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俊慧，经济学博士，现居广州。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茶座》2009年第2期（总第40辑）。
赫氏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在2005年的时候，我承接了一部畅销美国五十年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杰克·赫舒拉发教授所编著的《价格理论及其应用》——的翻译。所谓“好事多磨”，历四年之久，这本书终于在今年3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
一、翻译的特色
最初，当这本书的最新一版（第七版）在美国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赫舒拉发教授那位在中国赫赫有名的学生——张五常教授——就从他那儿获得了在中国出版中文译版的授权。鉴于赫氏年事已高，人们已经预计到，这第七版将是这本从第一版面世之日起就已经登上经济教材顺畅书之列的中级微观教材的最终版。事实上，2005年7月26日，赫氏与世长辞，此书从此成绝响矣！
长期以来，外国引进教材的翻译，通常是用以下的方式进行的：以学界中有关领域的一位或若干位著名学者的名义将翻译的工作承揽下来。但这些学者本身的研究工作往往是异常繁重，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把厚厚的一本教材从头至尾独自翻译完毕。
于是，他们更多是作为一个由多名翻译人员组成的翻译小组的统筹者。这些翻译人员，一些可能是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的老师，另一些则可能是优秀的研究生。他们分工合作，每人负责若干章节的翻译，最后由承揽的那位学者进行统稿，把风格、用语统一起来。
应该说，这样分工合作组织进行的翻译，也出来了不少好书。但由于不同部分由不同人负责，风格难免有异固不待言，从态度的认真到水平的高下往往也不好控制在相近的水平上。能否成功地百鸟归巢，就取决于最后统稿的那位学者能把各部分协调一致到什么程度。
各部分的离异越大，统稿者的困难也就越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分工合作式的翻译虽然看起来节省时间、节省统稿者的工作压力，其实真要出一本好的翻译，统稿者所承受的担子一点也没轻松，甚至可能更重。
而这本《价格理论及其应用》的翻译，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承蒙张五常教授青睐，把翻译的工作交给了我和周燕。我们两人当时都分别只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名气与经验都不如学界中的前辈们。但张教授就是看中了我们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繁重的翻译工作。
最一开始时，我们也考虑过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把这教材分成两半，一人翻一半。可是张教授马上否决了这种安排，认为一定要保证全书的风格、用语、水平的一致性。于是，改成由我从头至尾地翻译第一遍，然后由周燕提出修改意见，再发还给我作第二遍的修正。
当然，在此之后还作了很多细节上的修改，但主要的译文是这样我先翻一次、周燕改一次，我再改一次这样一翻两改而成的。这种操作方式，确保了整部教材的译文，风格前后一致，用语没有分歧，但由综合了两个人的理解，最后的统稿工作反而是不再需要了。
在翻译的过程中，一些术语如何翻译成中文，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本来，微观经济学这个学科引进到我国来，时日已久，不少常用术语已经有习惯的译法。但张五常教授对于其中一些已成习惯的译法很不同意。
而另一方面，由于这是需要有统一标准的教科书，不是更注重个人特色的学术论著，如果翻译的术语过于偏离其他同类教科书采用的习惯，会对使用教材的老师与学生都造成困扰。当学生习惯了此书的术语之后，去看其他教科书，或者参与统一考试时，不习惯、甚至于不认识这些术语的译法，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非我们译者所愿。
为此，对于一些术语的翻译，我和周燕两位译者之间固然进行了密切的商讨，也经常求教于张教授。根据最终确定的译法的处理过程，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是张五常教授主张的译法与习惯译法虽然不同，但习惯译法也不是大错，为照顾使用者的习惯起见，还是采用了习惯的译法。如utility这一个词，国内习惯译为“效用”，张教授认为应该译为“功用”，最终我们还是迁就习惯，译为“效用”。
其二，是习惯译法有多种，其中一种与张五常教授主张的相同，我们自然就采用了与张教授主张一致的习惯译法。如public good一词，国内既有译为“公共产品”的，也有译为“共用品”的，张教授一向强烈主张应该译为“共用品”，认为“公共产品”的翻译完全是错误的。对此，我们都深感同意。因为public good是指可以多人同时使用，不会互相排斥的物品，而不是指让公众使用的物品。如公共电话、公共厕所是公共产品，却显然并不是public good。电视、广播即使是私营而非公有，其提供的服务依然是public good。
