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特定的书名将两部著述——《罗马共和国的显贵》（Die Nobilität der römischen Republik）和《元首制时代的显贵》（Die Nobilität der Kaiserzeit）的译文合而为一了。
只是随着马蒂亚斯·格尔策的《文集》（Kleine Schriften）第一卷于1962年出版，《罗马共和国的显贵》恰好在首次出版后半个世纪才得以惠及整个学界。当这部受人欢迎的著作重印时，《罗马共和国的显贵》（以下简称《显贵》）作为杰作的地位早已奠立多年，《文集》的评论者将其欢呼为“过去四十年中出版的几乎所有最优秀共和国史著述的……共同基础”， “在罗马共和国史研究中，它是从19世纪通向20世纪的钥匙”。
在五十年的时间里，《显贵》的确带来了一场革命，但革命的进程一直缓慢。很长时间里，1912年打开的那扇门只是一道缝，历史学家们只是透过门缝害羞地瞟上一眼。在德国之外，《显贵》完全被忽视了，对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固然要负很大责任，但最初，甚至在其诞生地，该书也几乎不受关注，对它的理解更糟。1913年的一位评论者用“有趣而且有启发”来概括该书，但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他手头那本著述将改变整个罗马史研究的面貌。直到1938年，《显贵》，毋宁说是《显贵》的一部分，才在阿弗泽利乌斯（Afzelius）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得到了严肃的讨论。
到那时，《显贵》的影响已经在另一部奠基性著作中显现，那是1920年闵采尔（Münzer）的《罗马贵族党派与贵族家族》（Römische Adelsparteien und Adelsfamilien）。作为追随者，闵采尔并不总是那么幸运，很多时候，他通过极其可疑的方法，把“朋党理论”（Faktionsthese）——格尔策用11页加以专门论述——大大地向前推进了。革命后的扫尾工作根本不彻底，仍需要完成的最急迫的任务之一，是对朋党的概念进行充分考察，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讨论朋党而且不会歪曲或过度简化它，或者说，根本不再讨论朋党是不是更明智的做法。
1939年，《显贵》的信息终于借由塞姆的《罗马革命》被带到了英格兰。在塑造一部简短处理共和国最后数十年——这段时期被作为三头和奥古斯都统治的前奏——的著作中，格尔策的作品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正体现了它的力量。与此同时，对罗马共和国自身的研究继续对《显贵》的存在安于无视，现存的《剑桥古代史》第9卷可谓代表。在英语著述中，首次把从《显贵》中汲取的教训广泛用于共和国研究的，是美国的莉莉·罗斯·泰勒（Lily Ross Taylor）的《恺撒时代的党派政治》（1949年）。更晚近的贝狄安的《外国门客》（1958年），标志着英语著述将格尔策思想整合到共和国史研究中下一个重要阶段的到来。
《显贵》不断增长的影响随之带来了它被忽视的危险悖论。在孜孜以求“最新的看法”时，学生可能会问，他为什么要去读一本五十多年前的旧书，尤其是当其原理已经被融合到人们可能推荐他去阅读的几乎所有其他读物中的时候。当他可以得到已经被消化过而且已经跟上潮流的格尔策的观念时，为什么还要读格尔策（的著述）？对此或许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既然他愿意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罗马史研究（每周至少一两个小时），则他完全有时间阅读这个领域曾写出的最重要的著作。但人生苦短，现在较过去更短……幸好我们还有实际的理由。
第一，《显贵》给说英语的学生提供了某种他至今仍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东西：一部关于罗马共和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充分和可靠的导论。凡尝试给初学者教授共和国史的人，无不感到缺乏这样一部导论。我觉得，当讲师们的日程上开头是类似就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之前的“显贵做三次讲座”时，我绝不是唯一有此感觉的。第二，在英语世界，格尔策的追随者主要面向学者写作，精于细节，因此把对格尔策的了解以及许多其他知识视作理所当然，对刚入门的学生，其结果是他们如堕雾中。