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文明符号和文化动力：
第一部中国印刷史专著的印刷、出版及传播
作者 | 章泽锋
内容提要
1925年，美国汉学家卡特所著《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印刷术历史及其传播、影响的研究专著。该著初版出版至今，英文原著版本和译本版本共有9个，各个版本的修订及各语种译本均由学界有影响力的学者操刀。当前的传统版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版本内部，较少注意版本生成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为此，论文考察该书的著述及出版过程，勾勒还原印刷术发明地位话语确权前后的人物关系图谱，比较版本递修流变得失，分析原著多个版本印刷特征。这一过程是从学术场建构到社会文化符号的建立。印刷术是文本对象也是建构工具，版本嬗变体现出强大的文化动力。
关键词
卡特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
版本研究 文明符号 文化动力
正文
1925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该书是第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印刷术发明及传播的著作，对中国印刷史研究、印刷术发明国地位在世界范围的确立和广泛认可具有基础性意义。卡特撰著时，将造纸和制墨作为印刷术发明的要素来论述，分四编论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背景、发明时间、西传路径，探讨了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活字印刷与欧洲活字印刷的关系。该书学术观点影响了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的认知，国际联盟的文化委员会把卡特著作列为1925年度对世界文化最有贡献的50部图书之一。他的观点和著作内容甚至被编入美国教育亚洲研究委员会指定的教科书《中国物品西入考》（China's Gifts to the West），该教科书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编写。卡特著作同时还是钱存训、胡道静、张秀民等知名学者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起点，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国发明印刷术及影响欧洲这一结论的得出，不是卡特自说自话、独自成文。在写作过程中，他走访欧美多位汉学家，请教细节，研商论断，得到了夏德（Friedrich Hirth）、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多位西方主流东方学者提供物证、校核文章等支撑。著作1925年初版面世不久，卡特不幸辞世。1930年，初版著作售罄时，在卡特夫人达格妮（Dagny Carter）推动下，劳费尔（B.Laufer）帮助并参与修订了1931年修订版（以下简称：“1931年版”）著作。汉学家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则根据初版以来新发现的材料，主持修订了1955年增订版（以下简称：“1955年版”）卡特著作。1926年1月，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之一、著名学者桑原骘藏在《史林》发表长文《卡特氏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评介卡特著作，这篇文章发表时间距卡特著作初版出书不到半年，是笔者目力所及最早一篇涉及全著内容的评论。1926年10月，《学衡》杂志第58期发表了史学家张荫麟翻译戴闻达（J.J.L.Duyvendak）对卡特著作的英文概述《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一文，此为卡特著作大篇幅文字内容在中国传播的序幕。近年来，随着汉学研究、印刷文化传播等学术交流活动，对卡特著作的评价文章和学术研究一直葆有热度，《汉学研究》（2015年11月）、《当代比较文学》（2019年11月）和《国际出版周报》（2022年12月第314期、2023年2月第318期）等都有专文对卡特著作进行评价。
本文从卡特著作个案出发，解析其著作出版传播与中国印刷术世界性地位和价值确立的互动关系历程，笔者认为对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富有参考意义。对于思考和落实习近平“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的要求，尤其是习近平2023年6月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时强调的：“我十分关心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版本”，“在做好主业的前提下，协助各方面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本文也是一个版本文化视角下的维度。
一、卡特的写作背景与学术“朋友圈”
卡特把中国印刷史作为研究对象并撰著，与其家庭背景、学习环境和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更与其严谨、认真、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关。他生长在一个富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派到中国传教时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的魅力而结束传教，在其生命最后一段时间里，撰写完成了第一部系统性介绍中国印刷术发明和传播的著作。
（一）短暂而精彩的一生
