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漫游与想象生产：
在线影像中“网红城市”的媒介化建构
作者｜金圣钧 李江梅 李宇皓 金楚浩
内容提要
伴随着网络流行文化的热潮，人们通过互联网实践，将城市特色及文化符号自我安置，并进行自我表达、传播与再造，最终形成“网红城市”标签。究其根本，“网红城市”根植于人们对城市的想象和情感表达，而影像作为人们对城市“想象生产”的载体，通过时空建构和符号意指表达着人们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论文尝试创新城市传播研究的既有思路，通过引入“视觉-语言多模态训练模型”对用户生产的网红城市影像进行计算视觉分析。研究发现，人们作为媒介漫游者在网红城市影像生产中隐喻着城市禀赋与媒介化“想象地理”构筑的空间想象、以“从去现实到超现实”为特征的时间想象和以“奇观化的跨阶级旅行”为特征的社会想象。
关键词
网红城市 城市传播 空间媒介化 想象生产 计算传播
正文
一、研究缘起
从摄影技术开始流行至今，城市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逐渐形成了以影像为依托的格局。受众在观看、采择和交流中不断强化符号性的城市记忆，在视觉符号解码、再编码的过程中形塑关于城市的想象，人与城市的关系在持续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加深。
在互联网流量红利的牵动下，一批城市借助网络流行文化，从较为抽象的城市文化特征中提取出具象化的符号元素，凝练为“网红城市标签”。这些符号标签将人们的感知窄化，致使具有相同感知的受众在媒介化的观看与互动中更易达成认同，并进一步为满足自身“连接”情感的需求主动将自身对城市感知的具身性理解融入符号意义的再生产中，使得“网红城市”得以被建构。依托于以豆瓣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及其下属的用户量大、活跃度高、特色鲜明的网络社区，“春日摄影大赛”、“#‘你镜头下的城市’话题日记”等城市主题线上影像策展渐趋风靡，视觉化的“网红城市”愈发深入人心。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尝试突破城市传播研究中主流的思辨研究和案例研究，试图借助计算传播的路径，对受众自发生产并分享至互联网社区的万余张网红城市图像进行计算视觉分析，并进一步结合理论探析作为“漫游者”的城市影像生产者与网红城市空间媒介化生产的互动关系，挖掘网红城市“成为网红”的深层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参与式共建：“在线”空间中的网红城市影像
网红城市由社交网络中“网红”的概念延展而来。作为流量时代的产物，有学者将网红城市定义为“因社交媒体推动而催生的城市走红现象”，“网红”的标签也更多地由“打卡标点”形塑的媒介空间构成。
人们认知网红城市离不开社交平台中城市的视觉呈现，即城市影像。影像与城市的联姻由来已久，影像的透明性与城市的空间形态“一拍即合”，使城市意象越来越多地聚合在影像中。传统的城市影像更多以“影像策展”的方式呈现，如第四届宁波国际摄影周中“街拍中国”、“城市肖像”等主题策展。史蒂文·罗森鲍姆（Steven. C. Rosenbaum）认为，当下的我们都是潜在的策展人，各类群体可以经由不同的平台生产城市影像，进而通过情景设定、重组传播创造出关于一座城市的“新知识”。网红城市也由此推动着城市传播的主体、策展方式和传播形态经历着由官方到民间、由宏观到个体、由观看到参与、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变。
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中，覃若琰、蒋晓丽等学者曾用“媒介朝觐”的理论分析网红城市，意指一种游客为了参与“媒介叙事”而仪式性地奔赴现实“地方”的行为，致使媒介“里”地点的重要性被更普遍地确认。这象征着，媒介空间中的网红城市影像通过建构媒介尺度下的“数字地方感”成为联结个体情感、日常经验并重构城市形象的关键节点。由此，网红城市的“城市形象”亦是“重新部落化”的在线群体通过城市影像开展参与式共建的产物。目前，关于网红城市或城市网络流量效应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关于网红城市长时期、直接观察的一手数据。笔者认为，影像是个体认知的视觉化呈现，普通用户则是网红城市影像的生产主体，亦是网红城市空间中最真实、直接的观察者。本文选取一定时期内的网红城市影像开展实证研究，并尝试进行研究创新。
（二）漫游与想象：城市空间的媒介化生产
网红城市的形象建构依托于在线空间中的城市影像，其主要体现为以“城市漫游者”为生产主体，以视觉符号和媒介化想象为载体的城市空间生产。
