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经太：“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学本质的深化认识

“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学本质的深化认识

韩经太

（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能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人民日报》2023年6月4日）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确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学自觉的时代。《共产党宣言》这样描述人类理想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73页）《资本论》也指出：“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第683页）由此可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建构的始终，当然也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奋斗历程。我们作为文学研究者，自当以新时代使命感为内在动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精神导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实践原则，全面深化关乎文学本质的思想认识。

深化认识的关键，是确认“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学本质规定的内在根据，并据此建构起“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两项命题的内在尺度。西哲赫尔德要求哲学“把人置于它的中心位置”，并认为人类是通过语言来进行发明创造的。到今天，人们普遍确认人类文明史发生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语言文字的产生。全人类共同认识到，包含着语言哲学智慧和语言艺术美感的语言生活境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站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自觉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本质认识，并将其引入中华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以实际行动推进中国文学研究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为了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在关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学术视野中再度思考那些具有论纲性质的文学本质阐释话语。这也就意味着，确认中华文论的基本纲领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理论解读，正是文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学术新起点。

在这个特定的维度上，那些已然经历过经典化选择提炼的核心理论观念，有必要接受新经典化的再次审视和阐发。《文心雕龙》是中华文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支撑，其《原道》篇说：“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页）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人学自觉视域下文学语言艺术本质论的核心观念。不仅如此，《原道》篇重点阐发的“自然之道”，传承了老子的“道法自然”说，并开启了中唐古文运动以来的“文以载道”说。以此为理论思维之中枢，就不难把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想命脉和话语根基，并从中引申出儒道互补意义上“文以载道”与“道法自然”的深层关系问题，而这也正是深化中华文论思想阐释的关键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被朱自清确认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的“诗言志”话语系统，那种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一体化阐释从而确认“情志一也”的理论阐释逻辑，恰恰是需要进行重新阐释的。这种重新阐释绝不是主观随意地以今释古，而是需要借助古人论说的原创智慧。陈伯海指出：“近代学者常以‘诗’等同于‘志’，于是对‘诗言志’命题中的‘言’以及‘言’与‘志’的关系便不很关注，其实是错误的。杨树达先生在1935年所著《释诗》一文里，曾据《韵会》所引《说文》文句，发现今本《说文解字》在‘诗，志也’的下面脱漏了‘志发于言’一句，为之补入。这就把‘诗’所兼具的‘志’‘言’两个方面说全了。”（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要知道，杨树达文章的发表时间早于朱自清《诗言志辨》。语言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相互生成的学术关系值得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也就意味着，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诗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开山的纲领”，将不再是始终强调情志主体从而整体倾向于主观表现艺术的话语体系，而应该是缘情明志原则和语言抒写原则完美统一的话语体系。置身于这样的话语体系之中，更为深入地领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精神实质，把握其中所蕴涵的堪称“艺术之母”的语言艺术自觉，最终进境于古典乐教前提下的诗学纲领之新境界者，必然富有人学自觉和文学语言艺术自觉的双重深度。基于此，方可在畅想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之际，同时也在纲领性话语根系的提炼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

深化研究中国文学的发生机制与发展规律，需要以传承中华文明的通观眼光透视汉语言文字古今演化的历史逻辑，聚焦“五千年”和“一百年”历史语境下的汉语口传和汉字书写之交织形态，深入把握中华民族语言生活的精神脉象，引出语言哲学与语言艺术高度契合的新阐释课题。

