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斯年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最重要的角色，不仅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是受其规劝而作，而且在费孝通写信反驳后，顾先生分两次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一为按傅先生的意见重作并修改，一为根据傅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对讨论的进程和结果起了关键作用。因此，顾先生虽然冲锋在前，但是体现的主要是幕后的傅斯年之意图。这次讨论反映了当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借鉴与创新的普遍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而揭示其历史与文化根源，从而更好地实现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关键词：中华民族是一个；傅斯年；顾颉刚；关键作用
本文转自：滇史
关于1939年发生在昆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其价值与意义，前贤已有不少客观、科学的概括。如林超民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不仅在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满蒙回藏等民族问题分裂中国有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将56个民族凝聚为一个中华民族也具有重大意义 。[1]马戎先生认为，这场讨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民族’定义和民族关系框架提供有益的启示。”为了推动学术界在这一议题上深入讨论，也为了吸引社会各界人士一同关心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马先生主编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收入当时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展开讨论的19篇文章，及7篇近年来学术界对这场讨论的回顾文章[2]，从而为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于这次讨论，目前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已有诸多探讨，但是仍有部分重要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比如，笔者曾指出，1939年发生在昆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虽然是在顾颉刚和费孝通之间展开，但主角却并不是顾、费，而是背后的傅斯年和吴文藻，其中又以傅斯年为主动方 。[3]但并未具体讨论傅斯年与顾颉刚撰写答复费孝通文章的关系。葛兆光先生、唐伟华根据顾颉刚日记，提到顾先生撰写“答费孝通”文时与傅斯年有沟通交流[4]，但未进一步深究。
1939年2月13日，顾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看到后写信与之商榷。费先生的来书注明完成于1939年4月9日。5月1日，顾先生将来书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为题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刊出。而顾先生在未将费先生的信刊出之前，就开始准备答复文章了。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系受傅先生规劝而作，因为“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因为与傅先生有同样的忧虑[5]，顾先生在答复费先生的来信时与傅先生有过沟通交流。具体而言，1939年5月8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所刊顾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以下简称“《续论》（一）”），及5月29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所刊《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以下简称“《续论》（二）”），受傅先生的影响极大。
因傅先生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撰写，学术界已比较清楚[6]，所以，本文集中考察和分析其与《续论》（一）（二）的撰写的关系。
一、傅斯年与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一）的撰写
据《顾颉刚日记》，1939年4月23日，“抄孝通论民族问题文，凡五千字，讫。”4月24日，“草答孝通书约三千言，未毕。”25日，“拟答孝通书，将胸中所欲言者随手写出。”26日，“校所抄孝通来书。”27日，“到孟真处，遇之”。30日，“到研究所，晤孟真。”5月1日，“写拟答孝通书材料竟日。”2日，“重作答孝通书，约五千字。”“看孟真开来意见。”“看孟真开意见，想本文结构。”3日，“作答孝通书三千余字。”“到孟真处送稿。”4日，“孟真派人送昨稿来，即写复信。”“到云大，访苏湖，嘱其抄答孝通书。”5日，“失眠，起改答孝通书，至上午四时方睡。”6日，“修改答孝通书毕。”“到益世报馆晤方神父及赵惜梦。”[7]此文便是《续论》（一）。
可以看到，收到费孝通的来书后，顾先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抄校来书，二是按自己的想法先写了答复的初稿。然后，再找傅斯年商量，听傅斯年的意见。于是，4月27日，顾先生专门去找傅斯年，而且刚好遇到傅在。顾先生带去的肯定是来书和答文初稿。傅斯年看两文需要时间，应该是约好了4月30日再见，所以30日顾先生又去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傅斯年。顾先生拿到傅斯年开具的书面意见，返回后重新准备材料，重新作文，在作文过程中又一再看傅斯年所开意见，思考文章结构。5月3日，顾先生将重新写的答文送去给傅斯年看。4日，傅斯年派人送回答文。顾先生于5日、6日又根据傅斯年新提的意见修改答文，并在6日当天改完，送到了益世报馆。
傅斯年开来何种意见，暂时还不清楚，但是，结合《顾颉刚日记》、傅斯年当时致顾先生的信、顾先生的学术思想演变，应该至少有以下两点：
（1）提示“南满”“北满”“内藏”“外藏”“满洲国”“蒙古国”及“独立罗罗”“苗民族”“徭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名词是帝国主义者制造的分化名词。顾先生在《续论》（一）中，先写了自己对民族问题的五次注意，接着是就费先生来书第一节“名词的意义和作用”加以答辩，涉及地理方面如“中国本部”“南满”“北满”“内藏”“外藏”“满洲国”“蒙古国”“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及种族方面如“五大民族”“独立罗罗”“苗民族”“徭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顾先生认为不符合客观事实又有分化作用的名词。
