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伟兵，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摘 要
马克思从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三个方面论证人类解放。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丰富人的交往形式和扩大开放来践行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践行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通过推进共同富裕来践行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进而在现有历史水平条件下整体性地推进人的解放。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了驾驭资本逻辑促进解放的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域性解放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自觉解放道路，从而开创了一个通往解放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明确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还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把握，在事实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自觉的历史进程，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模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其双重本质规定将愈加明显，即“它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是因为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呈现出普遍的现代性规律、特征和问题。但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定向所开启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其不仅是现代化的过程，更开启了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批判的产物，其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还指向了人类解放的必然结果。
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就得到了彰显，即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趋势，而正是在这种趋势里愈加彰显出人类解放的可能。因此，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实践，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解放的创新性贡献，将成为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一
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三重逻辑
人类解放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始终的一条主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正是在追寻为人类求解放的过程中，从最初的理性主义出发，在物质利益难题面前先是转换至人本主义的批判，再通过对实践的再次“发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并在对生产的把握中逐渐破解了现代文明的资本密码。马克思论证人类解放，是从宗教解放讨论起，进而关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再深入到劳动解放，直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人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状态的扬弃。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脉络深处的逻辑，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等三个方面。
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不仅是人作为个体的解放，也是作为类的社会解放。这一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贯穿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始终。在他看来，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前提是要明确何为人，也就是回答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解放的个体视野无非“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以往思想家和现实社会对人的把握是一种抽象把握而没有真正把握到现实的个人，“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所以，人的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就揭示了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命题，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当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类解放明确为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的命题时，在事实上是将解放看作人的本质的复归，是个体从与社会对立关系中的解放。马克思在理性主义视域下关注到了国家里的人与社会里的人的矛盾现象，并认识到在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之后还要完成社会解放。“解放是为了消解强加于人的种种外部力量，如宗教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等，促使人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那么，这种人的各种关系又是如何从人自身被“抽离”出来而出现异化现象以及各种关系又如何回归到人自身的呢？对这些问题，只有在马克思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后才能得到解答。
马克思从生产的视角通过分工的方式回答了人的关系之所以被“抽离”出自身而出现异化现象。在他看来，正因为非自愿分工的存在，使得人本身的活动成为一种异化劳动，从而使得“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这是因为人们在分工制度内迫于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而受制于分工强加的特殊范围，不得不服从于这一职业，“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伴随着非自愿分工的还有不平等的分配，因此非自愿分工与私有制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如此一来，非自愿分工造成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就随着私有制的确立而不断扩大。最终，普遍利益作为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以国家的形式脱离了出来，并制约着个人的特殊利益。于是，人们在分工中将关系给“抛离”了出去。
这一认识，在事实上揭示了人与社会的交往逻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除了在物质上的分工等形式以外，还生成了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等精神交往形式，并生成了整个社会。“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同时，一个完全异己的国家与社会的产生，也会在与个体的交往活动中对个体产生影响。所以，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在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中就可以把握个体的主体化，即人之为人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个体正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中实现了自身的主体化。紧接着，马克思把握住了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图景，那就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活动既异化了个体，使人成为“非人”，又主体化了个体，使人得到了规定和丰富。所以，只要个体与社会的交往不是一种交往异化，也不是片面的发展，而是普遍的交往，那么片面的和单向度的个体就会被普遍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个体所取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义上的解放就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把普遍交往的确立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当作是人类解放的两个历史前提，“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于是，马克思在人与社会的交往逻辑上把握住了人类解放的可能，“‘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但为何个体与社会的交往并不都是使人全面发展的普遍交往呢？为何会出现交往异化的现象呢？这是生产力落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力落后情况下，人与社会的交往只是区域性、民族性、片面性的交往，不能使人获得全面的各种关系，“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而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存在会使得人与社会的交往产生维护特殊利益的虚假共同体，从而出现一部分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其他人的基础上的现象，“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因此，马克思根据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面对交往异化和普遍交往的张力，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中进一步探析人类解放。
