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
张彦，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综合考核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号：20JDSZKZ06）的阶段性成果。
“团结的斗争”与“斗争的团结”的行动辩证法
摘 要
团结与斗争是党和人民百年来应对风险挑战和夺取伟大胜利的有力武器。“大团结大联合”和“伟大斗争”代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团结和斗争的最新探索，彰显着“团结的斗争”和“斗争的团结”的行动辩证法魅力：团结是斗争胜利的前提，斗争扎根于各族人民的物质利益团结、价值观念团结和组织领导团结；斗争是促成团结的外在动因，团结产生于斗争需要、凝聚于斗争思想并巩固于斗争结果，“真团结”是“斗争的团结”的综合概括。强国复兴是贯穿百年团结斗争史的叙事主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深刻认识团结与斗争的行动辩证法要义，充分发挥团结与斗争行动辩证法的实践效应，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大团结大联合；伟大斗争；行动辩证法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团结奋斗”是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一个主题词，报告以“团结奋斗”为重要题眼，也以“团结奋斗”铿锵结语。团结奋斗是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最显著的精神标识，也是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新时代十年，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领导下，办成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新时代以来的奋进史，是在应对风险挑战中书写的；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成就，是直面和战胜风险挑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在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勇于同一切风险挑战和艰难困苦作斗争。迈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们更要充分发扬团结奋斗精神，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在把握团结与斗争的行动辩证法中书写强国复兴的新篇章。
一、“大团结大联合”与“伟大斗争”：团结与斗争的新时代表达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团结与斗争为武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接踵而至、挑战层出不穷，团结与斗争仍然且必须是迎战风险挑战的应有姿态。
（一）团结与斗争是我们党百年来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中华民族同各种风险挑战和艰难困苦作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同“三座大山”作斗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联合人民群众同贫困作斗争成为主要社会任务，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下，社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各种落后思想作斗争，始终将中华民族紧紧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事实证明，面对挑战最好的姿态是“团结”而不是“分裂”，是 “斗争”而不是“躺平”。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中坚持团结与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也形成了对团结与斗争的深刻认识。1956年9月，毛泽东在题为《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1973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提出，“团结起来的力量总比不团结大……人民总是选择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人”。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就认识到了团结与斗争的重要性，并善于发挥团结与斗争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当说，始终以团结与斗争的奋斗姿态面对艰难困苦，是我们党攻坚克难的胜利密码。
（二）风险挑战、团结、斗争成为21世纪以来的突出议题
进入21世纪，各种风险挑战呈现加速、交织和叠加的趋势，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不断奋进前行的历史背景。政治层面，腐败风险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经济层面，全球经济增长疲软，金融风险不断出现；社会层面，公共事件偶发，不确定性增加；科技层面，产研短板客观存在，技术危机显现；意识形态层面，舆论战争愈演愈烈，文化和价值冲突潜滋暗长；国际层面，世界格局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历史已经行进到了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阶段。
时代的变化与议题的切换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风险挑战、团结、斗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极其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团结”始终是高频词汇，党的十八大之后“斗争”开始作为高频词出现，而“风险”“挑战”同样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作为高频词出现，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使用频率达到最高值。
词频变化直观体现了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性研判与战略性部署。风险挑战、团结、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过程中的常青议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内外风险存量持在、增量不减、变量不稳，新时代新征程的团结与斗争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斗争的特点和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赋予了团结与斗争新的历史特点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10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既要“大团结大联合”，又要进行“伟大斗争”。“大团结大联合”是对过去强调“大团结”的继承性发展，“伟大斗争”是基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历史性创见，“大团结大联合”与“伟大斗争”代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团结和斗争的最新探索。
