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总第58辑）。
人口变迁
与全球经济重心的三次转移
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在近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球人口结构发生了三次大的变迁，每次变化都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面貌。现在全球人口已进入第四波变迁的过程中，但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仍受第三波人口变迁的影响。
全球人口的第一波变迁，大致是在1700年到1900年，这段时间里面，欧洲的人口增长特别快，17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口大概占整个世界人口的18%左右。这个比例并不是大，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人口、经济的中心都在亚洲，中国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最高的时候占到33%。
但是从1700年左右开始，欧洲人口开始加速增长，到1800年，欧洲人口数量攀升到全球人口的18%左右，再过一个世纪，到1900年，进一步上升到25%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面，欧洲人口总量虽然并不占世界多数，但其年轻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世界最高的。
由于年轻人在一段时间里占比较高，欧洲在这两三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向外移民，当时全球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欧洲向全球移民。同样在这段时间，欧洲不断对外扩张，将全球经济纳入到了它的体系，也在此过程中建立起了欧洲的全球优势地位，当时的世界大国，基本上都是欧洲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在欧洲。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这两个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共同左右了世界格局。这又是怎么来的呢？法国哲人托克维尔19世纪中期到美国考察，考察完之后，他说：未来世界将由美国的钱袋和俄罗斯的皮鞭共同主宰。
他这样说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人口。1800年的时候，美国人口大概600多万，到了1930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迅速增长到1.2亿。与此同时，1800年沙皇俄国人口3700万，到1930年，苏联人口已达1.4亿。快到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比所有的列强都要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它们各自的人口数量，都比位居其次的德国人口多了一倍。
实际上在此之前，大概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就开始迅速增长，到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也快速发展起来。美国在1860年左右经济总量开始赶上英法德等国，沙俄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快，1860年GDP增长速度达到5%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达8%。
人口资源给它们提供了绵绵不绝的经济增长活力。这是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后期以后，逐渐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而在20世纪后共同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并且成为全球主要两个大国的由来。
人口变迁给全球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变化，也是政治上的变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重心就开始转向美国了，美国接替欧洲成为全球化的新策源地，特别是在苏联于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的若干年间，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更为突出。
风水轮流转。以2008年以来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为标志，今天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又在发生新的激烈变革，它的一个重要来源，乃是全球人口出现了第三波变迁。
这一波变迁大致起自上世纪60、7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人口也一度大量增加，从1946年到1964年，美国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婴儿潮，新增6000多万人口，但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一些国家甚至近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与此同时，非西方的亚洲、非洲、南美国家，它们人口增加速度非常快。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急剧减小。19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5%，1950年变为21.8%，到2001年，则已经显著降为11.9%，现在则是10%左右。
苏联人口在1913年时还占世界总量的8%，1990年时已降为只有5.5%，而在十余年后又有进一步降低，其后继者俄罗斯人口如今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2%。今天世界的人口流动，也由以往欧洲向全世界移民，转变为全世界向欧洲移民。
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不会一下子就能反映出来，一般会有20年以上的滞后期。对人口增长减缓的国家来说，一般一开始表现为生育率下降，接着是年轻人口占比降低甚至总量减少，再接着是劳动人口数量减少。
日本的生育率下降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对日本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近20多年的时间，日本长时间经济低迷不振，社会活力显著减弱，这是与日本已成为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龄化国家密不可分的，2005年开始，日本已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其65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20%以上。
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这几年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其源头实际上是在四十多年前，当时欧洲人口增长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它一开始还没有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地位，1999年欧元发行的时候，欧洲的实体经济还很强大。
但是今天都说欧元发生危机了，欧元危机到底怎么来的？除了德国之外，法国也好，英国也好，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实体经济，这些年随老龄化时代到来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已经差不多被掏空了。欧洲已没有足够多的青年劳动力，也没有足够的劳动意愿能够支撑起实体经济的蓝天，所以大部分制造业都从欧洲转移出去了。
今天欧元区发生危机，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欧洲人口结构发生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变化，其影响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全面呈现。
近些年来美国一直指责欧洲国防支出太少，要欧洲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欧洲实在已经力不从心，在欧洲人口步入老龄化之途，年轻人口不仅占比减少、而且绝对数量下降后，欧洲已经没有支撑实体经济的人口资源，近两百年来财富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的传统机制在欧洲也已经丧失。这种状况是工业革命以来两百多年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欧洲今天碰到的问题不是老问题，而是新问题，欧洲危机不是传统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以往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知识体系无法解答，过去有过的政策实践也找不到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欧洲已经进入了迷魂阵。
总结一下，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近三、四百年来已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波全球化是由欧洲发动的，当时欧洲人口增长速度最快，欧洲人向全球移民，欧洲在世界上占着统治地位。第二波全球化的中心是在美国。当前正迎来第三波全球化潮流，亚洲在这波潮流中正在接替一点点接收美国的主导位置。
