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阅江学刊》2023年第4期。
本文刊于《阅江学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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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竺可桢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留下长达千万言的个人日记，内容极为丰富，有着重要而特殊的经济科技史料价值。竺可桢日记可以真实再现中国经济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反映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尤其对于准确把握中国早期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有着特殊的价值。竺可桢日记的时代意义是，在确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今天，仍要坚持对外开放，开拓国际视野，加强科技信息跟踪，跟上世界科技前沿步伐。
关键词 竺可桢 经济史 科技史 货币制度 半导体
作者简介
徐康宁，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目 录
一、蔚为大观的个人日记
二、竺可桢日记的特殊史料价值
三、再现民国时期货币制度演变的生动窗口
四、中国半导体早期技术水平的科学评价佐证
五、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落后的真实原因
六、时代启示与结语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生，1974年去世。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曾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后留下令人叹为观止的个人日记。竺可桢日记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国际局势、政党主义，小至民生市情、个人交往，在其笔下均表现得生动多彩，堪称了解中国20世纪经济社会的一部大型参考书，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究。
一、蔚为大观的个人日记
竺可桢于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留学美国资格，与他同船去美国的有胡适、赵元任、钱崇澍等后来的民国一代名流。他先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习农，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气象，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奠定了中国现代气象学和现代地理学的基础。竺可桢曾被蒋介石“钦点”为浙江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专门接见，畅谈气象与经济发展。他一生与教授、名流和高官交往甚多，经常参与讨论国是，阅历丰富。由于有这样的身份和经历，所以留下的个人文字颇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竺可桢数十年如一日，每天一记，短则三五百字，长则一两千字，一直记到逝世前一天。无论大喜还是大悲，都不影响他作日记一篇。时局动荡时刻，竺可桢突然接到自己长女死讯（别离已三载，得讯时人故已一年），依旧不忘写下当天（1949年6月3日)日记：“得梅去世的消息，呜呼，痛哉。……惊骇莫名。余为泪涔涔者久之。梅享年仅二十六有余。余于1938年丧妻及子，1948年又丧女。忧患余生，又安能再受此打击耶！”日记并没有因心悲而凌乱，最后一段是当天物价上涨的情况。第二天，日记一如平常。
竺可桢日记共16卷，蔚为大观，计1300多万字。前后历39年，时代跨度惊人，过程近无中断。竺可桢日记并非生活流水账，而是反映时代变迁，记录思想观点，有人物、事件、评论，视角远超出一般个人日记，许多年份还有笔记、剪报、收支一览表附录在后，资料价值不同寻常。就系统性、连续性而言，已有的名人日记，很难与其相比肩。
竺可桢生前，私人日记秘不示人，周围人甚至不知其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写得如此认真，也不是为身后出版，因为时有私密的内容现于日记，比如家庭矛盾、儿子学习成绩不佳、同事是非等。据他自己所言，写日记是备忘。正因为是私人所记，没有刻意修饰，记录时代更有其独特的“原生态”价值，可以让历史鲜活起来。社会重要变化，笔下都有记录，使后人得知许多历史细节。例如，1946年1月1日这天记下：“自今日起车靠右行。”原来在此之前，中国交通袭英国制度，车靠左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自英国的西风对中国影响更大。
现有文献对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主要限于浙江大学校史内容。如杨建忠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分析抗战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的主要原因。邱丙亮、苏亚借助对竺可桢日记的有关记载，分析其校园禁烟的理念和育人思想。还有一些文献从真实性和连贯性角度加以研究，如胡志强以“日记的价值完全在于真实”为题高度评价了竺可桢日记。但是，在现有可查到的研究竺可桢日记的文献中，无一篇专门研究其经济史料价值的文章，也鲜见专门从科技史视角研究竺可桢日记的文献。考虑到涵盖日记的《竺可桢全集》出版已近20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笔者因查旁证资料接触到竺可桢日记，由随便一读到仔细品读，再到将全部日记浏览一遍，颇有几分震撼，深感这部私人巨制的特殊史料价值，值得深入其中做一些分析研究工作。