卡特全名为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名字曾译为卡脱氏、卡忒、加特、嘉德、卡德、贾德等，美国学者和传教士。1882年，卡特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不恩顿（New Jersey Boonton）。1904年，卡特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获学士学位。1906年，卡特进入纽约的奥本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同年到中国游学。在游学期间，他原计划从南京到安徽怀远，因尚未通火车，在南京与同伴分道后跟随一群木匠长途跋涉到达怀远，并在当地向老师学习了三个月汉语。卡特表现出极强的语言天赋，返回美国后，已能用中文跟中国老师通信。1910年，卡特从神学院毕业，成为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同年，他与传教士奥勒森（Rev. Ole Olsen）的女儿达格妮·奥勒森（Dagny Olsen）结婚。
卡特婚后携夫人达格妮来到中国安徽宿州传教长达12年。卡特在宿州传教时一般用中文“贾德”译名。1922年，卡特放弃传教工作转而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他离开中国后，到欧洲游历近一年，遍访多个学术中心，与欧洲学者多有交往，在确定研究方向后，搜求了不少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的新材料。1923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邀卡特讲学，他即从欧洲返回美国。1924年，卡特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任教。1925年春，卡特以研究中国印刷术的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英文初版《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付印之时，卡特得了严重的疟疾。8月6日，卡特在纽约曼哈顿家中去世，年仅43岁。
（二）文化背景或成为研究印刷史的动因
卡特个人事迹及家族情况在以往文章中很少提到，可能与资料不足有关。为了了解卡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讨论他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起点问题，本文搜集卡特原著1925年版、1931年版和1955年版，卡特夫人回忆文章及相关记载等，梳理后大致钩沉卡特文化背景如下。
从家族历史看，卡特家族有印刷出版的渊源。卡特的家乡在美国新泽西州，祖父是知名出版商人，父亲是牧师，1847年与卡特母亲多德（Hettie Dodd）结婚，婚后生四子，卡特排行老三。卡特母亲出生在土耳其，高门大族，具有语言天赋，10岁前就懂4种语言，毕业于美国霍利约克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卡特的舅舅是博士，经常从土耳其给他们一家寄送书籍，家信中每每谈及当地文化遗产的壮阔宏伟，给年少的卡特带来对远方的向往，培养了一种世界眼光和文化心态。这给他后来由衷爱慕中国文化，并以欣赏、公允的眼光研究中国印刷史，种下一粒种子。
从来华经历看，卡特在传教工作中触发了中国文化研究兴趣。1906年，卡特第一次来华就和美国在华传教活动有关。当时，卡特到中国游学的目的地是安徽怀远。卡特为什么要去偏僻的怀远，在1925年和1931年两版书中均无介绍，1955年再版时卡特夫人提到是为了拜访两位在中国传教的表兄弟。卡特在第一次中国之旅选择怀远不是无意的，在南京与大学同学及另外两个同伴分道后就开始去怀远，到怀远应还算访亲。1910年，卡特第二次来华，是受美国长老会派遣到安徽宿州传教。宿州市的文史资料记载：卡特参与创办了启秀小学、含美小学、含英小学、含宏小学，并在濉溪口的启秀小学教授英语。期间最大的副业则是“研究中国史”，他研究中国史倚重图书资料并喜欢和中国学者交流。1921年，卡特在去往山东的火车上，读到了英国人乐民乐（W.J.Clennell）所著《中国宗教发展史》，大受触动。乐民乐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发明了印刷书籍、纸币和流通票据、玻璃镜片、棉花、指南针、煤、火药、纸牌等，在宋元时期传到欧洲后进行了改良，这些是构成西方生活的物质和基础。因为有印刷术的发明，从被发明以来应用到图书生产上经历950年左右，直到宋朝大量印刷书籍，这些书籍记录了历史，成为现代制度著作的底本。这本书激发了他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与东西文化传播的最初兴趣。也许是早就注定，正如卡特在著作开篇所写：“造纸和印刷术，替宗教改革开了先路，并使推广民众教育成为可能。”卡特在华的主要工作是传教，办学校是其传教的有效途径之一，不管是直接传教还是通过创办学校而达到传教目的，这些都与印刷密切相关。由于清中晚期开始禁教，传教士们开始以印刷宗教书籍和小册子来代替宣讲布道的方式传教，由此带来近代印刷业兴起并成为传教的最大副产品。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写道：“图书的效能是沉默但强有力的”，而且“中国人是读书的民族”，因此马礼逊认为印刷几乎是在中国传教唯一能运用的利器。在这一点上，卡特一定有切身感受。而且，卡特在安徽所办教会学校所使用教材多数来自美华书馆，美华书馆是美国长老会在华创办的中文印刷出版机构，存续71年，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西式印刷机构和中文活字生产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我们有理由推测，卡特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与他的文化背景有重要关系。
（三）写作中的学术共同体
