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城市问题》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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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提要
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预测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格局的演变趋势，并测算其城镇化效应。研究发现：首先，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呈分散化态势，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流出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南地区；2000－2010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向东北偏移，2010－2015年的人口流入重心反向西偏移，流出重心则一直以向东北偏移为主。其次，省际人口流动对城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2000年和2010年其对全国城镇化率的贡献度分别为2%和4.4%，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第三，省际净流动概率矩阵显示，各地区的净流动概率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逐渐降低，到2030年流动状态将趋于平稳。最后，按照省际人口流动状态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四种地域类型，以此直观反映人口流动的方向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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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省际人口流动；预测；空间分布；城镇化；地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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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肖金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理论、投资理论与管理；
洪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投资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户籍政策的放宽，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16%，按照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的水平计算，还有将近3亿人会从农村流向城市，我国正在经历人口大流动时代。省际人口流动是一种长距离、大范围的人口流动现象，对人口空间再分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也更具挑战性。厘清省际人口流动的格局变化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准确把握人口增长和流动的趋势，对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人口流动政策的制定，以及推进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省际人口迁流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人口的迁流方向、空间格局、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张善余认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的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即由向西北边疆地区流动逆转为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杨云彦则认为，省际人口迁移的特点还表现为由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区的集聚性迁移。王新桂从人口迁移重心的角度出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省际人口流入的集中地整体有向南推移的趋势，但东西流向没有发生变化。杨传开以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认为省际迁移人口的迁入和迁出都呈现“分散化”的态势，主要迁入地由广东省向其他东部沿海地区分散，呈现由“单极化”向“多极化”演变的趋势，人口迁出则依然维持多极化趋势。在人口流动的趋势研究上，邓羽等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和数学模型法，对2010－2050年的人口总量以及省际流动人口净迁移概率进行了预测。除此之外，其他学者多是利用人口要素法估计省际人口总量，再分别从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等角度分析人口流动的趋势。但总体来说，对省际人口流动趋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过去发展规律的总结上，而有关其演进趋势的预测研究则相对薄弱。
在对人口迁流格局的研究方法上，一些学者通过引力模型、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等构建地区间的人口迁移网络。随着数据的不断公开和完善，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省际人口迁移的复杂网络特征。在对人口迁移地域类型划分的研究上，刘盛和等认为，用单一指标划分人口迁移的地域类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改进，并提出了复合指标分析法，此后还有学者尝试利用这一方法分析省际人口迁流的地域类型。
