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夯实新发展格局的根基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辉龙，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耿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是新发展格局的基石。需求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宏观经济的短期不均衡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应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以及全面激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需求，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要在“能、愿、敢”消费三个方面解决消费需求的现实增长。投资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作用，一是优化供给结构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服务于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特别要重视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尤其是要攻克外循环环节转向国内以后的卡脖子技术环节，以供给创造需求，畅通内循环。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依靠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链的卡脖子环节；二是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畅通供应链；三是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供给侧 需求侧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基于已有发展格局的路径依赖，以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的需求不足、供给冲击、预期不稳三重压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夯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确保发展的主动性和安全性。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发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是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二是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必须重塑和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并服务和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从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其背景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化改革解放了各项生产要素，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并突出表现为效率的提高；二是对外开放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在吸引了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嵌入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并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制造业大国。在此背景下，我国形成了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如果没有新的要素被动员起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有下降的趋势。尤其是考虑到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外部风险不断提升。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且多个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问题。美国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对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手段逐渐从原来的经贸摩擦发展为科技、人才领域的打压与封锁，使中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脱钩的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利用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竞争力下降。这意味着外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难以为继，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摒弃对已有发展格局的路径依赖。与外循环受阻相反，我国国内需求活力愈益显现，已具备了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条件。持续强劲增长的国内需求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坚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依托力量的重大调整，其本质是发展的主动力由外转内，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自立自强和自主可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新发展格局有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要求，这也正是党的二十大所要求的：“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体而言，量的要求就是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一国的生产要素得到充分释放时所能达到的增长率。中国所要推进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人口超过14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3%。14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但是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才过1万美元，位居世界第60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要求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万美元，如韩国2020年人均GDP为3.14万美元。对我国来说，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两点必须考虑：第一，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动态的，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肯定会达到更高的水平；第二，中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更高的GDP总量。这意味着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必要的增长速度，也即必须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外循环和内循环都有明确的质的要求：既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又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克服对已有发展格局的路径依赖，转变发展方式：一是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力，这涉及扩大内需及有效地扩大内需的路径；二是突出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着力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卡脖子环节和堵点，这涉及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三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入现代化新征程后的对外开放要更为重视高端创新资源和优质外资的引进。为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形成开放型创新的生态。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解决经济长期和结构性的问题；后者解决短期和总量的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做出抉择。”因此，经济政策调控重心的偏移需要相机抉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畅通内循环，既需要扩大内需，又需要深化供给侧改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传统理论中，需求管理主要是解决宏观经济的短期不均衡问题，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构建新发展格局对需求侧的作用要求则不止于此。需求侧的作用不仅要疏通内循环，还要牵引供给，包括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显然，扩大内需已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基点。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依不同时期供给侧存在的主要矛盾及阶段性目标而有所不同。最初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采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现在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包括攻克外循环环节转向国内以后的卡脖子技术环节，以供给创造需求，畅通内循环。
这样，需求侧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供给侧以结构性改革作为长期坚持的任务，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将成为新发展格局的基石，释放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