1922年夏，卡特结束传教，将重心放在中国文化研究和写作上。他携夫人回美国途中先到汉学研究重镇欧洲度假旅行，从后来会晤的人群来看，也有讨论学问的意图。这个意图在会见第一个朋友时更加明确了，并且成为欧洲之行的主要内容。第一站，他在德国慕尼黑与汉学家夏德见面。夏德曾在中国海关任职27年，写过20多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还是首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系主任。夏德对中国的熟悉程度和学界地位在当时都首屈一指。卡特在还未决定具体写“四大发明”中哪一部分时，他向夏德征求了写作主题的意见，经过两人深入讨论，最后意识到：“纸的发明是中国人赠予西方人的礼物，这已是不容争论的史实。火药和罗盘针的起源，固然也常听说归功于中国，但仍有朦昧不明之处，若要获得确定的结论，尚需各国的学者们作长期间的努力。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的真象，则需要一精通所必需的语文，且具有耐心的学者，综合研究中国史料，并参证考古学家在西域的发掘物，作一完整的论述。”卡特由此确定以中国印刷史为写作对象。夏德在1885年撰写的《大秦国全录》中对中国发明的造纸术通过贸易方式向西方传播作过考证，可以说，夏德为卡特撰著所涉及造纸术的章节指出了研究方向，并建议卡特留在当地搜寻写作材料，他是卡特写作过程中提供学术支持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伯希和。卡特在著作的扉页上郑重写下献给伯希和（To PAUL PELLIOT），对伯希和为该书提供案例、修改原稿以使其更准确表示感谢。伯希和主要起了两方面作用：其一是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其构成卡特在中国印刷术问题上立论的基础。比如，据达格妮回忆，卡特在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只有文献材料但苦于没有实物佐证，伯希和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把在敦煌找到的回鹘文木活字向卡特展示，达格妮记录了伯希和为卡特展示回鹘文木活字的场景，“伯氏乃顺手从书桌的抽屉中取出一个小盒子说：‘如果你如对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有兴趣，这些我在敦煌一个石窟的地上所发现的雕制的活字模，你也会感到兴趣的。据我的研究，这些活字模的时代，当在谷腾堡的发明之前’”。伯希和以“二重证据”完美地证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是世界起源地位。除了提供考古实物，伯希和的研究能力也给卡特帮了许多忙，书中不少地方的断代都采用了伯希和的结论。其二是指导了写作框架并审核初稿。卡特说：“他（伯希和）曾经细心逐章读过著者的初稿，逐渐引导著者在研究中国文化中采取更明白正确的方法，对稿件的每一页，几乎都提出了意见和修正，经著者推敲以后接受，并广泛地表示他的历史理解的丰富知识。”言语中固然有客气的成份，但是大的方面情况应该如此。卡特撰著过程与伯希和进行深入交流并得到指导，著作中对印刷术发明时间、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表述和印刷术的世界传播等学术研究考证，既有深入研究也有公允讨论。西方学术著作出版非常注重同行评议，有汉学研究领军地位的伯希和帮助校订，对著作顺利出版和传播亦有助力。
由于印刷术研究的学科交叉属性，涉及面特别广，造纸、古文献、世界历史等都有涉及。卡特写作中联系的学者群体不限于中国文史专家，还广泛请教了纸张专家、考古学家、阿拉伯和朝鲜等地区专门研究者，等等。比如，当时卡特为了弄清纸的一个问题请教捷克的纸张专家格罗曼（A. Grohmann），追着他跑了三个国家，最终在维也纳博物馆与其见面，斯坦因（Aurel Stein）两次从中国带回的古纸及从埃及所取得的纸张都在这里完成分析，证明不管是以植物纤维为主要材料的棉纸（cotton paper）还是盛行于欧洲以破布为主要材料的褴褛纸（rag paper），都以中国为最早。卡特在书中提及20余位给予写作帮助的专家，几乎罗致相关当代能见名家，包括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英国汉学家亚瑟·伟利（Arthur Waley）、北京大学教授许地山，还有英德美多国博物馆相关部门主持者。从中可以看出，卡特的学术“朋友圈”非常强大，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汇集了欧美汉学研究的精华，形成了一个意见交换比较充分的学术场，从而使中国印刷术研究成为共同关注的一个点。这个学术场在卡特著作出版后又通过评论、参与版本修订持续发力，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正面意义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从出版历程看版本变革中的文化动力
卡特著作初版的出版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足够重视，不管是从图书设计、印刷到发行的每一个环节，加上卡特著作所呈现的关于中国印刷术发明及传播的相关内容，这对该著在1925年被评为对世界最有贡献的图书是有帮助的。卡特去世后，在其夫人的推动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1931年版图书，为使著作更加有利于推广和传播，其夫人推动了1955年版图书由商业出版机构罗纳德出版公司（The Ronald Press Company）出版。卡特著作版本的变化和世界主流学者对著作的评价，推动了学界对中国印刷史研究的热度。
（一）版本特征与形式意义
《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第一个英文版本1925年6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正式推出。这个时间点和卡特离世很接近，笔者经眼过一本卡特亲笔签名赠送给同事伊朗系教授亚伯拉罕·杰克逊（A.V.Williams Jackson）的初版书，可见作者生前看到了成书并为好友签名赠书。1931年版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版则转由商业出版机构罗纳德出版公司出版。以下，通过三个英文原著版本印刷、装帧及用纸等特征分析，可以看出该书的出版定位及其丰富内涵。