在人口迁流的城镇化效应研究上，朱宝树认为，人口迁移改变了城镇人口和包含城乡人口在内的总人口规模，并对城镇化产生“正效应”。陈等测算出1990年前后中国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度。王放认为，“五普”到“六普”期间，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对城镇人口的贡献度达到57.4%，“乡—城”迁移已成为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刘涛等利用县域数据对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城镇化效应做出了分析，认为流动人口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贡献，且对中国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模式有重要影响。综上可见，在人口迁流城镇化效应的研究方向上，主要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流为主；在相应的研究范围上，主要以省际和省内的人口迁流为主。整体来说，目前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研究还不够深入，也未能深入探讨各省份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贡献度等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数学模型法、马尔科夫链模型等，分析和预测省际人口流动格局的演变趋势，量化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并划分省际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预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的趋势和方向，并对人口流动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二、研究数据和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下简称“五普”、“六普”)，以及2005年和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由于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缺失，因此，样本数据只包括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涉及港澳台地区。
2.研究方法
(1)省际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集中指数本文通过流入地分布集中指数来判断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程度，该指数越高，说明集中程度越高；相反，指数越低，说明分散化程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2)省际人口流动重心
本文主要参照物理学中重心的计算方法，假设某个区域由i个小区域构成，这i个小区域的中心坐标为(Xi，Yi)，Mi为该区域单元某种属性意义下的“重量”，则该属性意义下的区域重心坐标为：
由于人口流动的主要流向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所以i地区的中心坐标可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地理坐标表示，上式和下式中的Mi分别表示i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和流出人口，根据公式即可得到省际流动人口的重心坐标(x'，y')。
(3)人口自然增长的预测方法
人口的自然增长预测分为全国和省际两个层面。全国层面的总人口数量直接采用联合国人口司2018年在《世界人口展望》中所公布的中国人口预测值，该预测值是通过列队分量法计算得到的，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参照性。省际人口的预测值采用数学模型法推算得出。由于数学模型法在人口的短期预测中可靠度较高，但对中长期的预测结果存在较大误差，因此用全国层面的总人口预测值对省际人口的预测值进行优化和调整。预测步骤如下：
(4)省际人口流动预测
①省际人口流动概率
本文采用马尔可夫链对省际人口流动进行分析和预测。利用马尔科夫链构造省际人口流动的概率矩阵，最重要的是先构造省际人口净流动的初始概率矩阵，构造方式为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中公布的按现住地、户籍所在地统计的数据，可获得2000年和2010年的省际人口流动矩阵，再将两个年份的流动矩阵相减，得到省际人口净流动矩阵。对净流动矩阵中的数据加总求和，即可得到全国省际净流动人口总量。各地区净流动人口除以全国净流动人口的总量，即为省际人口净流动的初始概率矩阵。根据马尔科夫链的基本原理，可以利用初始矩阵的n步转移来预测其后年份的概率矩阵，即P(n)=Pn。当年的转移概率矩阵与其省际净流动人口总量相乘，得到省际人口净流动矩阵。用公式表达为：
②省际人口流动复合指标体系
参考刘盛和等的方法，对省际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进行划分，计算方法如下：
(5)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测算
测算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首先要算出剔除省际人口流动时的城镇化率，再比较实际城镇化率与剔除省际人口流动时的城镇化率，可得到省际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贡献度。其中，剔除省际人口流动城镇化率的计算过程为：
三、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
1.省际流入人口的分布格局
表1反映了我国三大地带和八大经济区省际流入人口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比重的情况。从三大地带的基本情况来看，2000－2005年，省际流动人口呈现加快向东部地区聚集的趋势。但自2005年始，东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占比以每年平均约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的省际流入人口占比在2005年之后稳步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部分农民工群体选择就近就业或到其他中西部城市就业，形成流动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趋势。
从八大经济区的情况来看，省际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但从变动趋势上看，南部沿海地区的占比呈持续下降状态。这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崛起对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分流作用，中西部地区崛起又吸引了部分人口回流，流动方向的改变使得空间格局发生变动。省际人口迁入最集中的地区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省市的省际流入人口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比重均超过5%，其中广东省的占比最大，2000年的省际流入人口超过1500万，占比超过35%。2015年，浙江省的流入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成为省际流动人口的第二大流入地。同时，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的占比呈现普遍上升趋势，而广东省的占比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图1反映了2000年和2015年省际流入人口的分布格局及其重心变化，从2000年的分布格局来看，当年省际流入人口占全国省际流动人口比重超过5%的地区只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2015年，福建省的占比下降为4.5%，当年占比超过5%的地区中，浙江省成为省际流动人口的第二大流入地，而广东省流入人口的占比下降至24.79%，较2000年下降了10.72个百分点。同时，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的占比则呈现普遍上升趋势。另外，由公式(1)计算得出省际人口流动集中指数从2000年的51.73%下降到2015年的50.95%，也证明了省际人口流入地出现分散化趋势。
