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都要求党的建设注重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和统筹推进。党建规划应遵循战略定位与策略配套、问题导向与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与精准预判等基本原则。这也构成了新时代制定党建规划的基本思路与宏观逻辑。从系统观念来看，新时代党建规划是以党性为核心，以“三维五性”和“六大建设”为基本要素的同心圆系统。“六大建设”要素的适度调整使党的建设深度推进，从而影响党性中“三维五性”要素的变迁，这构成了党的建设的系统论逻辑。以三大思路逻辑、同心圆结构和系统论为基础，可以尝试构建党的建设指标体系，并适度兼顾以宏观战略环境、中观空间环境以及微观策略环境为主体的外部环境系统。这有助于制定具有正确指向性、严谨科学性、系统和谐性的党建规划方案，以更加“系统”与“科学”的党建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建设；党建规划；规划模型；全面从严治党
为更好地凝聚革命力量和实现各阶段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风险”潜藏的巨大挑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使命，都要求党全面提升党的建设质量，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党建探索逐渐走向“顶层设计”式的党建规划，以系统思维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使党成为能够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二十大报告就要求在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各项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1 因此，直面党建面临的挑战、回应新征程中的党建要求、切实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与构建党建规划体系。新时代的党建规划，是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以党建结构性要素为核心、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为主体而开展的党的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协调推进活动，目的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 科学规划与系统开展新时代党建工作，将使党建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分阶推进、协同发展、臻于至善，更具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一、党的建设三重逻辑的延伸：新时代党建规划的思路逻辑
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角度审视，党的建设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调适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三重逻辑从三个侧面揭示了党的建设的时代特征，并内含新时代制定党建规划的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新时代党建规划的基本思路与宏观逻辑。
（一） 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逻辑，要求党建规划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结合
从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路径来看，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基本逻辑是自觉主动地以自我革命回应和引领社会革命，在秉持革命特质的基础上成长转型为执政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尽管面临着不同的政治任务与时代目标，但党的建设始终占据重要政治地位，并以不同的具体形态贯穿于百年党史之中。百年治党经验表明，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优化过程，也是一个分阶段的局部质变过程。
在革命时期，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重大任务在于以革命斗争建构政治认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3 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夺取革命胜利夯实组织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高度重视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增强党员的组织认同与思想认同。为此，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吸纳更多有一定阶级觉悟的社会人士入党；“大会以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尤为紧迫的是“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 4 然而，政党认同建构的核心基础在于党员对党组织及其思想理念发自内心的政治支持，也就是行为认同。所以，“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札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 5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步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建设动力也从满足革命需要转移到巩固执政地位上。这一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根本任务，在于肃清党内错误思想、不良作风，以保持高标准的党性要求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1951年整党时，将党员划分为四种人 6 ，“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 7 刘少奇也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使我们党今后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8 这就在党员规模日益扩大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党内集中统一领导，消融和整肃党内各种矛盾差异、凝心聚力形成“改天换地”中的坚定政治领导力量。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建的核心主题。党的建设体系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9 为了推进党建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视为两大历史性课题。 10 党的十七大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格局。党的十九大要求“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并“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11 ，形成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为核心，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新时代党建格局。