1.图书用纸讲究契合书中关于造纸的内容
1925年版是典型的西文图书毛边本，纸张系带水印的手工木浆纸，纸张水印图案为艺术字体，文字字样为“DC**”，文字前两个字母清晰可辨，后面两个字母为“M”或者“N”，组合可为“DCMN”或“DCNM”或“DCMM”，纸张尺寸为23.5*17.8厘米。1925年版著作所选择用纸及水印，笔者经过研究并综合业内造纸专家意见，初版印刷所用纸张是讲究并有其用意的。1931年版同1925年版毛边本，使用机制纸，纸张尺寸略小，为22.4×15.7厘米。1955年版开本和幅面与前两版均不同，使用常规切边的机制纸，纸张尺寸为22.8×15.3厘米，除胶印页面外的多数页面均带有出版商标识“Saturn Book”字样水印。从1925年版纸张水印看，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此书专门定制的手工纸。笔者通过纸张水印比对和纸张拼版还原，可以看出此手工纸张为木浆纸，采用60-70目铜网抄纸，铜网平织，所采用铜网的尺寸长度应该在约130±8厘米，宽约70±8厘米。1955年版图书所带水印是罗纳德出版公司为其出版的图书所通用的机制纸。
2.印刷工艺独特凸显图书关于印刷的主题
图书封面印刷的情况为：1925年版精装本封面图像采用了压凹凸技术，图像为释迦牟尼佛的造像，用压凹凸技术来体现印刷术起源的“捺印”特征。从封面佛像线条纹理的清晰度、压印图像地方位置、压印时所用的压力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压凹凸技术已经非常成熟。1931年版图书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名称、花边、图像均采用烫金，1931年版把1925年版采用压凹凸技术表现的释迦牟尼佛造像图像则放在书脊，用此来体现印刷术起源的技术特征。1955年版图书书脊上的书名、作者名字、出版社名称、花边采用烫金，书脊除版次信息外无图像。1925年初版版权页标注活字印刷“Printed from type”，从初版著作英文字母和少部分中文铅活字印刷时的压力看，压力相对均匀，凹凸痕迹不太明显，该图书从印刷工艺上比较容易与胶印工艺混淆。把1925年版与1931年版作比对，就比较容易看出1931年版采用了照相制版技术转胶印，从1931年版图书图文排版和印刷字体痕迹，尤其第12页和第274页新增部分的印刷用墨痕迹同非新增部分，此可以看出印刷时制作了文字胶片。笔者经眼一本1941年在中国重印版本的英文著作，英文书名及内容同原著初版、封面中文书名则改为《中国印刷发明史》，亦是使用照相制版转胶印技术。1955年版因为增加了自初版以来近30年新发现的资料，成书时则重新排版，从1955年版文字内容表面的凹凸痕迹看，采用铅排工艺印刷。
3.装帧工艺精美利于观感便于阅读
1925年版和1931年版是典型西文图书的毛边本，书顶平齐，书口和书根毛边；282个页码（不含扉页和衬页）；封面硬壳、书槽和出边切线皆为布面裹封；圆形书脊且书名烫金；内有1幅彩印折叠插页和1幅单色印刷折叠插页，插页内容为编年体形式体现出纸张和印刷术起源发展脉络世界各地比较情况的彩图，单色印刷的页面内容为纸张传入欧洲的路线图；书中40幅插图使用胶版纸印刷。1955年版图书则没插页，但用6个页面的篇幅来展示前两版图书彩色插页内容。
1925年初版本是典型的西式书籍，其装帧风格、规范和中国传统图书不一样，同一时期的出版物中，如此个性化的印刷、用纸和图书装帧工艺都是这本书的特色。1925年1月至11月，美国总共出版了6278种图书。但是图书的出版成本费用较于1914年“一战”前却增加不少。根据《1925年美国出版物之统计》里美国印刷公会一组1925年和1914年的比较数据，“排印费增加78%……纸料79%，印工186%，装订18%，平均增加91%；而书籍零售价目只增55%，故印书者所得之利，较战前尤少，然事业仍日渐发达者，所印行之书籍虽少，而售出的量数加多也”。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在图书出版成本高企的情况下，仍在卡特著作初版图书印刷工艺、纸张选用上做得如此讲究，定位应该是面向精英阶层。该版本采用捺印、纸张水印、毛边等工艺，在形式上整合东西方印刷文化传统，既呼应了内容主题，也赋予其更多的版本价值。
（二）评论与版本的互文
按照布迪厄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前文所述卡特成书过程中有众多学术同行参与其中，出版后又衍生出多篇有份量的评论文本，而后吸收扬弃出现了另外两个版本，这种关系的互相缠绕已在中国印刷术问题上形成一个学术场，场内话语力量推动着这个议题逐渐主流化。这个过程中，评论与版本互文呈现，推动着版本的变革迭代。
桑原骘藏评介卡特著作文章《卡特氏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开篇就提出印刷术的发明起源于中国这一事实没有争议。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境内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是斯坦因从敦煌弄走的868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日本境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是公元764年到770年间刻印的《百万塔陀罗尼经》，此经刻印时间要早于敦煌所发现的经卷，由于历史上中日往来频密，日本学者并没有因此质疑印刷术的起源。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因为经卷中出现武则天时期所造异体字，被认为刊印时间可能早于日本发现。富路特最早向西方世界通报了这一发现，他的评价是：“这个发现为我们可称之为印刷史的大厦增添重要的一块砖，但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大厦面貌。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仍然表明，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并从中国向外传播，而佛教是其主要传播媒介之一。”但是韩国方面部分学者并不这样认为，在发现了被认为现存最早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尤其在2001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之后，一直在此事上做文章，抛出金属活字发明于韩国的观点，潘吉星先生生前提出了“他们必须提供证明高丽朝在11世纪以前铸字印书的新证据”，然而韩国至今没有摆出新的证据以证明金属活字发明于韩国。这也是我们对卡特著作进行多重解读的一个原因，基于学术理性的研究仍有现实意义。