1939年1月1日，顾先生发表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讨论了“中国本部”“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名词的起源与分化作用。[8]而尽管在1938年1月，顾先生就对英、俄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中国的满洲、蒙古问题背后的国际关系，中国的新疆、西藏问题背后的国际关系下过功夫[9]。其中，《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提到“内蒙”“外蒙”“内藏”“外藏”[10]，但是在1939年的《“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中，都没有讨论“南满”“北满”“内藏”“外藏”“满洲国”“蒙古国”等名词，这些名词在《续论》（一）中的出现，显然与傅斯年有关。
傅斯年1932年完成的《东北史纲》“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部分，认为“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11]
《“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文末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名词必应废弃的，就是‘五大民族’，让我下一次再谈。”[12]《中华民族是一个》即是接着谈“五大民族”。所以顾先生称“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13]顾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声明：“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且此文是讨论中华民族，所以顾先生在文中未提及西南民族或云南民族。而《续论》（一）中却出现“独立罗罗”“苗民族”“徭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这与顾先生的学术思想演变及其对西南民族的认识情形不符，从傅斯年对吴文藻、费孝通的“攻击”来看，很明显是傅斯年的意思。
顾先生在《续论》（一）中说：“帝国主义者不但要分割我们的土地，而且要分割我们的人民。最显著的，像‘独立罗罗’（Independent Lolos）就是一个。夫罗罗人栖息之地即在他们所谓中国本部之内，罗罗人没有什么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可以和中央政府对立的，只不过一部分住在深山之中，与外边接触太少，自成风气而已，何得谓为独立？”“我敢率直奉劝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你们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不应当听了别人说中国境内有五大民族，就随声附和，以为中国境内确是五个民族，使得一班人跟着你们，更增高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宣传的信任心，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我们常常用了‘苗民族’‘徭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名词来说话作文，岂不使帝国主义者拍掌大笑，以为帮助了他们的分化功劳？”[14]
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仅提到瑶、汉、夷，且没明确说它们具有民族自决权 。[15]傅斯年却说：“吴使其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猺、猓猡皆是民族”。又说：“即如主席龙公，倮㑩也，大官如周钟嶽，民家也，（大理一带不说汉语之部落，汉化最深。）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猡猡，这些地方是僰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抹视此等少数民族。”“其曰办博物院，大有毛病，在此地办民族的博物院，一个屋子教做猓猡，一个屋子教做民家，一个屋子教做僰夷，一个屋子教做苗子，……那可就真坏事了。”[16]傅斯年之所以这样列举云南的民族，是因为他反对民族学人类学界（如吴文藻、费孝通、杨成志、江应樑等）做这样的民族区分。因为反对，所以才通过顾先生告诫民族学人类学界勿做这样的区分。
（2）提示将蒙、藏、缠回称为“部族”。《绪论》（一）说：“再想蒙，藏，缠回，知道他们都是部族。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现在的蒙，藏，缠回则是同化未尽的，然而即此同化未尽的也是日在同化的过程之中，将来交通方便，往来频繁以后，必有完全同化的一天。至于现在，虽没有完全同化，然而一民族中可以包含许多部族，我们当然同列于中华民族而无疑。”顾先生称蒙、藏、缠回为“部族”，还有“南方部族”之说，是特殊情况。1938年1月24日，顾先生“上边疆问题一堂，讲种族与民族的分别。”[17]在《中华民族的团结》[18]《“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中华民族是一个》中，顾先生用的也是“民族”和“种族”，未用过“部族”。这里“部族”的使用，同样与傅斯年有关。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傅先生担心中华民族进一步被分裂，撰文指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也有凭傅在这个民族上的少数民族，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有一种美德，便是无歧视小民族的偏见，而有四海一家的风度。……‘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9]此时，傅先生虽然主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但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内的一些群体可以称为“小民族”或“少数民族”。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傅先生继续关注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1939年1月16日，傅斯年致朱家骅：“前者兄派研究院两差使，事实上都到我手，……其又一（《民族革命史》）下周开始，思以三周写成，其不能为佳作，可以想见矣。”[20]在该书第一章中，傅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虽然在名词上有汉、满、蒙、回、藏等族，但事实上实为一族。“现今满人在生活、语言、宗教上均与汉人无殊，因此都已成为汉人。至于蒙、藏和一部回人（缠回），虽然自有其语言文字，但他们与中国在同一政治组织中已有数百年，血统甚多混合，利害完全一致。他们与汉人同属大陆人种，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和回教，也都是汉人的宗教。因此蒙、藏、缠回，只可算是中华民族的支派。”“若必问其族，则只有一体之中华民族耳。”[21]1939年2月1日，傅先生致函顾先生，坚决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莫谈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22]问题是，蒙、藏、缠回（维吾尔族）这些中华民族的支派不能称为“民族”，那称什么呢？《东北史纲》“族类”部分说：“诸书所记东北部族，非一代事。”“一国之内，一地之民，每非尽是纯一之部族。”[23]
二、傅斯年与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二）的撰写
为了编写学校讲义，顾先生到1939年5月22日才着手撰写进一步答复费孝通文。同日，“抄孟真写给之材料，讫，预备作答孝通书。”23日，“整日续作答孝通书第二节，讫，约七千字。”24日，“修改昨作讫”“到黑龙潭，以新作交旭生、西山看一过。”“与履安到龙头村访孟真不遇。”27日，“将答费孝通书修改一过”“到益世报馆送稿”。[24]此文便是5月29日《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刊发的《续论》（二）。