劳动是交往的表现形式之一。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他看来，劳动是人产生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路径。在此意义上，劳动可以看作是人的类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但生产力落后和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原应是人本质发展的劳动变为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并出现异化劳动的现象，“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在对资本的批判中阐明了异化劳动现象的历史性，并以时间的尺度在劳动和休闲的辩证逻辑中把握了人类解放的科学路径。时间是劳动作为生命活动的尺度，也是价值的尺度，“劳动时间，或劳动量，就是价值的尺度”。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通过价值形式的方式异化了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将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为增殖的“活劳动”，并以价值形式制造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抗。人们的劳动在时间尺度上就被分割为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和与之对立的剩余劳动时间，而资本增殖就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让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继续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就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所以资本增殖在时间尺度上就表现为对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窃取。如果剩余劳动时间没有被资本窃取，那么就会转化为人们用来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因此人类解放在时间尺度上就可以表达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实践”。于是，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的发现，不仅破解了资本的密码，更把握住了人类解放的时间向度。“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至此，马克思揭示出了人类解放的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一切人的自由和解放都存在于且只能存在于劳动和休闲之间，都是劳动和休闲合理配置的产物。”只要资本还存在，那么劳动时间就成为异己的增殖活动，而自由时间才是用来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因此，人类解放就建立在自由时间的生产和利用之上。
与此同时，马克思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也切中了人类解放的美学逻辑。异化劳动、物化、拜物教等现象使人的本质关系狭隘化，在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状态中表现为诸多“丑陋”的现象。因此，人类解放不仅是一项合乎规律的历史必然进程，也不只是合乎目的的正义进程，更是一个实现美的历史进程。什么是美？美是自由的，也是自然的。这种自由和自然的统一表现为四个方面：美既是无目的，“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时”；美也是无功利的，“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美还是无概念的，“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美感；美更是鉴赏的愉快，“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
那么美是如何实现自由和自然的统一呢？康德将其看作是先验的状态，而马克思则是将美把握为实践的历史生成，“他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成果，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创立了他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把由康德提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放到了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劳动）的基础之上，从而打开了美学史的全新的一页”。把美放置于实践的维度中去把握事实上就是把握了美的主体性，即美既是自然的也是自由的，是在人的维度上去把握的。于是，马克思将美与人的本质建立了联系。
“美是存在本身的至上的完美性。”换言之，人作为存在者，其本质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一种至上的完美性。而人的异化就是对这种完美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化，对异化的“丑陋”揭示事实上也是指出这种异化现象是一种“不完美”。至此，建立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类解放，就可以理解为一场自由而又全面的“完美”的历史过程。
人类解放的美的自由是指劳动的自由自觉，是自由与自然的统一，是人的劳动在符合生产力和个人意愿基础上真正为己的劳动，是发展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才直言在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上午捕鱼，下午打猎，傍晚从事畜牧，晚上进行批判。同样，人类解放的美还是全面的，这是由人本质的全面性所决定的。因此，将人类解放理解为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解放的内在美学逻辑的彰显。
马克思
二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践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性质：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而不是近代以来其他阶级或政党领导的现代化探索；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其他社会性质的现代化探索。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及其内在逻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哲学定向，并在与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结合过程中通过实践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超越性。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践行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更为全面地促进了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定向，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实践。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践行和丰富人的各种交往形式，促进人从各种异化、受到约束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们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最为彻底的政治解放。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人们的平等、自由、民主等权利得到了真正保障，男女平等、取消阶级特权、取消人身依附关系等得到了真正实现。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人们从落后生产力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生产力落后是制约人的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践行和彰显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本质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对人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一场历史自觉进程，表现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的建设过程。其三，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推进了人的社会解放。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促进了人的政治解放、生产力解放，更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人的交往方式的多样性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伴随着新的科技产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交往愈加多样和密切，促进了文化和教育变革，表现为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建设与实现。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坚持和扩大开放，拓展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随着世界市场的拓展和深入，地域性等狭隘关系瓦解，自给自足生产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中国式现代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主动对接和融入世界市场，并在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自由贸易的稳定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维度，具有文明交流、文化交流的世界历史特征，人们也在开放性中获得了交往的全面性和关系的丰富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践行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人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驾驭资本逻辑并保证公平与效率的情况下能确保最大多数人在劳动之余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时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抑制了资本窃取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私有制前提，“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公有制企业管理者并不掌握生产资料，也就不具备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法权与动力，所以人们在公有制企业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时间。