1926年，萨顿（G.Sarton）在《科学史杂志》发表长篇评论，充分认可卡特在印刷术研究上的论述，他评论道，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完整的调查，基于对所有现有材料的批判性检查，没有包含任何无关紧要的内容。由于认为该书内容极为重要，萨顿对卡特著作的4个部分逐章分解为23个小问题进行引证点评，总体上持赞赏态度，相当于认可了其在西方科学史叙事上的正当性。
另外一个重要批评者是劳费尔，他后来对1931年版做了少量修订。在1927年发表在《美国东方评论学会杂志》上的评论中，他对卡特中文原始文献不足及纸牌是否影响欧洲等具体细节做出批评。劳费尔精通中亚各种语言，过于依赖语言逻辑推断，这也是被人诟病的地方。在1931年版本中，他增加了7个文献注释，内容上对拓印方法一节做了修改。比较卡特著作两个版本，1925年版表述大意为“过程（指拓印）很简单，在石碑表面覆上浸湿的纸盖上毛毡，用木槌和刷子让纸张覆着在石碑表面，待纸张干燥后，用棉垫均匀上墨，揭纸后即显现白字黑底的碑拓”。1931年版修订后的大意是“中国仍然使用非常简单的工艺制作拓片，把纸张弄湿，覆在石头表面，用硬毛刷让纸张覆着在石头表面，待纸张干燥后，用棉垫均匀上墨，揭纸后即显现白字黑底的碑拓”。劳费尔的表述和卡特的表述主要区别在于是否使用毛毡，这涉及到拓印的工艺。卡特在1925年版的配图是大尺寸的碑拓，此或可理解为卡特对捶拓是了解的，而劳费尔在修订的时候所描述的工艺步骤仅是没有使用毛毡，有可能没关注到著作初版的第13页配图，或者对捶拓这一动词不了解。如果劳费尔看到配图或者对拓印技术深入研究，估计就不一定修改卡特使用毛毡的这一步骤或将另作注释。富路特在1955年修订时对拓印的理解同劳费尔的表述，在1955年版第40-41页之间与拓片工艺相关配图上，可见使用了尺寸较小的石刻拓印照片，此种拓片可不必使用毛毡和捶打亦可得到。卡特是否为体现捶拓工艺而如此表述，已经不得而知，亦不能要求热爱中国文化的包括达格妮、劳费尔、富路特等在内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所有的细枝末节均深入研究。
1950年，卡特著作售罄，在达格妮推动下，负责增订版修订的作者富路特，从尊重卡特原著的角度，则延续1925年版和1931年版写作风格，在前面两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对先前两版的内容进行了近千条内容的校核，完善了再版情况介绍、修订了序论，达格妮对卡特生平介绍进行了补充修改，对卡特撰著的缘由以及史料来源都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富路特对于内容和参考书目作了大量的修订增补，有的增补是完善，有的修订则为简单罗列更可甚偏离了卡特原意。在增补上，比如对雕版印刷选材方面，卡特仅提到一般采用普通梨木制雕版，富路特在1955年版增补时增加枣木作为雕版板材的种类，古时雕版一般用梨木或者枣木，我们今天说的“付之梨枣”，说的就是雕版，因为雕版纪录历史传播文明，在传承的表述上也用“梨枣传薪”。富路特出生在北京通州，算是“中国通”，从1955年版增订内容看，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研究在一些小的细节上精于卡特，比如他在1955年版全文中对汉朝起止时间都采用了刘邦称帝的时间（公元前202年），修正了卡特对于汉朝的时间表述问题。卡特著作中的汉朝均为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个别表述上得推敲，比如他把伯希和向卡特所展示的回鹘文木活字称为“古维吾尔文木活字”等表述。
尽管卡特为撰著所积累的参考资料在20世纪初已经算是比较充足，后经达格妮、劳费尔和富路特等汉学家们对著作版本的递修时所做的补充完善，毕竟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所能够触及的中文史料存在局限性，比如卡特原著中对纸张向西方传播的时间表述是相对保守和谨慎的“纸张的最早的输入，多半较当地最早的造纸早一二百年”。但对于造纸术向西方传播路线上的部分时间节点表述，则需要再深入讨论和商榷，比如卡特把造纸术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传播时间表述为公元751年，此时间问题已有专家对史料挖掘和论证，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在公元4世纪的魏晋时期就已经使用中国造的纸。另通过阿拉伯人采用的造纸技术和工艺分析，中亚地区至少早于公元751年就已经掌握了造纸技术。卡特及后来版本修订者受到自身文化环境和史料所限，均未做出准确表述和修订。
1955年版出版后，也有针对此版本的专门评论，如1956年2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斯·弗兰克尔（Hand H. Frankel）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发表的评论，认为版本至此更加准确完整，但是这个宏大的议题需要持续多年的研究补充。不同版本的互文、评价和扬弃，有利于厘清著作内容涉及的历史真相，有利于促进学术讨论和版本更迭，有利于从版本研究的角度突破和批判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学术话语范式。如果把学术批评和版本内容看作一对二元关系，连续不断的版本变革，实际上已经成为文化向前推进的动力。
（三）卡特著作的主要评论、报章连载及连续版本情况
