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文摘：《当代经济学在中国》
洪永淼，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计量经济学家
记者：主流经济学派强调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有人说这种模型和工具把当代主流经济学研究限制住了，一些因素如“创新”“制度”无法量化，阻碍了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您如何看待经济学中数学模型和理论创新的关系？
洪永淼：近三十年来，国内一些批评者认为经济学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方法与经济学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立关系。如果回望中国过去经济思想的争论，主要都集中在观点的争论上。这种观点争论的逻辑性并不强，有时甚至在争论过程中双方并不清楚对方和自己基本的假设前提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数学的方法能够把经济理论成立的前提与边界划分清楚——我们常常说任何真理跨越半步就成为谬论了。确实，很多经济学思想并不是通过数学推导产生的，但是，数学分析能更好地对理论进行建构。现代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期权定价理论，等等，都是借助数学而发展起来的很好的例子。
数学是理论分析的工具，从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始，全世界的思想家发现，数学模型会帮助理清紊乱的思维，只是一般人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不懂得使用这个分析工具。
中国学界为什么会出现把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同经济思想对立起来的倾向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1980 年以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是不用修读数学的，经济学教育内容以定性分析为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学理论阐释也不需要借用任何数学工具。
虽然数学只是逻辑工具，但是当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时，数学可以帮助我们抽象与简化分析。经济理论就是从很复杂的经济现象中辨析最本质的经济关系。最本质的经济关系需要剔除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若运用数学模型，这个剔除过程就会事半功倍。数学是高度抽象的逻辑学，非常符合这种思维模式。数学的抽象符号，能突出问题的本质，让讨论不牵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的经济学问题和领域可能仍没有超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研究范畴，但是每一次分析方法的创新与提升，都会带来一些新的洞见。
我在教学中发现很多中国学生并不清楚计量经济学模型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是什么，他们会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文献的计量模型照搬过来，然后套用中国的数据来做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这肯定不是一种科学的做法，但它属于研究者使用不当问题，并不意味量化分析方法本身有错误。如果要反思的话，那么应当从经济学教育环节找原因，因为学生对研究的东西似懂非懂，才能出现生搬硬套现象。
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如果想真正成为一个理论的话，就必须运用比较简洁的逻辑语言来表述。这种逻辑语言可以不借助数学，但不可否认，数学是一种非常严谨的语言。如果单单有思想，却不能把它升华为一种逻辑严密、可以被数据和经验验证的理论，那么这种理论本身就很难推广，也难在共同的理论框架内深入探讨与积累，最后可能变为自说自话。
至于说到“创新”“制度”等因素不能量化，显然是一种误解，谁说这些因素不能量化呢？比如，最近一二十年在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兴起的政策评估计量经济学，就是专门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政策进行量化评估而发展起来的。创新和制度变革，其效果是可以进行量化研究与评估的。
记者：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现实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
洪永淼：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现代计量经济学有一个模型叫作波动模型，这个模型是在 1982 年首次提出的，其背景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石油危机。由于欧佩克（OPEC）成立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并剧烈波动，美国由固定汇率管理转向浮动汇率管理，导致汇率波动很大，还有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等，造成西方国家的经济一起处于波动状态。波动是经济不确定性的一种外在表现，由此带来许多相关的风险。于是，很多政府部门都需要量化、估计、测量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波动模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很多经济学的论文一般都不会明确提及当初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但是从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研究与当时经济现实的大背景大都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大部分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
记者：您认为造成人们把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数学工具对立来看的原因是什么？是学派风格不同还是现实因素？
洪永淼：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为了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新近发生的经济现实问题。追随哪个流派实际上只是经济研究的路径依赖问题。
有些人受到某个或某些经济学派的影响比较深，比如现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的论文基本都是采用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的方法，这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者大多是在美国的经济学教育背景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数学建模和量化分析成为美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方法。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学学术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因此其他地方的经济学研究如果没有按照这种规范表述出来，就很难得到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国际经济学术界的承认，这是我们现阶段面对的现实。应该说，美国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有其合理成分。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并非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需要经过系统训练（这不排除自我成才），他们以这个领域中共同的专门术语、共同的研究范式，来探讨、交流经济学术问题。如没有经过专门的系统训练，当然可能就看不懂当代经济学学术文献。在国内，需要将经济学的专门研究与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区分开来。
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是迎合了社会的某种需求。国内过去三十年，数量分析能够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快速推广，其实是一种客观需要。并不是现在年轻人数学好，就愿意去做数量分析。1980 年以前中国经济学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严重缺乏，现在定量分析多了，是对以前研究不足的一种补充，这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但当代中国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量化分析的发展会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上面提到，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国外期刊看到模型以后，马上依样画葫芦，套用中国数据进行分析。在国外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眼中，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应该指出，并不是不懂数学的人专门生产思想，懂数学的人就不能产生思想。在经济学中，数学公式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经济含义，这就跟物理学中数学公式包含丰富的物理含义一样。我在上计量经济学、概率统计课时，会将数理概念和模型方法做出经济学解释。我会教授学生哪些工具可以应用到经济学的哪些领域，而这些应用内容在纯粹的数学概率统计课中是没有的。我认为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来讲，经济思维的训练和模型方法论的训练需要齐头并进，二者不可偏废。现在国内有不少学生，一方面经济思维的训练不够，另一方面数学的基础又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在学习经济学数学模型和量化工具的时候，就可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数学能力的提升上，而缺少对经济思维的重视和训练。同时，在学习数学建模与量化工具时，注意加进中国元素，如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使数理模型“中国化”。我们应该学会用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而不是自说自话。[文2015年]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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