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仅人口数量多，而且年轻人口占比大，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良好的经济增长。东亚地区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体经济区，在全球制造业纷纷转移到东亚地区后，整个世界的贸易版图近些年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三十年前整个世界贸易基本是围着欧洲和美国转，但现在“金砖四国”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活跃，它们之间的经贸往来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量越来越重。国际商会去年底在北京举办的年会上，来自非洲、中东、南美等地的代表发言，这几个地区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最近几年明显高于与其他地区，与欧洲、北美的贸易甚至有所下降。
从实物交换的角度讲，以往所说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借由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亚非拉地区恰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这第三波人口变迁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大致是在二三十年之后才逐渐展露出来，一开始表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弱，再往后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出现，接着是新兴经济体开始引领世界贸易潮流，并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不容忽视的新玩家。客观来论，印度、中国、巴西等国，现在在世界政治中的发言份量比以前要重得多。全球人口第三波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方面。
去年以来北非、中东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人口变化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埃及在穆巴拉克初次当政的时候，人口4400万，到2010年埃及人口增长到了8400万，也就是说不到30的时间就增长了4000万人口。这是什么概念？
将近一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这个社会会充满活力，但所面对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也肯定一时消化不了，于是年轻人起来闹变革，再也正常不过。如果说欧洲现在是老年人政治，那么，中东北非地区则是年轻人政治，老龄人想保守已有的东西，而年轻人则想推陈出新、弄些以往没有的新花样。中东北非地区于是有“茉莉花革命”。
谈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变化，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世界人口的变化，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才能理解今天所看到的各个国家的或者全球的经济、政治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会朝什么方向走。
人口是怎么影响世界的呢？人口数量是基本的尺度，但是仅仅看人口数量是不够的，可能有一些问题解释不了。当年欧洲到亚洲殖民的时候，印度、中国的人口比欧洲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多，但亚洲却抵挡不了欧洲的长驱直入。
在亚洲内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它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然而中国却屡屡被日本欺负，抗日战争前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在战略上出现失误，中国从那时起就可能永久分裂成两块了。一个国家有没有活力、国家战略能力强不强，不光要看人口数量，另外两个因素也很重要。
一是人口的文化和族群构成。在世界历史上，有些国家曾经人口众多，最后还是不可避免衰落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人口结构中没有形成负载某种主要文明和种族的主体人口。如何一个国家没有在其人口中形成对某种主要文明的认同，没有相通（而非共同）的种族构成，其内部凝聚力就不会强盛，那么，即使产生人口增长，人口多也难以形成数量优势和国家可用的有利战略资源。
奥匈帝国在这方面就很典型。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1865年，哈布斯堡帝国的3700万人口（为当时欧洲除罗斯外的第一人口大国）中，800万具有德意志血统，500万是匈牙利人，500万是意大利人，400万是斯拉夫人，200万是罗马尼亚人，以及还有其他种族。
这一年其军队花名册中，有128286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特人和5100名其他种族人。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很像一支多国联军，这与整齐划一得多的法国军队和普鲁士军队形成鲜明对照。
这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及其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19世纪下半叶败给了普鲁士，而在20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彻底毁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奥匈帝国相相似的是苏联，苏联最后解体，同样与内部种族和文化构成复杂有关。
相比之下，美国的长远前景比其他国家要好得多，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人口数量，跟其他白人国家不同，美国不仅其他族群生育率高，白人的生育率现在也仍然不低，总和生育率达到1.7、1.8的水平，美国人口未来相当长时间里，还会持续增长。另外美国的国民教育做得比较好，对移民的归化比较成功，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隔阂相对来讲比较小。
二是人口的物质文明构成。近世以来，欧洲和美国为什么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巨大优势，不仅在于人口数量上与非西方世界的差距减小，也在于人口结构中，欧洲人口的科技和商业素质比非西方世界为高。也就是说，在近世以来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和人口转型中，欧洲和西方远远走在非西方国家前面，而哪一个国家在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中速度更快，效益更佳，谁就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源，也就相应就会积累更强的国家战略能力。
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日本在经历西南战争和明治维新后，其中央政权和精英阶层，在推进日本成为类似于欧洲的现代工商业国家这一目标上，已达成观念一致并开始在实践上落实，而且日本在现代工商业化上，已走在中国前面。
反观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虽然发起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基本主张，仍是“中体西用”，现代工商业不过是传统封建制度的附庸品，现代工商业观念不仅未在主政者那里形成主流，也未成为国家目标。也就是说，那时中国也开始经历人口的物质文明转型，但这一转型还未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性意志。直到甲午海战之后，传统的皇权观念及其制度系统才被深深触动，由此产生清末新政及若干变革，但此时已为时晚矣。
而在正在展开的21世纪，人口中一个新增因素，也将影响到大国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即人口的年龄构成。这一因素只是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才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处于前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很低，人口出生率普遍比较高，没有人口总和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和老龄化的现象，世界各国间人口结构结构的差别不大。
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法国率先在欧洲出现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由此影响了欧洲政治；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总和出生率下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世界性扩张，全球主要国家和不同地区间，人口年龄结构地图已发生显著差异。特别是欧洲、日本老龄化程度严重。
这一差异已明显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内外政策，从而影响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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