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党的建设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长期性意味着党的建设及其规划具有战略性、宏观性，党的建设及其规划应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产物的思想指导，研究确立前后相承的党建主题，制定步步进阶的党建目标。阶段性意味着党的建设及其规划具有策略性、短期性，不同时期党的建设及其规划，要在各自时代具体党建主题和党建目标的引领下，科学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党建规划，创新党建路径与方法，积极有效地落实相关党建规划。由此可见，党的建设规划是战略性与策略性的统一、长期性与短期性的有机统一。因此，党建规划的制定必须坚持战略性与策略性有机结合的原则，既要保持宏观、长远的战略眼光，又要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发展需求，以党的建设战略指导党的建设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以党的建设策略来支撑党的建设战略。
（二） 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理论逻辑，要求党建规划坚持问题导向和因地制宜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12 ，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次历史性飞跃既是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创造性结果，也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践行、创新与弘扬。马克思主义党建经典理论、毛泽东党建理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思想之间的逻辑联系与理论差异，都表明党的建设是理论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理论继承性集中彰显了以党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逻辑，理论创造性则表明党的建设的具体思路范式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建设什么样的党”明确了党建取向，并延伸出制定党建规划的问题导向原则。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来看，根本上就是要建设具有高度党性修养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的主要身份定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针对19世纪上半叶欧洲工人运动的表现和各种虚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错误思潮的泛滥，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问，“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13 通过与一般工人政党和群众相比较，他们得出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本质，并指明其先锋性。“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14 这表明，共产党人既是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革命斗士，也是以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建设者。概言之，以批判性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秉持高度的党性，共产党人致力于联合无产阶级和各被压迫阶级，实现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有机统一。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表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先锋性在中华民族大地上得到了创造性延续。在这一漫长而艰辛的“战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渐由懵懂幼稚的新生政党成长为具有高度党性修养和实干政治能力的成熟政党。而这种蜕变与党对现实环境的系统分析和对理想目标的精确预判紧密相依。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挑战和风险，党建规划的制定也必然要传承问题导向原则，不断对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党建面临的时代任务发问。这将使党建目标与党建策略互相匹配，党建理论与党建实际有机结合。
“如何建设党”勾画出了党建规划的总体思路范式，并延伸出因地制宜原则。党的十九大以来，以党性（尤其是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核心，形成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基本要素，制度建设贯穿其中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结合制定党建规划的问题导向来看，“如何建设党”就是要以培育和锤炼党性为核心，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更好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15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有机统一的政治保障。“中国革命的组织者是共产党，发展的组织者同样是共产党。” 16 这表明，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同时，还要注重将党的建设逻辑与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逻辑有机贯通，提升党统合社会资源、回应社会需求、驾驭社会风险以及促进地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7 各级单位和部门制定党建规划，以系统思维谋划未来发展时，必须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统筹考虑地域特殊性和政策一般性，制定出既有效贯彻中央精神又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发展规划蓝图。
（三） 调适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实践逻辑，要求党建规划与时俱进和精准预判
究其根本属性，政党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属性意味着党的一切行为都是对特定环境刺激的前瞻性预判或适应性反应。因此，在与环境的互动行为中，党的建设的实践逻辑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调适与前瞻探索的有机统一，是在与社会革命有机互动中的不断自我革命。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 18 以党的建设的调适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实践逻辑为指导，党在制定建设规划时就应同时坚持与时俱进与精准预判原则。