根据前述，可以推测，傅斯年除在4月30日交给顾先生“意见”外，还于5月4日给顾先生提供过意见和材料。顾先生利用傅先生提供的材料，作《续论》（二），请徐旭生和张维华（字西山）看过，还到龙头村找过傅斯年，显然是想听听傅的意见，但是不巧没有遇到，因《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3期出刊在即，所以“修改一过”之后便送到益世报馆。《续论》（二）在引述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的民族概念后，加括号说明：“徐旭生先生在巴黎大学所亲闻”。可见，徐旭生也提了意见。
综合来看，傅先生为顾先生提供的材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开始的三民主义演讲之《民族主义》。1938年12月19日，顾先生看完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不过在20日完成的《中国本部名称应亟废弃》中并未引用。[25]傅斯年在1939年2月1日致顾先生的信中专门提及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篇》：“‘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26]所谓“民族主义”一书，即是孙中山1924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三民主义演讲中的“民族主义”部分。孙中山此时只承认中国有一个中华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单位则称为“宗族”，不再称“民族”，主张以“宗族”为基本组织，联合各宗族扩充为中华民族，而不再是以国内各民族为基本组织，融合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27]不与此相违，那就只能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的族类则不能称为“民族”。
但是，顾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一）中还是未引用，直到《续论》（二）中才引用，而且是反复引用，这显然是傅斯年在看过顾先生重作的答费孝通文后，又再次提示了其重要性并提供了资料。如，顾颉刚认为：“state和nation的分别，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为最好。”并引述孙中山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看法，用王道造成的团体是民族，用霸道造成的团体是国家。又说：“读了中山先生这篇话，就知道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于是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接着又引孙中山关于中国自秦汉以来即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的论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第一讲虽然采用了欧美学者的旧说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为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项……但他很明白中国的国情，很清楚中国的历史，所以他毅然决然说，‘我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这一个意思，我觉得非常对。”等等。
（2）state、nation、clan、race等相关名词的翻译和使用。《续论》（二）涉及很多英文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及使用问题。虽然顾先生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中提到“中国本部”的英文翻译，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提到“民族”和“种族”的英文翻译，在《续论》（一）中提到“满洲”“满人”“蒙古”“蒙人”“新疆”“回民”“十八省”“汉人”的英文翻译，但是，傅斯年深知，“颉刚不习西洋学问”[28]，无法与才留英回来的费孝通讨论这些专有名词，而他本人则是具备这个条件的。《续论》（二）一开始，顾先生就对“民族是指什么”做出答复。对费孝通关于state和nation的翻译：“在普通政治学的教本上就很明白的说明：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辈人民所引成的一个团体是state，通常译作国家。Nation常和state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辈人民。nation通常译作民族。”顾先生表示：“这几句话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接着指出：“state固然一定译作国家，但nation有时也该译作国家，例如Nationalism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Internationalism则译作国际主义，League of Nation则译作国际联盟，所以它和state是一样的含有政治意义。这二字的分别，state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nation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犹记九一八后，日本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这话固然污蔑我们到极点，但他们用的nationhood这个字的意义却没有错。所以许多委任统治的国家，国联认为未曾达到一个nationhood，即不许其入会。nation岂是只限于‘语言，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一辈人民’，而和state有截然不同的分野！所以我们可以说，nation不是人类学上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即以英美两国为例，我们只能把这两国合起来说Anglo-Saxon Nations，却不能把他们合为一个nation而说The Anglo-Saxon Nation，然而英国人和大部分的美国人在‘语言，文化及体质上’何尝不是‘相同的一辈人民’！”文末又涉及对clan和race的中文翻译问题。
“犹记九一八后……”这部分，尤其能说明问题。翻阅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公布《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期间的《顾颉刚日记》，顾先生虽然对九一八事变和此后日本侵华的行动及中国反日活动有所记述，但从未涉及中日在国联的外交活动及国联调处中日冲突[29]，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日本在国联攻击中国的英文表述。而九一八事变后，傅先生即组织撰写《东北史纲》，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妄说予以驳斥，从历史的角度向世人证明：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并无二致 [30]。傅先生完成的古代部分，还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寄送国联调查团。
