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行纪”的概念，韩国、日本和部分中国学者喜欢用“燕行录”表示，但无论是从文体渊源、概念中立还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共名”来看，仍然以“行纪”之称较为恰当。可从文献、长时段和比较眼光三方面讨论东亚行纪的研究方法。所谓文献方法，不只是稀见文献的挖掘、不同传写本的校订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解题序录，而是强调从文献异同中发现其背后的思想动因，以及赝作形成的文化心理。长时段是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史学概念，尤其适用于心态史的研究。行纪资料本身是一系列连续性的文献，但如果想较为准确地发现一个缓慢的、层积的历史结构的“断裂点”，就必须使用长时段的方法。这一概念虽然源自过去，但其研究指归却是朝向未来的。比较是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方法，将比较的视野从小到大列举，则有一书的比较、同一系列中不同书的比较和不同系列书的比较。相对于胡适当年所说的“三术”，今日人文学研究的“新三术”就是历史的眼光、比较的研究和多元的观念。
作 者 | 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3年第4期，第17-25页
原 题 | 文献· 长时段· 比较眼光———东亚行纪研究方法刍议
副标题中的“行纪”，韩国、日本和部分中国学者喜欢用“燕行录”来命名，大约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后来参加韩国郑光教授主持的“朝鲜时期燕行使与通信使韩中日三国国际工作坊”，关于“名称”的问题，我认为无论是采用“朝天录”（如中国台湾珪庭出版社1978年曾以《朝天录》为名出版）还是“燕行录”都不恰当，比较合适的名称是“行纪”，包括去往中国及周边国家、地区的使臣记录，也可以总称为“东亚行纪”。那次工作坊的论文集后来由郑光、藤本幸夫、金文京三位教授共编，题名《燕行使与通信使》，韩国博文社以韩文、日文和中文三种文字在2014年出版。目前中国学者还有用“华行录”“使华录”或“使行录”等名称的，不过，我觉得无论从文体渊源、概念中立还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共名”来看，仍然以“行纪”之称较为恰当。
“东亚行纪”作为东亚汉籍的一部分，其研究也是随着东亚汉籍研究整体的进步而进步的。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来看，历史上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地的汉籍属于域外汉籍。我曾经把域外汉籍研究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蕴含“新问题”的域外汉籍和提炼“新方法”的域外汉籍，目前的总体状况在一二之间，少数论著在二三之间。当然，所谓三阶段只是就总体趋势而言，三者并非取代关系，而是有所交叉。所以，今天要讨论东亚行纪的研究方法，似乎是以 “新方法”为中心，但实际上，也不能脱离“新材料”和“新问题”。本文主旨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表示：文献、长时段、比较眼光。
一、文献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经过韩国、日本和中国学者的先后投入，有关行纪文献的收集、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虽然还有进一步拾遗补阙的余地，但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文献规模。无论是朝鲜半岛与中国之间的“朝天”“燕行”记录，还是越南与中国之间的“北使”文献；无论是中国和琉球之间的出使记录，还是朝鲜时代与江户日本之间的“通信使”文献，都得到了大量刊布。除了影印者外，还有一些是经过现代标点的整理本，尽管其水准良莠不齐，但总是提供了一份可资学术界参考的资料，并且为后出转精的进一步加工提供了基础。较为优秀的整理本，如夫马进教授译注的《乾净笔谈》上、下册，属于朝鲜洪大容与中国潘庭筠等人的唱和笔谈。陈在教、金文京教授等译注的《萍遇录》，属于朝鲜第十一次通信使南玉、成大中等人与日本释大典之间的唱和笔谈。至于较为大型的文献整理，则有韩国宝库社出版的《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翻译丛书》，目前已出版43册55种。中国方面如凤凰出版社出版了《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共100多万字，接着还将出版《高丽朝鲜时代中国行纪资料汇编》，收录相关文献近百种约500万字，都是经过校点的现代整理本，可以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也奠定了此下行纪文献的整理基础。