二、竺可桢日记的特殊史料价值
竺可桢一生饱含家国情怀，日记反映世界变化、国家命运、社会苍生。抗战艰难年代，身处偏僻之乡，他静心细读《国富论》。
1941年12月4日的日记写道：“二点至校。阅严又陵即严复，又陵为其字。所译亚丹·斯密氏《原富》。乃清分书局校刊，泰和时所获者。有吴汝纶序，严复光绪廿七年译事例言。读此书足知又陵先生译笔之谨严。”同年12月11日又记：“晨六点半起。八点至校。阅严又陵所译Adam Smith《原富》，其第七章述专利之害，抨击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人治东印度群岛，语极沉痛。……严之译笔雅而真，读者不觉其为译本也。”日记中的泰和是指江西泰和县。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曾西迁至此，后又迁至广西、贵州等地。竺可桢这则日记是写在贵州遵义期间。
几天后的12月20日又记：“七点起。八点半至江宫祠图书馆，阅《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东印度公司部分。”江宫祠是浙江大学迁至遵义时校图书馆所在地。原来，他是在对东印度公司作一番更深的了解。《大英百科全书》是竺可桢一生不离不弃之物，日记里有很多次记载。
概括而言，竺可桢日记的经济史料价值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反映历史物价。日记中有大量的物价和民生费用记录，堪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有统计资料反映历史物价，不够鲜活细致，更有事后统计的失真之虞。大半个世纪后，看到竺可桢笔下的物价陈迹，研究者难免顿生感慨。1955年5月17日的日记有：“在重庆解放碑附近，2.2元购冬虫夏草2两。”同年5月30日记有：“在王新记以三元三购檀香扇一柄，十二点回。”今日读来，如同远古当下之别。读其日记还可知，战争动乱时期，价格涨幅最高的并非粮食、猪肉这些必需品，而是汽油、药品等战略物资。据其1942年的日记，食品价格比战前涨了数倍，而汽油、药品价格却涨了上百倍。同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有：“盐水针一瓶战前值1元，现则400元矣。”
第二，记录当年知识分子的收入状况。竺可桢以有心之人在日记中记下不同时期知识界人士的月薪酬劳，为后人了解各时期知识分子的收入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1947年冬春，竺可桢在美国波士顿晤钱学森，当时钱学森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年薪7000美元（1947年2月27日记）。新中国成立初实行薪给制，以小米为工资单位，当然不是直接发小米。1950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提钱三强为正研究员，月薪1060斤小米，外加70斤作车马费。”时代转折之时，币值不稳定，粮食成财富之锚。1956年工资改革，竺可桢没按一级研究员定薪，而是按五级干部薪级取酬，前者345元，后者382元。他在1956年6月13日的日记中还记下，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钱崇澍、金岳霖、范文澜等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月薪450元。可见，那时高级知识分子颇受优待。
第三，记载许多重大经济事件。竺可桢很关注经济，许多重大事件在他的日记中都有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美国和英国已在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重建做准备了，并各自抛出了一个方案，也就是凯恩斯方案和摩根索方案。早在1943年的日记中，竺可桢就记录了凯恩斯方案和摩根索方案的内容，并加以评论，比当时国内所有的公开报道都要早，也比所能查到的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诉诸文字的时间要早。
竺可桢日记的科技史料价值也有三点。
一是及时记录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竺可桢数十年不间断阅读《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两份著名的学术期刊，民国时期还经常浏览《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读者文摘》等有影响的报刊，一些重要的科技发明是先出现于他的日记，然后才见于国内的专业期刊。1943年9月28日，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两件重要事情：一是国民政府以《租借法案》2万万元美元购160吨黄金，用飞机从美国运回；二是“英国研制成功战争中秘密武器radar（雷达），即以无线电侦飞机之所在”。笔者借助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查到民国时期最早出现雷达或radar一词的时间是1944年，刊于一份比较专业的杂志——《现代防空》第三卷第3期。