其三，是习惯译法与张五常教授的主张完全不同，但习惯译法明显有错的，我们也采用张教授主张的译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inferior good这个术语，几乎所有国内的教材都译为“劣质品”或“低档品”。但正如张教授在《经济解释》卷一《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的那样，inferior good不一定是劣质或低档的，它只是人们在收入较低时较多地使用、收入提高时就减少或甚至不使用的物品，因此张教授主张这个术语应该译成“贫穷物品”。张教授主张的译法与习惯译法相差甚远，但我们认同教授的意见，觉得习惯译法确实是错得厉害，所以还是采用了张教授主张的译法，并以注脚的形式加以解释，让此书的读者也能知道习惯译法是什么，但为什么我们不采用。
另一个也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是price discrimination一词，国内都习惯于译为“价格歧视”。这样的翻译带有不良的感情色彩，因为人们会联想到“种族歧视”上去。事实上，我很怀疑这个词译成这样，就是因为racial discrimination译成了“种族歧视”。本来discrimination的含义只是“差别对待”，并不一定是“歧视”这样的贬义。张教授主张把这术语译成“价格分歧”，我们也就采用了这一译法。我个人则认为，可能“差别定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四，是习惯译法与张五常教授的主张也不同，但我觉得习惯译法也不算错，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采用了张教授的主张。如indifferent curve这个术语，国内习惯译为“无差异曲线”，而张教授主张译为“等优曲线”。国内的译法是直译，我个人觉得也不算错，因为这里的无差异是指效用无差异，并不是指物品组合无差异。但张教授认为效用无差异就是等优，而光是说无差异则指代不清晰，到底无差异的是指效用还是指物品组合呢？在这一点上，周燕也同意张教授的主张，于是我们最终还是采用了“等优曲线”的译法。
其五，一些词语传入国内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很稳定的习惯译法，这时我们也大多听取张五常教授的意见来确定译名。如在一个例子里，提到anchor store，这在外国的大型购物中心里经常有的东西，近年来才在我国出现，有关的译法也很不确定，各有各的选择。经张教授的提议，我们最终把这个词语译为“镇场之店”。后来我看到这类购物中心把这种店译为“主力店”，也许值得作为一个参考。
二、内容的特色
作为一本风行美国多年的畅销教材，此书当然有它独特而长久的魅力。几乎所有赞扬这本教材的人，都会提到一点，那就是它里面有大量的例子。
事实上，当大量的外国教材引进到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市场中来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些“外来的和尚”跟我们以前看惯了的国人编写的教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里面有很多例子或案例。
曾经，我们的教材出版商还嫌这些例子太多，占用了太多的篇幅，出于削减字数、厚度的需要而删去了这些例子。后来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指出这些例子才是外国教材的一大特色，使看似枯燥乏味、远离现实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活泼生动、趣味盎然，也处处映照出真实世界的影子。于是出版商后来又把这些例子整合起来，另外印刷了一本附书。
其实，外国的经济学教材如此重视例子，这种风气最初正是由这本《价格理论及其应用》带动起来的。此书的初版面世之时，就以其丰富的例子惊艳了美国的经济教学界，既是它被热捧成畅销书的原因之一，也带动了以后的经济学教材都积极引入案例教学。
然而，本书作为先行者，在有着众多追随者的今时今日，它的独特魅力还是无法模仿或复制的。经多年的积累，此书有着大量丰富而有趣的例子，而且都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论著。因此，这些例子不仅仅是有趣，更是向刚刚踏进经济学殿堂的学生展示了那些已经位于研究高峰之上的学者们，是怎么从事经济研究的。也就是说，这些例子不仅能够用来协助学生理解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更可以使到学生们从一开始就浸淫在如何实际地应用这些理论进行理论研究的气氛之中。
这样例子，在此书里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我这里就略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便读者朋友们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吧。