“大团结大联合”意味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召下走向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提及团结，不同语境下的团结又有着特定意义：第一，作为联合各民族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历来是团结友爱的民族，习近平总书记用“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来比喻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呼吁各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织点，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尤为重要，需要始终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第二，作为统一党员思想行动的“党内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新时代以来，对党忠诚主要表现为坚定理想信念、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党内团结中形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第三，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人民团结”。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将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成员团结起来。三个团结各有侧重，但又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大团结大联合”的总命题，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伟大斗争”意味着同矛盾对象相对抗并力图在奋斗中取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胜利密码，斗争精神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底色。在斗争对象上，要始终同艰难困苦、阻力压力、风险挑战作斗争；在斗争主体上，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进行伟大斗争的主体；在斗争方法上，讲究斗争艺术，增强历史主动，占据斗争的主导地位。在坚持伟大斗争的光荣传统中，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外部环境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我们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战略阶段和战略环境，更需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共同抵御风险挑战。“新的历史特点”指明了新时代的斗争形式和斗争特征，充分释放了伟大斗争的现实魅力。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风险挑战，要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务必”的重要讲话精神，做 到“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大团结大联合”和“伟大斗争”构成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应对风险挑战的两个重要策略。现阶段，“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终存在并日益凸显……需要应对的风险挑战、防范化解的矛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立足现有经验和成就，保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进一步发挥团结和斗争的优良传统，对于防范化解风险有着重要意义。团结与斗争，这两个表层词义互斥的概念，在深层次上有着紧密的意义关联。斗争需要团结，团结依靠斗争。将团结和奋斗的巨大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需要充分认识团结和斗争各自的突出特质，又需要认识二者的深刻联系，在把握和发挥二者的行动辩证法要义中推动党和人民继续走向胜利。
二、“团结的斗争”：团结一切力量夺取斗争的新胜利
团结是取得斗争胜利的前提，战胜风险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足够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团结的斗争”的生动表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统合各种力量，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面对世界减贫难题，中国集中力量，团结奋斗，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面对全球经济疲软，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在逆境之中实现经济正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力；面对香港局势动荡变化，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促进香港发展重回正轨。新时代十年的成就表明：只有团结，才能办成办好大事要事；只有团结一致，才具有与风险挑战相抗衡的力量，从而为斗争胜利奠定基础。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区分“面向一般斗争的团结一般”和“面向特殊斗争的团结特殊”极其必要。其中，“面向一般斗争的团结一般”具有自然必然性，它的自然必然性筑基于现实的人所必需的基本物质利益：作为群居性类存在物，人天然需要在共同体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维持、再生产和丰富自身。因此，“团结一般”实际上指称着物质利益的团结，它既是原始社会发生团结的动力因，也是人类社会整体全过程发生团结的根本因。与之相应，“一般斗争”指向的是较为直观的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是人对自我本质和自由存在的确证。然 而，阶级社会的出现伴随着斗争本身开始特殊化——人类内部的经济集团间发生斗争，尽管其底层逻辑仍然是关乎于人与自然界的“一般斗争”，但微妙的是，“一般斗争”历史地叠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占有和分配的分化），形成了人类独有的“特殊斗争”——阶级斗争。于是，“团结一般”便随之被覆盖（不是转化，而是被覆盖）为“团结特殊”，具体来说，人与自然界的直观斗争被覆盖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并没有取代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而是其新历史形式）。面对“特殊斗争”，无产阶级的“团结特殊”的重要形式就是卢卡奇意义上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团结，其中，无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团结不能是“无政府主义”式的，它需要一个组织领导的核心，发挥“大他者”的作用以实现不断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输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方面，斗争和团结的辩证关系在历史中表达为：斗争一般→团结一般→斗争特殊→团结特殊；另一方面，“斗争特殊”包含着“斗争一般”，“团结特殊”包含着“团结一般”，不能像费尔巴哈式的直观唯物主义那样脱离“斗争一般”去切片式考察“斗争特殊”，脱离“团结一般”去切片式考察“团结特殊”。换言之，在“团结特殊”中开展“斗争特殊”需要多方位多层次，以覆盖和叠加的多重视野巩固“团结特殊”，这既要求继续保持“面向斗争一般的团结一般”（主要表达为继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同时重点强调“面向斗争特殊的团结特殊”——即延续物质利益上的团结、强化价值观念上的团结以及组织领导上的团结。
（一）斗争需要物质利益上的团结
物质利益上的团结，就是人与人的联合建立在基本利益之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是最初级的团结形式。利益始终是唯物史观关注的现实问题，一切社会关系首先表现为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原始社会的部落形态时就曾指出，“每一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个体自我保存的能力弱，不得不依赖于集体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实现可持续性生存资料获取，因此，在原始社会中自然地形成了“团结一般”。该种基于原始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的“团结一般”在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有学者认为，伴随物质生产的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主导交往模式（交换形式）从“给与—返回”的直接交互模型（A）经“主导—安全”的掠夺—再分配模型（B）到达“货币—商品”的商品交换模型（C），而主导交换形式的变化倒逼处理物质利益矛盾关系的社会形式（社会的组织团结模式）发生变化，出现了氏族（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团结形式Ⅰ）—国家（以地缘为核心的团结形式Ⅱ）—资本（以资本集聚垄断为核心的团结形式Ⅲ）—无产者的团结形式Ⅳ。