二是反映新科技在中国的应用。一般以为，在医院用专业方式洗牙是近二三十年才有的事情，读竺可桢日记可知，专业洗牙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竺可桢很注重牙齿的保健，多次在日记里写下在牙科诊所洗牙的经历。可能是对国内牙科诊所不放心，他的几次洗牙经历都出现在海外旅行期间。竺可桢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主管生物学和地学学部，日记中有许多关于抗生素在我国研制和生产的情况，而抗生素使用是新中国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读其日记可知，到1955年，青霉素的研制与生产问题在我国已基本解决，开始广泛使用，但链霉素研制仍未过关，说明当时肺结核仍然是难治重症。
三是记载重要科技政策的制定。竺可桢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制定了许多重要科技政策，日记中记载的一些人和事，对于后人了解一些科技政策制定的背景很有帮助。例如，1956年的日记有较多内容反映当年中央出台知识分子政策和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情况。1956年1月2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省负责人共一千多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科学院专家做报告的情形，竺可桢和其他三位科学家整整讲了一下午，晚七点才结束。“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为制定宏伟的科技发展长远规划，新中国最高领导人十分想了解科学技术的情况。
三、再现民国时期货币制度演变的生动窗口
竺可桢日记反映了许多重要的经济事件，最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演变。
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1933年的“废两改元”，取消银两流通，统一改用银元。第二次是1935年的法币改革，终止银本位，以法币代替银元。第三次是1948年的“金圆券”制度。现存的竺可桢日记始于1936年（之前的10年日记毁于战祸），“废两改元”在日记中不存，这里只讨论后两次币制变动。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1935年的法币改革。1935年11月以前，中国采用银本位制，流通银元。1934年，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银价上涨，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银根紧缩，市场凋敝，工商业不振。国民政府决定终止银本位制，使货币与白银脱钩，以避免受国际金融动荡牵连，于11月3日颁布《财政部改革币制令》，确立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同时确定法币的外汇汇率。
1937年2月1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自前年实行新法币后亦以金镑为标准，因金镑与美金亦有相当比例，而美金35元可购一两黄金，故吾国币制实以金为单位也。”“前年实行新法币”指1935年11月开始实施法币制度。“金镑”是英镑，当时官方和民间普遍称英镑为金镑，说明那个年代英镑的地位还很高。当时官方确定的法币兑换英镑汇率为1元法币兑英镑1先令2.5便士，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为1元法币兑30美分。“美金35元可购一两黄金”，指当时美国确定的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1两指1英两，即1盎司。
法币制度并非金本位制，当时英国和美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中国更无条件实行金本位制，实际是汇兑本位制，即以外汇储备作为法币信用基础，国民政府承诺无限制以外汇承兑法币。为保证手中有外汇，国民政府于1935年5月专门派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率团访问美国，与美国财政部商谈用白银购买美元。陈光甫一生颇为传奇。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回国后从事金融行业，后创办私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绩显著，在金融界颇有声望。他与国民政府来往密切，互动频繁。抗战爆发后，他受蒋介石“征召”，与胡适一同赴美，开展对美外交工作。胡适以文化交流为途径，靠撰文和演讲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日；陈光甫从经济金融入手，凭借专业知识和在美国广泛的财经人脉，争取美国财政援助。原计划是向美国政府售卖价值2亿盎司的白银，实际商谈的结果是由美国向中国购买7500万盎司白银，按市场价格交易，当时价格为每盎司白银45美分上下。
关于法币改革，一些研究常将之概括为政府搜刮民间财富，滥发没有价值的纸币，引发通货膨胀。这种分析实属简单“脸谱化”，与历史实际不符。从竺可桢日记看，法币改革后的头两三年内，物价相对平稳，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以1936年和1937年的几则日记为例。
1936年9月18日的日记写道：“中午约陈庆堂赴大膳厅与学生共餐，四菜一汤，四人同桌，每月伙食费七元，尚不算恶。”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为了解学生伙食，特地到学生食堂与学生一道吃饭。“尚不算恶”是评价伙食的标准和质量，即不算差。
1937年4月14日的日记写道：“十二点四十分至宜兴，在东站旁惟珍茶店泡茶一壶，去一角，尚余一角。”当时竺可桢兼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家在南京，经常往返于南京、杭州之间，多数乘火车，有时也乘校长专车驰于两地之间。他观察十分细致，连路边茶店的店名都记在日记中。一角钱一壶茶，今天看来恍若隔世，却十分可信。
