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
廖小琴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摘 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比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任务更为艰巨、更难实现的共同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研究其衡量指标，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在实践中强化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促进先富带动后富，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的精神贫困，以大历史眼光、胸怀“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开放包容的世界情怀培养人民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唯此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衡量指标；精神世界丰富；精神贫困；公共理性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任务更为艰巨、更难实现的重要内容。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着比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更为艰难、更难解决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阻碍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深刻认识和把握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突出重要问题，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着力加以解决，能更好地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为世界和人类精神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自此，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研究热情高涨，不断涌现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界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从话语语境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表征；从构成要素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从表现样态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表现为心理生活、文化生活、信仰生活，以及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精神状态；从形成过程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需要、精神资源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物质生产生活与精神生产生活关系的角度理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具有一致性，是物质生产生活与精神生产生活的协调发展。其二，探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有学者认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精神需求、文化自信、社会文明水平、创新创造能力、文化软实力、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影响力，国民个体文化获得的精神文化资源与文化发展机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民素质、文化生产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文化消费等可以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其三，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与挑战。理论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需要进一步厘定，物质、精神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观尚未形成；实践上，要克服贫困亚文化、正确看待先富群体，加强精神生活困境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努力走出精神贫困等。其四，研究如何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学者们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舆论引导，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加强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供给，加强法治制度机制建设等具体路径。
综上所述，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已有研究较为丰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由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只是近几年伴随推动共同富裕才真正进入实践层面的探索，这使得在相关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形成共识，或仅限于提及，或还未涉及。因此，继续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很有必要。有待研究问题主要体现在：其一，何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前在认识上尚未达成共识，甚至将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阐释直接套用来界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没有看到精神生活有其不同于物质生活的独特性。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如何衡量，这还在初步探索中，研究成果较少。多数学者提出的是一些描述性指标，有学者提出从精神文化获得、参与和享有角度构建量化指标；也有学者希冀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指标完全量化。其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有无规律，目前没有研究成果。其四，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一些实践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特别是一些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活富裕、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发展等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要求深入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作出有力的阐释与回应。
二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理论问题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在理论上阐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研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探索其实现规律。只有在理论上澄明重要问题，实践中才能更好地将其不断推进。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
精神生活是“过”出来的，是人的一种自为的存在方式。人不仅仅是活着，而且是有意义地活着，因而人会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需要，有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消费等活动，还有对精神生活的体验、反思等活动。精神需要的满足、精神活动的结果，即呈现为人的精神面貌、精神气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反过来又影响人的精神需要的发展和精神活动的开展。因此，精神生活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由精神需要、精神活动、精神状态等在实践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精神生活有没有的问题，也不是精神生活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精神生活发展的高阶状态、优质状态和完善状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然是“共同”，就意味着不是单个主体，而是涵盖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等多元主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精神需要为动力，精神资源、精神生产、精神创造为条件，实现包括思想价值观念、道德品行、科学文化、理想信仰、社会风尚等在内的精神层面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并且也要考虑主体的主观感受。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体在共建共享精神生活条件与精神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所呈现出来的富有、完善的精神发展状态和幸福、安宁的精神生活状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与精神生活“富裕”的有机统一，逻辑内蕴着以下几方面意涵：一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全体意味着不是少数人，也不是一部分人，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一个也不能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特别关注一些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活，比如相对贫困人口、农民工、“蚁族”、“漂族”、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活状况。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渐进富裕。渐进意味着不是同时、同步，而是分阶段的、有先有后的富裕，但每个人都要有富裕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三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有层次的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精神富裕也是有层次和程度之分的。由于个人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受教育水平、价值观、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精神资源，接受不同的信息，内化为不同层次的精神素质，形成不同样态、不同层次的精神生活。四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相对富裕。相对富裕既指富裕程度的相对性，也指富裕感受的相对性。客观的精神生活发展状况不同、个人的富裕参照标准不同，加上精神本身的抽象性和内隐性、精神获得感的延迟满足性，都会使精神生活富裕呈现为相对富裕。但无论是客观程度还是主观感受的富裕相对性，都可以从自身过往状况的纵向比较和与他人状况的横向比较中得出。五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动态发展、无限提升的富裕。精神生活的渐进发展性、相对发展性意味着精神生活富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精神的发展与提升也是没有止境的，这就使精神生活富裕也是不断发展和无限提升的。