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四重逻辑
摘 要
理解宏观经济形势，可沿着目标逻辑、现实逻辑、民生逻辑、风险逻辑四条主线展开。从目标逻辑来看，2035年我国人均GDP应达到2万美元，而这要求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4.73%以上；从现实逻辑来看，我国“十四五”和“十五五”年均潜在产出增速分别为5.42%和4.92%，当前存在明显的产出缺口；从民生逻辑来看，就业、通货膨胀、房地产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从风险逻辑来看，必须要防范金融风险和效率风险。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统筹好当前与长远、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与稳定、发展与安全。
关键词
目标逻辑;现实逻辑;民生逻辑;风险逻辑;
作者简介
原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风险与机遇并存，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交织。202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性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基本符合国内外预期。然而，经济发展中的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依然很多，经济恢复持续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宏观经济的现状和走势，就必须要厘清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逻辑主线，全面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求和现实条件，从而为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经济是在国家目标规划的引导下，立足于经济发展现实条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防范重大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将从目标逻辑、现实逻辑、民生逻辑、风险逻辑四条主线来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
目标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均提出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锚定这一目标部署任务安排，是我国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
（一）2035 年远景目标分析
关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究竟要达到多少，才算是中等发达国家这一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测算。从实际情况来看，2022年全球人均GDP为1.27万美元，其中，美国作为头号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7.64万美元；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人均GDP分别达到4.84万美元、4.59万美元和4.10万美元；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国家人均GDP分别达到3.38万美元和3.23万美元。从联合国对发达国家的认定来看，目前37个发达国家大部分都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亚洲只有4个，南美洲和非洲没有国家入围，这些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为4.94万美元，其中人均GDP最高的为卢森堡，达到12.64万美元，最低为波兰，达到1.83万美元。从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划分来看，2022年7月更新的标准将人均GNP达到1.32万美元作为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按此标准，世界上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共有69个高收入国家和22个高收入地区。
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人口规模巨大，且人民币购买力平价高于实际汇率等，可以认为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就算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是一个社会福利持续改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会获得更多满足感和幸福感。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衡量，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就已经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福利。其次，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意味着经济总量能够达到28万亿美元左右，而这已经足以支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2022年美国的 GDP总量为25.46万亿美元，如果按照年均2.11%的增速计算，在不考虑价格因素的情况下，美国2035年经济总量将达到33.35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最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高于实际汇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按照当期汇率计算是美国的16.62%，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8.11%。因此，从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意味着获得了3.38 万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而这基本上处于当前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
（二）实现远景目标的增速预期
在人口规模和人民币汇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为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目标，从“十四五”开始到2035年的15年期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证在4.73%的水平，但考虑到后期基数增大、经济结构调整如服务业比重上升等因素，“十四五”期间的年均增速应当高于 5%水平。然而，相比于“十四五”初期，我国人口规模和人民币汇率均发生变化，从而会对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造成一定影响。从人口规模来看，我国从2022年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 年的1.07，一孩生育率从0.7降低到0.5。人口规模下降和结构变化将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会因为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弱甚至消失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抑制消费规模扩大和制约消费升级，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会因为人口基数降低带来人均GDP增长。
从汇率来看，人均GDP目标采用美元计价，汇率变化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汇率变化的影响既可以是“锦上添花”，也可能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很强，经济基本面很好，那么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从而带来人均GDP目标的更好实现；但如果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经济形势不好，必然会导致人民币贬值，从而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十四五”是我国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世界银行将人均GNI大于13205美元的国家列为高收入国家，我国作为经济大国，GDP与GNP规模相近，因此可以用人均GDP来代替人均 GNI。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20美元，尚未达到13205美元，预计2023年将超过这一标准，经过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巩固之后，才能说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从后发追赶向超越领先的转变，往往是发展历程中最为艰难的爬坡阶段，一旦成功跨越将面临新的广阔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很大程度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须承担的“阵痛”，必须要通过转型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3年GDP增速目标确定为增长5%左右，这一目标被很多人认为是比较保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为5.24%，世界银行在2023年6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中国2023 年经济增速预期至5.6%。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性增长中，必须要维持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
现实逻辑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必须要统筹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中国经济现实逻辑的认识，必须要从“质”和“量”两个角度，考察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等关键指标，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条件。
(一)量的合理增长
从潜在产出增速来看，我国经济应当能够保持较高增速。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报告(2020)》总报告组（2020）测算，“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期间, 我国年均潜在产出增速分别为5.42%和 4.92%（见表1）。然而，从实际增速来看，2022年我国经济增速仅为 3%。很明显，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存在明显的产出缺口。产出缺口说明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而原因往往是出在需求层面。事实上，受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新冠疫情影响，2022年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消费拉动率下降3.9个百分点，投资拉动率下降0.16个百分点，净出口拉动率下降1.33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大幅下滑、民间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萎缩、世界经济不景气是造成“三驾马车”放缓的根本原因。
