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三联学术论坛”第8期聚焦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安德鲁·阿伯特的知识与教育理念，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多位学者，从各自不同教育系统的实践、现状和问题出发，探讨大学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传统，AI时代知识的变化与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价值多元的时潮下如何实践道德和情感教育等议题。我们对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整理，将陆续在本公众号推送。今天推送田晓丽老师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作者授权。
田晓丽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1997-200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后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包括：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研究，符号互动论，微观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认知社会学，以及社会语言学。她致力于研究既定思维模式与行为规范影响人们应对环境变化的方式，以及对新信息的处理方式。
道德教育可以从大学课堂中获得吗？
文丨田晓丽
今天我想讲一下大学教育中的德育问题，刚才听了刘思达老师的讲话，我非常认同，和他有很多共鸣。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它其实和我自己在大学受教育的经历有关。2001年，我从北大毕业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很有幸上了金耀基教授的课。他有一次在课堂上提到，他的《大学之理念》这本书刚刚在内地出版。这本书的影响力非常大，金耀基教授在其中提出的很多教育理念，近年来都实现了。2020年，金教授又出版了《再思大学之道》，延续了他原先关于大学教育的思考。金教授一直有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大学教育除了求真之外，还要求善，而现代大学经过转型之后，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经不再是一个求善的地方，而是把求真放在了第一位。当然，他也认为求真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求善这一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很重要的目标。
《大学之理念》 金耀基著
就像《大学》开篇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金教授就认为“止于至善”是目标，是现代大学教育很欠缺但是我们又不可以放弃的东西。他也针对“怎样求善”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在大学里开设《孟子》之类的传统经典课程，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国学经典。金教授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这和阿伯特教授的看法一致。但是，他认为通识教育的功能是提供价值教育，即提供一个传承、发扬民族文化的场所。通识教育的一个范畴是文化教育，而在文化教育中开设与《论语》、《孟子》相关的课程，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浩然之气”，而且也有助于中国的大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
金教授的观点尤其在内地的大学得到实现，这是有依据的。我手里有一份北京大学通识课的课程表，可以看到北大的通识课程里就包括了《四书精读》这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我也参考过其他学校，发现复旦大学、四川大学都有类似的课程。这说明金教授的提议确实在很多内地大学得到了实现。2003年，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看到了刘老师刚刚讲的阿伯特教授的演讲《大学教育的目的》，我当时觉得这篇演讲非常好，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上，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因为这篇演讲，他收到了第一封中国读者的来信。那位读者表示，看了这篇演讲之后，非常认同他的看法。这也说明在中国大学里，有很多老师都欣赏阿伯特对于教育目的的看法。
这篇有关大学教育之目的的演讲，作为第一章收录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在这篇不算短的演讲里，阿伯特教授也提到了道德教育的问题。他说：“人们想到高等教育的时候，往往只专注于认知活动，而对道德和情感课程表不怎么注意。这不是因为情感和课外活动的课程表不重要。大学的道德和情感课程主要是在工作和课外活动中教授的。”也就是说，阿伯特教授不认为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是不重要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比大学里的认知教育更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金耀基教授和阿伯特教授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观点有一定的一致性。首先，他们都看到大学教育的现状是专注于认知活动，而比较缺乏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甚至在正式的教育中，几乎没有道德和情感教育。其次，他们都认为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阿伯特教授认为大学的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是在课外活动和工作中进行的，金耀基教授认为这是很大的缺憾，因此我们要做一些课程的设计去弥补这种缺憾。金教授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通识教育开设一些让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可以修习的课程，比如像《四书精读》这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的课程。在这方面，阿伯特教授的观点又与金教授不太一样，他认为，虽然道德教育很重要，但是设计与道德教育相关的课程却很难。
在《教育的宗旨：师者的视角》这篇演讲中，阿伯特说：“大学所教授的情感和道德方面的价值观不足以构成一套有条理并尚在使用的课程”。他的观点很鲜明，即认为情感和道德教育不是大学生活和活动的中心，大学更应该注重认知和思维方面的培养。他还说了一段话，“对于教师来说，大学教育是一种赠予。而所赠予的东西并不是一部分特定的教材，而是内心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关于认知，关于学习，而不是关于情感或行为的”。在这本书的第98页，他又提到“从道德出发去理解差异，这只是更广泛的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远未就道德课程的目标‘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说，他认为在大学里之所以很难用课程进行道德教育，是因为我们很难就“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道德教育课程”达成一致的意见。我想，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阿伯特教授和金耀基教授在这一问题上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在金教授看来，既然要建立中国现代文明的秩序，我们提供的道德教育就应该延续中华文明的传统，而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最重要的学术传统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教育。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其实都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金教授自然就认为如果我们要提供道德教育，就应该回归到这些儒家经典上来。