1937年6月19日的一段日记颇有意思：“晨六点起。进早餐后七点抵沪。因离杭州开车尚有一小时二十分，遂至四川路恒康试新制衣服，并添置Pon Beech一套，价洋卅二元。八点半车开。头等舱人满，余与一法国家庭同舱。”
恒康是上海一家有名的服装店，专门定制西服，竺可桢当天在那里添置（定制）了一套名为Pon Beech的西服。Pon Beech为何物？遍查不得。整理竺可桢日记的编者大概也未查到，故保留了英文原文，未加中文翻译。借助于人工智能ChatGPT的帮助，才知Pon Beech为Palm Beach的误拼（很有可能竺可桢未拼错，因英文书写潦草，日记整理者认错了），而Palm Beach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一款夏装西服的风格（Palm Beach Suits），其特点是面料轻薄，比较凉爽。价洋卅二元，指价格32元法币。这既反映竺可桢很有生活品位，对美国流行的东西很了解，也证实当时并未出现明显的物价上涨，32元一套西服的价格和银元时代基本相同。日记记载，竺可桢于1937年初在香港出席学术会议期间在当地服装店也定制过西服，价格相仿。
这些史料说明，纸币制度不一定与通货膨胀画等号，币值是否稳定取决于该货币发行的数量。当年国民政府以纸币替代银元，头两年能够保持物价稳定，并非由于其背后有外汇支撑，而是因为发行规模有所控制。然而，纸币就是纸币，本身毫无价值，一旦政府为了某种目的或迫于无奈，加快印钞机的运转速度，货币发行规模过大，物价上涨乃至严重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事实上，法币制度仅仅稳定了两三年，随着货币规模迅速扩大，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在竺可桢1938年后的日记中有大量记载。
1935年的法币改革使物价稳定保持了几年，而1948年推行的金圆券制度从一开始就掀起了物价上涨狂潮，是当局货币政策的一大败笔。
为抑制高涨的物价，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20日发行金圆券，废除旧法币。竺可桢当天日记开头就是：“（今日）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制实行改革，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以三百万元折合金圆一元，限十一月二十日前兑掉。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金圆券发行二十亿为限。”不及两月，虽有政府限价，黑市价格已一路飞扬。
1948年10月19日的日记写道：“因日来暗盘大涨，物价因受限制不能明涨，但瓦砖、水泥均无现货，洋钉限每人买四两，水泥定价每袋四元三角，黑市至十二元。因物价随米价，米价随金价，而黑市金价每两七百元，较规定涨二倍半矣。” 竺可桢虽非经济学家，但洞察米价、金价之间关系，十分精辟。同年11月8日的日记写道：“近日物价狂涨，为向来所未有。昨日米价上海450元一石，今日闻已到700元。”金圆券改革彻底失败，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引咎辞职，前后不足三月。
一般研究将金圆券改革失败原因归结为三条：第一，货币超发，搜刮民间财富；第二，官员腐败，中饱私囊；第三，战场连败，民众失去信心。读竺可桢日记，可多一分认知。除上述原因外，技术官员不专业，也是一重要原因。时任财政部长王云五乃奇人，靠自学英语施教于上海有名的中国公学，其中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名人，就是胡适。多年后商务印书馆仰慕胡适才学，高薪聘其为编译所所长，胡适难从，乃推荐他的老师王云五，王云五就当上了商务印书馆的高管。他到商务印书馆后实行西式科学管理，业绩突出，后进入政界，一直做到财政部长，金圆券改革就由他直接操刀。一个出版公司管得好，未必能管好一国的货币财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治理结构下，用央行缩表的方式控制通货膨胀，完全是异想天开、纸上谈兵。况且，由财政部长制定货币改革方案，本身就是一个笑话。竺可桢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了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全过程，而且记下自己心中的愤懑。作为政府良民，其妻将家中黄金兑换金圆券，结果成一堆废纸。
四、中国半导体早期技术水平的科学评价佐证
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创院副院长，他的日记真实记录了时代的科技进步，为今天的人们了解新中国科技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涉及中国半导体早期技术的发展情况，称得上不可多得的旁证，具有特殊的价值，有助于科学评价中国半导体早期技术的实际水平。
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观点，即中国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起步并不晚，与日本同步甚至早于日本，与世界先进水平也只有几年时间的差距，只是后来因政治运动频繁，差距才被拉大。甚至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一篇长文中写道：所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比日本的早了将近一年，中国的第一只晶体管也比日本早，但以后就不一样了。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比日本还要早吗？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评价，不仅可以真实还原历史，而且对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里以竺可桢日记为重要线索，力求还原中国半导体技术和产业发展的真实历史。