二、新发展格局的需求侧构建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看，投资和消费需求属于内需。新发展格局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是需求拉动之经济。因此，国民经济循环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性条件是内需充分，扩大内需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从需求侧发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任务在于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包含多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消费与投资共同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从主体上来看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需求。我国有巨大的内需，指的只是内需潜力，巨大的内需潜力要成为现实的内需则需要有效的扩大机制，其中包括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以及全面激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合理需求，从而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
（一）现代化新征程中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国民经济循环包含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国民经济循环既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正向循环是以生产为起点，经过分配和流动环节，以消费为终点的循环。反向循环是以消费为起点，经过分配和流通环节，以生产为终点的循环。对一个快速增长型市场经济体来说，以消费为起点的顺畅循环特别重要。消费提供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且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将直接带动生产水平的提升。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经济“绝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以最终消费带动的需求对供给有显著的牵引作用。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绝对贫困现象的克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除了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和2022年略低于投资外，其他年份的消费贡献率均高于投资贡献率。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居民收入水平将相对更快地持续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将随之持续提高。
第一，居民收入在现代化进程中会持续增长，收入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西方经济学中有边际消费倾向的概念，传统的理论观点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中国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一般不会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原因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可能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这正如罗斯托（1960）所指出的，经济起飞以后就会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由此消费需求的增长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拉动力。
第二，随着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将会有更多的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是低收入人口占大多数，但中等收入人口已达4亿多，已经是世界上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我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将达到8亿，在全国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消费层次都将较之低收入群体将得到大幅提升。中国的市场大，不只是人口多，更重要的是中等收入人口多。这部分人口的消费属于中高端消费，对现代消费需求具有引领作用。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的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将进一步带动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实际上讲的是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由追求消费的数量转向消费的质量，更加注重品牌、质量、档次、环保、安全、品味。高品质生活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中高端消费将逐渐成为大众消费，群众消费普遍转向追求生活质量，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二是与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旅游有关的服务部门加速发展，成为主导部门。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还会产生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追求。这些现代化的消费方向和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有强大的拉动力和支撑力，这是因为产业升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中高端消费。
从消费侧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是要在“能、愿、敢”消费三个方面支持消费需求的现实增长。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几个方面不单纯是消费环节的问题，还需要分配和流通环节与消费环节协同作用。
（二）在分配环节培育消费力来促进居民“能消费”
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涉及分配环节形成的消费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消费力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发展消费力与发展生产力是辩证统一的，他指出：“真正的经济……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地，马克思认为，个人消费力是由其收入水平决定的，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分配关系，他指出：“社会消费力……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影响消费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关系；二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前者与企业收入分配有关，后者则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有关。提高居民消费力的路径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培育社会消费力的关键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其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同时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实践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是最高的，其增加的每一单位收入几乎都会进入市场消费。在现有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中，提高一线劳动者收入的基本路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鼓励勤劳致富；二是通过普及高等教育和技能教育，鼓励创新创业，使普通劳动者也能拥有多种要素，从而获得劳动以外的收入，包括技术收入、知识收入、管理收入、创新创业收入等，实现智慧致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是扩大消费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传统就业理论认为充分就业程度与宏观经济周期状况相关。就新发展格局来说，充分就业是长期发展问题，必须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一是就业与资本的关系。要清楚地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行为与规范，既要防范资本的无序扩张，也要充分发挥资本对就业的正面推动作用。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是其他要素的黏合剂，“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资本具有二重性，不能只看到资本剥削的一面，还要看到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扩大就业中的作用。资本雇佣劳动涉及就业问题，如果资本净流失、私人资本投资下降，失业率也将会增加。稳就业首先要稳资本。既要稳住优质的存量资本，又要吸引优质的增量资本。二是就业与新技术的关系。一般而言，新技术尤其是当前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有两个偏向，一个是偏向产业升级，另一个是偏向替代劳动力。这就产生技术的偏向选择问题，新技术不仅仅是能代替就业岗位，甚至是能代替一个行业；不仅仅是替代简单劳动力，甚至是替代部分复杂的技能劳动力，比如ChatGPT便引发了程序员对其就业问题的担忧。克服这些对充分就业的阻力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求科技进步更多偏向产业升级而不是偏向替代劳动力就业岗位。企业未来是否引入劳动替代型技术，并非完全取决于技术法则，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决定其收益如何分配的经济规则（斯蒂格利茨，2016）。政府在引导企业做出技术选择的时候，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激励企业尽可能多地接受产业升级偏向的技术。另一方面，“教育与技术赛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判断，指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所以，“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因此，“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面对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教育与技术赛跑”，必须通过教育缩小就业能力与技术进步的差距。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学校教育，还有劳动者在生产实践活动中的技能培训。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问题存在数字鸿沟，普通劳动者面对数字技术无法掌握相应的技能，无法适应新技术的变化。实现人的知识能力全面发展足够应对科技和产业变革导致的劳动职能的不断变革，使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找到就业和发展空间。需要用新的就业形态来弥补传统就业岗位不足，支持和规范发展就业新业态，这是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提高自身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机会。