值得重视的是，学术界在文献收集的基础上，对行纪文献的时代、作者、真伪、存佚等考辨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高丽、朝鲜时代为例，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以中国学者左江教授和漆永祥教授的相关研究为嚆矢，已经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有规模的、精密的考证。这项工作以漆永祥教授近年出版的《燕行录千种解题》为标志，将相关问题的考辨提升并扩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广度，堪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系统性工作。我们期待后续有学者能够对越南的“北使”文献或朝鲜时代的“通信使”文献做出类似的研究。迄今为止，前者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以及陈益源教授、刘玉珺教授的若干成果，辨析精密，只是尚未形成规模。后者有日本学者高桥昌彦《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录稿》较为完备，尤其是收录在2010年松原孝俊编《全球化时代的朝鲜通信使研究》一书中的文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站上曾有《朝鲜通信使关系资料目录》，后来因故停止。但这方面工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簿记的水平，亟需在对其内容作深入研讨后的考辨之著出现。此外，工具书性质的专著也已问世，比如韩国申翼澈教授等人编纂的《18世纪燕行录记事集成（书籍书画篇）》，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我今天想强调的文献工作，还不只是稀见文献的挖掘、不同传写本的校订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解题序录。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在批判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家的史学著作时说：“它们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并且引用勒华拉杜里的评价，称历史学家已经“沦落为井下的矿工，其职责是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在中国的文史研究领域，类似的状况也同样存在。针对这一症结，我认为即便是从事文献研究，也贵在能够从文献异同中发现其背后的思想动因，而不仅仅停留在文献比对上的衍脱讹倒。
试举例如下：朝鲜肃宗三十七年（日本正德元年，1711）通信使正副使赵泰亿、任守干与日本新井白石之间的笔谈，有两种重要的文献传世：一是新井白石辑《坐间笔语》（一作《朝鲜使燕乐笔语》），一是任守干整理的《江关笔谈》。《坐间笔语》的中心内容是音乐，日方向朝方展示了现存的隋唐燕乐和高丽部乐，这些在中国和朝鲜已经失传，以此显示自身文化传统之长远和保存之完美。其中记录朝鲜人对日本京都皆称以“皇京”之名，就显然出于日方自大心理而妄改。这只是部分日本人对京都的自称，按照朝鲜人的习惯，仅以“皇京”称明朝国都，以“燕京”称清朝国都，而以“倭京”称日本京都。这种称呼上的变更，看起来是文献问题，其实质则显示了两国之间的“文战”痕迹。
《江关笔谈》的文献问题更复杂，此书有任守干《东槎日记》附录本（署正使赵泰亿名），也有日本平安书肆群玉堂天明己酉（1789）刊本，相较于前者晚了78年。后者虽然也同样署了赵泰亿的名字，但内容上的变化极大，集中在对朝鲜的贬低和对自我的抬举。这显然是日本方面出于“文化自大”的心理而实施的政治修辞术。而这种从朝鲜本到和刻本的变化，绝非文献在跨国传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差异，其背后是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性的本国文化叙事在起作用。
再比如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多有诗歌酬唱，但其中的记录并不完全可信。比如《善邻风雅后编》就记载了朝鲜通信使制述官朴敬行致日方翠岩芝林和尚的信，其中说：“得见大阪人士刊出仆辈唱和之卷，则仆诗太半是日本人赝作。其唱和之人，亦是当日座中所未见之人，事极怪讶！”并将赝作八篇一一罗列。这种说法也在现存文献中得到印证，如同年稍早在大坂刊行的《和韩唱和录》中，我们就发现了朴敬行列出的那些赝作。如果继续挖掘，就能够发现这些赝作形成背后的文化心理。
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加辨析，读者不察，就会受其蒙骗。以此为基础写出的研究论文，就如同建在沙滩上的高楼，也必然会倒塌。这算得上是学术研究的某种常识。十多年前，法国史学家曾提出“新博学”的概念，但其中也含蕴了“实证主义倒退”的风险。所以，“材料生成的问题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它不止涉及对可疑材料的谴责，或将其置于次要层面，还应该了解赝品或伪造对伪造者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显示，材料不是只能说明它自身，需要研究者的进一步考辨，“对最‘原始’文本的追求不再那么重要：应该把同一文献的不同呈现形式、每个时代在复制该文献时各个版本所具有的意涵放在同等重要的层次上”。所以，在行纪研究中，文献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相信假以时日，这一类考辨工作会以更加全面均衡的样貌呈现出来。
二、长时段
在前面提及的《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我曾提倡运用“长时段”的方法研究纪行文献，现在，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并且愿意再次强调。汉文化圈内的“纪行类”文献，就其渊源而言，出自中国周朝的行人之书，从文献性质来说，属于外交文献。朝鲜时代较早汇编此类文献的书有《同文汇考》《同文考略》等，日本明治以下汇编此类文献的有《通航一览》《古事类苑·外交部》等，也都归在外交文献。现代韩国学者编纂的《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合目录》，这类书也同样归在“史部”。因此，对于这一类文献的研究，也就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