1947年12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发明了晶体管，开创了半导体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半年后这项技术被公开。1952年，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以2.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了晶体管专利。除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外，一家名叫日本东京通信株式会社的企业也购买了这项专利，并于1954年成功研制出晶体管（贝尔实验室只转让生产许可，不传授技术诀窍），1955年开始用自制的晶体管生产出收音机，并很快出口到美国市场。这家企业后来更名为索尼公司，并一度成为世界电子工业的翘楚。
同一时期，中国的科学界和工业界却多年寂静。1957年出版的《英华大辞典》是当年国内词汇量最大的英汉词典，没有收入“transistor”（晶体管）。经考证，晶体管一词第一次出现于国内正式出版物的时间是1956年，出自《电信科学》创刊号（当年下半年创刊）上成众志的一篇文章。成众志，1945年留学美国，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时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据1956年回国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学硕士吴锡九在其自传《回归》中介绍，将“transistor”翻译成晶体管，是他回国后与成众志一道商量后定下的，时间为1956年夏天。中国物理学会在1956年初开过一次以半导体技术为主题的重要会议，当时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科学家都提交了论文，这些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建国初期从国外回国的博士、硕士，如黄昆、王守武、洪朝生、高鼎三、成众志等。黄昆和成众志在会上有专文论述晶体管，但用的分别是“晶体放大器”和“半导体放大器”（晶体管的主要功能是将电子信号放大），间接证实了吴锡九关于晶体管一词首次使用时间的说法。
1956年之前，竺可桢日记没有出现过晶体管一词，类似的表达也没有。1956年10月24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当天参观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的情形：“下午看刘委员长报告二小时。五点半和允敏去苏联展览馆看日本商品展览会，已开幕二周。日本商品颇丰富。” 同年11月16日的日记写道：“晚至文化宫看科普展览会。分总馆、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及新技术四部，有人造卫星模型，日制半导体收音机。八点回。”半导体收音机即晶体管收音机，那个时代半导体收音机是习惯说法。可以判定，这时竺可桢已经知道了晶体管。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日本商品展览会是当时国内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该展览会1956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举办，每天有数万人参观，商品的丰富性和技术的先进性给当时的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展览会上，晶体管收音机是参观者争相购买的商品之一。竺可桢在科普展览会上看到的日制半导体收音机应该和前一个展览会有必然关联。
中国第一只晶体管由吴锡九和其助手共同研制完成，时间是1956年11月，吴锡九时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但是，这个晶体管仅是实验室产品，没有实现商品化生产。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后来总结为，这个晶体管虽有放大效应，但放大倍数和击穿电压较低，工作稳定性也差。1956年，国务院组织了数百名高层次专家，花费近一年时间，编制了有深远影响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电子计算机、无线电、自动化作为“四大紧急措施”被列为规划重点，说明中央高层和科学家们从这一年开始重视半导体技术研究。竺可桢全程参与此项重大规划编制，并担任重要工作，他的日记中也常有晶体管研制情况的内容。
1962年1月11日，竺可桢视察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了解有关科研情况。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下午参观本院半导体研究所，由副所长王守武等人陪同。该所前年刚从应用物理所分出，现有100多人，高级研究人员仅四五人而已（王守武、王觉武、林兰英等）。据云，锗的提炼已无问题，可到七八个9；硅的提炼用物理方法可到八个9，但捷克已能至九个9。”锗和硅都是晶体管所用材料，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用硅代替锗已成趋势，因为硅的材料来源比锗广泛得多，且更加耐高温。提纯是晶体管制造的一项关键技术，硅单晶达到九个9的纯度，即99.9999999%，是高品质晶体管的基本条件。从竺可桢当天的日记可知，当时我国半导体硅提纯技术水平尚不及捷克斯洛伐克。