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之上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维护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前提，只有在兼顾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和各民族具体利益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才能凝聚力量，同一切分裂势力和艰难困苦作斗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在同反分裂、反干涉的重大斗争中夺取胜利，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遵循，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目标，团结一切力量，坚决在保障利益团结之上开展斗争。
（二）斗争需要价值观念上的团结
团结是价值观念上的共识性团结。马克思指认了人作为“现实的人”的历史属性，人通过最原初的分工劳动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构建，同时也构建了存放身体的生活世界。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正是在现实活动中不断追求和创造价值，通过现实活动表达自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从而构建了安放精神的价值世界。因此，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共同构成了现实的人的存在状态，团结需要在人的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统一中实现。恩格斯特别确认了无产阶级价值观念上团结的必要性：“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尽管在物质空间中人与人是相互分离的，但在思想观念上人与人的联合意识促成了人的团结一致。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卢卡奇用“阶级意识”精准描述价值观念上的团结。在同资产阶级统治和物化现象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真正的阶级意识）是革命胜利的精神前提，其中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必须超出对局部的否定，对社会整体和具体总体的社会现实展开批判，“如果这一批判不能超出只是对局部的否定，如果它不能做到至少以对总体的批判为目标，它就不能超过被否定的东西”。具体而言，如大多数工联主义者所推崇的相互隔离的、各自为政的、非团结性的分领域斗争不过是无产阶级尚未摆脱物化意识的表现，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犬儒意识形态的自我麻痹。唯有借助总体性的斗争和团结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发的革命实践中走向自为的革命实践，从零散的个体革命转向联合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是恩格斯的“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还是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都指明了斗争活动建立于价值观念上的团结一致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凝聚价值团结的伟大创举，在价值多元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团结中国人民的“最大同心圆”。新时代，中国人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武器同西方错误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作斗争，破除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迷障。在全球范围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逐步引起各国关注和重视，全人类共同价值“揭示了普世价值的虚像与幻灭，强调人类从共生到共享的存在样态转变，实现了对人类价值形态的突破性发展”。
（三）斗争需要组织领导上的团结
团结斗争得以持续的根源在于有着共同的领导核心。团结使人成群，但群体需要领导指引。在原始社会中，部落首领是领导核心；在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中，哲学王是领导核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核心。团结群体离不开领导核心，领导核心使得团结得以稳固。列宁高度肯定了共产党领导对于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共产党对于全体人民的领导，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的组织保障，这是因为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始终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一致对外的斗争实践中，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纯洁性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体促成斗争的胜利。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人们聚合组成的共同体，要么是以偶像为中心的，要么是以热闹事件为中心的，这就像在中心位置敲下一颗钉子，其他个体围绕和悬挂在这颗钉子之上，他将其称为“钉子共同体”。但是，鲍曼认为这种“钉子共同体”是草率和脆弱的，因为“个人经历和处理的担忧和关心的事情被许多个体暂时地挂在上面，那么所有动因、事件和利害关系，不久又从这上面取下，再挂到其他地方”。“钉子共同体”形象描绘了核心领导下的共同体样态，但鲍曼认为团结形式的草率和脆弱，又走向了共同体的对立面，陷入了逻辑上的“二律背反”。事实上，个体脱离钉子，恰恰只能说明核心领导力量不够坚强，不足以对共同体成员产生吸引力。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团结的斗争”的高度总结。伟大斗争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的谋篇布局和坚强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的团结一致，这一现实凝练成了“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伟大斗争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一现实凝练成了“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只有坚持“两个确立”，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才能在团结一致中开展伟大斗争。
三、“斗争的团结”：在斗争中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斗争的价值起点和目标归宿是团结，只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才能获得最大的团结。毛泽东对“斗争的团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论断蕴含着对斗争与团结辩证关系的真理性认识。在毛泽东所处的革命战争年代，团结来之不易，团结是斗争出来的，不是退让出来的。新时代，团结同样是“斗争的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的关系，又要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