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可以理解为拥有从历史出发去观察事物的能力的人，但“从历史出发”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常常变成从一时的历史观念出发。百年前中国现代学术起步之初的时代，主流历史观念就是德国的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兰克史学”，其史学品格主要是考证。这一典范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误解，他甚至“被当作是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路线的思想始祖”，对中国现代留德、留美、留日的学人造成深刻影响。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其基础是“语文学”，也就是时人心目中的考据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表达是“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不难看出语文学的重要地位。今天欧美的历史学早已不是百年前的状况，但中国的人文学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或者说又回复到百年前，把文献考据当作学术研究的最高殿堂，并美其名曰“历史”的研究。考据以外的研究，又往往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某一部或某几部书上，采取的是“短时段”充其量是“中时段”的研究策略。从史学立场来讨论，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新文化史”也有一定的关联。最近三十余年间，在欧美史学界最为风光的要数“新文化史”研究，学者们纷纷抛弃年鉴派史学宏大叙事的方式，认为历史的本质不在“树干”，甚至不在“枝条”，而在“树叶”，其弊端有二：一是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二是由史料不足带来的过度诠释。而“碎片化”的研究必然是“短时段”的。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反对从事个案研究，完全不是这样。我主张的个案研究，是在对整体有所把握之后的局部考察，是处于与其他个案相互关联之中的、具有特定因果关系的研究。要是借用一句孟子的话，那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孟子·告子上》）。还有一点也需要澄清，就是“短时段”与“长时段”是一种辩证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长时段”是由“短时段”累计堆积而成，是由无数个别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无数不同方向力量的长期彼此作用，最后导致的结果。甚至在某种结果出现的时刻，本身就属于某个特定的“短时段”。所以，排除了各种事件、无视“短时段”的累积，不是我们需要的“长时段”。
“长时段”一词，明眼人知道它是来自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概念，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时段”和“短时段”。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急匆匆的、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这里的“传统”一词，完全不同于汉语语境中带有的权威、合理的意味，而是一个贬义词。因此，布罗代尔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长时段”。所谓“长时段”，大致是从一个世纪到几个世纪，其最大的长处在于，可能较准确地发现一个缓慢的、层积的历史结构的“断裂点”，“是相互矛盾的压力所造成的它们或快或慢的损坏”。
在朝鲜时代的行纪研究中，有些不失为优秀的论著将目光凝聚在十七世纪中叶，准确地说，是代表明清鼎革的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前后的一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明清易代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更迭，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的更迭。所以，不仅在政治上有许多变化，而且在风俗上（比如服装、薙发、婚葬等）也与明朝有显著区别。对于朝鲜半岛的君臣上下而言，明朝对于他们有“再造之恩”，在其心目中，也一直视明朝为“天朝”，因而那时的行纪一般都冠以“朝天录”“朝天日记”等名，彼时自称的“小中华”，是相对于“大中华”而言的。其心理状态如果不说是崇拜，至少也应该说是谦逊的。但在明清鼎革之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朝天”改称为“燕行”，代表了他们对清朝的鄙视，认为这个政权属“夷”因而也不配“天朝”之称。其次是心理状态的变化，此时的“小中华”面对的是“腥膻毡裘”的“胡夷”，“华夷”的身份至此发生了转变，朝鲜人进入中国，犹如从文明之地进入蛮夷之邦，总是自觉地带着一种“天然”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拥有“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身份的人。也许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就得出了“明朝后无中国”（或曰“17世纪以后无中国”）的结论，把以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的崩坏追溯到四百年前。这个结论可以得到部分文献的支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用“短时段”或“中时段”的方法去考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然而，“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在布罗代尔的忠告面前，我们实在应该对依据个别人物、事件或某个阶段的现象而导致的结论保持必要的警惕。