196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晚阅《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报告》，报告说在水平方面，我国大约是美国四十年代的水平。美国晶体管有1000多种，我国只有8种，电子管美国有3000种，我国只有266种。”相信那份报告当年是保密资料，如果不是竺可桢日记，后人也无从知晓。在实验室研制成功的产品，与实际技术水平并非一回事，距产业化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根据我国半导体产品研制成功比美国晚几年，就认定起步时间只比国际上晚几年，甚至认为与日本同时起步，这种判断并不准确。至于说中国的晶体管早于日本，那是非常不严谨的。
中国半导体技术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有6年的差距。据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首任业务副所长王守武回忆，他于1950年底回国，1954年了解到新一代电子器件——半导体晶体管已在国外广泛应用，并预见到这将引起电子技术的一次新的革命。于是“与同期回国的黄昆、洪朝生等著名专家，在当年召开的物理学年会上，作了这方面的介绍，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据洪朝生的传记介绍，黄昆1951年从英国回国，洪朝生1952年从美国回国，两人对半导体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54年下半年起，他二人与王守武、汤定元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每周讨论一个下午，由黄昆主持，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与王守武回忆文章的时间是吻合的，说明中国的科学家关注晶体管是从1954年开始的，这时距晶体管问世已经过去七年时间了。至于有计划的研究，则是从1956年开始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1956年的工作计划中列入了半导体放大器（即晶体管）的研制，但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是薄弱的，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具体工作建立基础，培养干部。”
中国在这一领域起步晚、发展缓慢，付出的代价极其惨痛。在晶体管问世十几年以后，国际上已普遍用硅晶体管替代锗晶体管，而我国仍处在锗晶体管生产阶段。1972年，国际上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很成熟，我国刚能生产中等规模集成电路，而且由于技术质量问题，导致当时的电子计算机整机调试受到影响。我国早期从事集成电路研制的技术专家朱贻玮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一情况，应该很有说服力。
由于基础薄弱，再加上半导体技术发展速度很快，后面的差距越拉越大。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在1980年代初的一篇访日经济考察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电子工业太落后，我们的半导体技术相当于1956年日本在中国办第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时的水平，相差20年。”
五、中国半导体技术起步落后的真实原因
为什么晶体管出现后，中国的反应如此迟缓，与日本形成巨大反差？是中国的科技人才力量不如日本吗？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第一代从事半导体研究的科学家力量并不弱，许多是从欧美国家学成归来的优秀专家。如黄昆是留英博士，王守武和林兰英是留美博士，洪朝生是美国MIT博士，汤定元是留美硕士。黄昆和林兰英都是世界著名的半导体研究专家，作为名人被收进《不列颠百科全书》即《大英百科全书》。至于高鼎三、成众志、吴锡九更有在美从业的实际经验。高鼎三是留美硕士，在美国有两年从事半导体研究的切身经验，1955年回国。成众志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著名的无线电企业RCA工作，回国前与他人合著《晶体管电子学》，该书是国外早期晶体管技术的经典著作之一。
当年的日本东京通信株式会社，即后来的索尼公司，远没有这般整齐的人才力量，其做法是派技术人员到美国边看边学。日本半导体历史博物馆有一份24位先驱者的名单，他们都是对日本半导体技术和产业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其中包括在日本最早开展晶体管研究的菊池诚、因半导体研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江琦玲于奈、索尼公司创始人井深大。仔细查阅这24人的简历可知，无一人毕业于国外著名大学。
相关文献将当年我国半导体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归为两点：一是美国的技术封锁；二是全面倒向苏联，包括在科学技术上全面向苏联学习，而苏联在半导体科学技术方面并不是很先进。为了了解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专门组团赴苏联访问考察，团长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严济慈。考察团设有半导体组，成员有王守武、洪朝生、成众志、吴锡九等当时国内该领域的主要专家。但在严济慈的《中国科学院赴苏考察团工作报告》中有一个基本结论，即在无线电技术中使用半导体电子器件这个新兴的半导体技术的最重要的部门中，苏联的发展迟了一些。
