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封 丽 赵月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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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赵月枝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也是批判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学者。2021年，她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一书在学界反响强烈。赵月枝教授认为，学术访谈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方法。在书中，她以自身从事研究20年来积累的34篇多种形式的访谈文章，为学者用访谈形式凝练学术成果提供了范例，也提供了一种“访谈作为公共性知识建构”的新认知。
本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封丽对赵月枝教授的学术访谈。文章从缘起、结构和机制三个方面来建构公共性的学术知识理论框架，通过区分学术访谈的类型和结构，探索其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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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次机遇：为何做学术访谈
Qustions
&
Answers
Q
赵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也特别感谢您在访谈前给我的学术建议。我们的访谈从《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开始吧。您是一位立足于全球学术正义视角的资深学者，在这一领域，大部分学者都沉浸在论文写作中，您为什么热衷于做学术访谈呢？您认为，学术访谈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赵月枝：首先我想反问一个问题：难道理论不能通过学术访谈来建构吗？理论应该根植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学术访谈恰恰是一种理论实践的方法。我的研究尊重现实的多元性和多面性，分析和理解被库恩称为挑战现有范式的“非常规”现象，即那些未被发现、被忽视或被刻意遮蔽的现象。在我看来，访谈是剥离那些让学术“神秘化”的装饰、展现学术公共性的一种非常规的学术生产范式。我做学术访谈，出于三次机遇。
第一次机遇是在2003年。那时，我已离开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回到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任教。我母校中国传媒大学的王永亮老师找到我，他们在做一部关于中国传媒名家的访谈录，希望把我作为采访对象。这部名为《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的访谈录在2004年1月出版，受访者按年龄来排，因为我最年轻，所以对我的访谈被排在最后一位。那次访谈是通过邮件形式进行的。
第二次机遇是在2005年，当时全球传播理论正处于去西方化的氛围中。我和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Daya K. Thussu、南伊利诺伊大学的John Downing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Terhi Rantanen一起策划筹备一本具有全球视野的媒体传播学术期刊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旨在挑战现有传播学刊物的西方中心主义。刊物成立初期，需要学术名人来扩大影响力，我们商量采取高端学术访谈的形式进行名人专访。前四个访谈，我们先后采访了西方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和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风险社会的开拓性人物贝克（Ulrich Beck），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但他们都是西方学者，访谈他们并不能完全实现刊物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初衷。作为主编之一的我决定自己动手，改变这一状况。我选择吕新雨教授作为第五位访谈人。
我认为，在这个学术场域与西方对话，选取的访谈对象必须有原创性、有中国立场，从中国革命理论出发，而且必须立足于中国大陆，具有本土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我选择的学者是来自传播学内部的。我认为吕新雨教授具备这些条件。最终的采访内容有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两个文本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想通过这个访谈，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让世界各地的学术成果能够平等交流、互相借鉴，推动学术界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次机遇是被一位年轻学者的求问所激发的。由此，我开启了以做学术访谈为学术生产模式的道路。当时，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沙垚到加拿大跟我做访问学者，他向我请教关于中国乡村传播的问题。彼时，我觉得学术研究是一种公共的事业，而不是仅限于师生之间的私人交流。如果仅仅是沙垚向我请教问题，我给他一些思路，他写在论文里，那么这种交流是比较有局限的。我认为，这种交流应该有更广泛的公共性，让更多的人受益。我提出要做一次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学乡村转向的学术访谈。在那篇《重构中国传播学：城乡视野、历史实践与农民主体性》的访谈中，我们讨论了乡村研究、农民主体性、传播文化等方面的议题。这也成为我与到西门菲莎大学访问的国内学者一同进行学术访谈的开端。通过这些访谈，我深刻体会到，学术访谈的公共性建构对于学术研究的推进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访谈不仅仅是一个学者和另一个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广泛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讨论和分享，可以促进学术领域的合作和发展。