上述问题其实涉及了“心态史”的研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采用“长时段”研究，但有些问题的考察却必须采用“长时段”。弗朗索瓦·多斯曾列举如下判断：“马克思指出，心态演变的频率一般慢于社会演变。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其比喻为‘长时段的桎梏’。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则称之为‘抵抗力’。”如果用“短时段”的方式处理，就很难发现其变化发生的真正的“断裂点”。所以，奥芬斯塔特也说：“‘心态’研究几乎天然具有长时段特征。”而一旦采用“长时段”，我们就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曾经尝试采用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300年的历史眼光，分别考察了中朝笔谈文献的“衣冠服饰”“华夷变态”和“中州人物”三类不同现象，每一类现象都如同一幅历史图景的长卷，透过三幅长卷的叠加，竟然发现了其变化的共同节点：先是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使臣的“文化自傲”，其所谓的“小中华”是相对于“胡虏”“戎狄”而言，故称清国皇帝为“胡皇”。继而在18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尤其在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认为清朝继承了中华文化正统，朝鲜应该“北学于中国”，对于朝鲜国内如井底之蛙的鼠目寸光之辈予以猛烈抨击：“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强调对清朝文化作全面拥抱。而“趋势变动”的“断裂点”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彻底崩坏。这一方面是晚清政府黑暗腐败，却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天朝”梦中发酵膨胀，另一方面又有外国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前驱摧毁了中国经济、文化的优势。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东亚的先进国，并且以“东洋之英国自负，蔑视支那、朝鲜”。由于国势之积贫积弱，汉文化不仅不为周边国家人所重，即便在中国国内，也被种种的“革命”运动摧毁根除，以至于后来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以救中国的主张。
“长时段”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朝鲜通信使的日本行纪研究。从朝鲜宣祖四十年（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文化八年，1811）的两百多年间，朝鲜向日本派出了十二次通信使。在早期的日本行纪中，朝鲜使臣对于日本文化要么不着一字，要么冷嘲热讽。而日本方面对于朝鲜的诗文书画，则以一种仰慕的态度追捧之。这一基本状况，到英祖四十年（明和元年，1764）第十一次朝鲜通信使之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趋势变动”。这就是，朝鲜使臣对日本文化（诗文、书画、篆刻）的大规模好评，而日本方面对朝鲜使臣的文学则出之以一种分庭抗礼甚至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止于此，朝鲜使臣还将此观感带回朝鲜，并且认识到日本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就是因为积极地、大量地、迅速地从中国江南输入最新的著作，也就是清人的著作，由此而使他们反省自身，进而改变了对清朝的态度。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思想和立场的变化，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谓“一波才动万波随”（借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句）。而要能够获得这样的观察，同样离不开“长时段”的方法。
2014年，乔·古尔迪和戴维·阿米蒂奇合著的《历史学宣言》公开发布，这部充满激情和挑战的著作（某些地方模仿了《共产党宣言》的笔法）立刻引起欧美史学界的轰动。其核心观念就是呼唤“长时段”史学的回归。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间，短期主义成了学术追求的时尚”，所以本书的开篇即云：“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而在全书之末，作者呼吁道：“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虽然作为一种历史技艺的概念，“长时段”在60年前由布罗代尔提出，但回归后的“长时段”是一种“新的长时段”，“在概念上可能源自过去，但其指归却是朝向未来的”。这样的史学立场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尤其是在行纪的研究中。