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是现有生产力水平下能最大限度实现劳动与休闲统一的分配方式。每个人劳动能力有差别，但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要远小于资本等其他要素参与的分配。因此，虽然完成相同的工作的劳动时间有差异，但劳动者基本上都能保障剩余劳动时间的获得，而不是在剩余劳动时间里仍然需要继续从事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为劳动与休闲的统一提供了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劳动与休闲的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借助市场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能够驾驭资本逻辑，从而减少资本带来的弊病。马克思指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就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驾驭资本逻辑，通过资本治理阻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减少资本对人们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践行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更为完美地促进了人的解放。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定下，具有了超越资本现代性悖论、扬弃异化的可能。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明内在对抗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批判和揭示了资本以价值形式制造的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抗，以及建立在资本增殖逻辑上一系列的资本悖论。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前现代的智慧、文化、价值、哲学，对资本的现代性同样具有否定性。正是对资本现代性的否定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定下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了批判和超越资本现代性悖论的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本质要求都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历史必需的条件。而异化的背后是人与资本的关系，是少部分的人发展建立在多数人不发展的基础上，其生成机制是资产阶级借助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劳动者的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了许多越劳动越贫穷、收入很高但是不敢消费、时间越来越不够用的悖论现象。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设，实现了人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自由时间富裕的统一，是真正通往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其中，自由时间的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彰显自身自由与全面美学逻辑的体现。在私有制还是必需的历史前提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还是一种对抗性存在状态。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性悖论丑陋的时间根源就在于不仅使人的劳动时间是一种异己的时间，而且连自身能支配的自由时间也都被纳入资本增殖的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驾驭了资本逻辑，一定程度上使劳动时间复归自由自觉，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对人异化的扬弃与解放。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们自由时间的获得与扩大。一方面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劳动时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驱动下驾驭了资本逻辑，并没有把剩余劳动时间都转换成剩余价值，而是为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提供了空间。于是，人们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稳步推进中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劳动，还可以在剩余劳动时间里自由全面发展，并将其转化为自由时间，而不是将剩余劳动时间继续纳入资本增殖的闭环逻辑里，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的全过程中为资本增殖服务。因此，人们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最大限度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
三
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同时，又以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具体化的定向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整体性把握基础上，创新发展了驾驭资本逻辑促进解放的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域性解放的道路和在党的领导下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自觉解放道路。
在推进人类解放过程中，不论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还是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抑或是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都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性问题，即资本。资本在整体性推进了人的解放同时，又在这三个逻辑方面造成了新的异化。在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中，资本使人从对人依赖的社会阶段解放了出来，但是又陷入了对物依赖的窠臼之中。资本完成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历史使命后，又使得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异化现象重构了个体与社会的交往形式，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渗透与重塑。在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中，资本在私有制的历史前提下制造了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这一方式虽然相较于以往的生产方式让劳动者获得一定程度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具有解放意义，甚至资本增殖不自觉地以一种历史必然方式促进了剩余劳动时间的大量生产，但是资本增殖的逻辑始终存在着“窃取”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趋势，并且出现了自由时间与剩余价值的对立现象。而自由时间是劳动者进行自由全面发展的时间，这就造成了自由时间既依赖于资本生产又受资本窃取的时间悖论现象。在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中，资本虽然能够通过生产出更多自由时间以及确保自由贸易、自由劳动的方式保证人的自由性，并通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方式制造出更多人的需要，并在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这种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这种全面是满足资本增殖的全面。因此，资本推进美学向度的人类解放，是建立在资本“丑陋”基础上的图景；资本增殖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既“解放”人类又异化人类的悖论。
面对现代化的资本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在把握资本特性和规律基础上走出了一条驾驭资本逻辑的解放道路。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摒弃并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是通过驾驭资本逻辑的方式在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的把握基础上整体性推进人的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驾驭表现为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也有资本，也存在资本的规律和资本增殖的逻辑。但资本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而只是手段，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手段。驾驭资本逻辑并不是倒退至蒲鲁东的“辩证法”水平，而必须认识到资本既是现代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劳资关系”，其所彰显的资本文明面与资本的剥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现代悖论的内在关系结构。因此，驾驭资本逻辑就要立足于对资本规律把握基础上治理资本，既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面，又抑制资本的悖论。