1926年1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随即做出图书评论，中国陆续出现多个节译报章连载和全书中译本，主要有1926年向达在《图书馆学季刊》连载节译；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麟生译著，该著据1931年版以《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为书名翻译出版；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泽炎译著，该著据1925年版以《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为书名翻译出版；196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胡志伟译著，该著据1955年版以《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为书名翻译出版。至此卡特一书3个英文图书版本均有了中文译本。另见3个不同国家学者根据1955年版翻译的外文译本，这些译本为1977年薮内清、石桥正子的日文译本，1995年韩国学者宋日基和姜顺爱合作翻译的朝鲜文译本，以及2011年法国学者冉明轩（Michel Jan）的法文译本。在这些版本连续作用下，印刷术的历史研究一直葆有很高热度，成为主流叙事的重要部分。
三、连续版本对文化动力的影响
卡特著作连续版本对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确立和对中国古老的印刷术展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发明研究的兴趣，更激发和促进了中国学者投身印刷史研究。主流学者重视卡特著作的研究内容，其连续版本对文化动力的影响历久弥新。
（一）版本的文化动力作用
就卡特著作来说，版本的文化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明符号的确立。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圈形成共识并不断被确认，这一过程在上文已经分析。卡特著作完成之前，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早期印刷情况的论述文章不多。1810年，美国学者托马斯（Isaiah Thomas）的《美国印刷史》搜集了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印刷情况的一些零星说法；1847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专文《雕版印刷、石碑拓印以及活字印刷本》，对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术进行研究；此后，由于20世纪初中亚“考古热”带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物面世，欧洲兴起东方文献研究热潮，也带动一些印刷技术的研究，但都较为粗略。《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在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比较的历史上有重要作用。继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59年在《中国人的宗教状况》一书中指出：“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们（日本）没有什么可以像印刷术，造纸术，磁石的特性（指南针），以及火药的成份（火药）这样可以自夸的非凡发明和发现。”首次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并列提出。卡特著作在序论中直接点明“这四种以及其他的发明，中国人都居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正式提出“四大发明”。在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起源问题上，中国是毫无疑义的发明国，在国人心中是无需论述的既定事实，所以卡特著作之前鲜有中国人对此专题论述，处于习焉不察的失语之境。卡特以传教士身份在华12年，深为中华文化折服，以至于结束传教工作，一头钻进印刷史研究中。由于他者眼光，书中明确提出：中国首先发明了造纸和印刷，并对欧洲造纸和印刷事业的开始，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卡特选择着重论述印刷术的历史，是因为“关于造纸的发明，早为一般学者所注意”，而“欧洲的学者，对于中国发明印刷术的事实，除了一些极粗的轮廓以外，几乎全无所知”。卡特著作成为20世纪第一部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专著，中国印刷术发明国地位也通过著作进一步得到确立。
二是研究的扩散及主流化传播。著作面世不久后卡特即与世长辞，卡特著作在西方的影响力和传播仍在延续。伯希和率先在法兰西学院《通报》上发了讣告，评价该著作具有重要价值。1926年6月，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戴闻达在《新华文》（The New Mandarin）发表评论《科斯特的中国祖先》（“Coster's Chinese Ancestors”），荷兰人科斯特在本国被认为是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文中概述卡特著作全貌，并提出撰文目的是探讨谁人为欧洲活字印刷“导夫先路者”，答案在卡特书中寻得“印刷术之原始焉”。卡特认为中国纸张、纸牌、宗教画像和书籍的传入，对欧洲的活字印刷有重大影响。戴闻达尤其赞同纸的重要作用：“相传葛登堡（谷登堡）初印圣经，每部需三百羊之皮，苟续用此种昂贵之材料，印刷业断难普遍也明矣。”欧洲是汉学研究的重镇，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话题得到了很多汉学家的关注，最强烈的关注者当属伯希和，在对卡特著作作出评价后，伯希和意犹未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为该书再版搜集整理材料，伯希和1945年去世后，札记和手稿由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整理，最后以《中国印刷术的开端》（“LES DÉBUTS DEL'IMPRIMERIE EN CHINE”）为名收入《伯希和遗著》（OEUVRES POSTHUMES DEPAUL PELLIOT）之四，于1953年单独在法国出版。这表明伯希和对卡特提出的问题产生兴趣并持续关注，也表明伯希和去世后，中国印刷术的问题仍被西方汉学界所关注。不同时期的持续关注正说明了中国印刷术起源情况得到西方主流精英群体的重视。