1. 介入城市：从“城市漫游者”到“媒介漫游者”的空间实践
“城市漫游者”的概念源于本雅明（Benjamin）对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阐释。在波德莱尔看来，“城市漫游者”以一种“闲逛者”的意象观察城市，在类似于“拱廊街”的奇观化场所中，寻找与沉闷无聊的现实相异的游逛和消费作为补偿。有学者认为，“漫游”行为可以与第三空间那种“想象和真实”的探索联系起来，二者的相通性源于一种“边缘空间”的占据策略。在新技术赋权下，“呈现”城市空间的实践主体由曾经的权力精英转移至遍在的媒介使用者，媒介技术在空间生产和分解的基础上衍生出空间折叠与空间想象，推动着城市空间的再生产。由此，城市漫游者将对城市景观的在场欲望投向了新媒介技术所建构的媒介空间，他们演变为依赖媒介影像技术的“媒介漫游者”。
一方面，在线空间中的观看者既在“观众”的视角上观看漫游者与城市，又实时进入影像构建的场景中，想象从媒介漫游者或影像生产者的眼光观看城市，甚至反看观者。另一方面，媒介漫游者的阐释注重视觉消费与身份建构的关系，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城市漫游者”的视觉形象拆解为身体的漫游、身份的漫游以及他们在城市空间的漫游三方面。这三方面体现了媒介漫游者在“身体亲历”城市的同时，如何利用对媒介化城市的“视觉消费”和“想象观看”引导自身主体意识，并在身份的“切换”和“再生产”中建构认同。此外，对于影像生产者的情感体验而言，漫游特定城市空间有重要意义，如咖啡馆、文化老街等。漫游者在这些空间的主客体交往中构筑了一种包含具身性、仪式性和社会性的“地方情感”。
2. 想象生产：网红城市的空间媒介化
透过影像，人们对于网红城市的感知其实更多来源于城市“表征的空间”，即影像将城市空间符号化后衍生的“想象”。这种以影像为载体的媒介化想象生产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空间虚拟与现实、隐喻与想象以及地方感的定义，是一种经由媒介化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即“空间媒介化”。
“空间媒介化”处理的是诸如“符号-物质”媒体的渗透和依赖是如何影响了空间的建构，并且媒介如何形塑人们的空间想象和空间期待的问题。一方面，数字媒介创制的虚拟空间与网红城市空间通过生产者相连接，形成了全新的媒介化空间架构。另一方面，“媒介化”具有鼓励使用者捕捉社会变化过程的特征，人们在自由生产中构筑了具有互动感和体验感的空间言说，让“想象”与现实糅合生成的城市空间经由媒介化变得真实、可见。类似研究可以见之国外关于“Instagram城市”的实证研究：研究者通过量化分析发现，一方面，Instagram用户展示的城市影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观看方式，即呈现出一个近乎完全正面的城市形象，体现出人们对于城市影像内容选择性、想象性的生产；另一方面，Instagram城市拓展了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探索。人们通过“效仿”追随欣赏的图像，经由“重复的视觉实践”将城市想象为“场所”，虽然这也使得城市中的“另一些地方”变得“看不见”，但这亦创造了一种想象的场所感和一种标记有意义事物的方式。
目前，国内尚缺乏经由图像识别对城市形象开展的实证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虽在城市空间的可视化和概念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如Instagram城市图像对城市视觉节奏的影响、对城市空间美学的建构等，但鲜有研究将图像生产者和图像内容的指涉置于同等位置，探讨城市影像生产者与城市形象变迁的关系。
（三）视觉化统摄下的城市符号生产
城市符号研究源于美国“城市美化运动”，其目的是恢复20世纪初欧美城市失去的“视觉秩序”。从视觉化的角度看，城市符号主要表征着由城市实然空间“物质性”构成的外显形象，同时，它亦是一种能动地参与城市空间生成的“互动”元素。从空间生产的角度看，城市空间符号同样由能指与所指组成。能指是一种透过城市空间元素产生的文化宣示，如城市实体空间及其中发生的社会动作；所指则是能指背后承载的概念意，即城市空间作用于人的官能认知后，经由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口碑记忆等因素作用形成的主观印象，激发了城市空间的“可意象性”。两个角度对于城市符号的共性认识在于，城市符号是多元主体共同进行视觉参与、整合、形成认同后的“城市心理”或者说文化与城市“质料”结合的结果。
