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视角下国内价值链体系演进与升级战略选择
摘 要
在全球价值链存在脱钩与断裂挑战的国际形势下，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为导向，培育形成安全、多元化、韧性、产业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兼具理论和战略意义。按照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资源配置地位、民营经济占比三个维度，国内价值链先后经历了萌芽、分化、裂变、升级与重塑五个发展演进阶段。现阶段国内价值链发展呈现为以下特征：区域技术差距决定下增加值高低的强属地属性，嵌入程度、前后向参与度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微笑曲线链条相对完整，省际参与持续增多且链条不断延长。围绕现存问题，应发挥制度优越性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打造世界级“链主”企业，发展“短而粗”的国内价值链，形成价值链和供应链有效协同，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消费互联网平台，实现国内价值链体系的优化与系统性升级。
关键词
双循环;国内价值链;供应链;制度优势;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
朱孟晓,山东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田洪刚,济南大学商学院讲师
一
问题提出
在周期性和多重性因素影响下,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产生局部性断裂,全球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破坏而呈现“困顿”局势,全球经济面临进入下行周期的挑战。从微观层面看,外因冲击使得企业劳动力短缺,原材料与上游零部件存在断供,产品(服务)销售与物流渠道不畅通,大量中小企业面临市场退出危机。从宏观层面看,三次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全球产业中长期增长潜力受到抑制。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声浪在世界各地涨伏起落,部分国家对外资企业回迁提供支持。受某些国家“去中国化”行径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某些环节出现停摆或一定程度的断裂,并产生波动效应,致使中国关键零部件、中间产品等进口面临供应困难,对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常态运行产生负面影响。在疫情背景下,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运行系统会不会发生大面积、普遍脱钩与断裂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
应对全球形势,国内学者大体分为“担忧派” 和“乐观派”。“担忧派” 学者主张疫情影响下的“危机”多于“机遇”,应当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乐观派”学者主张不确定性下的“机遇”多于“危机”,应积极谋求更好地发展。进口产品受阻、出口受阻、全球价值链重组三方面冲击将影响中国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可能会打乱中国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长期的 GVC 生态,在跨国公司主导下通过规模、范围以及形式的变化产生负面影响。在国际疫情影响下,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很可能呈现“短链化”“缩链化”的新变化,将重塑国际产业分工,因此,应密切跟踪国际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变化动向,做好部分国际价值链迁回投资国的应对工作①。中国出口企业的短期供给存在较大缺口,同时考虑到供应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海外客户和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予以替代,从而诱发部分产业、部分地区的订单损失,致使产业关联较低的行业对外转移的概率升高②。随着疫情应对常态化和企业复工复产,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较为稳定的力量,是现阶段世界制造业的避风港,必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期较早的结构耦合之后,随着区域特征和企业发展战略演变,各国全球化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地位不对称关系,全球化企业战略需求与其相关区域和国家发展目标二者之间的兼容性降低,全球价值链系统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调整期。
国内价值链(NVC)是一个与全球价值链(GVC)对应的概念,具有属地属性,是凭借国内供给主体所掌控的技术、生产与销售方式,面向内部需求建立竞争品牌,并通过延伸和拓展形成结构化、体系化和系统化的国内分工生态格局③④。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完善需要建立在国内市场统一和区际开放的制度激励下,不断促进各类资源和要素充分有效流动配置,更大程度在供给与需求交易中发现、开拓和丰富价值链创造空间,从而围绕价值链分工促进区际竞争与合作,最终增强整个经济体的价值链配合度和紧密度。
挑战和机遇并存。作为一个内部各区域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经济、人口和地理大国,中国在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同时,应加快转向国内价值链(NVC)发展战略,更大程度的基于国内市场需求带动双循环发展,充分利用和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强链”“补链”,保障产业发展自主可控,塑造可持续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鉴于以上,亟待着眼双循环发展格局,深入分析我国国内价值链(NVC)发展的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在外部应对和内部提升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应时之策,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与外部冲击,构建自主性、可控性较强的国内价值链发展体系。
二
问题提出
中国国内价值链根植于差异化的区域比较优势,以此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得到重组、裂变与升级。中国各个区域的禀赋基础差异较大,具有广泛的结构化配置空间,易于形成分工化和特色化发展特征, 具备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天然优势”。