三、结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因为具有重要意义，至今已引起多个学科的众多学者的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傅斯年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完整客观的揭示。原因之一在于，傅斯年对顾先生分两次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的影响，学界一直未予深究，从而未能充分认识到傅斯年才是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角色。
引起这场讨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本是顾先生受傅斯年规劝而作，在费孝通写信反驳后，顾先生先写了答复费文的初稿，并与费文一起带去找傅先生，傅先生看后提供了意见，顾先生于是重新准备资料，重新作文。《续论》（一）便是顾先生拿到傅先生的意见后重新准备资料，重作后，又根据傅先生对新稿的意见修改而成。傅斯年所提意见至少有两点：一是提示“南满”“北满”“内藏”“外藏”“满洲国”“蒙古国”及“独立罗罗”“苗民族”“徭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名词是帝国主义者制造的分化名词；二是提示将蒙、藏、缠回（维吾尔族）称为“部族”。《续论》（二）则是在傅先生对顾先生重作文提意见时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文章还吸收了徐旭生先生的意见，顾先生发表前本想再听听傅先生的意见，因造访未遇，而《益世报（边疆）周刊》又出刊在即，遂作罢。傅先生提供的材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孙中山晚年三民主义演讲之“民族主义”和state、nation、clan、race等相关名词的翻译和使用。《续论》（二）发表后，费孝通未再应战，“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的正面交锋即划上了句号。
相比而言，《中华民族是一个》虽然是受傅先生规劝而作，但是顾先生确实与傅先生有同样的主张和心理。而《续论》（一）则先按傅先生的意见推倒重来，又按傅先生新的意见做了修改，《续论》（二）更是根据傅先生提供的材料写成。因此，《续论》主要是按照傅先生针对费文的意见和提供的材料完成的，体现的其实是傅先生的看法。
总的来说，揭示傅斯年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但有助于补充已有“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研究的不足，推进傅先生、顾先生学术思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两位先生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与理论建构的把握，从而更为深入地获取智慧与启示，推进中国“民族”话语体系构建。傅先生与顾先生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傅先生更是建议政府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体”，而费孝通先生经过近50年的探索才认识到这一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一体是主线和方向”[31]，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体”显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这次讨论还反映出我国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以借鉴西方为主，独创性不足的普遍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然存在，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时胡体乾先生就认为，这次争论有一部分是名词之争，即是费先生把顾先生所谓“种族”叫“民族”，而把顾先生所谓“民族”叫“国家”。这一点胡先生与翦伯赞先生所见略同。翦先生也认为“当时的论争，大半陷于抽象的形式问题如名词的讨论。”[32]费先生认为，“民族”是英文Nation的译文，“种族”是英文Race的译文。但胡先生指出，“不幸得很，英文中这两字的用法就很含混。”并作了详细的说明。至于这两个词的中文译名“种族”和“民族”，胡先生认为其用法的纷歧更不在原文以下 [33]。
方豪则由此进一步指出当时我国整个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以借鉴西方为主，独创性不强的问题，“学术上的许多辩论，都是由于名词上的见解不同；名词之所以有不同的见解，是由于名词没有确定的含义，或一词多义。所以，在讨论时，或可另创更切当的术语，但某一名词既经社会□用，为众人所熟习，也就不能置之不问，而不是舍本逐末。”“在华言华，我们本不愿在关于本国切身问题上，还来研究外国名词；但科学是世界性的，又因我国科学落后，所以几乎一切的新时代问题，都脱不了新的译名。然而翻译本是难事，翻译科学名词更是难而又难；因此，在我国翻译界中，早已闹了不少笑话；再加上国人习性，遇事不爱细察，乱用译名的更层见£出，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大缺点。”[34]
然而，时至今日，方豪先生指出的问题仍然存在。马戎先生就民族概念问题专门指出，如何把外文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民族”有关的外文词汇翻译成中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事实上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如何对应翻译具体词汇的问题。不同于简单的数字或物件的名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在研究人类社会时所使用的有关词汇是对社会现象的抽象性描述，各国语言关于“民族”有关词汇内涵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民族现象。而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定义的长期争论，很大程度上是起因于国外术语在被译成中文时出现各种不同译法所造成的混乱。[35]马先生还指出，在中国人引进西方或其他文明的著述和出版物并把它们翻译成中国文字时，一个经常困扰读者并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就是原文特定词汇的汉文译法 。[36]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受制于这些外来概念呢？原因在于，我国的现代学科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移植来的，至今没有完成本土化，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主体性和原创性严重不够。今天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倾向非常明显，即唯“洋”是从，瞻西方理论之马首；中国学术把自己束缚住了，这是中国学术当前的困惑。[37]
因此，不能将这次讨论的意义无限放大，也不能将民国学术无限拔高。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和原创性不强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反映了普遍性和深层次问题，客观科学地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源头出发，从实际出发，才能有望根本扭转近代以来形成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体性、原创性不强的局面。
注释：
[1] 林超民.林超民学术文选[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43-44.