党的建设的调适性要求党在制定党建规划时坚持与时俱进原则。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而言，“无论怎样的政治改革，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执政党的改革”。 19 没有执政党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也难以深入和成功地进行。而中国进行执政党改革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新时代，执政过程中面临的“两个大局”及其隐含的重大挑战、时代机遇与历史使命，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迁，不断提出具有时代特质的党建要求；党以加强自身建设的方式，主动回应时代要求，保持与环境的高度适应性。党的建设的自觉性、党的建设内容体系的开放性，强化了党的建设的自我调适能力，使党的建设永远充满生机活力。归根结底，党建的自我调适的本质是对党的发展与环境需求之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各级党组织在制定党建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党建规划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制定与时俱进的综合性规划方案。
党的建设的前瞻性要求党在制定党建规划时坚持精准预判原则。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党建外部环境的重要特征。在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党的建设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所以，党的建设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调适，更是一种评估环境、科学预测与规避风险的前瞻性预判。它要求党在自我建设过程中全面深刻地剖析内外环境，准确研判各种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制定积极稳妥的党建规划。这将以极富前瞻性的党建规划，赋予中国社会以政治方面的可预期性，保障中国社会平稳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党建规划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文化效益的最大化。
与时俱进与精准预判原则都要求党在制定自身建设规划的过程中，保持党的建设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效互动。这既有助于强化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之间的系统关联性，也能就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作出前瞻性预判。据此，党的建设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科学谋划未来一段时间内自身发展的顶层设计、系统布局与统筹安排。党建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协调推进，将确保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20
二、党的建设的系统分析：新时代党建规划的理论基础
党的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揭示了党建规划的整体思路，阐发了党建规划的应然逻辑。不同时期的党建规划，都应主动汲取党的建设历史经验，自觉坚持唯物史观，坚持问题导向，在精准预判和科学谋划中实现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互动，始终使党充满生机活力。但是，党的建设因为涉及多个要素或子系统，本身是一项极富逻辑性的系统工程，其开展需要树立系统性党建思维，确立过程性党建分析方法。就已有研究而言，国内学者往往以思想解读、政策分析以及实践探索为主要视角开展党的建设研究，系统性党建研究仍较为匮乏。因此，有必要在应然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系统性党建分析视角，以上述三个思路逻辑为指导构建党建系统结构，为新时代新征程制定党建规划奠定理论基础。
（一） 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系统
从系统论视角审视政治运行，可以建构起政治系统的基本运行模式。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转化为要求和支持并输入政治系统，信息经过政治系统的处理转换为输出反馈到外部环境，反馈信息连同新的要求和支持再度输入政治系统，从而生成动态循环的政治生活系统。这对于理解中国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系统极具方法论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中国政党政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独特的党政科层体制更是以体制机制保障党的全面领导的有效贯彻。因此，无论是从政党政治的信息传递、政治决策、决策实施与政治反馈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层管理的信息汇集、党委决策、人大立法、政府实施和社会反馈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政治系统的领导核心与信息处理的关键环节，从而合乎逻辑地生成了如图1所示的中国政治生活系统结构。
图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生活系统结构示意图
政治系统理论的焦点在于，“一个这样的政治系统为什么能够长期地保存下来呢？” 21 换言之，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政治系统应当如何保持系统稳定性？政治系统理论将其归结为对政治共同体、典则以及当局的政治认同感。在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政治制度中，政治系统稳定具备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政治系统的稳定度依赖于执政党的适应性。来自输入端的压力迫使政治系统具备足够的抗压或整合能力，即“系统成员能够运用处理机制，为输入转变为输出即为社会权威性分配价值作好准备”。 22 另一方面，系统的持续性要求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系统的持续是与作为一个开放、自控而且目标明确的政治系统自我改造的能力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的。” 23 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其自我改造能力（即自我建设能力或自我革命能力）成为影响政治系统稳定性与持续性的关键因子。由此可见，党的建设是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系统与环境系统互动的必然产物，党的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审视，也就自然成为完善党的建设体系与制定党的建设规划的重要分析工具。
（二） 系统性党建分析视角
政党从本源上来说是一个组织概念，而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无论是生命有机体还是社会，组织概念的特征类似于整体、生长、分化、层次、支配、控制、竞争等概念。” 24 以系统论为分析视角，党建的本质正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对其内部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适当调适与整合。系统性党建概念主要包含三层内涵，具体如下：
第一，党的建设缘起于党对外部环境的监测与反应，即党保持高度适应性的根本要求。“从本质上说，系统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可以说是系统稳定性在系统外部关系上的表现”。 25 换言之，党的自身系统处于外部环境系统的包围之中，任何输入、输出和反馈都会导致党的内部系统要素发生量变或质变。高质量的量变或质变导向高度的政治稳定，低质量的量变或质变则导向政治失序与混乱。因此，适应性是政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是否能够保持稳定性的重要衡量标准。如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大考验”，社会中存在程度不同“塔西陀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现象；二者叠加，使党的建设的外部环境系统面临多重挑战。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提出正是党为应对外部环境系统的挑战主动作出的适应性变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26