但是，无限中包含着有限。在一定条件下的一定阶段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程度是可以衡量的。但从长远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为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过程。六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与共享共建的富裕。精神生活富裕与物质生活富裕的重大区别在于，精神生活富裕不可能靠给予，只能靠个人的劳动和创造，因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离不开人人劳动。同时，社会精神资源的均衡共享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对于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至关重要。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有客观的、有形的、易于测度的一面，也有主观的、难于把握衡量的内容，可以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从精神生活特性、精神生活需求、精神生活发展、主观精神感受几个指标综合反映出来。精神生活特性“是指个人享受精神资源后其精神生活所呈现出的特有的性质”。精神生活富裕在精神生活特性上呈现为先进性、开放性、现代性、文明性、自由性等特征。精神需求是精神生活发展最深刻的根源，精神需求状况也是精神生活富裕与否的直接呈现。精神生活富裕在精神需求上呈现为全面性、多样性、平衡性、超越性的发展状态。精神生活发展即精神生活样态的发展，表现为求知生活的全面精进、心理生活的安宁平和、信仰生活的坚定深刻等。精神感受是人对精神生活需要满足和精神活动参与后的一种体验，精神生活富裕在精神感受上呈现为强烈的获得感、满足感、宁静感、幸福感等。人的精神生活富裕最终呈现为人的发展和人的富有，总体表现为“富有的人”，即“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可以直接呈现为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平衡性、自由性，人作为主体的高度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人的内心对自身生活的心满意足和幸福安宁。精神生活特性、精神生活需求、精神生活发展，甚至精神感受，除了描述性刻画，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解细化为一些具体测度的指标，但不能以此否定描述性指标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社会精神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优良程度、精神资源的丰富优质程度、可共享程度和实际享有程度等等，既是影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精神生活发展和富裕的结果，因而也可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衡量指标，但不是核心指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主体上讲既是每个人的，也是社会全体人民的。考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坚持用总体性、系统性、战略性和动态性思维去考察。但是，由于精神生活发展与个人的认知、理解、反思、觉悟等个体性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精神生活总体富裕中也有一个广泛性、先进性、层次性问题。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境界始终存在高低不一的状况，我们要始终注意用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先进分子引领和带动较低层次精神发展的人，分层次、分阶段渐进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
精神生活尽管抽象、潜隐和具有主观性，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也是有章可循的，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遵循，才能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增强其自觉性。
第一，精神生活富裕与物质生活富裕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人的生活的两个独立领域，而是人的完整生活的构成部分，是人的整体生活的不同侧面。人的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裕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平衡发展的。物质生活富裕为精神生活富裕奠定良好基础，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保障，物质生活富裕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精神生活富裕的高度，物质生活富裕促进精神生活富裕；反过来，精神生活富裕又为物质生活富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裕，并最终保障物质生活富裕和提升物质生活富裕的意义。没有精神生活富裕的价值导引和意义提升，物质财富就会被损害、被浪费、被挥霍，失去物质生活富裕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也最终失去物质生活的富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生活富裕相对于物质生活富裕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意蕴。在实践中，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精神生活的富裕并非一定依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而实现，精神生活发展可能超前于物质生活的发展而达到富裕，也可能由于价值取向的偏差而造成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滞后甚至空虚的现象，致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出现不协调不平衡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富裕是相互促进、协调平衡的。因此，要注意“富口袋”与“富脑袋”协同并进，要将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项任务中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第二，主体精神世界丰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结果上表现为主体积极理性、意义充盈、崇高逸致的精神世界样态，从过程上则指向社会主体以主动选择和拥有的精神资源不断建构具有超越性精神世界的实践过程。这表明，主体精神世界的丰富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主体精神世界建构的能力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指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界限，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里，马克思所讲的“他们的生产力”主要是人的精神生产力，或是生产力中的精神因素，这是一种促进人的内在素质发展与精神力量增长的生产力，精神世界的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也正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无疑是朝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迈进的重要发展趋势和时代表征，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则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在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四个自信”，打破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精神世界空虚的现代化“迷思”，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人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精神状态、文明素养和精神境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呼唤。
第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在民族化与世界化发展中推进。任何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正是在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中孕育并发展出丰富多样的民族精神生活。中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具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的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生活。同样，开放的全球化的世界“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使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必然具有开放性、国际化、世界性和面向未来的特点。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角度看，精神生活是否具有活力和持久生命力，不仅取决于是否传承弘扬了民族精神，而且取决于是否融入时代历史的潮流，跃出了单个民族和特殊地域的局限而走向世界。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否则，民族精神的衰落就成为必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在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中推进，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彰显，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三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路子应当怎么走？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样面临着诸多的实践难题。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扎实推进实践问题的解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步子才能走得更加稳健、更有力量。
（一）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问题
先富群体可以分为物质先富群体和精神先富群体。这里之所以探讨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问题，是因为精神先富群体一般来说，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正向的精神上的引领和带动作用。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问题既是一个关涉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问题，其本身又是一个精神生活富裕的问题。在理论上，物质先富群体的精神生活也应该同步富裕，并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带动后富群体，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因而产生了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问题。
