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要以超越西方“普世价值”和破除“西方中心论”为前提。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深化对“西方中心论”错误认知的反思与批驳，在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和呈现多元、多维、多样世界的同时，努力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竞争力。本期学海观潮即从话语体系、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三个维度呈现学术界批驳“西方中心论”的最新探索及实践。
孙吉胜
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需破除“西方中心论”
长期以来，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尽管它们是基于西方概念、西方经验、西方理论、西方逻辑，但经常被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甚至知识在世界广泛传播，也经常被用来解释、描述甚至是预测非西方世界，导致很多误解和误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如此，世界对中国理论、中国价值、中国政策、中国实践等还缺乏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也不够完善。中国亟须加强话语和叙事体系建设，破除话语层面的“西方中心论”。
首先，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中国价值话语体系。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基于自己的标准将民主、自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但是，实际上民主、自由并没有真实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利益与诉求，也不能客观反映当前全人类的需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以此为价值导向，在实践中，多年来中国一直倡导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反对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反对高人一等的所谓“民主自由”，反对唯我独尊的所谓“普世价值”。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一种全新价值观，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表达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诉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加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更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因此，中国价值话语体系构建可以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时代背景、理念内涵、实践影响、理论意义等方面入手，系统研究中国的价值理念和传统，深刻阐释其思想内涵，使中国的价值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完善。
其次，围绕中国实践建设中国实践话语体系。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道路或模式，而是基于本国实际，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经验，以自己的实践方式来实现目标。例如，尽管人类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存在很多共性，但各国因发展条件、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各不相同，推进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很容易导致水土不服，这也是一些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难以避免西方现代化模式各类陷阱的原因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没有扩张、掠夺、殖民，也没有战争，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也证明了西方实践不是唯一选择。
在具体领域，中国也以自己的实践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发展为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同时，倡导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和普惠性，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认为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从中国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目标明确、规划清楚、计划具体，有规划有落实，循序渐进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促进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成功使8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近7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14亿多人口走向现代化，极大改变了人类发展的总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眼光不仅仅局限在国内。中国一直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积极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努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实现发展。例如，中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成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推动人类整体发展，携手各国建设普遍繁荣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与发展类似，无论是在国内层面的环境治理、清洁能源开发，还是国际层面的“一带一路”建设、维和、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全球治理等，中国都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也对西方实践进行了补充，甚至超越。这些中国实践需要在话语层面更好地呈现，不仅可以更好地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政策和中国行动，也可以进一步丰富相关领域的话语体系。
最后，围绕中国理论建设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理论是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理论要获得认同，需要融入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任何学科、任何领域都是如此。由于知识发展水平、学术话语权和学术传播等因素影响，西方理论一直在很多领域具有强势理论话语权，对各领域的知识构建与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发展为经济强国，但是在理论发展创新和知识体系构建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构建中国理论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也指导实践。在理论构建过程中，中国需要首先充分总结、凝练中国实践，对其进行理论升华，把中国实践转化为中国理论，只有发展出理论才可以更好地构建中国理论话语体系。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并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来推动该目标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目标、原则、实现路径等方面都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的描述不同，在话语层面也体现出诸多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国际关系不再是“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二元对立”，而是坚持世界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各国需要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理念更加符合当前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思考当今世界的新视角，为世界描绘了一个新图景。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努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各国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重要依托，从双边、地区和具体全球问题层面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这些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基础，也为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源泉。