[2] 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5-26.
[3] 娄贵品.“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傅斯年与吴文藻[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30-41.
[4] 葛兆光.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J].书城，2015(5)：9；唐伟华.情境与立场:也论顾颉刚的国族观及1939年的顾、费互动[J].青海民族研究，2020（2）：122-123.
[5] 这是顾先生同意阐发“中华民族是一个”，却没有接受傅先生的建议，将附刊之名“边疆”改为“云南”“地理”“西南”中任何一个的原因。
[6] 娄贵品.“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傅斯年与吴文藻[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30-41.
[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223-227.
[8]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N].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01-01（2）.
[9] 1938年1月15日，“草《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入讲义，得二千余言，未毕。”16日，“续草昨文，得二千余言。”17日，“草《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边疆》一文毕，凡五千余言，修改一过，即付抄印。”18日，“草《俄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一千六百言。”19日，“续草《俄帝国主义与我国边疆》，仍未毕。”20日，“续草前文，略毕。”21日，“将《俄帝国主义》一文修改完竣，即付印，凡五千余言。”25日，“上边疆问题一堂，讲满洲、蒙古之国际关系。”26日，“上边疆问题一堂，讲新疆、西藏之国际关系。”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7-10.
[10]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4[M].北京：中华书局，2011：371.
[11] 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M].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3.
[12] 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N].益世报•星期论评，1939-01-01（2）.
[13]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197.
[14]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N].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05-08（4）.
[15]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N].益世报（边疆）周刊：第19期，1939-05-01（4）.
[16]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67-769.
[17]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10.
[18]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N].申报·星期论坛，1937-01-10（7）.
[19]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N].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12-15.
[20]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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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22.
23[] 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M].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09.
[24]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232-234.
[2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4[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174.笔者按，该文发表时改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
[26]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21.
[27]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17-618,674-676.
[28]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傅斯年遗札：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65.
[29]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2卷 [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564-694.
[30] 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M].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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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J].中苏文化：第六卷第一期，1940-04-05：27.
[33] 胡体乾.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J].新动向：第二卷第十期，1939-06-31：725-726.
[34] 方豪.名词的讨论 [J].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2期，1939-05-22(4).笔者按，材料中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以□代替。
[35]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1.
[36] 马戎.略谈列宁、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J].科学社会主义，2010，（2）：23.
[37] 钱乘旦.五个面临现实挑战的西方理论——西方流行理论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学术的困惑[J].人民论坛，2013，（7）75.
原载于《昆明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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