二、理论建构：学术访谈的类型和结构
Q
这三次机遇给您的学术访谈理论建构带来了启发，您在书中也提到学术访谈对公共性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收录了您的34篇访谈，能否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学术访谈的类型以及学术访谈如何成为一种实践方法？
赵月枝：我认为，首先，要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合作的学术环境，鼓励学者之间开展更多的学术访谈。其次，要加强学术访谈的组织和规划，形成系列和专题。最后，还要注重学术访谈的记录和传播，将学者们的思想和见解传递给更广泛的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从而推动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学术访谈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范式转移：高端对话型学术访谈
高端对话型学术访谈是一种有关学科引领性理论的对话，有多种子类型。其一是国际层面进行的有关学科理论前沿的访谈。2013年，我在美国旧金山被民主传播工会（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授予达拉斯·思迈斯终身学术成就奖，在颁奖的当天，美国批判传播学者约翰·兰特（John A. Lent）约我访谈。这篇访谈成为他和美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米歇尔·阿玛泽恩（Michelle A.Amazeen）合著的一部访谈书的一部分（他们一共访谈了10位学者）。这个访谈涉及我的学术生涯，特别是我在中国和西方作为一个批判传播学者的学术经历。通过这次访谈，我对在中国做学术和出版的机遇和挑战有了更多的体会，也对西方批判传播学本身，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以及聚集在“工会”的、让人想到阶级团结和共同体理想的学者群体之间的国家、种族、性别等分野产生的鸿沟，有了更为深刻的个人体验。
约翰·兰特是一位非常高产的、有国际视野的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以研究国际传播业、全球传播秩序、亚非拉媒体和卡通艺术蜚声西方批判传播学界。1995年，我还在写博士论文时，他就以访谈和他者述评的形式，出版了《走不同的路：批判传播学者剪影》（A Different Road Taken：Profiles in Critical Communication）一书，立体展现了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 Smythe）、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詹姆斯·哈洛伦（James D. Halloran）和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这5位北美和西欧批判传播学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这次他是做这部书的续篇。我们探讨批判传播学的理论前沿，讨论我所关注的中国视角下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我认为，新一代学者需要从国际和文化视角去应对批判传播研究的新挑战，通过批判地采用阶级、民族、性别和种族的交叉分析法，去挑战既有的知识范式。正如我经常所说的，虽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值得借鉴，但绝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打包发给中国”。
其二是国内学者相互碰撞思想的访谈。这类对话的特点在于可以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提出一些启人深思的理念和观念。2010年，时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邀请我进行了一次以“长江学者对谈：重构价值”为题的对谈，其定位于“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探讨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问题、特征及发展趋势。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传播学术的价值重构是一体两面的事情，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中国传播学者的共同关注。那次对谈的“编者按”说，“两位长江学者在全球视野下围绕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问题、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一针见血、启人深思的理念与观念。”当时我们探讨的问题，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这点上，还是比较前沿的，观点的碰撞也是对谈中的方法之一。例如，在探讨价值观的问题时，胡智锋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媒体来说，收视率和广告收益可能是重要的，是它所谓的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他始终强调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也就是说，价值观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媒体没有一种核心价值来支撑，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再好的技术也无能为力。
