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发文讲述自己去年冬天体验送外卖的经历，引发大量关注，不过也有从业者质疑“一个月跑2000单”的真实性。9月4日，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外卖管辖区域的王站长，他告诉记者，邢老师送单确有其事，但文章中许多细节与现实有出入。
“邢老师跑的是众包（兼职跑单）骑手，一个月多一点时间里，我从系统里查了，一共送了365笔订单，并不是文章里说的2000多单。”王站长透露，站里三年经验的专送熟手，一个月也只能跑一千出头的单量，“他作为一个新人，只是众包，中午高峰期不跑单，仅有早晨和晚上跑，一个月两千多单这个数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王站长展示的系统后台截图显示，邢斌跑的是兼职的众包骑手，可以随时上线下线，跑单时间是从2022年12月22日到2023年1月26日，共计完成365笔订单。“期间的实际有单时长的天数为29天，系统显示的日均有单时长为5小时。”
在网传题为《临沂大学老师体验骑手》文章中，作者邢斌在文中写到：“这些天我假日就从早干到晚，工作日早晨跑两小时，晚饭后再跑到夜里一两点，或者两三点……一个月，我送了2000多单，接触了几百个商家，敲响了2000多个房门。平均下来每天骑摩托210公里、步行32000步、爬110层楼。所以我那个月在微信运动里每天都是步行最多的。”
针对文章中“一个差评扣罚500”的说法，王站长称从未听说过。“如果我的站里面有这种情况，我会第一个站出来去评理。”王站长告诉记者，自己的站点和周边的站点，没遇到过500元罚款的情况，骑手收到差评、超时会影响服务评分，但这个分数也是有加有减的。
听说邢老师体验送外卖的文章火了，王站长表示自己心情复杂，让他高兴的是这份职业有人关注，是好事，但一些事实，确实不像文中说的，这让他也有些委屈，“在邢老师眼中这个体验过一个月的骑手职业，和我们常年依靠它吃饭养家的职业，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以上来源：上游新闻
外卖骑手不应被看做“尘埃”
——从研究方法视角再思教授躬身入局
之“超现实主观体验”
作者：孟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副教授。
来源：法学学术前沿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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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2022年冬，我在临沂送外卖》的文章火遍全网，再次掀起了对新业态的关注和热议，但网友对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老师的行为褒贬不一，有些网友觉得又看到一道“伸张正义”的身影划过长空，而另一些网友则经过冷静思考后发现不过是个人的一种“不见森林”的判断和观点。我对研究文学、自诩为“诗人“的邢斌老师能够深入一线，对多个外卖平台的骑手工作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深表钦佩，我也始终相信一位学者的良心是可以发出善意之光。然而，同样作为研究工作者，不论邢老师的诸多判断是否经过深思熟虑而或对配送到家行业有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只想浅谈一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在不严谨的研究方法之下，一本正经地武断论调不仅无法实现溯本清源的调研目标，而且还会扰乱视听，造成社会舆论，使外卖骑手被过度凝视。当然，这也不符合党中央一直强调的“大兴研究调查之风”的本意，我们要多从基层找办法，而非一味挑毛病。
我们姑且称邢老师这种自己作为外卖骑手参与观察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的研究方法为“民族志”（ethnography）。这是一种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景化描述的一种方法，常被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用来收集资料。“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要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成为“被研究者”，并用“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所以，这要求研究者收集并呈现出的资料能够反映“客观的现实”。这里，我想就从“现实”和“客观”两个角度来看邢老师发布的送外卖的经历。
一、以偏概全：较短时间内收集到的有限的“现象”难以反映全部的“现实”
首先，既然是社会调查，在呈现方式上就应该阐述清楚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从而佐证其收集到的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当然，邢老师也通过订单照片和流水账照片来呈现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但是，邢老师分别在哪几个平台跑了多少订单，赚了多少钱？每个平台每天的在线时长是多长？这些属于研究方法的关键部分，但邢老师却含糊其辞，笼统地写了“2000多单”，“这个月综合算下来，每小时收入10元是常态，每小时收入20元是极限”等。既然流水账都能晒，为何这些简单但很重要的统计数据邢老师却要遮遮掩掩呢？这不经让人怀疑这些看起来很真实的内容是否是全部的事实。我们也并不了解一个初涉此行的邢老师是否愿意从“老骑手”哪里学习一些跑单的经验或技能，但凭我对配送行业的了解，邢老师最多也就算是一个“跑单票友”，而非怀着骑手的心态和专业精神深耕在他的这个临时岗位之上。