新阐释的开端，是在中华文明探源所指向的历史深处，非常悠久的“口传”文学如何进入文字“书写”传统，关系到中华文学起源学之创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发现，“八千年起源”的标志物之一，是在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此时距离西周礼乐文明的建立还非常遥远，然而吹奏乐器的存在已然证明了中华先民音乐生活的存在。以此为据而展开文学起源的研究，中华先民按理应有与骨笛吹奏乐器之制作水平相契合的歌谣口传文学。这显然是一个极富挑战的研究领域，为了解开那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艺术秘密，除了期待更多地下文物出土之外，不也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探索创新吗！无论如何，文明探源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在不断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华歌诗艺术的起源机制与发展规律。一直以来，中国诗歌史的历史叙述，实际上是以文字书写形式传世的《诗经》以及相关“古歌”文献为起点的，即便是有关生成背景的考察分析，也同样是借助典籍文献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相对而言更为久远的口传文学的研究，其有待开拓的空间是异常巨大的。与此相关，借鉴外来的口传文学研究模式，实属必要而且意义重大。但又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进入文字书写时代以后，一方面，口传文学在文字书写中的遗存形态，往往也就是书写艺术对口传文学的改造形态，这应该是一种双向交流从而叠合为一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进入文字书写时代的文明进程又决定了这将是以书写文学为中心的时代。有鉴于此，近年来海内外《诗经》等早期文学研究领域的“套语”研究，就有必要深化认识，进一步去关注“套语”的文学书写艺术，而不仅仅是套用“套语”模式。要之，由此而生成的“口传—书写”交织原则和书写中心原则，在此后漫长的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有声文学的声律讲求和无声文学的语义讲求并行并茂的历史景观。以历史上的“文笔之分”为标志，韵文、散文的二水分流和律体、古体的二水分流彼此契合。即便是深刻影响到文学史乃至于思想史的唐宋古文运动，实际上也并没有影响到骈体文与散文的并行并茂关系。缘此之故，过去所谓“以文为诗”的讨论，就很有必要被置于诗词一体和骈散一体的新视域之下，于是产生了“以骈文为词”的新问题。宋词长调形成过程中四六语句显著增加的语言艺术现象，何尝不是韵律文学范围内的“以文为诗”（以骈文为词）呢？无论如何，只有发现新问题，才能真正推动文学研究向深处探索。而对于中华文学研究更具整体意义的问题，无过于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和“一百年”现代文化的阐释学语境下来深化认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立关系中的文学语言艺术本质。鉴于这个问题的涵涉之广和复杂程度，这里无法具体展开。但若是就其最基础的问题而言，尽管白话文也是建立在现代口语基础上的书面语，但“文言”转型为“白话”者毕竟带有走向民间口语的性质，其与文字发明而生成的口语书面化历史大趋势之间的文明互动，已然构成了古今通观的大文学史观问题。

古今通观的大文学史观，必然涵涉传统文章学体系与现代纯文学观念在文学自觉问题上的内在冲突。内在冲突是客观事实，而人们却已经习惯于将其搁置。这恰恰说明，只有直面学术难题，才能深化我们的思想认识。

简要而言，“文学自觉”的艺术生成分析关乎文明发展进程中艺术分工机制所规定的语言艺术本质认识，而“文学自觉”的主体精神分析则关系到古代“文章之士”与现代“文学作家”的精神建构模式。中华文化的“立言”传统固然是“文章之士”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撑，但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本体自觉并不是一回事，过度的泛化会导致文学本体的消失。如果说“文学自觉”就意味着“文学人”的自觉，那如何在中华文章学的悠久传统中发掘出文学审美的内在脉络，将是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审美文化寻根课题。熟悉学术史的人们都知道，现代中国历史上首先使用与“纯文学”性质相关之美学概念的是王国维那一代人。1905年，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提出：“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王国维著，吴无忌编《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其“纯粹美术”便包括“纯文学”，“历代诗人”的说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其思想宗旨显然在于倡导独立于政治家与实业家的文学艺术家之崇高人格。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纯文学”以超越“工具论”的姿态被重新阐扬。于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就有了某种呼应关系，并且体现出某种大历史的逻辑。也正因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可以称为文学的“新自觉时代”。正是在这种新自觉的思想语境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从宏观上提出了古代文学的“杂文学”特征。其学术心态是否含有批判与反思意识，需要深刻体味。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再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让“文章学”替代了“杂文学”。然而，也正因为缺乏必要的论证，问题只是被搁置了，而不是被解决了。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界亦曾呼吁过“回归文学”，如今看来，这种呼吁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针对言必称“文化”的文学泛化现象，一是针对不再辨析文学与非文学的文学泛化现象。遗憾的是，呼吁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注意，所以导致了学术繁荣而缺乏“文学自觉”的微妙现象。唯其如此，现在不仅有必要重提“文学自觉”，而且有必要重新探讨“纯文学”问题。当然，有必要确认的前提性认知是：超越“工具”论对文学的束缚是完全必要的，但若是因此而忘记了文学的“使命”则是非常错误的；承认文学样式与时俱进的丰富形态是完全必要的，但若是因此而忘记了随时作出价值判断的学术“责任”则是非常遗憾的。任何时候，文学超越“工具”理性的“使命”自觉，都是文学价值判断的内在尺度。而必须强调的是，内在尺度具有两个维度：其中之一是人学自觉的维度，而另一个维度则关乎“艺术造诣”判断的纯粹艺术标准问题。