对于传媒学术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核心价值来支撑，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可能变成奇技淫巧。而我在谈话中提出的观点则更为激进，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没有价值观，而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甚至稀里糊涂地认同了别人的价值观。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背后都有价值观，即使不去讨论价值观，也会通过理论框架和方法的选择把其背后的价值观有意无意地引入进来。这样的对谈中有观点的碰撞，也是建构访谈理论的方法之一。
其三是东西方对话的理论延续性访谈。访谈可以增加理论的延续性。与以上两种访谈有高度互补关系的是有关东西方之间批判传播研究对话的访谈。2014年，邱林川和王洪喆在《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学术对谈”专栏刊发了《东西方之间的批判传播研究：道路、问题与使命》这篇笔谈，就是这种访谈类型。这次访谈发生在我先后获得来自北美批判传播学者学术组织民主传播联合会（UDC）和国际传播学会（ICA）的奖项之后。这两个学术奖都将传播和民主问题视为核心议题，而这也恰恰是我自己最核心的研究议题。我从研究西方和全球转向中国，致力于超越将中西方割裂开来的东方主义和冷战思维视角，对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当作“历史终结”的线性历史观存疑。
其四是作为学术尝试的策划式访谈。例如，2017年夏天，我邀请来自印度的曼殊纳特·蓬达库教授（Manjunath Pendakur）在浙江缙云举办的“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讲课。那时，他所写的一篇关于如何让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扎根村庄的民族志研究相结合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我给自己在西门菲莎大学的博士生张晓星布置了“作业”，让他采访我与曼殊纳特·蓬达库，核心议题聚焦在中国与印度的比较上。在走访村庄和深入的交谈中，我们才发现，曼殊纳特·蓬达库教授的家乡与我的不同，他来自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的村庄，而且他家庭属于当地的资产阶级，而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在暑期班上，我们做了一场题为《我的村庄全球化了：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2.0》（My Village Got Globalized：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ography 2.0）的演讲。他沿着当年文章的思路，不仅回顾了自己在西门菲莎的经历，而且从阶级、种姓、性别、村庄的国际化等角度对自己出生的村庄作了分析。虽然现代中国和现代印度所在的东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都孕育了古老的农耕文明，但是，这两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历史遗产和现代发展道路。由两位在北美有着相似学术背景的学者来比较二者的不同，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尝试。
其五，专业期刊的常规理论访谈。例如，2015年4月1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新闻与传播”专页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的中国贡献》的文章，后来，该报编辑冯建华联系我，希望做一个学术访谈。那次访谈以“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为主题，充分体现了我的立场，让我觉得淋漓痛快。在那次访谈的文章语境中，“跨文化传播”的内涵还包括跨越一个国家内部“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2018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二版“对话”栏目发表了这个访谈。
（二）灵活实证：实践研究型学术访谈
实践研究型学术访谈可以以最快和最直接的形式表达观察和思考，这种研究型访谈比四平八稳的论文更鲜活。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做的关于乡村春晚的访谈。2016年，农历猴年的正月十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家乡缙云五云街道官店村的乡村春晚，深深被节目的内容、形式所震动，并由此联想到当时媒体中“唱衰乡村”的声音，以及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学术层面上探索的一系列“宏大”论题，包括文化产业、国家公共文化体系、乡土文化复兴、乡村文化领导权以及中国软实力等。我有太多的想法，但我没有工夫去写那种“八股式”的论文，所以萌生了让同行的龚伟亮博士访谈我，以最快和最直接的形式表达我的观察和思考的冲动。
龚伟亮博士在我即兴发表看法的录音的基础上，按访谈形式写就了文本初稿，我作修改后，最先分两部分于2016年2月28日在“批判传播学”微信公众号发出。后来，访谈的主要观点以论文形式发表于2016年第3期《当代传播》上，题为《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我当时的感觉是，实践中的东西太新鲜了，让我产生了一种打破学术论文生产的时间周期和表达形式的内在冲动。短平快的访谈可以更好地分享我的观察和思想。
（三）答疑解惑：公共交流型学术访谈
高端对话型学术访谈和实践研究型学术访谈分别侧重于深入探讨某个学术领域的前沿问题和研究课题，它们的目的是推动学术交流和知识创新。公共交流型学术访谈通常用于解答年轻学者的疑惑，其风格通常更加轻松活泼，语言也更加通俗易懂，强调普及性和实用性，旨在满足听众或读者的需求。我经常遇见新来的访问学者，就希望把我们之间的对话变成一种有公共性的思想交流，这样既能答疑解惑，还能够阐释我的思想和观点。
例如，唐觐英博士曾经问我，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处理性别问题以及我自己如何在学术中处理性别问题。我在访谈中不仅回答了她的疑惑，还梳理了当下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定话语框架、女性叙事、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妇女解放以及迈向性别、阶级、种族交叉分析的方法和结果，这给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我在这篇对话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在危机与转型的年代，女性主义要怎样直面今天时代妇女领域最核心的矛盾？怎样去有力回答在当代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妇女主体性面临的挑战？这其实也是在进行公共性的思想对话。因为很多时候，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唐觐英一个人的困惑，在答疑解惑中，也能给更多的研究者新的思考。