此外，中国在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很多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需要进一步理论升华。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建设都需要在总结、凝练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理论的概念、内涵、逻辑，这也是当前中国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语承载的是内容，是理念和思想的载体，对外话语同样如此。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并不是要以一种话语体系取代另一种话语体系，以一种话语体系否定另一种话语体系，而是使不同领域的话语体系能够体现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概念、中国经验、中国理论，打破西方在各领域的话语中心论和“西方唯一”的错误认知，避免中国缺失，产生理论偏差和话语偏差，同时可以更好地促进各国的思想、理念交流，在全面呈现个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彰显全人类的共性。更重要的是，中国话语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使其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和呈现当前多元、多维、多样的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理论创新与国际传播研究”（23ZDA12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野
构建与西方平等对话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受到两种潮流的推动。其一，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学者越来越有意识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思想资源。其二，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提倡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两种潮流汇聚在一起，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基于中国本土知识资源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如何面对中国之外的经验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部分？
“反向格义”与“正向格义”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路径，格义是以本土既有的术语解释外来的概念。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知识体系发生了深刻转变。在西方社会科学分科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往往基于西方各个知识领域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社会传统。刘笑敢教授由此提出了“反向格义”的问题。他将以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将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广义的“反向格义”。尽管他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集中于狭义的“反向格义”，其在更广阔的学术领域中所引起的反响更多地触及广义的“反向格义”。
在“反向格义”已遍地开花的情况下，传统格义的内涵和价值值得重新认识。基于对格义的广义理解，秦亚青教授提出了“正向格义”的概念，即以中国本土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中国之外的经验现象。如果说“反向格义”是“以外释中”特别是“以西释中”，那么“正向格义”就是“以中释外”，包括“以中释西”。相对于“反向格义”而言，“正向格义”在西方话语霸权下面临更大的困难，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从中国之内到中国之外的“正向格义”
近年来，天下、关系、道义、共生、仁智、和合、礼治等源自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概念被用来描述、解释或评价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促进了国际关系知识的增长。其中，有些属于规范性知识，无需面对经验世界；有些属于解释性知识和理解性知识，需要经受经验检验。这些概念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在其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命题更可能适用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现象，但以其解释中国之外的经验现象并非“不可能的任务”。以下仅举数例说明国际关系学者为“以中释外”所做的尝试。
其一，以“关系平衡”解释东盟战略。根据儒学世界观，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提出，社会世界是人的关系的世界。作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提出的概念，“关系平衡”指的是行为体通过主动管理和调节来实现关系网络中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最优。东盟的大国平衡就是“关系平衡”，即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亚峰会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反映了“关系平衡”在东盟战略中的作用机制。
其二，以“关系认同”解释美国的中东政策。在关系认同结构中，行为体依据不同关系认同的亲密程度来决定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程度，但关系认同结构本身会随着相关行为体关注领域的变化而变化。从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国家的政策看，美国正是基于不同的亲密程度与以色列、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不同的关系认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为它们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和援助。
其三，以“礼治秩序”解释欧洲协调。作为从中国传统社会经验中提炼而成的“理想型”，礼治意味着人们对以礼义为宗旨的礼制的普遍主动服从。19世纪欧洲协调的形成和维系反映了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欧洲礼治秩序。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欧洲新秩序的礼义基础，正统主义原则对各大国潜在的过度扩张行为加以约束。基于大国同盟和国际会议两个层次的礼制安排，欧洲各大国之间实现了协商一致与集体性的自我克制。
从特殊到一般的“正向格义”
社会知识往往是地方性知识，但提供地方性知识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目标。社会科学理论旨在揭示社会领域中的一般性规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国际关系学需要从某些区域的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区域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有效的“正向格义”意味着本土的概念不仅可以解释本土的经验现象，还可以解释本土之外的经验现象，从而有助于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当中国本土的经验和中国之外的经验发生关联时，中国本土的经验就很可能具有一般性意义。基于理论构建的要求，“正向格义”的路径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置于社会科学知识谱系中来判断将其一般化的价值。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构建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此中国本土的经验主要在与西方社会经验的对照和对话中显示其独特价值。作为在“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基础上分别生成的中国国际关系概念，“关系认同”和国际礼治秩序也补充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缺失的要素。
其次，检验替代性解释的效力及其不足。从研究对象而非研究者的视角看，“正向格义”的使用实际上仍是以外来的概念来解释研究对象本土的问题。使用这些外来的概念，并非无病呻吟或叠床架屋，而是确有其必要，即既有的理论难以解释这一问题。
再次，探寻中国本土概念体系的适用条件。有效的“正向格义”将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上升为一般性原理，但这种一般性仍是局部的，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才发挥作用。“正向格义”的探究应有助于揭示这些适用条件。