“艺术造诣”的判断标准问题，虽然也是各个艺术门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但由于文学语言艺术相较于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更缺乏技艺水平判定的普遍标准，所以更需要深入探讨包括艺术风格与艺术水平在内的价值判断标准问题。

当代油画大家靳尚谊曾有关于艺术风格和艺术水平的辨析，那显然是针对绘画艺术界存在着一味追求风格独特而忽略绘画技艺积淀的现象而发的感慨。然而正是这番感慨之言，可以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在关乎艺术造诣的价值判断过程中，追求独特风格和追求更高水平哪一个更重要？这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妨从绘画艺术领域自然过渡到诗画交融这一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交叉领域。众所周知，在苏轼明确提出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前，晚唐司空图和宋初梅尧臣已经做了相应的理论铺垫。司空图在提出关乎中国神韵美学的“象外之象”等概念时，又特意强调：“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司空图《与极浦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〇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册，第8487页）其中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分明是诗歌语言抒写，却以“目击可图”来作申说，并通过“不可废也”的价值判断确认其为艺术造诣的基本标准。与此相衔接的是宋初梅尧臣对于诗美理想境界的论述，实际上是以“造语亦难”的难题意识为中心展开论述。与其所谓“见于言外”者相对应，自然应有“见于言内”者，而这恰恰是对“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种视觉审美真实的追求。因此而确立的“然后为至矣”的理想境界，无异于对艺术造诣至高标准的确认。从司空图经梅尧臣再到苏轼，包括在《六一诗话》中引述梅尧臣诗论的欧阳修，这些活跃在唐诗高潮之后而处于唐宋转型之际的诗学家，其彼此相接而建构起来的诗美评价标准，包括基本标准和至高标准，共同体现出诗意的语言艺术执着于视觉质感之“象”与语义联想之“象外”两端的艺术精神。如此这般的诗学之思，除了具有整合魏晋南朝以来“巧构形似”与“兴象渺远”两端追求的思维轨迹之外，当然还有接受释、道两家思想影响的复杂因素。也正因此，这种徜徉乎两端的诗歌美学，一方面隐含着两端之间张力越大则艺术水平越高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又潜伏着两端之思归结为有无之辨的思想旨趣。无论是以无为本观念还是有无相生思想，都存在着思维理性和审美情趣交织一体的精神现象，于是往往导致了艺术水平判断与艺术风格偏好交织一体的诗学现象。譬如苏轼的诗画美论，其《王维吴道子画》所谓“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册，第109页）与其《书吴道子画后》所谓“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七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2210页），实际上就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苏轼对王维的更高评价确乎出于诗画一体而归乎清远风格的偏好，这种偏好就与王维“诗禅合一”的精神蕴涵不无关系。而他对吴道子的高度评价则出于历史积淀所造就的诗文书画集大成水平，于是就出现了水平判断上抬高吴道子以使吴、王并称而风格选择上却偏好王维的独特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中国文艺美学史对宋元以来神韵诗美与逸品绘画相契合的“文人艺术”传统的确认，某种程度上正是把讲求平淡简约的风格偏好混同于造诣超群的水平认可了。聚焦于此而深入探讨“文人艺术”传统的古典蕴涵和现代价值，正是深化文学本质认识的必要途径。而其中有关于艺术水平与艺术风格之辩证关系者，更具有深层次探究文学批评普遍原理的深远意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导向，为文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最高目标。我们应从“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艺术”的一体化本质阐释出发，聚焦关键问题，深化学术探讨，直面理论难题，勇于挑战极限。一言以蔽之，深化中华文学研究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

本文转自“文学遗产”微信公众号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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