（四）知识建构：媒体对话型学术访谈
第四类是媒体对话型学术访谈。我经常接受媒体或者自媒体的访谈。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建构的对话形式；另一方面，我认为媒体形态的深刻转变必然会对社会形态产生影响，这个过程已经发生，而且仍将持续。我也乐意跟媒体一起探讨，在对话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媒体的问题来引发公众以及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共同反思。而且媒体往往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发问，除了对话记者之外，还要考虑当下的问题和可以延展的新思考。
2015年10月，在回答《南风窗》关于怎么看新媒体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时，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我觉得舆论场是可以争取的，这种乱象不能只怪新媒体，而且还可以通过新媒体起到引导作用。公共空间是分化了，但也可能在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但是能不能实现仍然是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合力的作用。”这给了媒体人更多的启示和思考。我相信大部分学者都会有这样的经历，这也是学者进行专业知识建构的形式。
三、理论创新：回归思想碰撞的学术实践
Q
您出版这本访谈录，有什么和出版专著不同的期待吗？您认为这本访谈录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赵月枝：我在这本书的“卷首语”写道：“正是在不断做访谈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比起学术论文来，这是一个更灵活、更自由、更直接、也更富表达力的学术传播形式。学术论文四平八稳，在说出自己的思考和观察前，又是理论框架，又是文献综述，又是研究设计，有时这种形式本身会变成思想表达的负担。虽然访谈中所表达的思想并不完全外在于理论和文献以及具体研究，但是它是一种更有机、更去形式主义化，更能表现思考的过程性、互动性和共同体性质的学术形式。”
一方面，我的最高期望是能够通过访谈的形式进行理论创新，开拓思路，并将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当下学术对话的氛围不是很浓，学术八股比较严重。我就是要挑战这个方法。这本书的内容是我创立的关于学术访谈的理论框架以及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我不担心别人因为这部书仅仅是访谈录而看轻它，只希望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想。在我们的学术体系中，访谈并不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表达方式。然而，我依然决定把我的访谈结集出版。
我认为，学术访谈具有高度机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书中有一篇我与党东耀教授的对话就体现了这些特点。我是一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他是一名制度经济学学者，我们之间的对话源自一次路上的随意交流。最终，这场谈话演变为一场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之间关于中国媒体制度变迁的对话。从学术框架的角度来看，这场对话早就应该发生了，而且我们所谈的问题是实质性的。
这本访谈录的意义在于，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切入热点话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观点，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虽然我在序言中也用了严谨的学术论文语言，但我认为，访谈作为最传统的思想表达形式之一，有着悠久历史。不论是《论语》，还是《柏拉图对话集》，都体现出对话体这种知识传播方式的经久不衰。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孔子、柏拉图的对话体能够流传至今，不仅是因为其生动性，也是因为它具有公共性的特点。我希望通过学术访谈的方式回归思想碰撞的学术实践。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实践。我相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推进学术研究和社会进步。近年来，我把更多时间花在文化传播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我也积极通过读书会等方式，与年轻学者交流和分享我的思想。
Q
这本书是否解决了您曾经遇到的问题或者困惑？又是否激发了您的新问题和新思考？
赵月枝：这本书记录了我的学术思考过程以及我与学术共同体的互动。如果说这本书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就是它帮助我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表达了我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理念。我的新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缺失的知识分子？以及，如何超越当前的知识体制和权力结构不平等问题？
（载本刊2023年8月号，注释从略。原标题为《学术访谈：一种公共性知识建构的新方法——访《中国新闻传播学访谈录》作者、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赵月枝》。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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