（二）连续版本提升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
卡特著作在不同时期经修订、增订及多语种译著相继出版至今，对著作的评论和介绍译著相关的文章近百年来不曾中断。1926年1月，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卡特著作初版出版不到半年率先对该书作出评论，随后又有科学史家萨顿，汉学家劳费尔、慕阿德（A.C.Moule）、戴闻达、亚瑟·伟利（Arthur Waley）等一大批各国知名学者评论赞赏。可以说，卡特著作出版与传播的过程动员了大批西方主流学者，这些学者撰述、评论、修订的过程也是一个磋合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卡特著作不同时期的版本连续出版后，不仅提升西方学者对中国印刷术发明研究的兴趣，还引导西方学者“对印刷术在中国和西方的作用和地位上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比较”。众所周知，伯希和把公元868年《金刚经》雕版印刷品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古代书籍，此在西方曾经引起不小震动，卡特撰著时沿用了伯希和的说法并对《金刚经》专章阐述，法国学者艾田蒲（René Étiemble） 1964年撰写了《我们了解中国吗？》一书，其中基于卡特著作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谁发明了印刷术：古登堡还是中国人？”。因为卡特著作连续版本的广泛传播让这位法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集市上看到了1941年重印本并关注中国印刷术，其为回应西方人对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质疑而对卡特著作进行了概述，总结道：“这确实有伤我们西方人的自尊心！” “应该满怀喜悦与感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将印刷术送到我们家门”。法国远东学院教授戴仁（Jean-Pierre Drège）于2005年中法学术会议期间，以“中国印刷术是否传到了西方”为题，介绍“卡特的书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仍然是该领域的参考研究文献：中国印刷术向西方传播这一问题已明确提出，即尽管在其标题中已构成了答案”。卡特著作不同版本的修订者、译者和其内容的传播者，大都是受到中国文化所影响并以中国古老的印刷术为中心展开讨论。印刷术发明权不仅是一个事实的揭示阐定，更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华文明符号在全球视野中被广泛接受、认可及不断强化的历史叙事。重新审视这段共同参与讨论的历史，我们发现印刷术既是文本对象，也是建构工具，版本递修过程表现出强大的社会文化动力。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到文化文明符号的确立，是一个探讨空间丰富的议题。
（三）卡特著作对中国学者的影响
卡特一书对中国学者影响尤其大。卡特著作和西方主流学者的评介一道伴随着文化交流，知识回流东方。当时有一批年轻人投身印刷史研究，后来成长为知名学者，如胡道静、张秀民、钱存训、李书华、潘吉星等，学术研究的源头和开展学术讨论的角度均指向卡特。胡道静因为毕昇转而校注《梦溪笔谈》，他自述：“直到进大学之前，读到美国学者卡特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才惊讶地了解到这一项有关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创造原来是我们自己的祖先所做出来的伟大贡献”。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而成该领域权威，他的研究心态颇有民族文化责任感：“待美国卡特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版，始有系统的专书”，“且印刷术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之重大发明，而印刷史之作乃由外国人代庖，心实耻之，乃不自量，蚊力负山，要写出一部《中国印刷史》”。其后，钱存训在其著作《书于竹帛》，以及为剑桥大学李约瑟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撰著《纸和印刷》，两著作大量引用卡特著作观点和原文表述。李约瑟在《纸和印刷》作序中，道出了把《纸和印刷》的撰著任务交给钱存训的原因，主要是李约瑟考虑到卡特著作初版面世后的30多年里，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有不少新发现，可以完善和补充《中国科学技术史》所需要的内容。请钱存训撰著更是因为他和负责卡特著作1955年修订的富路特同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权威学者，钱存训曾在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亦是受到卡特著作影响的知名印刷史研究学者。