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教育在线 ，作者中国教育在线
7月30-31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办。共有来自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位嘉宾现场参会。期间，有65位高水平大学校长围绕“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主题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接受了中国教育在线的专访，就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大学的使命和责任、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模式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等问题分享了他的观点、思考和武汉大学的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的发展跟国家的强大是相互成就的
中国教育在线：今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回顾这40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上有哪些事和成就让您印象深刻？
张平文：我是80年代上大学的，现在的中国跟那时候的中国相比，有很多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想不到。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一定跟国家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相互成就。比如，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高等教育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培养人才，很少说大学的老师是要做科研的，所以那时候中国的大学是以培养人才为主，科学研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大学，经过了“211”、“985”、“双一流”的建设历程，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这些年我们从过去的一个“高等教育小国”变成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国”，现在，我们要从“高等教育的大国”变成“高等教育的强国”，这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40年前，那时候能上大学的孩子是非常少的，大学在那时可以说是精英教育。现在，高等教育变成一个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大部分的孩子只要有志于上大学，都是能实现的。我们那个年代，要想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可能需要出国，所以那时候很多优秀的学生都会选择出国。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的高等教育比我们强大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就要选择出去学习。
而现在，我们虽然还是有很多学生选择出国，但是也有很多其他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国内做博士，在国内做研究，特别是青年教师。在我们那个年代，出国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去学知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改善生活条件，因为国外的收入很高。而现在，中国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选择是否出国时，就比我们那时候要犹豫很多，为什么？因为现在出去了以后，可能收入会减少，然后纯粹是为了学习一些更前沿的技术、更前沿的知识，来开展更好的研究。所以现在很多大学不得不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来鼓励青年教师出国交流，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其实还有很多变化。不知不觉40年过去，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发变化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国家强大了，高等教育发展跟国家的强大是相互成就的。
一流大学的第一使命就是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
中国教育在线：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一个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进程中，本次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的主题是“时代变革与大学使命”，您觉得现在时代变在哪里？“强国建设，大学何为”，我们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张平文：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现在这个时代有两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技术方面的，基于数字化的时代，本次世界大学论坛很多校长讲的内容都跟数字化、智能化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数字化会给高等教育和人类社会，以及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学科带来巨大的变化。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以同学们学习、老师上课来说，现在当老师比过去压力更大了，为什么？过去的学生是非常尊敬老师的，因为他除了这个学习途径没有别的，所以老师说什么他就信什么。现在，不管是哪个老师在上课，哪怕是个演讲，学生们都会拿着手机搜一搜，有没有比他讲得更好的？如果学生发现有人讲得更好，很可能马上不听了，自己到网上去学习。学生学习的途径变多了，老师的压力也大了。所以，数字时代对老师教学、对学生的学习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变量。
第二个变量，我认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变化，我们自己感觉可能没那么深刻，但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来看我们，视角就完全不一样了。正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举个例子，以前全球化搞得很好，中国也很受益，而现在“逆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中美的博弈。为什么会这样呢？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一共有多少人口？西欧、美国、日本等加起来不到10亿人。我们有14亿人口，如果我们成为发达国家，意味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翻了一倍还不止，这样一来，世界整体格局就变了。格局变了以后，就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很多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包括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跟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可以看看过去几百年，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地方就是世界上经济、军事、科技最发达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变量。我想还有很多的变量，这两个变量是现在我感受最深，而且影响最大的两个变量。
中国教育在线：面对西方的围追堵截，尤其是美国围堵和科技脱钩的背景下，我们的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要解决什么问题？
张平文：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有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高端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大学的第一使命就是人才培养，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培养。
我们国家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4亿人，主要靠我们自己培养。但是，在过去的40年，最高端的人才，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帮”我们培养的更多，因为高端人才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有过海外留学的经历。但是现在中美博弈，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人家不给你培养了，那靠谁？只能靠我们自己。培养高端的人才靠谁？只能靠中国这些最重要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当然也包括武汉大学。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一使命，就是要培养高端的人才。
什么叫高端的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包括原创的、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性的人才，特别是博士。我们国家本科的人才培养，我觉得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博士等高端人才的培养，最具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我们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在这些方面，我觉得作为中国的头部高校，第一使命就是要培养高端的人才。