省际流入人口重心变化图显示，2000－2010年，流入重心呈向东、向北偏移的趋势，向东偏移与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相吻合，向北偏移则印证了省际流动人口由广东省向北方地区分散的观点。人口重心的偏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重心的转移。随着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快速崛起，国家经济重心的北移使得流动重心也随之向北偏移。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红利等优势，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流动人口一直高度集中于此。2010－2015年，迁入重心呈现略向西、向南偏移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部地区的崛起，吸引了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从分省数据来看，2010－2015年，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云南、陕西等内陆地区的人口流入占比都有所上升，而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人口流入占比则呈下降趋势，但二者的变化幅度都不大，因此流动重心的整体偏移幅度也不大，依然是以向东和向北偏移为主。
2.省际流出人口的分布格局
流出人口与流入人口的分布格局一般呈互补关系，表2反映了三大地带和八大经济区省际流出人口的占比情况。从三大地带的情况来看，中部地区是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区，流出占比约为50%，但这一占比自2005年起逐渐降低。西部地区流出人口占比总量不大，且呈持续递减趋势。而东部地区的流出占比则呈较快增长趋势。在八大经济区中，长江中游地区、大西南地区以及黄河中游地区是省际人口流出的主要区域。其中长江中游地区、大西南地区的流出占比逐渐下降，黄河中游地区的占比逐渐上升。大西北与东北地区数据变化不明显，人口流动相对不活跃。沿海地区的流出人口占比不高，但这一比例也从2000年的16.98%上升至2015年的20.35%。
从图2可以看出，省际流入人口较多的地区流出人口较少。从2000年的分布格局来看，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流出占比均不到1%。此外，青海、宁夏、甘肃、西藏等西部地区的占比均较小，人口流动性也相对较弱。2000年省际流出人口占比最多的省份是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其中安徽、湖南和四川的流出占比超过10%，其他省份的占比均超过5%。到2015年，四川、江西、湖南的流出占比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四川省较2000年下降7.63个百分点，江西省和湖南省分别下降2.31及1.67个百分点。河北省2015年的占比份额为4.34%，较2000年上涨1.47个百分点，河南省则上涨2.48个百分点。整体来看，虽然局部地区的流出占比有不同程度的变动，但中部和西南地区作为人口主要流出地的基本情况并未发生改变。
从省际流出人口的重心变化可以看出，2000－2015年，流出重心主要向北、向东偏移，向北偏移主要是因为南方地区的四川、江西、湖南等地的流出人口占比下降，而北方地区如河北、河南等地的流出占比上升。向东偏移则主要是因东部地区的流出占比上升造成的。整体来看，流出人口重心的偏移幅度较小，说明相对于省际流入人口，流出人口的分布格局变动较小。
四、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
2000年，流向城镇的省际流动人口占全部省际流动人口的74.52%，2010年这一占比增加至83.36%，表明人口流动的主要流向是城镇，这势必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人口及总人口产生影响，从而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化率。为了进一步判断省际人口流动的城镇化效应，利用公式(17)－(19)的方法，对比考察实际城镇化率，并剔除省际人口流动时的城镇化率，量化省际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公式中的ai可以直接求出，但现有数据并没有披露流出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重，因此指标b无法直接求得。杨传开等认为，省际流动人口中的农村人口大多为农民工，因此只要除去农民工的比重，即可得到省际人口流动中大致的城镇迁出人口数量。根据统计数据，2010年全国农民工占省际流动人口的比重为84.2%，余下的15.8%即为非农民工人口的占比，可用来表示流出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重。现实中，各省人口流动状况不尽相同，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流出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重b统一假设为0.15。
根据表3的计算结果，2000年和2010年剔除了省际人口流动后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4.22%和45.55%，比实际城镇化率分别低了2%和4.4%，这说明省际人口流动可以提高城镇化率。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情况来看，实际城镇化率普遍高于剔除省际人口流动后的城镇化率，说明省际人口流动对每个地区的城镇化率都有一定的贡献，但各地区的贡献度则不同。2010年，省际人口流动对天津、浙江、福建、广东和重庆的贡献度都超过5%，而对上海市的贡献度只有0.12%，这主要是因为城镇化率是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而省际人口流动不仅会影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人口的数量，也会对总人口的数量产生影响，二者共同决定省际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度。
五、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预测
1.省际人口自然增长的预测