笔者认为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人为隔绝了欧美国家的学术信息，科技人员看不到相关资料，根本无法及时充分了解国外的科技进展情况。在这方面，竺可桢日记提供了两点重要佐证。
一是竺可桢有长期阅读国外报刊的习惯，民国时期的日记多半直接引用，20世纪50年代日记有关国外的资料信息，则基本引自《参考消息》或苏联出版的英文报刊。二是1954年12月26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段：“今日科学院等单位约请部分科技界和社科界政协委员座谈，苏步青……金岳霖、陈岱孙、罗尔纲……武衡、钱三强等参加。……任叔永谈英美期刊看不到，现在有俄文既不懂，英文又看不到，两边落空。”
任叔永即任鸿隽，叔永是他的字，为竺可桢一生至交。任鸿隽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校长，长期致力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任社长，在中国科学界名望很高，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馆长。作为长期关注世界科学进展、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学界名流，任鸿隽都感叹看不到英文期刊，可见当时来自欧美国家的信息之闭塞。有理由推断，在高鼎三、成众志、吴锡九回国之前，国内对晶体管的了解是很不充分的，仅有的一些认知也来自苏联。即便是高水平的专家，由于回国较早，掌握科技动向不及时，故一开始就落后于日本。1956年吴锡九刚回国，曾应上海市委之邀，专门做晶体管方面的报告，他带回的小巧的五管晶体管收音机，成为新奇之物，在市领导之间争相传看。
1956年初，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紧接着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引入欧美国家图书和期刊资料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些研究把1956年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最好光景之年，颇值得思考和探究。
六、时代启示与结语
如此叙述历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再现历史，而是力图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谈一谈对今天的启示意义。
承认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世界，并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日本，绝不会因此而妄自菲薄、信心受挫。中国的科学家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代能够研制出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半导体先进产品，已经足以让历史铭记。承认差距是为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更是为了启发今天人们认识事物发展之本质，遵循科技和经济发展规律。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一步落后，就可能步步落后，以致落后许多。今天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要在许多领域缩小与世界先进技术的差距，克服一些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还要善于寻找新赛道，勇于在一些引领未来的前沿技术领域提前布局，着力塑造自己的先发优势。
许多重大科技发明是人类相互学习启发的结果，了解世界往往是进步的开始。今日主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切不可忘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关起门来是出不了尖端技术的，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由于信息渠道不畅，对世界了解不够，尤其是对国际上重要科技进展不能及时掌握，以至于晶体管一词晚了多年才在中国出现，相关产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应让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广泛接触国际信息，这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基本前提。接触不到新的信息，就难产生新的思想，创新的火花就无法燃起。当年成众志回国后，一直订有Proc. IRE杂志（《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刊》），该刊1959年第9期有红外技术内容，他送给正在关注红外这一新技术的汤定元。汤定元如获至宝，以极大兴趣从头看到尾，坚定了他从事红外技术研究的技术方向。汤定元看到这份科学期刊的时间比国内其他科学家至少早半年，因为其他人要等到国内翻印本出版后才能看到。一条关键的信息有可能触动产生一项重大科技创新的灵敏神经，这在科技发展史上比比皆是。