首先，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需求大幅下滑。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值比上年萎缩1000亿元，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1.8%，比2019年的63.5%下降20个百分点以上，反转了2015年以来我国第三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状况，仅仅拉动GDP增长1.25个百分点，远低于过去20年来每年拉动约4个百分点的正常状态。2023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出现恢复性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达到8.2%，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还需进一步观察。
其次，民间投资持续萎缩。“十三五”期间的五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基本都在5%以上，只有2020年因疫情跌落到2.7%，五年平均值为5.4%；到“十四五”时期以后，2021年和2022年的增速都只有 4.9%，已经连续2年低于5%。造成投资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民间投资的萎缩，2022年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到0.9%，民间投资的下滑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动力，也不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外需减少。近年来，全球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性当中，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很多西方国家处于高通胀、高利率并存的环境下，居民消费意愿下降，企业再投资放缓，从而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不利影响。2022年，我国出口增长7%，比2021年下降22.6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比2021年下降了2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率也从1.84 下降到0.51。2023年上半年，外需收缩的压力继续加大，出口仅增长3.7%，进口下降0.1%。如果按照以美元计价的海关数据来看，2023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下降3.2%，进口下降6.7%。
（二）质的有效提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2010年以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2000-2010年平均增速为2.3%，而2011-2019年平均增速为-0.7%。造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主要包括要素市场化改革效果有待进一步体现、外部形势恶化导致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难度加大、高素质劳动力失业加重造成人才资源配置效率损失、总需求不足对经济效率提升造成抑制等。
我国经济发展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也为经济发展转型提供了巨大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尽管201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67%，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0.3%、德国的43.4%、法国的44.4%、英国的51.3%、日本的61.5%、韩国的65.7%。如果到2035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达到美国的60%左右，也就相当于目前韩国的水平，那么年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就会超过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如果每年经济增长为5%左右，那么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度就会超过60%。由此可见，即使我国依靠要素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愈加有限，但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足以支撑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增长。
三
民生逻辑
民生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很多民生问题也会变得更加突出，必须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指标。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对老百姓生计影响最为直接的主要是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讲，还要加上房地产问题，因为房地产往往是影响家庭资产负债的关键变量。
（一）就业
就业是劳动者的根本需求，也是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形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会带来社会稳定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我国失业率总体上维持在较低水平，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基本在5%-6%之间波动，2022年较2021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属于周期性增长的范围。然而，问题主要出在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上，从2021年1月的12.7%，上升到2022年1月的 15.3%和2023年1月的17.3%，2023年6月更是上升到21.3%。三年来青年失业情况不断加重，年度均值从2018年的10.8%，上升到2022年的17.6%，显示出问题的顽固性、严重性。
青年失业加剧的重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困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受新冠疫情和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近年来很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甚至不得不申请破产，还有一部分企业虽然没有破产，但经营十分困难，不得不减少雇员以减轻企业负担。对这些企业来讲，在无法解雇老员工或者解雇老员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减少新的人员聘用，从而造成青年失业的加剧。青年长期失业会带来严重的民生问题：一方面，会造成青年心理压力过大，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如抑郁、焦虑等，也造成所在家庭的严重困扰，影响人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另一方面，降低了青年的社会参与度，不利于青年结婚生育，造成生育率的降低，而生育率一旦降低，将很难再恢复到之前水平。
（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货币现象，不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或减少，但却能够通过结构效应影响生产和消费活动。一般来讲，适度、温和的通货膨胀有利于提振企业信心，扩大生产行为，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的收入；然而，恶性的通货膨胀会造成财富的缩水和人民生活支出的增加，影响汇率稳定和金融秩序，造成全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混乱。因此，世界各国在宏观调控时，往往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核心指标。2022年以来，受到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的影响，很多国家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甚至一度达到了两位数。2022年全球CPI平均增长8.73%，其中，美国CPI平均增长8%，欧元区平均增长8.38%。为控制通货膨胀，美国、欧元区国家采取了连续加息的紧缩货币政策，在政策作用下CPI同比增速出现明显回落，2023年6 月份回落到3%和5.5%。
相比于美国、欧元区国家，我国并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但却面临着通货紧缩风险。2022年我国CPI 平均增长2%，PPI平均增长4.1%。进入 2023年以后，CPI和PPI增速均出现明显下滑，1-6 月份CPI平均同比增速为0.68%，PPI平均同比增速为-3.05%。造成我国CPI和PPI 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的原因，既包括国外因素，也包括国内因素。从国际因素来看，2022年下半年以来，原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带动全球主要国家PPI均出现下降。2023年上半年，美国中间需求 PPI环比累计下降2.9个百分点、欧盟PPI环比下降超过9.5个百分点。从国内因素来看，虽然202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性增长，但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且市场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导致国内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会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抑制社会投资，增加金融风险。为避免出现通货紧缩，应当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三）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市场是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变量。一方面，房地产价格涨跌直接影响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消费活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能否平稳发展直接影响房地产企业的生存和盈利，从而影响到房屋交付、使用等。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着较大压力，无论是房地产价格，还是销量都出现了一定幅度下滑。从交易价格来看，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房地产价格保持增长态势，但2022年以后，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均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在一些前期价格增长比较快的城市和区域下滑幅度尤为明显。从投资增速来看，2019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出现较大幅度下滑，201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增速为9.9%，而2022年变为-10%，2023年1-6月份为-7.9%。