尽管他的老师做出了努力，但如果他常常落入时代误置的简化和轻率，那不太会让人吃惊，因为元老派和民众派的斗争方式是彬彬有礼和议会式的，只是偶尔才会冒出黑帮那样下层阶级才有的粗鲁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他从《显贵》开始，则他不仅会更轻松地发现这些专业著述的思路，因为它们利用了《显贵》的发现，而且在那种根本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领域中，当他搜寻知识的食粮时，就已经得到了指导他思想的原理的武装。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只有大一的学生才应该阅读《显贵》，对此我觉得几乎不用赘言。它对学者和老师们的价值同样可以得到长篇的证明，但我希望，他们无须说服。本书的伟大之处或许在于它将两个角色集于一身：对研究罗马共和国而言，它既是最为深刻且简明的导言，又是进一步研究持久的灵感来源和基石。
《显贵》首次出版三年后，格尔策追踪了显贵观念在元首制下的残存，只是篇幅要简短得多。与伟大的先驱不同，《元首制时代的显贵》立刻引起了争议。在紧接着那一期的《赫尔麦斯》中，奥托（Otto）抨击了格尔策的基本论点：在元首制下，只有共和国时代执政官的后代才被视为显贵。奥托的大部分案例不值一提，因为那些案例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诸如塔西佗（Tacitus）《历史》1.78和2.76等的误释。他赋予普林尼（Pliny）那段记载——那是格尔策研究的出发点——与格尔策主张完全相反的含义的尝试，在次年就遭到了E.斯泰因（E. Stein）充分的反驳，对普林尼的那段记载，斯泰因提供了最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假设在afficiat这个词之前有文字缺漏。尽管斯泰因很大程度上同情格尔策的看法，但他拒绝接受后者的论证，贬低了塔西佗《编年史》12.1和13.46两段记载的意义。因此他的结论是，在波派乌斯·萨宾努斯（Poppaeus Sabinus，公元9年执政官）和鲁贝利乌斯·布兰杜斯（Rubelius Blandus，现被确认为公元18年执政官）之间的某个时候，那个神奇的圈子封闭了，并且相当自然地假设动因来自公元14年将选举转移到元老院的做法。
这个理论咋一看很有吸引力，但仅有两条证据，且对它们的解释都有争议，还与普林尼的暗示相冲突，后者把“显贵”定义为“自由人的后代”（posteri libertatis）。在缺少毫无疑问的例证去质疑显贵就是三头时期或后来的执政官的后代，则尽管这个看法会造成某些小的疑难，但我们最好似乎还是接受格尔策的看法。
《显贵》和《元首制时代的显贵》都是根据《文集》第一卷翻译的。单括号“（）”表示《文集》做的添加，单方括号“[]”表示《文集》所做的增补，双方括号“[[]]”表示英译者的添加（中译本用｛｝表示）。少量无关痛痒的印刷错误，在得到作者同意后，就悄悄地改正了。
我深深地感激E.贝狄安教授的建议和鼓励。他阅读了两书全部的译稿，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而且提出了无数完善的建议。
罗宾·赛格
利物浦大学古典学院
《罗马的显贵》
罗马的显贵
(古典文明译丛)
〔德〕马蒂亚斯·格尔策 著
晏绍祥 译
ISBN：978-7-100-22488-8
【内容简介】
本书以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共和国后期显贵对罗马政治生活的控制，详尽论述了显贵在罗马共和国中的地位和影响。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显贵的定义，第二部分分析显贵控制政治生活的手段。
与以往认为罗马社会的斗争主要围绕平民和贵族之间展开的研究理数不同，该书注重从社会生活和心理层面分析罗马政治的贵族特征，认为罗马通过显贵施行的庇护关系联结在一起，政治斗争不过是显贵家族率领自己的追随者争夺高级官职和荣誉。
【作者简介】
马蒂亚斯·格尔策（Matthias Gelzer，1886—1974），德国著名古典历史学家，因研究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而闻名。著有《恺撒传》《庞培传》《西塞罗传》等。《罗马的显贵》是其重要的代表作。
【译者简介】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著有《荷马社会研究》《古典历史研究史》《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希腊史研究入门》（合著）等，译有《罗马共和国政制》《早期希腊》《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古代世界的政治》（合译）等，并在专业刊物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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