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2000年和2010年我国总人口数分别为12.65亿和13.39亿，十年间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65‰。联合国2018年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0年和2030年的中国总人口预测值分别为14.24亿和14.41亿，根据公式(3)－(9)，由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分别推出2020年和2030年各省自然增长率下的人口估计值，再根据联合国预测的全国总人口数，对各省的人口进行优化和调整，根据由马尔可夫链推出的人口净流动概率，以及省际净流动人口总量的预测值，可以得到各年份各省的净流动人口数量。省际流动人口数加上自然增长人口数，可得到该地区常住人口的估计值。在对人口的自然增长进行预测之前，利用该方法推算2010年的人口总量，得出2010年的总人口估计值为13.39亿，与实际值相比，误差仅为0.17%，说明用该方法得出的估计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3为2000年、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密度预测值。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密度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始终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其次是广东、山东、河南、浙江、安徽。从人口密度的位序来看，山东省的位序有下降趋势，并于2020年开始被广东省赶超，由第5位下降至第6位。2000年，重庆市的人口密度排名第10位，2010年被河北省赶超，下降至第11位。东北地区的辽宁省排序由第14位下降至第16位，平均人口密度为293人/平方公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位序则较为稳定，分别排在第23和第26位，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148人/平方公里和81人/平方公里；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河南和安徽的位序基本稳定，大致保持在第7和第9位，人口密度分别为577人/平方公里和439人/平方公里。2030年，江西省的位序由第16位上升至第15位，平均人口密度大致为277人/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的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人口密度普遍较低，除了宁夏的人口密度在2020－2030年将有小幅度上升外，其余地区的人口密度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平均密度均未超过100人/平方公里。图32000－2030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密度预测。
2.省际人口流动预测
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中提供的各省流入和流出人口构造省际人口净流动的初始概率矩阵，再根据马尔可夫链的基本原理依次推算出2020年和2030年的净流动概率矩阵。如图4所示，2010年我国省际人口净流动概率最高的是浙江省，为17.86%；广东、上海、江苏、北京次之，概率值均在5%以上；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四省的净流动概率为所有地区中最低，概率值均低于－5%，是省际人口流出的主要区域。除此之外，山西、吉林、陕西、甘肃、云南、黑龙江、山东、广西、四川、江西、河北、重庆、贵州等地区的净流动概率也均为负值，而新疆、辽宁、海南、西藏、青海、宁夏等地区的概率值则接近或等于零。总体来说，中部、西南地区是省际人口流出概率较高的地区，流入概率较高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的省际人口流动相对不活跃。尽管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受到文化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再加上本身人口基数相对较小，人口流动并不频繁。此外，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在为西部地区带来了政策红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环境，吸引了部分人口回流。通过马尔科夫链推出的2020年和2030年净流动概率可以看出，2020年省际人口流动方向与2010年几乎一致，但净流动的概率值明显降低，东部沿海地区的净流动概率大多降至5%以内，而湖南、湖北、安徽和河南省的概率值也降至－2%以内，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部分省市的净流动概率均接近于零。至2030年，除个别较为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净流动概率均接近或等于零，这从侧面反映出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省际人口流动的增量会逐渐减少，流动状态也会渐趋稳定。
根据省际总流动人口和各省净流动概率的预测值，可以推算出各省2020年及2030年的新增净流动人数。由图4可以看出，各省的新增净流动人口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少，到2030年，除少部分人口流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新增净流动人数几乎为零。例如，浙江省的新增净流动人数由2020年的420.96万人下降至2030年的127.33万人；河南省的新增净流出人口由2020年的196.61万人下降至2030年的40.51万人。由此可见，到2030年，省际之间的人口流动将趋于稳定。
3.省际人口流动格局演变预测
划分省际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首先要确定活跃度阈值r。2010年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6.44%。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以及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披露的省际流动人口总量值，取等维递补灰色预测值和logistic曲线拟合值的平均值，可以预测出2020年及2030年的省际流动人口总量，进一步计算得到2020年和2030年省际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8.38%和12.34%。因此，将2010、2020及2030年的活跃度阈值r分别设为0.07，0.09和0.13，修正后的活跃度阈值R分别为0.038，0.055和0.077。再按照图5的划分标准，将我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净流入活跃区、平衡型活跃区、净流出活跃区以及非活跃区四个类型。
由图6可以看出，净流入型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以及西北地区的新疆。中部地区普遍为净流出型活跃区，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江西等人口大省，流动人口的地域类型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西部地区的地域类型在地域上差距较大，西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普遍不活跃，西南地区则主要为净流出型活跃区。东北地区除辽宁省外，其他省份基本都属于净流出型活跃区。从地域类型的演变趋势来看，2010年净流入型活跃区的省份明显少于2000年，山西、辽宁、海南、云南均由净流入活跃区转变为平衡型活跃区，河北和宁夏分别由平衡型活跃区转变为净流出型活跃区和非活跃区。到2020年，变化较大的是平衡型活跃区，一是部分地区由平衡型活跃区转变为净迁出活跃区，如山西、山东、云南；二是由净迁出活跃区转变为平衡型活跃区，如陕西省；而净迁入型活跃区和非活跃区的数量都没有发生改变。至2030年，省际人口流动地域类型的变化远不如前两个十年活跃，只有新疆的省际人口流动地域类型转变为平衡型活跃区，其他地区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各地区省际人口流动的状态趋于稳定。