房地产市场通过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影响宏观经济。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有房家庭消费的促进和抑制上。房地产既具备消费属性，也具备投资属性，房地产增值已经成为很多家庭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房地产价格的平稳上涨，能够提高有房家庭的财富规模和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汽车、家电、家具和建筑建材等消费，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相反，房地产价格下降，将会降低有房家庭的财富规模和收入水平，抑制消费和投资，如果价格过快下降，还会带来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造成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财富和收入在有房家庭和无房家庭之间、不同代际之间的分配。目前，我国中产阶级家庭资产主要配置在房地产，房地产的稳步升值有利于提升中产阶级的资产规模，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也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阶层的固化和代际不公平。尤其是对于青年人来讲，如果房价过高，会影响长远职业规划，造成行为“短期化”和“躺平”；也会影响结婚生育，对人口规模和结构造成长期影响。
四
风险逻辑
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深刻调整期，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首要任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金融风险
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处于风险易发高发期，必须高度警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宏观经济政策所必须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首先，要防范外部输入风险。自2022年3月份开始，美国、欧洲国家进行了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而这也使得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全球金融系统变得更加危险。金融系统脆弱性源于多个方面，如资产负债表不均衡、流动性风险的积累、过度杠杆和信用风险传导等。当前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密切联系的整体，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行为相互影响，风险也会相互传递。一旦美国、欧洲国家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必然会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冲击。
其次，要防范地方债风险。近年来，我国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地方事业单位下调工资、缓发工资，或者暂缓发放绩效工资的情况已是屡见不鲜。2023年5月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375579亿元，相比于2019年12月增长了76.27%，相比于2017年12月增长了 128.03%；而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为203703亿元，相比于2019年仅增长7%，相比于2017年12月仅增长了18.04%。从规模上看，我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但从地方实际来看，由于受房地产市场下行和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地方政府想依靠自身资源和优质资产化解债务，在短期之内难以实现。为防范地方债风险，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债务成本，缓解地方政府利息压力，并保障充足的流动性，防范债务兑付风险。
最后，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的风险既体现在房地产企业倒闭对金融系统造成冲击，也体现在购房群体因无法偿还购房贷款，而导致的断供、弃房等问题。从房地产企业来看，由于销售不景气，资金难以回笼，债务压力大，导致房地产企业频频“暴雷”。根据中国恒大公告，截至2023年6月末，恒大地产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累计约人民币2875亿元，恒大地产逾期商票累计约人民币2447亿元。房地产企业的“暴雷”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造成大量楼盘都处于停工状态，出现大量的烂尾楼。从购房群体来看，近年来“断供房”问题越来越严峻，截止到2023年6月已经超过200万套。造成房贷断供风险的原因，除了经济下行导致部分居民收入降低以外，还因为知名房企“暴雷”导致期房“烂尾”无法按时交房，业主不得已选择“强制停贷”。
（二）效率风险
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本质上是一种资源再配置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效率，尽量避免因为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导致经济活动效率的降低。
首先，要防范消费效率下滑风险。扩大消费需求对于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恢复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扩大消费过程中要避免因为对消费者选择权的限制和对消费行为的约束造成消费效率的降低。为了更好地提高消费效率，应当更加注重稳步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优化消费环境和消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其次，要防范投资效率下滑风险。加大投资是我国调控经济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有利于完善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技术更新和改造。相比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我国投资效率相对较高，也就是说，投资对于拉动GDP增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投资效率出现下降趋势，为此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防范投资效率下滑的风险。
最后，要防范产业升级停滞风险。要素扩张型经济增长终究不可持续，还是需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内涵式增长，而这个过程必须要依靠产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要保护好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以支持和鼓励产业转型升级为根本着力点，避免造成保护了落后产能和落后企业的“逆向激励”结果。
五
政策建议
目标逻辑、现实逻辑、民生逻辑和风险逻辑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统筹当前与长远，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改革与稳定，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统筹当前与长远
2035年远景目标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的总体方向，也是我们必将实现的重大使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围绕中央的全局性部署，结合各发展阶段的实际制定工作重点。未来5到1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既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更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集约式增长。正如上文所述，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处于较低水平，而这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如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提高到美国60%的水平，就能够形成巨大的发展动力，就必定能够保障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
（二）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根本要求。其中，扩大内需更多是服务于量的合理增长，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服务于质的有效提升。当前经济正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宏观政策的重心可以放在扩大内需上，目标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而一旦经济回归潜在产出水平，宏观政策的重心就要转换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或者讲，扩大内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三）统筹改革与稳定
以体制创新消除制度性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化改革，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这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须要将稳定作为基本前提，尤其是要避免对就业、物价、房地产等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领域造成大的冲击。要在保障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现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行为规范，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从而实现以改革促发展。
（四）统筹发展与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互动。在货币政策实施中，要强调精准性和稳健性，既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为实体经济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也要注意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尤其是国外输入性金融风险、地方债风险和房地产风险等。在财政政策实施中，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促进消费升级，同时促进创新发展，实现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来源期刊：《价格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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