从发展历程来说,按照对外开放程度、市场资源配置地位、民营经济占比三大维度,国内价值链先后经历了萌芽、分化、裂变、升级、重塑五个阶段。在萌芽阶段,中国借鉴外部经验,采用计划经济方式统一调配全国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初步建立了自产、自销封闭型国内价值链。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国内价值链(NVC)历经分化阶段进而步入裂变阶段。中国通过区域渐进式改革开放,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强调资源配置要遵循市场规律,利用放权让利激活民营经济,使得各省区之间的垂直一体化程度加深。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省区间的价值链贸易愈发体现出其重要性。但在分化阶段,区域之间的价值链贸易规模仍然相对不足、分工协作机制还不够深入。此时,中国国内价值链的分工格局表现为:区域之间主要在原材料、初级产品等领域进行生产分工,区际交流主要是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价值链分工效应仍不显著。在裂变阶段,受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冲击,中国持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地位,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引致国内价值链上的省际位置出现明显变动。在 2007—2010 年之间国内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各区域基于本地要素禀赋特征,通过价值链位置移动加快融入国内价值链分工体系。
从 2010 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到前期的全球化形势复杂变局开端,国内价值链(NVC)进入升级阶段。此阶段,东中西部已然形成以垂直一体化为特征的区际互补品交易和以横向分工为特征的替代品区际交易格局,国内价值链(NVC)发展呈现出链式循环过程和价值链分布新形态,快速步入链条升级轨道。之后,东部各省份陆续出台高新技术产业规划,强调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工业4.0时代。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外学者相关观点,从长期看,大体可以判断中国国内价值链的发展进入现行重塑阶段。综合演进现状,可以提炼出我国国内价值链(NVC)发展的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特征1:区域技术差距决定了增加值高低的强属地属性
由于地理位置、制度供给等诸多因素影响,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技术引进、吸收、集成再创新等方面一直领先于中西部,处于国内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具有很强的区域属地属性。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影响了国内市场协同性以及市场机制总效应,技术地理的局域性引致区域技术差距的加大。另外,对外贸易开放性与区域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相关性较强。对外贸易发展促进区域技术水平提高,从而开放程度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区域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异。从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看,各个区域的技术差异决定了对本地产业和外地产业增加值环节的参与分布,省内分工亦或省际分工、增加值环节高亦或低之间形成了强属地属性为特征的矩阵格局。
特征2:嵌入程度、前后向参与度存在明显
区域差异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区域和省内产业嵌入国内价值链的程度与参与度差异显著。贵州、重庆、广西、陕西、新疆等中西部地区扮演原材料、初级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更多以 “前向”参与方式嵌入国内价值链,靠近国内价值链中上游;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扮演的是“加工制造者”的角色,则更多以“后向”参与方式嵌入国内价值链。江西、湖南、内蒙古、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凭借“衔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华夏腹地”区位优势,与国内其他地区开展专业化合作和分工,因此嵌入国内价值链程度较高。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更多地依赖于本省生产要素所创造的增加值,而东部地区省份对本省生产要素的依赖度相对要低。
特征3:具有相对完整的微笑曲线链条
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价值链条,同时产业结构与链条进一步调整优化的内在潜力空间也较大。产业门类齐备和产业配套齐全为构建产业链和价值链优势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促进稳定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性保障。完整的价值链条与市场化发展程度存在密切关联。高市场化程度放大了经济增长通过国内价值链(NVC)分工网络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价值链条内循环和国内专业化分工。国内价值链的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专业化分工效益,也为各个区域分享和共享价值链收益创造更大空间、更多可能,从而形成价值链自我升级的良性机制。
特征4:省外参与主体持续增多且链条不断延长
从演变趋势看,伴随分工深化、营商环境优化、超大规模市场潜力释放,产品(服务)增值空间增大。增值空间增大不断吸引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参与价值创造。随着外部冲击以及各种危机的发生,产业链条各个阶段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价值链形成中的价值创造广度和深度产生跃升性变化, 专业化分工深化使各参与地区产业的增加值收益显著提升。受产品复杂度等因素影响,迂回生产链条不断延长。苏丹妮等(2019)通过测算国内价值链增加值传递强度发现,江苏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NVC 不断向国内其他地区延伸和发展,区际生产分工程度日益加深。
三
新阶段下国内价值链发展待破解的难题
外部冲击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国内价值链(NVC)的缺失更加显示化。例如,产能供给不足、多个行业减产明显、部分行业出现停摆现象等。产业运转循环存在的困难主要是由国内价值链(NVC)的发育、拓展及深化不足所致,表现为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重大装备、精密科学仪器、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进口依赖较大。一些关键材料、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掌握,短期内难以突破外部制约。具体而言,新阶段下国内价值链发展待破解的难题在于:
(一)“链主”缺位,协调能力有待提高
“链主”即总龙头关乎整个国内价值链体系的架构——需协调分散于各省域不同生产环节和生产区段的分工与合作,保证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过程循环运行。从链主所处位置及功能看,链主通常是掌控核心技术、兼具区域或国际竞争力的巨头企业,一旦缺位容易导致整个链条停摆。由于整个价值链条覆盖众多的企业或产业,外力冲击容易导致其协调成本趋向于放大失去自我协调功能。当前,我国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控制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不多,而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价值链的能力也不够强,从而导致国内生产掌控能力以及维护产业自主、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亟待提高。龙头企业缺位导致上下游配套产业集而不聚、企业多而不强,行业内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情况较为明显。某些行业虽然有一定的规模优势,但由于缺少创新能力强、品牌优势明显的龙头企业,面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困境,也难以在国内其他地区形成自主可控、高附加值的价值链条。另外,受企业制度、规模和所属产业限制,龙头企业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处理企业内部多部门之间的业务协同和资源优化配置,更无法解决相关产业间的业务深度协同问题。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使得协调成本放大,“链主”协同柔性和链条协整性将受到考验。
(二)部分价值链环节国外依赖程度高,脱钩、断裂风险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制度红利和资源禀赋嵌入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而高附加值环节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伴随对外开放广度和纵深拓展,中国创新要素不断累积,增强了研发设计环节产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逐步掌握了部分产业核心技术,例如高铁、航空航天领域。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多数产业技术水平仍处于“跟跑”或“并跑”阶段。为了实现遏制效果,一些发达国家力主“制造业回流或外迁”,使得东南亚等国家的代工企业异军突起,导致我国嵌入全球分工网络下的国内价值链脱钩与断裂风险增高。面对全球动荡经济格局,一方面,中国亟待通过创新,增强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形成一批能够生产中间品且在技术、性能、价格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推进核心技术的成熟化和产业化,补齐价值链短板。另一方面,中国亟需分散采购来源,着力加强国内供给能力,立足产品内分工充分挖掘国内价值链潜能,增强中间品供应能力、加工制造能力及国内市场需求潜力。
(三)价值链和供应链难以有效协同
最终产品价值的实现经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通过价值链和供应链实时、有效协同予以完成——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开放、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体系为不同链条位置相关者企业之间竞争合作提供宽容的空间,为供需链条的创造和丰富提供更大可能;并以产品与服务的高质量供给为核心,为供需精准化、精细化以及产业创新化、生态化提供系统性支持。中国供应链在贸易与运输基础设施的质量、物流服务的竞争力与质量、追踪与追溯货物运输的能力等方面与世界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形势下,供应链系统由于环节多、周转慢、效率低、信用差、缺人才、成本高等因素难以有序运转,而国内价值链则因为部分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对外依存度过高,受外部断供影响,最终致使二者难以有效协同。
(四)链条生态系统“粘性”有待增强
在产品复杂化、消费者参与价值创造的发展趋势下,企业借助互联网平台、利用其网络效应,将上下游厂商和消费者集聚在平台端口,使得价值链条相互交织,形成供需配置生态系统。链条生态系统通常由平台企业、上下游厂商群落和消费者群落组成。整个链条生态系统发育越好、“粘性”越强,对多边用户越具吸引力。例如,苹果智能手机价值链由“上游零部件供应厂商+IOS 操作系统平台+APP store+ 实体零售店、电商平台+消费者群落”构成。健全、良好的价值链生态网络离不开强有力的平台和优质的上下游互补品厂商支持,而这恰恰也是国内价值链生态系统的不足之处。当前,由于国内供给端平台建设基础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生态复合构建能力有待增强。另外,由产业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钩、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衍生的结构性矛盾等诸多因素所致,构建以产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的国内价值链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制约和障碍。上下游互补厂商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匹配能力相对较弱,以及配套设施提供相对滞后,使得价值链生态系统“粘性”降低,进而导致部分厂商选择外迁,影响了国内价值链完整性和可控性。
四
双循环趋向下国内价值链体系建构策略
针对国内价值链发展体系现行特征及存在问题,同时考虑到国际不确定性环境下全球价值链可能产生较大范围波及的脱钩及断裂影响,中国应立足双循环发展格局,积极谋求有利于自主性、持续性发展的可行路径与长效战略,打造创新性、竞争性、安全性与高韧性相统一的国内价值链发展体系,加快推进国内价值链体系生态优化与系统性升级。