从实践层面而言，对城市符号进行分类是开展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操作步骤。有学者将城市符号分为实体要素和空间要素两类：其中实体（mass）包括地形地貌、植被水体等自然要素，和建筑物、路灯等人工要素；空间（space）则是由点线面体划分或者围合而成的虚体，承载着城市的实用功能。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研究中，将城市形象归纳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地标五类基础元素，这一观点在后来逐渐拓展为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氛围、经济社会秩序、市民精神风貌等维度组成的整体价值体系。综合上述研究，笔者认为，城市空间符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视觉形象，如城市的布局、街道、建筑物、交通等外显性视觉符号；另一类是感知形象，如历史文化、社会秩序、文化氛围、市民精神等。由于本研究拟选取城市影像作为研究样本，故在后文主要探讨第一类即视觉形象衍生出的城市符号。
基于上述探讨，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网红城市影像中城市符号的现实空间依托有何基本规律？
（2）在不同“气质”的网红城市中，城市漫游者在进行影像创作时的符号使用偏好有何差别，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3）作为影像生产者的城市漫游者如何将媒介化的想象与城市现实空间结合，对网红城市空间进行视觉消费与再生产？
（4）综合影像生产者与城市空间现实的和媒介化的互动，网红城市何以成为“网红”？
三、研究样本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收集
本文根据2020年21世纪经济报道、21财经客户端联合知乎和《快公司》共同发布《中国潮经济·2020网红城市百强榜单》，选取最新榜单前十名中分属于我国六大地理分区的网红城市。在选取过程中，若某区域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上榜，则不考虑该区域。最终，本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五个网红城市：北京、西安、杭州、广州、重庆，作为此次城市影像采集的城市样本。
本研究的影像数据来源于“#你镜头下的城市”豆瓣话题日记。豆瓣作为一个以趣缘为纽带聚集的线上虚拟社区，传播内容细分程度高，其多元细分的专门化影像话题页构成了线上影像策展的共享空间。本研究选取的话题页是针对某一特定城市的影像为主题展开讨论的线上沙龙，由用户自动发起、自发生产，活跃度和更新频率较高。
本研究使用python对五个样本城市的影像话题页中所有的
和配文进行抓取，经过数据清洗后，本研究得到有效图像数据共计13995张，文本数据4799条。数据时间跨度为2019年9月至2021年5月，与2020年网红城市榜单发布时间相符，因此具有代表性和可阐释性。
接着，研究者制定城市影像视觉符号编码表。由于目前尚未有研究开发出完整的、与城市景观和地理特征相关的主题字典，本研究参考学者刘璞、彭正洪关于城市符号提取类别的部分依据和研究样本的实际特征编制。初步编码后，研究者使用BriVL模型在包含了28万张
的图像库中检索编码项，根据每张
输出结果的top5元素（5个最明显的符号）与人工判别结果是否准确对应来衡量模型的识别效度。经过测试和修改后，确保每个编码项都能被模型准确识别，从而得到“城市影像视觉符号编码表”（见表1）。
最后，研究者使用视觉-语言多模态训练模型抽取图像特征，并对编码表中的编码项进行图像识别，选取每张
中最显著匹配的5个城市符号整合输出。
（二）研究方法：基于“视觉-语言多模态训练模型”的计算视觉分析
本研究使用图文互检模型BriVL (bridging vision and language)提取影像符号，该模型采用基于多模态对比学习的双塔结构进行预训练。具体而言，先使用图像目标检测器提取图像数据中实体的轮廓（bounding box），再使用这些实体轮廓数据对经过图像编码器的特征图进行空间上的池化，得到图像特征序列。在提取特征后，两个模态的序列特征被分别映射到不同的语义空间，然后对这两个序列分别进行序列池化和多层感知机映射，从而得到它们在同一空间下的特征表示。图文互检预训练任务使用基于MoCo无监督式（momentum contrast for unsupervis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learning）的多模态对比学习方法，优化处于同一特征空间下的双模态特征，使得对应的图文对在该特征空间下有一致的语义表示。
四、研究结果
（一）网红城市视觉符号整体分布
根据计算视觉分析结果，研究者对五座网红城市影像的视觉符号分布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图1为五座网红城市视觉符号的识别结果，包括类别、符号数量的分布，表2为10个出现频率最高的网红城市符号。