例如，此书第一章开门见山就谈到外人对于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的质疑。这质疑的其中一个论点，是认为经济学的推测能力不强。
此书在对此观点作出了有力的批驳之后，马上就安排了全书的第一个例子《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提到了学术界中经济学家与经济学界以外的学者就推测能力进行打赌的一桩趣闻：生态学家兼畅销书作家保罗·奥利克（Paul Ehrlich）与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1980年打赌：五种重要金属（铬、铜、镍、锡和钨）的价格经通胀调整后，在1990年是上升还是下跌。
这个打赌的起因，是奥利克在一本他于1968年撰写的畅销书《人口爆炸》中预言1970年代里人类会因为人口增长快于资源的增长而导致普遍的饥荒。但尽管70年代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那段时间不但没有出现所谓的普遍饥荒，反而经济依然是显著增长。奥利克于是又改口，说多种重要矿产的供应濒临枯竭的时间是1985年。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西蒙的推测却截然相反，于是他向奥利克提出了打赌的挑战。打赌的结果自然是西蒙胜出。事实上，我们作为已经身处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的人，回顾自1990年代以来的近二十年间，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的趋势依然在证实着经济学家而证伪着那位生态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的例子指出：“奥利克分析的错误在于他只盯住需求一方，尤其是只看到世界人口的增长（更多嗷嗷待哺的嘴巴）。而朱利安·西蒙则对经济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考虑到供给一方。人口更多意味着嘴巴更多，但同时也意味着手脚和头脑更多。西蒙还考虑到其它有利的经济趋势，如各国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更高，国际贸易不断增长。”
这件趣闻雄辩地证实了经济学的推断能力，可人们依然表现得更喜欢奥利克那耸人听闻却一再被证明是错误的预言，他写的书仍然本本都是畅销书；相比之下，西蒙所作的经济分析正确可靠，他的书却没有一本畅销。
书里对如此吊诡的现象作出了同样是经济分析式的解释：“一个经济解释是：这两位作家提供的是不同的商品。朱利安·西蒙提供的是正确的经济分析。保罗·奥利克从事的则是另一个行业，差不多等同于恐怖小说作家（如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显然，最终以卖书而论的话，恐怖小说的需求远超可靠的经济分析。”
看完这例子之后，相信读者们都会禁不住折服于其中所蕴含的智慧与乐趣吧。
又如第二章介绍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给原理，介绍的却是人类学中研究婚嫁民俗的例子。在大部分社会里，男女成婚时，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但在有些社会里，情况则反过来，是女方向男方送嫁妆。
为什么在不同社会里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存在呢？这本教材引用了史蒂芬·J·C·高林（Steven J. C. Gaulin）和詹姆斯·S·波斯特（James S. Boster）于1990年在《美国人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Dowry as Female Competition》（新娘的竞争手段——嫁妆），正是使用这最简单的供求理论，却做出了巧妙的分析。
如果是一夫多妻的社会，适婚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少，于是婚嫁民俗会是倾向于丈夫出钱购买妻子，即是聘礼的情况；如果是非一夫多妻的社会（一夫一妻，或甚至反过来是一妻多夫），适婚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多，婚嫁民俗就变成是妻子出钱购买丈夫，即是嫁妆的情况。再加上有否社会等级这样的局限条件，调查不同社会中嫁妆存在的普遍情况来进行实证。
看完这例子之后，相信读者们会惊叹于如此简单、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竟然可以一直运用到非经济学的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开疆辟土的力量，又岂在于其理论的复杂？
这就是赫舒拉发教授通过《价格理论及其应用》这一本教材向我们展示出来的经济学世界的美妙与神奇！
转自：“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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