(一)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外部影响的产生和冲击考验着国家治理与公共应对能力,也检验着国内价值链体系的可持续循环机制。因此,需要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强化产业部门之间、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以及公共治理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协同联动,统筹解决产业关键环节缺失、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短板或制约,消除影响国内价值链畅通一体运行的不利点。中国应充分发挥协调统一、集聚集中的制度优势,加强战略引导和协调联动效应,促进“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效协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相容互促的协同度,突破国内价值链“链主”功能协调、链条紧密联结以及链条相关者参与主体协同等方面的制约。政府需着力从宏观、产业和微观三大方面采取减税、信贷优化等支持政策,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供给侧集聚知识、技术、高素质人才等新型生产要素,开拓国内替代路径,拓展制造业领域核心技术及新材料领域相关产业的国产替代空间;从需求侧不断挖掘市场消费潜力,通过产品升级、网络平台增信、个性化定制等方式进一步刺激内需,提振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另外,面对供应链系统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集中度低、碎片化等问题,应扎实推进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和供应链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为国内价值链体系持续、健康、安全发展与升级提供有力保障。
(二)培育和打造世界级“链主”企业
从内因看,国内价值链“链主”缺位是导致上下游链条断裂的直接原因。“链主”可以主动调配研发、销售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促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各区域转移配置,这有利于发达地区实现产业高端化,又为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后发地区提供产业增长空间。基于国内价值链市场需求,由本国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才能形成“链主”本土化的价值链格局,从而拥有跨区域整合资源的主动权和自主权。综合考虑国内不同类型企业资质,大型国有企业应响应国家战略指引,争创培育价值链“链主”地位,给纳入其供应链中的相关中小微企业以供需支持,协同应对外来冲击影响。各地政府可以顺势而为,选择少数特定的目标产业进行战略性扶持,重点帮扶行业中表现出色或整体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信贷激励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这些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或开展并购,推动行业深度整合,打造更多国内价值链关键环节的龙头企业。同时,鼓励和支持那些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导向型中小微企业实现产品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的战略转型,开拓新的国内国际市场。
(三)依托产业集群打造“短而粗”的国内价值链
产业集群由众多存在上下游关联的企业在地理上集聚而成,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容易孕育出具有国际或区域竞争力的先导企业,具有打造“短而粗”型国内价值链的天然优势。相关调查研究发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受外部影响冲击的程度相对较小,表现出较强的应变竞争力。为此,应以全国基础条件优越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为战略支撑点,消除“碎片经济”特征,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资补链” “引资扩链” “外联内引”,利用市场资本助力高端制造价值链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高端集群建设步伐,有效实践内需驱动的双循环战略。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地区间通过区域价值链内的垂直整合构建规模相对较小的 NVC,然后基于区域一体化的 NVC“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与其他区域 NVC 良性互动,最终构建具有抗风险、韧性强内涵的国内价值链发展体系。
(四)通过基础禀赋与环境优化升级,实现价值链和供应链有效协同
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力推公共基础建设,旨在打造创新型、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支撑环境,鼓励形成自主可控、韧性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价值链,对冲外部冲击对内部经济的破坏,消减全球价值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应在基础禀赋与环境优化升级上继续深化拓展,对接各大产业发展方向的价值链细分领域,涵盖各类产业组织和企业主体,精准支持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础型、公共型、平台型、融合型、网络型以及服务型供给方面的协同提升。从长期看,基础禀赋与环境优化升级将为企业和产业提质创造动力之源,助力价值链和供应链更新换代,大幅度提高国内价值链和供应链之间的协同效率。
(五)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消费互联网平台,打造完善的 NVC 生态系统
在供给侧,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资源优化平台和资源配置平台,打通设备、生产和运营系统,优化现有生产、管理和业务,加快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从而快速获取物资生产所需关键资源。在需求侧,消费互联网平台和线下区域物流紧密结合,利用“新零售”满足消费需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以互联网、数字化和科技创新为依托的信息服务业持续增长。互联网平台能够最大化规模经济效应、网络经济效应、创新经济效应、数字信息经济效应(个性化需求)。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消费互联网平台的互动对接,能够有效整合区域和外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各种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打通价值创造链条,实现产品、生产和服务创新,促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完善、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国内价值链生态系统。因此,应鼓励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扩散与应用,加大新型资源要素集聚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力促进两类平台融合应用。
来源期刊：《东岳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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