总体而言，城市人文符号远多于自然符号。在人文符号中，街道建筑类符号占比最大，其中街巷、胡同、鼓楼、老房子、寺庙等传统建筑出现的频次高于商厦、剧院、公园等现代景观建筑。街巷（2931）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视觉符号，其扮演着都市漫游者在城市中“闲逛”并通过影像实践与城市互动的空间载体。
在自然符号中，树木和黄昏在影像中出现频率较高。其中黄昏（1197）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意象，因其别致的天象美学特征备受大众青睐，并倾向于在影像中将其与各类建筑物进行“组合式生产”。而树木（1297）则是每个网红城市人文景观中不可或缺的自然符号。不同季节树木的颜色变化成为生产者感知城市季节变化的自然符码，其不仅为城市街道或建筑摄影增添了层次感，且难以为人文符号所掩盖。
（二）网红城市图像识别结果分述
结合对各网红城市的识别结果和影像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描摹出每个网红城市在媒介化视觉空间中的城市画像。
1. 北京：胡同街巷，传统烟火
可以发现，北京城市影像中的视觉表达符号多集中于传统的街道建筑（详见图2、表3）。胡同（899）在样本影像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四合院（767）次之。结合用户配文，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语言文字描述对北京的城市印象时，故宫、颐和园、紫禁城、雍和宫等庙宇宫殿类古代建筑提及的频率颇高，与网红城市影像识别结果中宫殿（530）、鼓楼（564）、寺庙（385）等高频次建筑类符号相互印证。
2. 西安：古墙城楼，不夜之城
对于古都西安，人们在影像生产的符号选择上呈现出同北京较高的相似性（详见图3、表4）。标志性建筑鼓楼（318）在影像创作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为古城墙（195）、胡同（195）和寺庙（146）。与之相对应，在用户配文中，城墙、碑林、钟楼、大雁塔、大慈恩寺等地标景点均位居高频词之列。同时，“霓虹灯”（86）、“花灯”等符号和配文词云中的“夜晚”，体现了人们对“大唐不夜城”进行影像生产的时间偏好，与其他以传统基调为主的网红城市相异。
3. 杭州：诗画山水，自然文韵
江南都市杭州因其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气候条件，其影像中自然符号出现的频率在五座城市中居于首位。
在杭州城市影像符号中，树木（727）、清晨（565）两类自然符号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为街巷（529）、寺庙（507）、城门（457）三类传统建筑类人文符号。从文本词频中可以看出，西湖作为杭州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成为城市形象的名片，结合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塑造，人们将镜头对准不同时令季节下西湖的各个角落，通过风格化影像再现心目中烟雨如画的江南都市。
4. 重庆：远山近城，魔幻现实
重庆城市影像中出现的人文符号占比远高于自然符号（详见图5、表6），其中街巷（1161）、楼梯（808）、轻轨（805）、老房子（618）四类标签出现频率最高，人们通过捕捉穿楼而过的轻轨、错落层叠的老楼等人文建筑符号表达自我情境中风格化的重庆想象。在赛博朋克式的都市建筑之外，重庆的夜晚（393）因各色霓虹灯（564）的存在而更具标识性，亦成为重要的影像生产符码。
5. 广州：繁华商都，古今交融
以千年商都著称的羊城广州则在影像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特色（详见图6、表7）。除街巷（754）、胡同（527）、老房子（454）三类传统建筑类符号的高频次出现外，马路（428）、商厦（393）、咖啡馆（355）、霓虹灯（340）等都市性符号亦有较多呈现。在配文词云中，“老城区”、“古迹”、“越秀”、“沙面”等高频名词也反映出人们对广州历史景观的青睐，而“公园”、“珠江新城”、“花城广场”等现代地标建筑也被影像生产者频繁提及。
（三）视觉符号解析：时间与空间的行走隐喻
视觉符号是人们在影像生产中想象建构的具象化体现。研究发现，网红城市的自然符号凝聚着以“季节”、“天气”、“晨昏”为载体的时间隐喻，人文符号则凝聚着以“咖啡馆”、“外卖员”、“地摊”为核心载体的空间交汇和跨阶级旅行。
1. 城市自然符号：以“时间”为载体的城市行走