（三）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提供“敢消费”的预期
扩大消费需求不能只是关注居民个人消费，还应关注政府主导的公共消费。培育消费力需要调整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即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高积累、低消费。我国的储蓄率长期在50%以上，2008年达到52.3%的最高点，及至2021年储蓄率仍达45.5%，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这种依靠低消费支持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在发展初期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则是不可持续的。在新发展格局下，这种宏观收入分配结构需要调整。提高消费率的途径除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外，再就是提高国家财政分配中公共消费的比例。
目前，我国公共消费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不高。如图1所示，目前我国平均公共消费率为14.4%，低于主要国家18.8%的平均公共消费率。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就明确了扩大公共消费的方向。扩大公共消费是解决居民“敢消费”问题的重要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扩大健康中国消费支出。健康中国建设不仅是民生领域的具体体现，不仅仅是改善人民健康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二，健全政府财政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只有居民未来生活有保障，消费才能无后顾之忧，才会“敢消费”。此外，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将成为公共消费的重要方面。第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层面上，优质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使基本公共服务向落后地区、农村地区普及，使这些地区也能享受到优质公共服务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其中包括农村要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
图1 主要国家平均公共消费率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环亚经济数据库。
（四）在流通环节完善“愿消费”的市场环境
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从而使居民“愿消费”，需要市场（流通领域）的完善。流通过程是商品生产者关系的总和。流通即社会总产品的市场实现。消费只有同市场结合才能形成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实际上指的正是市场需求。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所需要的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离不开市场的有效作用。市场到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市场有多大，就会有多大的消费需求。因此，扩大消费的载体就是市场。
市场对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包括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以及市场规范。市场需求实际上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也取决于市场价格水平。市场竞争涉及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三个方面。在买方市场（消费者垄断的市场）和卖方市场（生产者垄断的市场）上有不同的消费行为。市场竞争和定价是否公平和规范直接影响消费者是否“愿消费”。一个井然有序的市场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消费，假冒伪劣充斥、价格扭曲的市场则会损害消费者消费愿望。所以，受市场秩序和规范性影响的市场信任度直接决定了居民是否“愿消费”。只有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好、消费的获得感强，居民才会愿意扩大消费。
扩大内需需要建设现代市场，发展多层次市场。不仅要通过已有的市场扩大消费，更要通过市场创新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服务业兴旺，消费需求就旺；市场创新，消费就能扩大。为此，应积极发展新的服务业业态。从国内大循环来看，还需要建设和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市场设计理论认为，为消除供需信息堵塞，市场设计会通过一个集中市场（一种信息交换中心）来组织完成市场的最后阶段（交易）。为此，消费中心建设的关键是要首先成为市场中心。
特别要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业态创新、消费业态创新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传统的消费服务市场基本上都在实体场所，都要进入有形市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许多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替代了市场，消费型平台代替市场形成新的消费中心。电商平台可以买全球商品、卖全球商品。居民进入平台消费可以缩短空间地理距离，在家也能完成消费。在互联网平台上，消费者主权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为此，应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加快发展的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以进一步创造鼓励消费的市场环境。
（五）激发民间投资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突出消费拉动，但也并不排斥投资拉动。虽然两者在总需求结构中存在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但同时也存在协调关系：一是互补关系——在一定阶段，为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消费需求上不去，投资需求可以补上；二是配合关系——消费还是需要投资来配合的。
就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投资的拉动作用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于供给，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投资发挥着关键和引导作用。二是服务于扩大消费需求。其中包括：以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来增加居民收入，以投资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和区域均等化，以投资来改善生态环境。并且，由民生改善拉动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无论是哪方面的投资，都要讲效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着力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回报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因此，新发展格局中的投资导向要从规模导向转向收入回报导向，以降低投资风险。
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包括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国有资本的作用无疑很大，但激发民间资本投资也不可小视。中国民间投资潜力巨大，但民间投资活力需要激发。要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稳资本对稳增长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重塑民间投资的信心。政府应加强政策设计的稳定性，完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民众对未来投资回报预期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从以下两个方面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
第一，克服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从理论上说，政府的投资重点应是重大民生、公共事业等收益相对比较低、期限比较长、外部收益大、民间资本不愿意投资的项目，民间资本则分散于其余领域。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本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但由于政府的职责范围并不十分明确，政府的手往往会触及市场竞争领域，大量财政资金流向能快速提高经济增速的非公共事业项目。这种短视性、功利性特征极为显著的投资将会对民间资本产生极大的挤出效应。基于此，应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凡是中国政府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都应该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打破部分垄断企业“一企独大”的局面，可以推动市场竞争，倒逼垄断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二是要优化民营企业投资环境。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切实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减少或清理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简化环节，缩短时限，进一步推动管理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规范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减轻民营企业负担。三是对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基础性科研项目，除政府投资之外，在必要时可引进民间资本合作经营。