李约瑟对《书于竹帛》的评价“从本书的性质与分量看，显然是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学者李书华撰著《中国印刷术起源》，其在自序中提到撰著的原因：“卡特的原书，虽有若干错误，然而这是西文第一部书对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演进、与传播，作详细而有系统的论述和研讨”，“最近我把上述发表的论文，加以增减，汇集成册，分为十章，名为《中国印刷术起源》。吾人对于每一问题全是采用中国古代文献固有的材料，并引用近代中日及西方学者专著或论文研究的结果”，“但卡特原书所述过于简单，而伯希和遗著与富禄特修订本又颇有错误或误解之处”，“或可补卡，伯，富各书之不足”。另外还有印刷技术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潘吉星，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著作中多处对卡特著作的观点或引用或评价。卡特著作所推动的中国印刷史研究，中国学者之间同样形成一个“学术讨论圈”，以钱存训《纸和印刷》为例，卡特著作的修订者富路特等经常给钱存训撰著以建议并通读全稿提出批评，潘吉星提出建议并校读了关于纸张内容的三节书稿，钱存训的前同事张秀民和胡道静给了建议和介绍的资料，潘吉星和张秀民在图书付印前作了校订。研究中国印刷史的中国学者不同时期硕果不断，推动了印刷历史研究在中国成为显学，特别是1996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建成开馆，印刷史研究会等专门学术组织成立，印刷的文化研究在印刷术的故乡日益发达起来。
四、余论
上文从卡特《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其西传》一书个案出发，分析该书出版前后种种因由、版本流变及文化价值，从中能感受到版本变化不是孤立的事件，是社会各种相关意见的拟合过程。同时，版本推陈出新也为文化发展带来动力，版本研究在出版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版本研究主要关注点在版本内部，本文通过卡特著作传播过程关注了版本生成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系。通过分析卡特著作版本并基于版本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文化动力，笔者认为学界应该注意版本研究的文化价值。
（一）秉持总体版本观。版本是中国古文献研究中的一个概念，特指印刷的书籍。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版本学家黄永年认为，版本学是研究雕版印刷使用以来的古籍版本。传统版本学在中国是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版本鉴别、版本史及版本目录，重视版本之间渊源递嬗关系。老一辈学者由于稿本等早期文献已有考古领域等专家研究，不掠人之美，就将版本专注在印刷书籍上。2006年颁布的《古籍定级标准》将版本定义为“一书经过抄写或印刷而形成的传本”，范围已经扩大。确实，当前是一个交叉融合的时代，从知识生产、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版本内容也是传承而来，非印刷术以后独有，因此有必要适度扩大版本研究视野。在保留传统版本学研究优势的前提下，不必拘泥在内容生产方式和载体上，而是以文本为核心，考察文本生成嬗变的全过程，这对基于版本的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会有益处。要把卡特著作递修、演进和传播讲清楚，需要研究各版次的卡特著作及用版本学的概念来梳理卡特著作的内容变化，卡特著作的递修嬗变完美阐释了版本的概念和版本文化动力。
（二）重视连续版本价值。卡特著作连续版本中有几个版本较为鲜见，其为已近百年的初版、1955年英文著作原版、1938年刘麟生译本、1968年胡志伟译本和2011年冉明轩法文译本。版本连续性对于出版研究非常重要，却有被忽视的情况，为全面还原卡特著作版本递修得失，这几个鲜见版本的取得支撑了本文关于连续版本的研究。从原著1925年初版和1931年版内容看，1931年版内容修订不多，因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促使了初版著作在30年后作大量增订并出版，因为其原著和中文译著的连续版本传播效果促使了卡特著作在亚洲多国和欧洲传播。评价版本的价值，在于善，在于其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是公认的标准。那么，在国家实力增强、空前重视文化的今天，在大数据技术高度发达足以协同处理大规模样本的支撑下，我们就要重视全版本的研究，重视挖掘连续版本的价值，因为只有在连续性细节组成的文化图谱中，我们才能更精确地观察到版本与所处时代的相互作用，更好地发挥版本的文明符号和文化动力作用。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中国国家版本馆建设，这意味着版本作为文明的种子、文化的基因被充分认可。习近平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版本除了当好文化“活化石”，也要做好文化推进器。
（三）技术逻辑是关键一环。通过对卡特著作的连续版本研究，笔者以为版本研究要内容与形式并重，版本的形式不仅在于鉴别特征，本身也是意义形成的一部分。技术性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节，尤其近现代印刷技术种类多、迭代快，文献记载也是只言片语，近现代版本的精细鉴别向来是难题，更别提复原复刻等实践问题。传统观念中对技术有忽视的倾向，而技术发展却是社会动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技术逻辑应该成为版本文化研究中关键的一环。从印刷技术角度研究版本，笔者曾在《第一、二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印刷特征研究》做过探索，可以证明技术考古方法的有效性。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6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