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部分物质先富群体客观上不能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一部分物质先富起来的人群，并没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社会规则意识较弱，道德责任感不强，精神境界不高，他们的富裕只是因为赶上了特殊的机遇和机会，以及敢于冒险的结果，较强的物质生活资料获取能力使他们成为物质先富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他们在客观上没有具备先富带后富的思想意识，因而不能自觉承担应有的道德责任。其二，部分物质先富群体主观上不想承担共同富裕的道德责任。在物质先富群体中，有的人没有正确理解先富带后富的实质，总以为先富带动后富就是剥夺自己的财产；有的人不能正确理解先富后富与差别富裕，认为先富帮后富，大家共同富裕了，也就是人人没有差别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就丧失了，因而没有意愿帮助后富。其三，部分先富群体在主客观上不问道德责任。个别物质先富群体，在富裕的方式上，出现了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在富裕的目标上，出现了物质至上的单一化取向；在富裕的过程中，甚至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反感；在富裕起来之后，尽显其“炫富”心态，鄙视劳动。这些松懈自身道德修养、损毁社会道德风气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物质先富带后富的道德责任践履，阻碍了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质性步伐。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忽视物质先富群体中存在的不能、不想、不问道德责任的问题，这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重要问题。倘若这一问题不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就会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因此，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牢固树立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观念，让人们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努力丰富精神世界，实现物质与精神同富，形塑物质先富群体的精神形象；要强化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促进“传”“帮”“带”的道德行动，在全社会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良好氛围；要树立和表彰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先富帮后富、互帮互助的典型，通过榜样激励形成社会文明新风尚，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二）特殊群体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否实现，不是取决于精神先富群体，而是取决于精神贫困群体能否真正实现精神富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关注特殊群体的精神贫困问题。
特殊群体的精神贫困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群体的精神贫困。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的人口，大多数生活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经济、地理环境等的天然限制使得这些地区的教育水平也相对落后，一些人的精神生活也较为贫困，主要表现为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眼界短视、宿命论的人生观、消极被动的心理以及与世无争的心态等。二是农村留守群体的精神贫困。农村留守群体是由于农村家庭劳动力大量外出而直接催生出来的，主要包括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他们的精神贫困主要表现在精神和心理健康方面，是由于长期的情感缺失所致。三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群体的精神贫困。城市边缘群体主要是农民工、快递员、中介人员、个体户等农村流动人口和低收入人员，他们文化水平较低、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较差，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暇顾及精神世界的建设，时常经历着异乡人和边缘人的精神裂变和巨变。四是物质生活富裕的部分青年的精神贫困。自小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使部分青年失去了积极向上、勤勉奋斗的精神动力，弱化了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传统观念，甚至轻视劳动、鄙夷劳动，崇尚感官、享乐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理想缺失、价值扭曲、精神空虚的境地。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针对各类特殊人群的精神致贫原因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一是针对落后地区人群的精神贫困，要重点培育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促进特殊地域特殊人群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将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通过智和志的内力、内因作用，培养困难群众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精神。二是针对农村留守群体的精神贫困，要加大对其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关怀的力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关怀和保护。要通过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留守人员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精神支持相关制度建设、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等措施解决此类人群的精神贫困问题。三是针对城市边缘群体的精神贫困，要大力激发其精神需求。通过教育培训和职业培训，一方面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和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激发其精神需求，改变其精神面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当精神需求被激发出来，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也会随之增强，物质生活改善和精神力量增强也就能够实现同频共振。四是针对物质生活优渥而精神世界空虚的部分青年，要通过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等培养其劳动意识，树立其劳动光荣、奋斗光荣的观念；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青年的劳动教育，增强其劳动能力，这对于他们人格的独立、精神的成长以及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发展问题
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生活模式，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可见，在中国，对于传统的按照亲疏关系来生成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而言，公共理性是相对弱化的。在开放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发展显得异常迫切和重要。其一，价值多元的时代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需要培育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社会的开放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使公共生活的空间日益扩大，这在客观上需要培养人们的精神生活公共意识，发展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作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者和享有者，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都应规范自身行为，敬畏规则，遵守秩序，增强自我克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提高国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尽责奉献。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要求培育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承载着人民美好生活的期盼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且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更高目标，彰显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征程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境界的目标导向，应当通过发展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培育起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不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其三，开放共存的世界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诉求培育精神生活的公共理性。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个人与世界、国家与世界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高度，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培育人民的开放意识、大局观念、包容心态、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以精神文化价值的世界共享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为世界和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学界仍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尽管相关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但现有研究的不深入、不全面、不系统以及未达成基本理论问题的共识等都需要我们继续深化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厘清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构建其科学的指标体系，研究其发展规律；在实践中，强化物质先富群体的道德责任，努力促进先富带动后富，重点关注特殊群体的精神贫困，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历史眼光、胸怀“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开放包容的世界情怀大力培育人民精神生活的公共意识和理性精神，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这是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历史到现实、一般到特殊的多维视角展现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只有积极研究和应对，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更加顺利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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