第二，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当前中国民间投资乏力，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投融资渠道，导致民间资金蜂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而实体经济领域、公共服务等领域建设投资乏力。走出这种困境的对策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投资障碍、促进投资便利化、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经济拉动效应。首先，进一步放开私人资本进入的领域，为其创新创业提供宽松的投融资环境。其次，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占比。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允许银行以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模式扩展到直接融资。调整企业融资结构，提高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杠杆率。再次，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改善公共服务建设资金不足的现状。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领域适当引入社会资本。
除了进一步完善传统的产业和基建投资之外，还要适度超前部署新基建，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所谓新基建是指与我国创新驱动相关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依然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是未来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产业，是国际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而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期投资巨大，产业链还未形成，未来发展前景往往不明确，这种类型的投资应更多地采取以政府投资为引导、企业投资参与的模式。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需要适度超前。
三、新发展格局的供给侧构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任务，但不同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则应依不同时期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调整。过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主要内容，当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服从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从供给端出发推动国民经济顺畅循环，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新发展格局是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标志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我国目前的产业水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直接背景，是在产业链国际循环受阻的环节转向国内后，产业链的内循环需要疏通产业上下游关系，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增强产业链内循环中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在全球产业链的外循环环节转向国内后，技术上的卡脖子环节成为内循环的堵点和卡点。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依靠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突破产业链的卡脖子环节；二是要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畅通供应链；三是要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一）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分工经过产业间分工、产品间分工发展阶段后进入了产品内分工阶段。同一种类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由此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具体而言，各国分工生产产品零部件形成全球产业链，根据产品内分工不同环节附加值的不同又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产品的各个零部件的流通则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由此，现代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竞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国的重大影响是产业链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更为廉价，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产业链转移的新方向，原先布局在我国的产业有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入的产业链断链脱钩，其表现一是其制造业回归，要求已经进入我国的处于产业链中高端的企业向本国回流，二是限制产业链上的关键核心技术向我国出口，利用卡脖子技术使我国外循环受阻。为此，解决供应链的畅通问题便成为从供给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第一，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当前产业竞争的特点是产业链的竞争。在产品内分工中，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独立地完成某种产品。谁掌握了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控制了市场渠道，谁在全球价值链中就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处于该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及其所提供的零部件质量和科技含量也会影响产业链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解决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后国内供给替代的堵点和卡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解决与产业链需求相适配的“技术供给”，改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现状。卡脖子环节的技术大多是高端的，是国内技术供给的短板。这些环节若不能突破，产业链的内循环就不可能顺畅，新发展格局就难以形成。进一步说，根据产业链现代化要求，产业链环节转向国内不仅仅是寻求替代，还要求替代的技术更高、质量更好。重建全球产业链，关键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建立以我为标准的产业链条，从而重塑安全可靠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第二，建立顺畅流通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顺畅循环不仅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还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供应链。供应链是否通畅关系着生产能否持续。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被称为供应链危机，是供应链断链。为此，美国要求企业加大对其本土的投资和制造业回流，以确保供应链稳定。中国在疫情期间出现的经济下滑，主要是交通受阻等原因造成供应链中断、循环受阻。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供应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共拥有工业大类39个、中类191个、小类525个。此前外商直接投资纷纷涌入中国，正是看准了我国有完整的供应链。这种完整的供应链能够支撑我国转向新发展格局。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存在前向和后向的需求和供给问题，产业链循环的畅通不仅涉及技术供给，还涉及流通体系的供给。目前，产业链的断链并非都是因为国内不能配套或者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供给条件，实践中产业链的断链有不少是因为供应链的断链。产品内分工与传统分工明显的不同是，过去的供应链断链是产品不能直接流通到消费者手中，现在则是产品生产所需零部件的供应链断链，使产品无法生产出来。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疏通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其路径包括：一是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服务业不再是孤立的发展，而是与其他先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二是加快发展物联网，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发展依托数字技术的物联网平台促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序链接、高效畅通；三是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也就是供应链的抗干扰抗风险能力，这就要求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联系多角化，既涉及产业链环节的多角化供给，也涉及多角化需求。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第三，根据自主可控产业链的要求补链、延链、强链和推动新兴产业建链。补链即补短板产业链，抓住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缩小其技术差距，从而克服内循环产业链上的断链环节。延链即延长产业链，将优势产业的部分环节延伸到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又能带动产业链发展的领域。强链就是加强以我为主的优势产业链，积极推动拥有高端装备、高端技术、高端人才的企业进入优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提升优势产业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新兴产业建链就是对通过科技创新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积极推动围绕其核心技术的技术标准建立相应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需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链长）在补链、延链、强链上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国有企业及其他类型的优势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其自身的优势成为链主领导现代产业链建设。链主是产业链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是市场经济下自然形成的。传统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思路是通过合并、兼并上下游企业以降低交易成本，即垂直一体化；而今的思路则是产业链上的头部企业成为产业链的链主，协调产业链各环节的经济活动，使每一个环节都有产供销的联系，实现产业链做大做优做强，使产业链上的各环节企业成为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