第二，党的建设的主要方式表现为对内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适当调适与整合。不论经济社会系统还是政治系统都会存在一定负效应，即“在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相互抵制或相互冲突，使系统信息流通受阻，能量互相抵销，乃至系统总体功能下降”。 27 系统负效应的产生不仅是系统外部环境适应性差的表现，也是内部结构紊乱的表现。党的建设不仅要对外部环境的刺激作出回应，还要对内部各要素进行归位、修复与布局，宏观上表现为对理想信念的巩固、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对党建内容的更新以及对党内程序制度的完善等。
第三，党的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建构系统和谐性。“决定系统总体功能增加或下降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系统形成一个和谐整体。” 28 党建的系统和谐性，要求保持党内高度的组织认同与高效的内部分工。党对外部环境要做周期性的主动测评与积极反应，实现党内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的有效互动。这有助于建设一个具有较强组织性与适应性，具备完善调控机制与强大内聚力、吸引力，系统整体功能都得以充分发挥的活力型执政党。
系统性党建概念的提出，不仅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引入系统性的分析视角，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党建内外部系统的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建系统分析的一般模型，从而为制定党建规划提供新的理论参考。由图1可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系统主要包括两大模块：党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因此党建规划的制定必然以党建内部系统和外部环境为基本分析框架。
三、党的建设的内部结构与指标体系：新时代党建规划的一般模型
党建规划是对未来党建工作的总体设想与战略布局。由于各地区、各层级的发展特殊性，党建开展的具体方式往往因地制宜。就目前党的建设布局来看，已然形成了较成熟的思想体系，能够为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提供整体思路与明确方向。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审视与评估指标，基层在党建工作中也容易出现目标不明确、思路不清晰、成效不明显等情况。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党建的系统性分析建构起具有一般性价值的规划模型。
（一） 党的建设内部系统的分析框架
因为作用于政党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党的建设是一项多元党建要素有机互动的系统工程。在这一伟大政治工程中，“党性既是衡量党员对中国共产党认可度、忠诚度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依据”。 29 因此，新时代党的建设必然以党性的培育和锤炼为核心。剖析党性结构，“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就主要包括理论维度、组织维度和个体维度的三重审视和理论性、阶级性、组织性、人民性和先锋引领性五大要素，它们互相渗透和融合，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内容结构”。 30 党的建设势必围绕五大党性要素的淬炼而展开。在以党性为核心的建设思路逻辑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系统实质就是以党性为核心的同心圆建设结构。
如图2所示，党的建设系统以党性为“圆心”，由党性推导而出的理论性、阶级性、组织性、人民性、先锋引领性“五性”构成第一圈层，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五大建设构成第二圈层，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程。连接各大要素的曲线以及连接各大圈层的双向箭头，表示各要素之间以及各圈层之间保持着充分流动性。或者说，党的建设的内部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要素的变化以及圈层之间因流动而产生的变化共同导致整个系统的变迁。
图2 中国共产党党建内部系统结构示意图
据此，优化党建系统的路径就在于提升以“三维五性”为支撑的党性，具体表现为对六大建设的深入推进。为提升理论维度的理论性，必须以加强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为基本途径，培育党员旗帜鲜明的政治性，坚定党员对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提升组织维度的组织性，必须加强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巩固阶级基础以强化阶级性，发挥党组织作为一个“大熔炉”的作用，锻造具有极强阶级归宿和组织认同的党员，强化党员和党组织的组织性特质，形成尊崇党章、严于律己的党风政风，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权威；为提升个体维度的先锋模范性，必须以发挥党的先锋模范性为核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持续正风肃纪和开展反腐败斗争，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推动党的建设制度化、科学化、法治化，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建构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其执行体系，为党的建设提供持续可靠的制度文明保障。另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更趋多元异质的国内外环境威胁着党的权威性，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因此，在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建的方向和效果”。 31
（二） 党的建设规划指标体系的设立
由前文分析可知，党的建设内部系统是以党性为核心的同心圆结构，党的建设规划理应以此结构为内在逻辑。为保证党的建设规划充分贯彻政治性、战略性、科学性、策略性、适应性与系统和谐性等基本原则，推动党建规划方案有效落地，就有必要在以上同心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
聚焦党性，理论维度、组织维度与个体维度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党建的三个核心维度。因此，以“三维”为视角推导而来的“五性”（理论性、阶级性、组织性、人民性和先锋引领性）就自然构成党的建设的中心指标，即一级指标。 32 在此基础上，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新时代党的建设结构的精神，可以设立六个二级指标（政治建设指标、思想建设指标、组织建设指标、作风建设指标、纪律建设指标、制度建设指标），以及若干与之配套的三级指标。由于制度建设是对党组织基本运作规范与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被纳入组织维度下的组织性指标。但在实际运行中，制度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
表1 中国共产党党建指标体系参照表