（1）季节：随城市禀赋流动的时间意象
季节代表着人们对城市一年中时节的感知偏好。在五座网红城市中，杭州和北京有着较为明显的季节特征。根据识别结果，杭州的春天和北京的秋天分别出现424次和128次，广州由于处于低纬度地区呈现出“冬天”的缺位；而重庆和西安仅有少量图像识别出季节特征，均低于20次。用户配文中的相关语句如下：
“春天的时候你一定要来梅家坞走走。”
“在北京打暑假工的两个月，今年终于可以在北京过秋天了。”
“秋天的北京是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
杭州作为自然禀赋为主的城市，春天是最能彰显其城市特征的时节。表现为“树木”（727）、“叶子”（314）、“花朵”（251）等自然符号出现频次极高。秋天的自然底色与北京的古韵和砖瓦城墙相搭配，结合文学作品及媒介化的塑造，使“秋”成为北京的城市标签，其图像中“树木”（194）和“叶子”（88）的出现次数也较高，对应北京秋天的红叶。重庆、西安则是两座以人文禀赋为主的城市，重庆建筑颇具特色，西安夜景声名远扬。由前文可知，人们最青睐在“夜晚”对重庆和西安进行影像生产，这种对建筑符号和夜间的生产偏好掩盖了季节特征，因此季节意象在影像之中的呈现不甚明显。
（2）天气：时间赋予的城市空间美学建构
天气源于气候变化，对气候的感知则来源于一年中时间变化带来的身体感知。在所有气候特征中，“雾霾”出现频率最高，除西安外，其他四座网红城市的主要气候识别均为雾霾。此外，广州最突出的气候元素是雨天，出现94次，西安气候符号出现次数均低于20次，未呈现出明显的气候特征。由于图像识别难以精准区分“雾”与“霾”，笔者通过爬梳图像发现，重庆、杭州和广州的图像中多为“雾”，北京则多为“霾”。对应部分用户配文如下：
“苏堤上的行人若影若现，雷峰塔被云雾缠绕，琼花绣球已经落下。”
“云雾缭绕的山，拾级而上的老街，清新文艺的小店，她，便是文艺慵懒的重庆。”
“今天雾霾沙尘暴，欢迎来到火星殖民地，听说今天的北京自带复古风格。”
一方面，雾/霾体现出了城市天气特征与时间的互动，即美学建构与时间的联系。杭州的雾在春季最甚，春季雾气弥漫的杭州即为融合了气候与时间的图像表达，“雾都”重庆以及秋冬雾霾侵袭的北京亦然。由此，气候与时间的互动构筑了“想象城市”的美学元素，城市自然美学的表达与时间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四座城市的影像中雾/霾的出现次数均大于100次，说明以雾或霾为环境背景是人们影像“呈现”的主要手段之一。随着近年来城市污染引发的关注，“雾霾美学”开始成为中东部城市摄影中一类新的时尚格调，豆瓣、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中的相关技术帖和分享帖层出不穷。雾或霾可以模糊化影像中的复杂景观，从而聚焦于呈现更具象的被摄物；同时，其呈现出的朦胧感，可以营造出诸如杭州“世外桃源”、重庆“魔幻神秘”的想象氛围，成为一种美学空间的意境建构。
（3）晨昏：城市一日的“出游时刻”
从日出、清晨到正午，再到日落、黄昏，这些时间点因其短暂、风格化，成为人们最易感知和捕捉的城市时间。通过对自然符号的归纳发现，广州、西安、北京三座城市
摄取的最集中时间为黄昏（广州326次、西安90次、北京290次），而杭州的图像主要摄于清晨（565次）、重庆则是夜晚（393次）；同时，五座城市的气象符号中，“夕阳”为北京、西安、杭州三座城市出现频率最高的气象符号，广州则是“日出”。可以得知，人们对于拍摄时间的选择一方面受城市禀赋，即城市“官方形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选取“晨昏”作为主要拍摄时间的共性特征。
“晨昏”作为人们主要选取的拍摄时间包含深层隐喻。通过检索
配文中与“晨昏”有关的语句可以发现，晨昏隐喻着都市性的暂离。
“天气好了，每天早点下班，抬头看看每天的日落。42楼的日落时分，整个六月都在下雨，连心都是湿的。”
“颐和园每当日落看完，我就收拾东西下班了。”
“一年中最好的时分大概就是下班还能见到西湖日落的这个月吧。”
白天的忙碌成为现代化城市生活的主要特征，而晨昏则是人们离开高楼大厦，“出游”城市并与城市互动的重要时刻。黄昏之时，作为漫游者的城市公众将自己的感知文本与城市时空相连，在文化实践中“将城市书写为他们自己的空间，创造出许多碎片式的故事，同时把相交的碎片式故事联系起来”。人们对于晨昏的捕捉代表着“休憩”，脱离商厦空间的人们出现在街道之中，褪去了都市生活中的身份标签，成为城市中短暂的“漫游者”。漫游者的目光具有解构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自身异化处境的深切认识。人们以“晨昏”表征对现代性和都市秩序的短暂“逃离”，通过时间赋予的自然特质对抗拜物环境的侵袭和异化。不过，正如本雅明所言，漫游者本身已经成为了异化的主体，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异化目光，在异化的环境中进行一场难以取胜的游戏。因此，人们对于晨昏的图像表达大多在浓厚的自然色彩中携带着商厦、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的元素，难以脱离人文符号的点缀。