竺可桢一生都在了解世界，始终坚持通过广泛阅读中西书刊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总是竭尽所能为所在单位增加图书资料。20世纪60年代，英文书刊得不到重视，加上经费紧张，中国科学院订购西方国家科技期刊遭到大幅压缩，竺可桢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不满，并积极做工作，争取有关部门放宽指标。
1956年，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竺可桢在这一年的5月14日写下《学习外语与爱惜时间》，谈学习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体会，对当时国内学校一边倒组织学生学习俄语而放弃英语学习提出批评，并提出为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要减少科技人员的开会时间，让他们有精力从事科研工作。如今社会上又有英语学习不再重要，甚至主张取消英语科目的观点思潮，本质上还是夜郎自大思想意识作祟，或者根本就不想了解世界。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在于成功研制新技术、新产品，实现从0到1的突破，更在于把新技术用于实际生产，使产品成为商品。真正从0到1的跨越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是实现从研制到产业化生产、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换。我国许多技术研制成功的含义只是通过专家评审，从此就束之高阁，不再向生产转化。我国半导体技术和产业长期落后，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研究开发与实际生产脱节，创新链与产业链不融合。
长期以来，我国半导体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20世纪50—70年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等机构，而国际上则是由企业扮演创新主体。晶体管是美国企业发明的，集成电路也由美国两家企业同时发明（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公司），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也诞生于企业。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编制科技发展长期规划时，曾提出科研机构、大学与企业结合的要求，但未能落实，科技创新活动仍然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大学，企业远不具创新主体地位，而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创新成果产业化上存在天然不足。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仅凭一个科研机构几年后研制或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就认为我国在这项技术上与世界仅相差几年，这显然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容易强化科技研发脱离产业实际的不利倾向。
读竺可桢日记，最为欣赏之处是，他对外部世界始终如一地好奇和认真，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作为科学家，他爱读文史和政经之书，在日记中写下很多心得。他买书广博不拘，只要是好书，财力可及，便收入囊中。1947年他在美国花243美元买下一套新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另用30.9美元购得《韦氏国际大词典》。抗战胜利后，竺可桢虽身为大学校长，月薪按当时官方价能换百余美元，如果按黑市价只换几十美元，但上述购书花费远超一月收入。
身为科学家，竺可桢更懂科学技术的作用，知道关键时候科学可以救命。1948年8月，他的幼女患肺结核，以不菲代价用上了刚在美国问世不久的链霉素，保住了生命。同时期，在同一家医院，一青年因迟用了青霉素，被伤寒夺去了生命。竺可桢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过程，并在日后的日记中专门留意记录各种抗生素。时隔七年后的1955年，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一代才女林徽因在患肺结核数年后去世。无从知道林徽因是否用过链霉素治疗，但可以肯定的是肺结核在那个年代仍是不治之症。
不经意处，竺可桢日记也不自觉地留下了时代痕迹。1970年12月30日，竺可桢记下：“至朝阳门大街光华出版社取所定《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1354页，价6.8元，阅后大失所望。内容极陈旧，世界通行几十年的抗生素，统没有。‘人名字典’中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有无聊文人林语堂。”这部英汉词典在那个年代很有影响，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香港当时为英治，词典列文人林语堂而不列政治人物是正常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下这一段，潜意识里似乎有一丝自我保护的意味。
本文引用格式：
徐康宁：《竺可桢日记的经济科技史料价值与时代意义》，《阅江学刊》，2023年第4期，第16-27页。
徐康宁.竺可桢日记的经济科技史料价值与时代意义[J].阅江学刊.2023(4):16-27.
转自：“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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