历史唯物主义将“自由人的联合体”设为人类社会形态的高阶形态，勾画了社会关系变化的历史轨迹。在这里，“自由人的联合体”亦可视为人与人相互交往过程中衍生出的团结形式，是每个“自由人”与“自由人”和谐互进的共同体形态。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成史并不是纯粹理念的概念推演史，而是深植于每个现实的人和物质活动的历史累加。在前技术时代，受制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多重因素，个体直接暴露在自然危险之中。对安全的需要使个体将自由让渡给群体，人与人的关系表征为以血缘和地缘为中介的“人的依赖”关系。因此，此时人与人的联合状态是受动的、不自主的、不自由的，人类团结最先产生于现实的安全需要。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与物质生产的丰富，人与人的关系从“安全庇护”转化为“利益分配”，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历史分配冲突最终演变为全方位的矛盾冲突。并且，伴随着政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也不过是掩盖阶级冲突的资本主义工具）的形成，斗争最终突破了旧有的虚假团结形态，而新的斗争需要新的团结形态，这一团结形态无可置疑地表现为无产阶级作为“第三个战士”，作为一个崭新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厘清了这一阶级得以产生的思想条件，即马克思主义这一斗争思想，当历史具备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后，社会历史形态走向了“真正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虚假共同体”，建基于无产阶级斗争所创造的历史条件，是过去阶级斗争历史的累加，呈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到这里，历史唯物主义向我们展示了团结与斗争相互交织的人类历史：人与人的团结形式从原始社会的“人的依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与转向的背后是斗争主题和斗争形式的转变。辨明斗争在何种意义上促成真正的团结，这就要求将团结建立于安全之上（基于现实的斗争需要），将团结稳定于统一的斗争思想之中，最终将斗争成果凝固于更高层次的团结形式之上。
（一）团结基于现实的斗争需要
现代社会的风险挑战复杂多变，人的脆弱性在现代风险中充分暴露，安全分配已逐渐代替财富分配成为人类普遍关注的议题。艾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就指出，“逃避机制，它源于孤立个人的不安全感”，尽管他是从反面来洞观安全分配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安全”应当被视为铸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对共同体的有效考察也必须从其能否有效生产和分配“安全”资源入手，因此，在同风险挑战的斗争中走向团结成为必须和必然选择。在从“独自面对”走向“共同斗争”的过程中，团结力量得以凝聚。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团结史。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从“零散工人”转向“无产阶级大联合”，最开始是从自发“捣毁机器”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尽管此时工人还未有自觉的阶级斗争意识，但因为有了资产阶级这一共同的敌人，工人逐渐从分散的个体走向了斗争共同体。由此可见，与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下的团结生发的最初动因。乌尔里希·贝克同样认为，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形成，“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因此，人们不再为了寻求美好生活而团结起（需求型团结），而是为了对抗风险而团结起来（焦虑促动型团结），焦虑促动型团结取代了需求型团结。尽管贝克的观点过于武断，但也揭示了现代社群得以存续的底层逻辑，即团结源于同外敌作斗争的需要。
（二）团结形成于统一的斗争思想指导
在笔者看来，仅依靠斗争需要促成的联合状态，还不是最终的团结形式。斗争需要形成的联合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无序的、单方面的，而非最终的团结状态。换言之，依靠斗争促成的团结形式总是否定性的、被动性的，无法自觉地建构出一种规定性的、主动性的团结状态。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统一的斗争思想是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精神先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最初无产者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仍然是不自觉和不完整的。只有当工人阶级彻底掌握“批判的武器”，“思想的闪电”才能“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同样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形成真正的大团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推动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同一切艰难困苦作斗争的指导思想。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不断被激发、团结的力量不断汇聚壮大。
（三）团结巩固于斗争所取得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斗争根植于现实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的斗争，是破解现实问题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斗争。回望过去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更加富强的国家、更加和谐的社会、更加幸福的生活，为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体增加了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人民得以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应当辨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是为了人民团结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体区分为“虚假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共同体是否能够代表成员的利益。依此来看，共同体虽然都代表着“我们”同外在风险困难作斗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共同体的斗争成果却被少数统治者所垄断，共同体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新的桎梏”。而只有使斗争成果为人民共享，才能进一步巩固共同体，使得团结更加坚固。
“真团结”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团结”的综合概括。从“团结”转化为“真团结”，关键在于“斗争”变量的加入。“真团结”根本区别于“假团结”，“我们所追求的团结，是建立在党性原则基础上，同志们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团结；而不是那种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相互较劲设防的假团结”。团结并不是无意义的同一性聚集，而是生发于斗争需要、斗争过程、斗争结果的团结。“真团结”是建立在一致对外斗争之上的“斗争的团结”。
四、强国复兴：团结与斗争的历史主题与叙事置换