2. 城市人文符号：网红城市形象建构的核心要素
（1）饮食：咖啡馆空间中的消费幻象与身份漫游
在对“饮食”标签的统计后发现，尽管五座网红城市体现出较为鲜明的饮食文化特征，如重庆的火锅、广州以海鲜为代表的粤菜文化等，但是共同出现且出现频次最高的符号是“咖啡”。经图像检索发现，“咖啡”对应着“咖啡馆”构筑的城市公共空间，这种空间介于高度私密化的家庭和正式化的工作、学习场所之间。
首先，咖啡馆是消费空间与文化空间的交汇，表征为公共交往的文化实践。咖啡馆在蒸汽时代欧洲社会的转型期充当了现代性的载体,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其在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都市漫游者来到咖啡馆除了休闲性消费之外，亦会开展商务洽谈、人际交往等文化实践。咖啡馆营造了公众平等参与的氛围，其兴盛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消费关系，代表了网红城市中文化空间与商业空间的交汇。
其次，咖啡馆打卡亦是媒介漫游者跟随媒介化的“城市地图”开展的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空间探访。咖啡馆打卡吸引着对“小资”情调心有独钟的中青年“漫游者”，他们在影像生产中通过打造“身处都市”的身份标签，将自身创制为商品化的景观，通过仿拍摆拍、定位、程式化修图，将自己的身份标签与在媒介空间中成为他者的“凝视点”进行表象置换，体现着对都市中上层社会空间的定向漫游。这既是一种仪式化的即时满足型消费，也是一场网红城市“中产幻象”的想象建构。
（2）人、街道与交通：三元互构的人文景观
人、街道与交通构成了城市生态的主要表征，三者虽涉及内涵相异的城市符号，但却往往同时出现。
首先，网红城市影像中，“外卖员”作为频次最高的人物符号（广州241次，杭州39次，西安54次，北京98次），成为被观察和凝视的“他者”。其次，视觉语境决定了影像中的人物符号，如杭州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僧侣”（158次），北京和西安是“居民”（56次、31次），广州则是“青年人”（70次）。最后，网红城市交通建设的特色成为经典的视觉符号，如重庆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轻轨（80次），北京是自行车（112次），杭州是竹筏（298次），西安和广州则是高铁（144次、344次）。
图7、图8分别为以“居民”为中心和以“自行车”为中心的城市符号共现网络。可以发现，漫游者在城市行走中形成了将人与公共空间进行组合式生产的惯习。街道和交通提供的公共参与，构筑了传播沟通的“接触区域”，也构筑了独具城市特色的“街道复合空间”。街道、交通和人的三元互构体现了漫游者自身“主动”开展与城市日常的互动，它异于每日机械重复的工作生活，为其漫游行走提供了想象空间。
（3）建筑与物件符号：城市文化与稀缺空间的表征
建筑承载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演进史，而物件则依托于各类建筑空间存在。空间生产者对城市中物件符号的捕捉与城市特定的文化空间相呼应。如表8所示，北京、西安、杭州三座城市传统建筑符号的数量明显高于现代建筑符号，北京出现最多的是石墩（125次）、杭州是书法（378次），广州和重庆则反之，现代建筑符号多于传统建筑符号，且出现次数最多的物件符号均为霓虹灯（广州340次，重庆564次）。如表9所示，在高频物件符号中，“路灯”和“霓虹灯”作为现代都市的象征分别在五座、四座网红城市中共同出现，而“地摊”作为城市稀缺空间代表的边缘景观也作为高频符号在四座城市中共同出现。后文将对上述发现进一步阐释。
五、结论与阐释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禀赋的影响，人们经由影像对网红城市的空间生产更多基于自身的想象建构。人们依据时间选择背景，同时也并非完全将目光停留于都市性空间，而是更多选择传统的人文符号进行再生产。空间生产者对传统符号的生产是基于感性的表达，在加速流动的城市空间中，人们难以找到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因此选择想象性代入自己的身体，找寻认知中明晰的身体位置和相对静止的城市轮廓。由此，人们青睐于潜入城市的历史记忆，把握空间中相对稳定的时间，对传统符号的生产倾向性浓缩了城市流动的速度，实现了时间对空间的重构。
