]J.Duvignaud,Pour entrer dans le XX' siècle,Grasset,Paris 1960,pp.290-295,作者限定了问题(限定于文学)。
[6]我们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那里借来这个表达(rythmanalyse)。
[7]G.Gurvitch,Traité de sociologie,et La Multiplicié des temps sociaux,Cours de la Sorbonne,1957-1958,C.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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