结合前文关于人口密度的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虽然是人口净流入型活跃区，但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人口密度逐渐递减，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人口密度有上升趋势，西北和东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变化不明显，说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会出现向中部地区回流的趋势，但人口分布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动。
综上所述，2000－2010年我国省际人口流动表现得最为活跃，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净迁移的概率越来越小，流动的状态也趋于稳定。从省际人口迁移地域类型的分布格局来看，净流入型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净流出型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广西、黑龙江、吉林等)。西藏、宁夏和青海等西北地区省份由于文化差异、地理位置等因素，流动人口相对较少，是省际人口流动的非活跃区。整体来看，地域类型的划分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出省际人口迁移的方向和强度。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预测省际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测算其城镇化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省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化态势。人口流入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由以广东省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转变为以东部沿海多省市为主要流入地；第二是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下降，流动人口向中部和西南地区回流。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南地区，其中，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地为人口的主要流出地。2000－2010年，省际流入和流出人口重心皆向东北方向偏移，2010年之后流入重心小幅度向西偏移，而流出重心依然向东北偏移，从侧面反映出流动人口呈现小幅度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趋势。
第二，省际人口流动改变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城镇人口和总人口规模，促进了人口的空间再分布。总体来说，省际人口流动对全国城镇化率有贡献作用，其中2000年和2010年的贡献度分别为2%和4.4%，但对不同地区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省际人口流动改变的是流入地与流出地城镇化率的相对数值等。
第三，在马尔科夫链预测的人口净流动概率矩阵中，2010年净流入概率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净流出概率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中部和西南地区，西北等地区的流动状态不活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省际人口净流动概率逐渐降低，2020年的净流动概率大幅下降，人口流动的方向大致与2010年一致。到2030年城镇化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时，各地区的净流动概率均接近或等于零，人口流动的状态也趋于平稳。
第四，为直观地反映人口流动的方向和强度，按照省际人口净流动的状态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四种地域类型。其中2000年的净流入型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新疆、山西、云南等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净流入型活跃区逐渐减少，到2030年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净流出型活跃区主要集中在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平衡型活跃区则主要以内蒙古、辽宁等地为主，西藏、宁夏和青海为非活跃区。
省际人口流动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人口跨省向某一地区集中，不仅强化了该地区的中心作用，也改变了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总人口和城镇人口数量，继而影响全国城镇化体系的空间形态。准确把握未来各地区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趋势，对于合理制定区域政策、重构城镇化体系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农民工群体是省际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贡献者，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市民化过程较长，我国的城镇化还存在不彻底、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进入“后城镇化”时代，需要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人口的自由流动提供制度保障。此外，还应加快建立人口流动的区域协调机制，发挥城市群的人口载体作用，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促进人口均衡分布和区域协调发展，缓解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总之，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区人口流动的分布格局和地域类型，以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探索建立多渠道发展城镇化的机制，寻求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
来源：艾蒿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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