培养高端的人才，要怎么做？我前段时间在《中国教育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要着力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培养高端的人才，就要有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有最好的学生，有好的环境，老师、学生、环境三位一体，具备条件就能做好。第二就是大力加强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培养，要面向一些急需的领域，比如芯片领域，其实不光是芯片，未来会越来越多，这些领域首当其冲遭到了重大冲击，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是靠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就得靠高等学校。
但是，国家急需的人才和最拔尖的人才的培养是不一样的，培养最拔尖的人主要靠大学，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必须是大学和相关行业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快速地培养，所以两者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国家急需的人才，实际上是一个目标导向，因为我知道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知道要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需要国家、地方政府哪些支持，这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有组织的人才培养。而拔尖创新人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不是目标导向的，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好的老师，它的成功率比较低。
武汉大学要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
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教育在线：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您如何理解这个重要变化？
张平文：我觉得这个变化抓住了要害，高等学校是唯一一个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聚合的地方，现在要培养高端的人才、急需的人才，重心就是在高等学校，没有地方可以替代。
要把人才培养做好，肯定是教育的功能；要把最好的人才培养起来，必须要有高端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要把优秀的人才培养好，没有好的科研，前沿的、国家急需的研究方向以及好的成果，也不可能培养出来。所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正像刚才我说的两点在人才培养里缺一不可，它是高度聚合的，这也是高等教育的特点。
怎么把“三位一体”做好？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其实是好的科研环境。什么叫好的环境？就是要让我们的高校老师和青年学生除了研究、学习以外，没别的事，这就是好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差得太远，怎么去建设、给予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我觉得是每个大学校长必须要思考的事，也是最难的事。
中国教育在线：在人才培养还有科技创新上，在教育强国建设当中，作为一校之长，您如何给武汉大学定位？
张平文：今年是武汉大学建校130周年。过去130年的发展，使得武汉大学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最美校园”，这也是前人建设起来的；第二，武汉大学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地方，130年的积累让武大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三，武汉大学的校友特别有情怀，他们是全中国最好的校友，为学校的发展一直尽心尽力。
武汉大学也有一些强势的学科，像我们的“测绘遥感”专业，不光是全中国最好的，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的信息情报专业，绝对是中国最好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一直延续着几代学人的传承。还有我们的国际法、环境法，也是非常强势的学科，这些学科在全中国我相信都是最好的。
武汉大学未来的发展，除了我刚才说的要培养拔尖创新的人才，要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以外，还必须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因为一所大学的发展，跟城市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武汉大学的发展，实际上跟武汉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武汉大学要发展好，武汉市更要发展好，我们要相互成就。
但是这还不够，武汉大学不能把自己定义为只是服务于武汉，服务于湖北的发展，我觉得下一步要在服务“中部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在“中部崛起”中是龙头城市，所以武汉大学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应该成为中部最好的大学，最有文化底蕴的大学，最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大学，它既成就了武汉的发展，也成就了中部的崛起，在实现“中部崛起”这个国家重要战略的过程中，武汉大学也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就是基本的一个发展方略。
中国教育在线：就是要通过学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地支撑城市、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张平文：对的。
申请考核制可探索从博士逐步放开至硕士，甚至是高考
中国教育在线：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模式上，您有哪些建议？如何构建高等教育的新范式？
张平文：中国在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也必然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高等教育的新范式出现，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生的培养。我们一直在学习探索，能不能在高等教育的范式方面，有新的东西出现。这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博士生的培养。在博士生的培养方面，能否有新范式出现，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觉得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现在国家的需要，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一些新的做法，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方式，在这方面我的建议是要解放思想；第二是要加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在这个方面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范式。大家现在都认识到，国家急需的领域、行业，需要培养更加高端的人才，但是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定要解放思想，在人才的选拔方面，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在人才的使用方面，让大家能够放开手脚，少一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就有可能实现。
中国教育在线：您刚刚提到人才选拔，近些年考研越来越热，出现了“考研高考化”的趋势，您如何看这种现状？调整、优化研究生选拔机制，是否有必要？
张平文：这个问题，我到了武汉大学之后体会特别深。武汉大学的就业率比北大低，这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考研，很多同学选择升学深造，这可以理解，但是他第一次考不上，还会考第二次、第三次，就是所谓“二战”、“三战”，这个占比是相当高的。
我觉得研究生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专业教育，实际上就是快速地适应行业的需要；还有一种是博士教育，博士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创新，所以我并不建议所有的人都要去读博士，在工作中逐步去积累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同学，觉得不读一个研究生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我觉得这个思想要改。第二，我们现在的考研方式，为了公平就导致越来越像高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的话，现在很多学校，像北大、武大都在做，就是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上，让学校、相关的学科、相关的导师有更大的自主权。
申请考核制每个学校做法也不一样，在西方读博士都是申请考核制，没有考试，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做起来其实也不难。实际上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只不过从全国来说，可能还是小范围。所以未来我觉得，博士招生完全可以改为申请考核制，可以逐步地放开，积累一些经验，再逐步拓展到硕士甚至取代一部分的高考，在高考里面也有一些申请式审核制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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