当然，“正向格义”和“反向格义”一样，都可能带来“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风险。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推进“正向格义”的研究，也不是以“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首先要实现中西方知识体系之间的平等对话，在此基础上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陈奉林
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东方外交史研究
近20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兴起和发展，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活动。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它都是当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是对“西方中心论”和既有外交史编纂模式的超越，典型地反映出中国文化建设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历程后，向更高层次发展跃进的崭新趋势与时代动向。
西方外交史编纂模式的缺陷与弊端
长期以来，西方人撰写的外交史（包括世界史）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以欧洲的视角观察世界，把外交史写成西方文明向外传播的历史，把东方国家的外交作为西方外交的点缀，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整体结构与全貌，许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与弊端。西方人写的外交史看不到非西方国家的存在，欧洲外交史代替了世界外交史。这种编纂模式对各国影响很大。我们强调超越欧洲中心论，并不是泛泛地或不着边际地讨论，而是有针对性地指出它的缺陷与弊端，从而实现历史性跨越，完成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构建任务。
在“西方中心论”的主导下，外交史呈现的多是政治外交史，对于政治以外的其他重大经济、科技、人员往来活动关注不够，对于同时期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不多。在外交史撰写方面，西方学者以欧美外交为出发点，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之上的，忽略了东方国家悠久的外交活动与首创精神。
在外交史体系、框架、内涵、应用理论和发展主线等方面，“西方中心论”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作也存在显著弊端。传统的外交史著作基本上是对历史事件的记述，缺乏整体性的理论分析，或沉溺于事件的记述而失之于对事件的质疑，或偏重于对个人的臧否而疏于对重大外交事件的深层考察。这样的外交史著作视野狭窄，涉及的领域有限，史观上反映出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样的史观显然不符合今天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弄清“西方中心论”的危害之后，主宰东方外交史编纂的核心是建立新体系，构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表达形态。
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
构建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首先要彻底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我们反对的是“西方中心论”，一切以西方为中心，把其他国家视为“化外之地”的狭隘世界观、利益观与价值观。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即使在西方也有学者对这样的史观提出批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早在1949年出版的《世界通史》中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欧中心论”，强调世界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欧洲不过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不能只突出欧洲的作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史学界也开展过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小成效，今天也经常有这样的文章出现，表明中国学者在进行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艰辛努力。
创建具有本土资源、使用东方史观的外交史学科，必须从源头上清算外来的不利影响，作出顶层设计，在学科体系、学科定位、主要内容、发展主线、应用理论上进行全面构建，把学科建设提到国家崛起急需文化建设的高度。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与范式兴起，都是以国家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如果没有国家发展的需要，就不会有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东方外交史研究也是如此。社会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持，有时候理论需要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发挥理论先导作用。国际交往的有益经验需要总结，社会发展需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获得不断进步的力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方社会发展已经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面对东方国家的发展，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曾预见到的，甚至是缺乏心理准备的。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经历了“崩溃论”“怀疑论”再到今天“威胁论”的转变，说明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俯视东方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事，是继8000年前发生农业革命，200年前发生工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又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其深度与广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对于东方国家发生的空前变革，西方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世界体系论等，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显示出西方理论的短板，而理论缺乏的地方正是需要创新的地方。细察当今中国社会发生的空前变革，政治、经济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需要大规模的文化建设，以同飞速发展的国际社会保持同步。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
推进国家稳定发展与长治久安，文化建设极为重要。学科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新的精神力量，诞生具有新鲜活力与巨大时代感召力的理论体系，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努力方向。
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不仅探讨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形成对学科体系、框架、内涵、发展主线及时空范围的清晰看法，以研讨会为平台，联合国内外同行专家整体推进了学科体系建设，推出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打破了学术禁区，填补了学术空白，展现了中国学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更为重要的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樊篱，对东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从搜罗排比材料走向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从墨守成说走向对问题的系统把握与深层次考察，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走向对规律的阐释与把握，真正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在探索中完成学科体系构建。
东方外交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是在东方本土资源与立场上的自觉行动，凝聚了时代力量与现实需要，避免了旧史“重实证、轻理论，多感悟、少逻辑”的弊端。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从国家发展对学科建设的重大需求而言，东方外交史已经从过去的狭隘偏枯、陈腐僵化的理论框架中走出来，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以全新的面孔出现在了中国的史坛上。从东方外交史学科构建中可以追寻到学者的共识与时代精神，从而映现出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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