从生产者与城市关系的角度看，网红城市之所以成为网红，大致有以下几个条件（如图9、10、11）。一是城市本身具有鲜明的人文禀赋或自然禀赋，它能够内化于日常经验之中，并获得广泛的认知共识；二是具备经由“媒介化空间”中的城市符号给予“媒介漫游者”可意象的，并能够通过城市时空和美学特征进行想象再造的“地方知觉”；三是具有多层次的城市空间，既包括现代性的都市空间，也包括与都市性“相去甚远”的传统空间或稀缺空间。其中，上述第一点可引申为现实“地方经验”与媒介化“想象地理”空间的互动延展，第二点可引申为关于“去现实”和“超现实”空间的时间想象，第三点则可引申为“跨阶级旅行”意涵的社会空间想象。
（一）空间想象：网红城市建构的视觉依据与媒介化“想象地理”的参与制造
首先，“网红城市”的形象建构依托于城市禀赋，即一种综合了几类核心空间要素并与主流“城市记忆”相契合的宏观空间基调。通过文学、诗词等知识型媒介以及社交媒体、城市宣传片等经验型媒介的构建，网红城市的地方记忆将身体的微观尺度与地方的宏观尺度相联系，由此形成一种铭刻在“地方”之上、植根于个体想象之中的“惯例”。这种经验层面的、能够被仪式化解读的“突出特质”或“地方情感”亦是人们在视觉漫游中，识别和建构网红城市的主要依据。
其次，标识性空间和地方文化（历史）空间是“成为网红”的另一空间要素。两类空间作为媒介形构的城市记忆，与网红城市依托媒介的“流量逻辑”相契合。当人们真正身处网红城市，其对于网红城市的影像生产更近似于一种“想象移动”或“记忆旅行”，即为了“看见”而形成的“想象地理”。为参与媒介叙事，即使游客发觉网红景观空间与想象地理空间的观感颇有落差，相当一部分游客也会选择按照想象地理的视觉架构相似化地“制造”现实空间。
最后，网红城市的空间生产仍有其“经验性”，即网红城市需要被经验为一座具有都市特质的现代化城市。一方面，网红城市的经济实力、产业发展水平和交通设施保障了网红城市拥有服务及疏散大量人流的能力。诸如霓虹灯、路灯等高频城市符号均为都市性空间的表征。另一方面，网红城市的“打卡”还在一定程度上依托于“网红美食”、“网红咖啡馆”等媒介化的高流量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既是一种供“漫游者”停留、进行视觉消费或物质消费的场所，亦是一种都市“潮生活方式”的体现，意味着网红城市媒介化生产中都市型空间与视觉消费型空间的融合。
需要注意的是，网红城市的发展越发受制于一种地图导航式的想象，类似于一场“被建构的自由行”。按照媒介经验中的“推荐路线”完成城市行走，人们因专注于抽象的空间知识经验，注意力更多地被鲜明的指向性方位所占据，形成一种完全异于“漫游”本质的场所奔赴。因此，网红城市影像使得网红城市的空间文本更加“易读”，而易读也往往意味着空间文本意义之单薄。图9中描述到的几类网红城市空间既是城市禀赋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最容易被去差异化的几类城市空间。
（二）时间想象：从去现实到超现实的互动实践
影像生产者青睐杭州的春、北京的秋，追寻雾霾之下的朦胧，喜爱晨昏之时的“出游”之憩，这些自然符号都来源于多元主体与时间隐喻的互动与想象，体现于对特殊的媒介化意象与网红城市中城市时间、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的想象生产之中。
首先，网红城市有自身宏观的“城市时间”，例如以“夜间景观”闻名的西安和重庆。这种对“城市时间”的感知近似于上文提及的“宏观空间基调”，它由媒介化的视觉参与和切身的时间体验所形构，是一种对城市的“现实化”想象。
其次，特殊的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融合为一种特殊的“去现实化”美学时间，成为重要的“网红化”要素。
一方面，这体现了时间与“去现实化”视觉文化的互动。“去现实化”指涉“去都市现实”。晨昏的色彩氛围以及雾霾缔造的朦胧感将城市中一切人文性的都市景观“去现实化”，赋予城市空间中身体和自然符号最切近的感官相遇。在晨昏与雾霾占据的时空中，厚重的自然基调呈现出虚幻般的美学想象，漫游者们的视觉作为先导感官统摄了漫游者们的想象界面，也给予了人们自由“书写城市”的可能。
另一方面，这体现着城市“超现实”时空的建构。网红城市影像中对于“美学时间”的刻画更多依赖于摄像技术、后期修图等技术介入，视觉化的“美学时间”更易被制造为一个超现实的城市空间，即网红城市的“拟像”。对于图像生产者而言，其首先扮演“媒介漫游者”的角色，在媒介漫游的“速度化”观看中，生产者对媒介“模式化”生成的符号感知形成依赖，“真实的符号拟像”代替了真实本身，形成一种知觉化的想象真实。因此，作为媒介漫游者的影像生产者其实是通过视觉经验和想象建构，选择“想象”中的城市时间与视觉特征进行超现实的“仿真”生产。
（三）社会想象：“官方现实”与“非官方”超现实时空中的跨阶级旅行
网红城市的人文符号分布体现着人们对于城市社会生态的想象生产，如图11，其特征可以总结为：传统意象的表达，以街道复合空间为指涉的官方现实之想象，和以外卖员、地摊为代表的非官方现实想象，呈现出一种奇观化的跨阶级城市旅行。