设立指标体系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党的建设实务探索，一方面可以为检验党的建设成效提供量化分析视角，另一方面可以为制定党的建设规划提供数据参考。这有助于各级党组织对党的建设现状进行调研考察与检验分析，并根据数据测评结果制定和实施下一步建设规划，以科学定量的方式不断提高党建质量，推动党建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四、党的建设的三重环境：新时代党建规划的外部因素
以自我革命为特质的党的自身建设若要成功有效地开展，还必须兼顾外部环境影响。系统层次性是党的建设外部环境结构的重要特征。因为，党的建设规划既是战略引领与策略配套的有机组合，又是顶层设计与重点推进的系统开展，所以其外部环境表现为宏观战略环境、中观空间环境和微观策略环境。三重外部环境与党的建设内部系统之间的互动，不仅为制定党建规划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实现党的建设效益最大化、建构系统和谐性、以党建引领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 宏观战略环境
党的建设系统从属于政治系统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大系统。因而，党的建设规划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各项规划相互影响，共生共长。鉴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独特地位与政治功能，党建规划与其他各项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赖、匹配和共生关系。
第一，党建规划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相较国家与社会全局发展的“大气候”而言，党的自身建设是以党的内部调适和自我革命为核心的“小气候”。然而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小气候与大气候关系，是党建形势与党和国家全局形势的关系”。 33 因此，党建规划的制定必然与国家战略发展的总体布局相适应，党的建设规划是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原则纳入其中，并单列一条“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讨论如何以党的领导为规划实施提供政治保障，进而“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34
第二，党建规划既是党与时俱进和自我革命的主动调适计划，也是引领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划。根据党建的实践逻辑，党的建设是调适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党建规划兼具与时俱进与精准预判的特征。一方面，党建规划是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回应与反馈，其实质是党的自我调适和自我革新计划。另一方面，基于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对外部环境的精准预判，党建规划对其他各项发展规划主要发挥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与组织保障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在政治系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着党是总揽全局与协调各方的总舵手。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军事等多个层面，但以上规划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与前瞻性预判。因此，党的建设不仅是对党内系统结构的优化，同时也是筑牢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柱性力量。党建规划必须消除被动性与滞后性，建构具备主动性与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以新时代党的建设工程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35
（二） 中观空间环境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在生产空间的同时，空间也在积极形塑社会，空间与社会是相互建构的。” 36 空间视野的出现为研究政治和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作为“空间管治的有效手段”，党的建设规划直接指向不同的系统空间，不论是党的内部系统空间，还是环境系统空间。
以空间为视角，党的建设的中观环境主要包括横向区域空间、纵向层级空间与时序空间三大层次。它们是衡量党建规划科学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的重要因子。首先，就横向区域空间而言，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等横向区域空间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在深刻把握不同地区社会环境与发展现状特殊性的同时，注重区域间的资源配置与整合，实施既贯彻中央精神且又因地制宜的党建规划。其次，就纵向层级空间而言，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层级空间差异，要求以党的建设的宏观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为依据，以不同层级区域内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实施兼具统一性和特殊性的“一体多元”的党建规划方案。最后，就时序空间而言，虽然中国整体进入了新时代，但“不均衡、不充分”发展大背景下存在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党建时序空间差异性，要求党建规划实现长期战略、中期谋划与短期实操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匹配，真正做到“禁与能变”“备与事适”，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能够及时有效地推动党的建设的“升级换代”和与时俱进。
（三） 微观策略环境
具体的党建政策及其实施方略是党建规划的最终承载形式，对它们的利弊或成败分析就构成党建的微观策略环境。党的建设具有一定抽象性，难以制定足够量化的标准以衡量党建规划的实施效益。由于“政策过程（policy process）是寻找和建立他们的价值与实质决定或行动之间满意关系（政策与价值的吻合）的过程” 37 ，因而对党建策略或政策利弊成败的分析可以借助价值与政策相关性的分析模型，对已有规划方案进行价值判断与过程评估。
以S‑CAD政策分析模型 38 为基础，党建规划的微观策略环境分析可采取两个步骤。首先，通过对党建中“主导观点”（即上级党组织和本级党组织独有的价值观点，与下级党组织或党员的“相关观点”相对应）轻与重、先与后的价值排序确定取舍，确立规划策略的“主观”架构，用于选择策略、动员资源以及与其他关联者协商沟通。其次，围绕规划中党建策略的目标-手段-结果开展三个步骤的分析：通过对党建策略本身逻辑严密性及其与价值的因果链条的逻辑分析，衡量党建策略是否能“达到目的”；通过对党建策略本身必要性与充分性的经济分析，衡量党建策略是否能“花最少的气力去达到目的”；通过对党建策略支持者与异议者的理由、立场、能力等法理与实施分析，衡量党建策略是否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支持并实施动员。通过价值排序与三个步骤的分析，可以为党建规划方案“是否可行”“何以经济可行”以及“何以效益最大化”提供解答。
宏观战略环境意味着党的建设规划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必须保持相互匹配和有机统一的原则，中观空间环境意味着党的建设规划必须秉持实事求是与适度平衡原则，微观策略环境意味着党的建设规划必须遵守逻辑自洽与价值守恒原则。总体而言，当以党性为核心的内部结构要素能够在预设党建目标下进行优化配置，当党建的内部系统能够与三重外部环境实现充分而有效的良性互动，那么党建规划将大大有助于党建系统和谐性的建构，以及党建目标的充分实现，提升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党建质量。