其次，“民族志”讲究的是研究者长时间的“融入”，因为这样能够尽可能地确保资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邢老师作为一个有本职工作的兼职骑手，体验的也仅仅是兼职“新骑手”的劳动经历，并不能代表所有骑手的劳动经历，特别是不能代表“老骑手”的劳动实践。我将《2022年冬，我在临沂送外卖》这篇文章拿给跑了五六年的“老骑手”看后，他的回复是“这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新入职骑手的感觉，其实他不知道东西还很多很多，违规其实也就新入职骑手会遇到，像我们老骑手一般不会违规。”因此，邢老师的感受确实只有作为教授的邢先生自己才会深以为然！
最后，“民族志”方法收集资料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是要多方验证，也就是说你听一个骑手说的“事实”未必是“事实”，骑手、平台、第三方机构都这么说的才是“事实”，这样的材料才能被使用。邢老师自称研究了多个平台的外卖骑手工作，那么“每天扣的3元保险（公司扣了60%，只把1.2元交给保险公司）提供最高6000块钱的伤亡保险”的“事实”从何而来？是否经过了验证？经过了怎样的验证？据我所知，这可能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小。当然，有些话直抒胸臆，表达善意，显示好意，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也要顾及学者一言既出，还是要对得起“研究”二字的本真。
二、由己代人：“眼光向下”不等于“俯视”众生
我非常赞赏邢老师能够“眼光向下、躬身入局”的精神，更加佩服他能够挥洒文字，记录感受的行为。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眼光向下”不仅是怀有一种对社会基层的关心、关注和关爱之情，更需要把眼光与骑手拉平，站在骑手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命运和与这个社会的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时，需要时常自我反思收集到的资料，特别是自己参与观察的体感和认知是否是被研究者的观点和态度，是否反映了被研究者的主观世界。躬身入局之后应该在不断与骑手的互动之中，首先把骑手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了解透彻，再深入到他作为一名骑手身份的变化。基于我的研究和观察，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年龄阶段的骑手对于自身工作、社会关系、劳动条件的评价和认识都是不同的。我始终坚信，我们对于骑手的研究远远不到可以“一锤定音”的时刻，新业态的变化、骑手群体的变化都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以大学老师的身份和角色来评价外卖骑手的工作和劳动更要谨慎，力求客观表达。一个观点和主观评价的输出，不过就是我自己的一孔之见罢了。
外卖骑手的工作场所为马路、商家、小区、商场等，也会遇到顾客、商家、保安、交警等多个主体，因此会面临风吹日晒雨淋、车流人流拥挤的工作环境，在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也会有不被尊重的情况。这是这份工作难以消除的“弊病”。但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份在邢老师看起来“最苦”的工作？我过往曾经访谈过一些骑手，他们在被保安奚落的时候，内心却充满了高度的自尊，因为他们也是践行“劳动精神”的一个个体，靠自己的双手赚钱，甚至比保安赚的更多。而另一些骑手则更加智慧，通过与保安搞好人际关系，实现了彼此共情。另外，我们也会在媒体上看到已经有骑手获得了很多国家级的荣誉，如五一劳动奖章等，面对这些又应该改如何评价这个职业呢？貌似每一个行业中都有出类拔萃者、默默无闻者、命运多舛者、饱受奚落者，无论工作空间如何，形形色色的人际关系本身就是职业生态中的一种常态。
西蒙（Simon）曾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来描述人并非“理性人”的事实，认为决策者并非无所不知，信息加工处理能力也有限。所以，任何一个人在选择工作时，并不会将所有的职业进行横向比较，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循序成对的方式在某一选择和下一选择之间进行比较，直到出现“令人满意”的工作时，他们便会停止继续比较。这也就是说，在外人看来外卖骑手是份“苦差事”，但在骑手自己看来，这是他（她）当时能够选择的最好的工作，毕竟骑手这个职业让他或她能在一段时间之内“端稳饭碗”，不给社会添麻烦，却给大众供服务。诚如一位骑手坦言：“这风吹日晒，也有发生事故的风险，但是这工作不需要文凭和履历，像我这样没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干啥能有这个来钱快？还不用担心拖欠工资。”（20230821，骑手张明）与其言之凿凿其为“苦差事”，不如心心念念思考如何让骑手的社会融入变得更加积极且充满正能量。
社会有分工，术业有专攻，学者干骑手的活儿，我们可能还不如骑手。推己及人，反求诸己，设身处地，才得真知，这难道不是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自觉吗？我们不应该轻贱一份工作，我们每天也都享受着骑手给我们全社会带来的各种便利。毋庸置疑，每份工作都有它的优缺点，都有各自的辛苦，都会让身在其中的劳动者时而欣慰、时而抱怨、时而荣耀、时而吐槽。作为学者，我们更应该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平视每份工作，以从业者自身的角度和认知中解读，以从业者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全面客观理解他们的生命历程，分析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带有主观感受的“俯视型观点”和基于怜悯之情的“煽情论断”也许都不足取。因为他们期望被平等对待，被尊重、被关爱。我们要做的是“共情”而非“同情”，我们要追求的态度是思考“怎么办”，而非“看着办”。
转自：“法学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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