（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在供给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第一需要。
萨缪尔森在解释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时，指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都从事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时两者贸易的福利最大，其逻辑是：假定中美两国分别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贸易，如我国在欠发达时只是生产服装鞋帽之类的简单工业产品时，发达国家会给予技术支持；但是当后发国家进行产业升级，如中国也开始生产大飞机了，则会被先发国家认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将会遇到发达国家的技术阻挠。可以说，我国越是接近现代化、技术越是接近世界前沿，就越是会遇到发达国家的阻挠。因此，进入现代化新征程后，如果还单纯依靠引进技术，很难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即使是靠“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也难以换取高端技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现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显然，只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构建起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标志就是与发达国家并跑乃至在重要领域领跑。并跑就是要求科技与国际接轨，这正如库兹涅茨所说的，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重要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具体而言，在现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发明是清洁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节能环保技术、人工智能等，这些新科技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丰富成果，表明我国在科技领域已与发达国家并跑。只有在技术并跑之时，才能与国际经济平等交流，才不会被卡脖子。科技创新的领跑就是要与未来接轨，直接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就是领跑的含义。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具体要求是明确创新发展的三大动力，并相应实施三大战略。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应的就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二，人才是第一资源，相应的就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第三，创新是第一动力，相应的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基于上述三大动力和三大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科技创新的主体和载体。现有的科技创新只是把企业作为创新载体，把企业家作为创新主体，而忽视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及其科学家群体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则需要将研究型大学与企业、科学家与企业家融为一体。创新既有知识创新也有技术创新，相应地，科技创新也有两个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高校是知识创新主体。只有将以基础研究为主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同企业结合起来、科学家与企业家互动，才能有真正的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高校和科研机构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需要以研发核心技术为导向。大学与企业合作建立的产学研协同平台，将成为高水平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三）高水平对外开放
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必须坚持开放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高质量的开放发展。虽然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内循环为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开放，而是开放的目标由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即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要求的“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重塑和培育我国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在现代化新征程上推动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在开放中获取国际资源和市场，更要获取高端技术；不仅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取资源和市场，还要在与发达国家经济贸易和合作中获取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高端技术。基于此构建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首先，应明确在国际竞争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长期以来我们所强调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是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与此相应地实施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现在其已不再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国际竞争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所要培育的新的比较优势是“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就是说，基于创新高地的形成，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转向人才的比较优势，就形成新发展格局的竞争优势。
其次，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不等于封闭式创新。正如库兹涅茨所指出的，新发明和新技术“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产物，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这些发明的利用”，由此，“某个特定国家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参与是一个学习和直接利用国际性技术和社会知识的问题”。面对发达国家对我国许多领域进行的技术封锁，我们仍然要明确许多前沿技术的创新资源在国外。我们不能放弃从发达国家获取创新技术的努力，但吸引新技术的路径需要改变。这就是以开放式创新的生态吸引高端创新资源。其有效途径是吸引创新人才进入中国的创新平台和实验室，共同研发处于国际前沿引领产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在这方面需要重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性研究的开放，加强国际创新人才的交流，构建国际基础研究的合作平台，实现开放共享的科学研究。以开放的基础研究带动国内应用研究，形成产业创新和商业化新技术，同时在引进外资中增强学习和再创新的能力。
再次，以高质量的“进”促高水平的“出”，有效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扩大进口，尤其要关注国内循环中遇到的技术供给堵点环节的产品和技术进口；二是优化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的同时，注重外资质量。与过去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国内劳动力和环境资源的制造环节的外商投资不同，引进外资要依其科技水准进行选择：外资进入的环节应该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外资进入的产业应该是国际领先的新兴产业，在中国完成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和强链。在此基础上的“出”是出口替代，提高出口质量，包括以出口绿色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和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以科技密集型产品替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开放型生态突出在开放制度。基于上述开放发展的新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需要由政策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特别要重视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高标准的市场规则，与国际贸易准则和国际投资规范接轨。制度型开放还要注意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
总体来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和标准是“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有效维护社会公平，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相促进、相统一”。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协调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6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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