但是阿伯特教授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很难就道德教育课程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达成一个统一的意见。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都很重要，但是在大学里却很难实现，尤其是很难通过课程来实现。因为这些东西往往都要通过经历去学到，而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无法通过课程去学到。事实上，阿伯特教授指出，如果要通过课程去学习道德，反而会让学习归于一种表演。很多学生所在的学校都有思修课，我在北大也上过思修课，思修课的效果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很同意阿伯特教授的看法，因为情感特别是私人情感——包括怎样跟别人相处，怎样才算一个好人，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其实跟社会的整体架构、社会环境还有一些制度安排有很大的关系。它不像认知思维，是一些比较有共性的东西，这是我自己分析的金耀基教授和阿伯特教授在道德教育问题上有不同观点的原因，当然他们各自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
借此机会，我也想针对道德教育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讨论。第一，在多大程度上道德教育和思维教育，和对知识的追求是可以分开的？对知识的追求本身是否也是一种道德？事实上，作为阿伯特教授的学生，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他言传身教对我们产生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对知识执着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即以知识为最高的目的。当一个人以知识为最高目的时，他就会把很多其他东西放在后面，这本身也是一种道德和一种价值观，它也会让你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且会影响你人生中很多其他方面的选择。另外，求真是否也是一种道德？在求真之后，人对事实的真相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是不是也可以影响人的道德选择？这是我希望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和刘老师刚才讲到的大学教育的政治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它包括政治正确，包括向学生灌输一些伦理观和价值观，也包括研究伦理和日常伦理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要研究者“超脱”他的研究对象，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培养他对客观真理的热情，使这种感情盖过其他有可能发生的感情。这其实是社会科学研究提倡的东西，即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有一定的客观性。这种科学的研究伦理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不喜欢这种不近人情的、冰冷的精神气质。也有人会觉得单纯的知识会形成傲慢与独断。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和书里阿伯特教授提到的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有关。费先生早年对中国农民尤其是对云南山村的研究，就像阿伯特教授在本书最后一章写到的，可能会让革命者觉得“你怎么可以面对人们的苦难还保持这样所谓的中立？”费先生在研究中就持有这样一种超离的态度，在革命者看来会引人愤慨。第258页，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写得很好：“《云南三村》更能捕捉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能主观地感知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们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并以一种熟悉的、坚韧不拔的方式活着。另一方面，那个世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削和麻木不仁。当妇女在田里干活时，丈夫则在吸食鸦片。穷人家吃晚饭时屋顶塌了下来。穷困潦倒的劳工的尸体被扔去喂狗。人们能明白，为什么有些革命者对一个能够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而丝毫不被激化或感到愤慨的研究者没什么耐心。”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你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理解当地的生活，这种理解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合理化。而且这种客观、中立的态度有时候看起来似乎缺乏同情心，缺乏对于研究对象所遭受不幸的同情。这也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伦理方面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它现在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背景，就是北美学界政治正确当道的现状。
《云南三村》 费孝通著
第三个问题也和刚才刘思达老师讲的有关。我也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也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现在的大学教育和我自己当学生时所受到的教育已经非常不一样了。阿伯特教授的书不止一个地方谈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管是学者对知识的生产还是师生之间的关系，这种日常的、人际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道德教育或者情感教育在大学里很难以课程的形式来呈现，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更多的接触，更多面对面的互动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还有多少能让师生进行这种有意义的互动的空间呢？真的可以做到让生命去影响生命吗？我也希望听到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最后，关于大学教育的未来是否乐观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开始步入中年，经常容易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就像阿伯特在这本书里讲的，在今天谈论“大学教育的目的”会让人有一些惆怅的感觉，但是如果读完整本书，尤其读完他讲“知识的未来”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阿伯特并不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糟糕的时代，我觉得这是他的基本观点。我们现代人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时代是特殊的，但在第六章“知识的未来”中，阿伯特首先就认为“此处无革命”。而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和他比较类似。虽然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工具性太强、功利性太强，学生也不像原来那样，都变得很组织化或职业化，但是我反而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问题，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新东西出现，而我们并不处于真正的革命性的时代，那些认为我们的时代与众不同的观点，可能是一种傲慢。
转自：“三联学术通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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