一方面，街道作为兼具物质性和能动性的场所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官方现实”。对于网红城市而言，街道复合空间在具备鲜明的都市性标识和人文要素之外，其中的“交通”和“人/群体”亦需具备鲜明的地方特色，如研究结果中北京的“胡同居民”和自行车、重庆的轻轨等。进一步看，网红城市的街道复合空间也可以作为“标识性空间”的一种，其本身作为一种符号的集合，代表着可以被快速识别，并唤醒集体记忆的网红城市“官方现实”。
另一方面，基于城市“非官方现实”想象建构的“超现实”奇观化表达，是网红城市“成为网红”的另一要素。超现实主张突破合乎逻辑的现实观，它不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是最地方、最种族、最受阶级约束、最过时的东西。对于生产者而言，影像生产由于需要一定质量要求的拍摄设备，故而具有中产阶级性。波德莱尔曾描述道，摄影首先是作为中产阶级漫游者的眼睛发挥功能的，而吸引都市中产阶级的，并非他们自身，而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因此，吸引中产阶级漫游者的不是各种“习以为常”的官方现实，而是城市中被忽略的、非官方的现实。
首先，非官方现实造就了中产阶级漫游者的“奇观化”生产。外卖员的交通工具、工作服等符号性标识，及其工作环境的遍在性、独特性，构成了“新都市社会中的环境特色”；地摊则隐喻着原始城市空间和边缘空间的存留。总体而言，外卖员和地摊作为非官方的现实，表征了网红城市空间中的“奇观”。奇观化是生产可见性的机器，更是让不可见性寓于可见性之中的手段。奇观化的生产造就了超现实空间的想象，中产阶级漫游者在对外卖员和地摊等“非官方现实”的凝视和想象中感受到被现代性和阶级权力浸润的自身，在理性与意识藩篱之外的超现实空间中通过影像生产进行着与现代性保持疏离感的跨阶级旅行。不过，由于既存的社会距离，这种跨阶级的旅行有时会存有居高临下的视角。
其次，“历史性”作为超现实空间想象的主要题材不断向与空间性的结合发问。影像擅长于记录“时间的创伤”，我们倾向于记录建筑的风化、容貌的衰老，通过凝视过去时间产生笼统化的感染力，使得阶级分野和历史判断力逐渐淡化。本研究发现，人们明显倾向于传统城市空间的生产，这与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关于空间性再理论化的历史性维度不谋而合。在20世纪，由于历史主义被界定为批判性空间想象的压制和控制，历史性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historicity）及想象不断萎缩，都市文化也来源于次文化符码的同化。当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城市的支配性文化让位于再生产文化，在城市影像的空间生产中，更多关注的是多样性文化的分享以及对社会距离的想象，因而呈现出明显的纪实风格的转向。纪实风格的转变使得大多数的地理符号难免带有历史性，这赋予历史性的空间化在当今以合法化地位。笔者认为，历史性赋予了空间性重置的动力，其作为超现实空间的承载，不断向空间性与历史性的结合发问，二者的并置、理论化及批判也许对于理解现代化都市中人们空间生产的认识、经验及政治实践有所毗益。
六、余论
在城市影像生产中，以经验性空间和媒介化想象地理构筑的网红城市空间想象，以时间体验和美学时间构成的时间想象和以街道复合空间、跨阶级复合时空为代表的社会想象共同构成了网红城市媒介化建构的内在逻辑。我们仍需注意，虽然技术赋权使得普通公众成为推动网红城市形象变迁的重要力量，但是网红城市空间的想象生产仍难以脱离平台和算法在运行中生成的一种“可供模仿”的范式。人们在完成这一套范式的生产后，几乎无暇将目光投至更现实的城市空间，难以将自身的情感与现实地方的其他风物联结，“媒介漫游者”自身将走向漫游的“消逝”，网红城市影像易转变为一种以即时满足、空间征服和阶级身份确认为特征的媒介展演。这将会产生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网红城市景观空间公共性的弱化、功能单一化、场景趋同化、城市空间符号化与分割化等后果。
对于网红城市的未来，笔者认为，需要更多关注段义孚所言的“亲切地方感”，即城市中的细碎的空间或物件细节、与人交流互动或具身的感知记忆等形构的多样化的、蕴含个体情感价值的城市行走。如何让漫游者在“媒介导航”的城市穿越中停留驻足，通过细碎的空间表达勾连城市历史、空间记忆和情感想象以回归城市漫游的原真精神或许成为网红城市“出圈后”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现实问题。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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