结论：以系统思维开拓党的建设新篇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言，“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 39 ，以系统思维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因此，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党的建设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并非静止、孤立的存在，而是高度互动和有机关联的系统性存在。由内部系统观之，党的建设是以党性及其“三维五性”为核心，以六大建设为基本要素的同心圆结构体系；由外部系统观之，党的建设既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被动反应或主动回应，也是对外部环境的前瞻性改造与政治引领。制定党的建设规划可以从系统论党建的维度出发，构建以党性为核心的建设框架，并与宏观战略环境、中观空间环境以及微观策略环境形成多重良性互动效应。因此，系统党建理论不仅为理解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认知视角，还有助于创新地推动党的建设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探索党的建设的系统要素与核心结构的基础上，党建规划的深入研究有待更多的学界力量结合党的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对党建系统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后继研究还可继续探索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的运作模式与特征。这将为理解新时代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提供富有解释力的学理框架，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基层党建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政治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的专业支撑，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注释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20、21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4.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7、69页。
5. 《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84页。
6. 党员中的四种人是指：“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6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05—106页。
9.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4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1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7页。
16.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1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19. 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第61页。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3页。
21.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第562页。
22.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第566页。
23.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第567页。
24.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5. 李宝山、王水莲：《管理系统工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
2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27. 汪应洛：《经济规划理论与方法》，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年，第44页。
28. 汪应洛：《经济规划理论与方法》，第44页。
29. 王洪树、刘玲：《中国共产党党性：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0. 王洪树、刘玲：《中国共产党党性：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
3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8页。
32. “三维五性”的党性结构分析，参见王洪树、刘玲：《中国共产党党性：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
33. 刘红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格局与系统规划——兼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3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3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36. 成为杰：《从空间意识到党建规划：党的建设的空间政治视角解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37. 梁鹤年：《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丁进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38. S‑CAD政策分析模型，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参与者以Subjectivity（主观性）、Consistency（一致性）、Adequacy（充要性）和Dependency（依赖性）为核心追求“双赢”的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参见梁鹤年：《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丁进锋译，第89—95页。
39.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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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洪树，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义锟，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信息： 四川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四川基层党支部书记管理制度建设研究”（2022JDR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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