中国式现代化驾驭资本逻辑表现为从要素层面把握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中国式现代化区分了资本与资本要素：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是作为普遍社会规律的现代生产方式；“但是，资本在其具体形态上，它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要素，表现为具体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是因为资本的生产是劳动与增殖统一的过程。重农学派之所以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就是在资本的劳动与增殖统一的过程中把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些劳动过程中的要素形式“当作资本来理解”，看作是“物质规律”。换言之，资本是通过劳动过程中的资本要素的物质规律实现自我增殖。因此，资本要素构成了驾驭资本逻辑的“阿基米德支点”，是社会主义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关键。
如果说区分资本与资本要素是对驾驭资本逻辑的微观层面把握，那么将资本把握为生产要素则是对总体生产环节里“普照的光”的再建构。这是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普照的光”，但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这一经济关系总体的‘普照的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资本在总体生产环节中的比重和色彩。如此一来，对资本的驾驭就可以表述为在生产环节里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在其他环节里要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控制，进行适当比重的调整。正是由于对资本的创新性调整与把握，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中个体与社会的交往逻辑、劳动与休闲的辩证逻辑、自由与全面的美学逻辑能够在积极占有资本文明面作用的同时，还能消解资本带来的现代性悖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还能治理资本，在生产大量剩余劳动时间的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确保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在普遍交往的同时减少资本带来的异化悖论，从而推进人的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还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域性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主体，围绕资本增殖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的是现代的资本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全域性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现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在资本自行增殖的历史进程中不自觉地推进了人的发展和解放，但这一切只是资本自我增殖为主体的副产品。中国式现代化则明确了人民是现代化发展的主体，不仅发展为了人民，还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标准与目的。因此，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资本增殖，构成了中西方现代化区别的标志。
资本增殖具有生产出更多需要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资本具有通过发现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来制造新的需要的趋势和动能，这种趋势虽能通过制造需要的方式促进人的发展，但存在着虚假需要，还呈现为一种螺旋形发展。资本制造出更多的需要是为了增殖，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作为人的需要的生产却吊诡地由资本来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出现虚假需要的现代性问题。人们消费这些虚假需要、完成资本增殖的同时也使得自己贬值，出现诸多异化现象。此外，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生产与再生产更多需要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螺旋形的文明形态，“资本画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画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意在发展能实现资本增殖的领域，而不会发展对人的解放有益却无法实现资本增殖的领域。这就使得发展的愈发展，滞后的愈滞后，呈现为一种悖论性的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从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以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来发展和满足人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虽然也是通过生产和满足需要来推进个体与社会的交往，但这里的需要不是资本增殖的需要，而是人的发展需要；资本是生产需要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相比较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更具有扬弃虚假需要现代性悖论的可能。而且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的需要的生产与再生产，除了资本自发生产路径以外还蕴含着问题为导向的自觉路径。伴随着人的普遍交往，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会不断面临新的现象和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这些新的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致力于解决的。这就是说，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构成了衡量需要的标准。当人的发展与资本增殖相矛盾时，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放弃资本的增殖，也要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系统观念，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域性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域性发展并不是同步发展，也不是平均发展，而是在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统一中实现对社会的全域性发展和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整体性推进。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比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发性而言，存在着自觉规划行为与安排。正是如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得到更大限度的保障，人的解放也能获得更为全面的推进。
无论是走一条驾驭资本逻辑的解放道路还是以人民为中心全域性发展的解放道路，其根本都是因为找到了一条坚持党的领导下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自觉解放道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驾驭资本逻辑，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全域性发展，才能始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朝向共产主义，才能体现历史自觉的进程。
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解放路径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通过把握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发挥历史主动，自觉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进了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放路径的自觉推进，是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现代性政党的标志，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面临着社会的普遍不公正，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产阶级只有实现所有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这种彻底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同时，无产阶级要肩负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消灭作为一种历史规律和历史生产关系而存在的资本，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需要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这种科学的自觉性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所以，中国共产党必然与其他政党不同，不断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加快推进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种引领是通过精神层面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实践层面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历史主动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实践中上层建筑的精神体现。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人类求解放的取向化为上层建筑的精神动力，具体表现为解放的理论自觉、价值自觉和道路自觉。为人类求解放还通过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一种通往解放的现代化制度建设，进而实现社会革命。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规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践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开创了一种通往人类解放的文明新形态。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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