团结与斗争的深刻关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行动辩证法。“团结的斗争”说明斗争需要多层次的团结，斗争胜利得益于团结一致；“斗争的团结”说明团结凝聚于斗争的紧迫性，团结扎根于斗争。团结与斗争是相互关联、互为前提的统一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力量。具体来说，团结与斗争表现出相互促进的对立同一性，团结与斗争看似相互对立，但团结的对内性与斗争的对外性共同构成了改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正是在团结中促成更高水平的斗争，在斗争中促成更坚固的团结，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在螺旋式上升中迎来光明前景。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在这一历史主题驱动下，党和人民经历了新时代意义重大的“三件大事”。“三件大事”是党和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同风险挑战和艰难困苦作斗争，拼搏出来的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用“历史性胜利”来突出“三件大事”的重大意义，“三件大事”为强国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团结与斗争的历史主题依然是强国复兴，“团结的斗争”与“斗争的团结”依然是强国复兴的基本意蕴。但要注意的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复兴的叙事方式已经从“未来时”转化为“现在时”，已经从“借鉴式”转化为“原创式”。在叙事置换中，需要充分发挥团结与斗争行动辩证法的现实效应，奋力书写强国复兴的新篇章。
在团结与斗争中，党和人民书写百年奋斗历程。从一条在嘉兴南湖起航的红船，到一艘航行在世界汪洋的巨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史也是一部团结斗争史。恩格斯指出，“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论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善于同党内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以马克思主义真理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自觉选择。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团结人民群众与贫困作斗争、与腐败作斗争、与外敌作斗争、与风险作斗争，长期的团结斗争经历让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总结出了“坚持敢于斗争”的基本经验。
在团结与斗争中，党和人民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摆脱贫困和实现小康是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梦想，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摆脱贫困，需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尤其是当脱贫攻坚进入到“深水区”，更要有“啃硬骨头”“钉钉子”的毅力，以强大的斗争精神决胜贫困痼疾。摆脱贫困与“一个都不能少”的团结原则密切相关，全面小康并不是一部分人的小康，而是每个人的小康，全国人民团结携手共同进入小康社会。正是在持之以恒的斗争和携手共进的团结中，我们得以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历史界线，强国复兴伟大使命的叙事方式从“未来时”转为“现在时”，从“借鉴式”转为“原创式”。在“两个一百年”的传统叙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置条件，因此，在新时代之前强国复兴仍然是“未来时”。近代以来，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从“师夷长技”到自发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逐渐走出了一条立足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创见生成。在强国复兴“现在时”和“原创式”叙事置换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更强烈的现实紧迫感和历史自信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在团结斗争的行动辩证法中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以来，党和人民“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开篇起步关键期，党和人民必然会遭遇更多的、更凶险的、更意想不到的风险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持续发挥在团结中斗争和在斗争中团结的优良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团结指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器善于斗争；发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斗争精神，上下同心、携手共进、知难而上、共克难关，以斗争求安全、以斗争谋发展；维护爱国统一战线不动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磅礴伟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团结斗争的行动辩证法中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民族探索出的最新成果，是基于本国国情的可行方案，是根本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经过团结与奋斗，我们改写了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逻辑。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了被动式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将西方霸权式的现代化方案推至全球，最终的结果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华民族卷入“被现代化”的漩涡。在过去的百年里，中国共产党努力克服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团结一切力量，在同西方中心主义体系斗争中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扭转了被动接受的处境，充分把握历史主动，将中华民族的复兴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依然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探险之路。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在“团结的斗争”和“斗争的团结”中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向前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主心骨作用，在统筹全局中勇毅前行；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向前看，回头望”中保持初心与使命，不走偏路、歪 路、错路；持续发挥团结精神和斗争精神，以守正创新、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把握团结和斗争的行动辩证法是党和人民直面风险挑战的奋斗姿态，也是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制胜法宝。面对各类矛盾和风险，我们既要辨识团结和斗争的不同指向，又要明晰团结与斗争的内在关联：团结是为了更伟大的斗争，斗争是为了更强大的团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开局起步关键期，我们应在“团结的斗争”与“斗争的团结”中，继续以自信自强、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不断前进，书写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篇章，不断夺取新的历史性胜利，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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