三、比较眼光
比较是研究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好方法，将比较的视野从小到大列举起来，可以从一书之间的比较扩展到不同系列文献的比较。
首先是一书之间的比较。以朝鲜时代中国行纪为例，金景善《燕辕直指序》指出：“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闳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除了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以外，其它两种的版本都非常复杂。洪大容《湛轩燕记》有《乾净笔谈》《湛轩说丛》《燕行杂记》《燕汇》《湛轩录》《湛轩书》等不同传写本和刊本，还有用谚文撰写的《乙丙燕行录》。朴趾源《热河日记》的传本系统更丰富，有学者概括为稿本系统、日记系统、外集系统和别集系统。但目前的比较仅限于文献学意义上的校其异同，由文字差异扩展到历史、社会、思想、文体以及传播、阅读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重视各种传本的不同呈现形式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意涵的研究，还尚为少见。
即便不涉及不同的传写本，同样的版本中也含有可供比较的内容，其复杂性有时也不亚于前者。比如李田秀《农隐遗稿》中收入了其《入沈记》，这是将他自己的《西游记》草稿与其仲兄李晚秀的《万泉录》草稿合而为一之著。乾隆四十八年（正祖七年，1783），他们在沈阳与士人张裕昆笔谈，有三段涉及时事的内容，李田秀是用正常方式记录，而李晚秀则是用谜语或隐语的方式记录。在《入沈记》中同时将两种稿子的文字录出，并做了这样的提示：“《万泉录》草本，凡系秘讳之事皆作谜语，故今悉改录，而附书原段以资览者之一，系后仿此。”因为有正常文字在案，我们能够明白其意，对于用隐语记录的对话，有的也能推测其理路，比如以“黄黑”代指满汉，以“银子”代指蒙古，用“蔘”（人参）“桂”（肉桂）代指吴三桂。但有的则无法理解，比如以下这段：“书问曰：‘根晨不立，豆晓何也？’书答曰：‘黄箧弆字，元棠知之，龙强俱类。’”即便根据正常记录的文字，我们能够了解所谈内容，是有关丁丑年（崇祯十一年，仁祖十五年，1637）朝鲜与清人和谈之事，但这样的谜语如何对应谜底，至少对于我来说，也仍然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之谜。这里也提出来向博学者请教。
其次是同一系列中的不同书之间的比较。举朝鲜时代的中国行纪为例，以书而言，有时代之别、作者之别；以作者而言，有身份之别、地位之别、立场之别。所以，即使观察的是同一个对象，往往导致着眼点不同、观感不同、评价不同。比如说，明清鼎革之后，朝鲜使臣最关心中国人是否还存有故国之思，若如其所预期，则往往大为感动。比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闵镇远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在蓟州有一老人来访，自称姓朱，闵问“或是皇明后裔否”，朱答云“神宗亲皇子四王毅然之第四子思诚即吾祖也，吾父名伦也”，现改名易姓为“丁含章”隐匿于此，曰：“见老爷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闵镇远深受震撼，赠之以诗云：“倾盖泽如旧，含愤却不言。百感徒填臆，临分拭泪痕。”以闵氏感动之强烈，回国后必定大肆宣传。故同年十一月，金昌业以军官弟子员身份随使团入中国，到蓟州时特别要求寻访数月前闵氏曾遇到过的“皇明后裔”丁含章，央求翻译张远翼“往见其人，从容盘问”，张氏却认定“此必奸细之徒图骗赂遗，假冒其名”，婉拒其请。于是金昌业自行前往暗访丁含章，最终得知其祖先实为当地“大富家”，这才恍然大悟，所谓“变姓名隐居之说，已归虚套矣”。金昌业为白衣文士，不负有任何政治使命，对他而言，了解事实真相最重要。所以，在他的记录中，就多有“更正”之辞。我们将前后同一系列的文献加以比较，就能够避免被某些“失实”的记录欺瞒的后果。这些不同的记录，往往出自不同的“期待视野”，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形象。用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的“形象学”理论来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均先存于形象。”所谓比较，总是以异同为主，但异同只是现象，重要的是追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这种现象蕴含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仅需要阅读文献，更需要拥有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读过文献并不等于读懂文献，对于蕴含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来说，尤其是这样。
再以赴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例，今天日本、韩国史学界的通常认知是，“朝鲜通信使”以朝鲜宣祖四十年（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开始，到纯祖十一年（日本文化八年，1811）结束，共有12次。遗留至今的相关文献主要有朝鲜方面的行纪资料（约40种）和日本刊刻、传抄的日韩唱酬笔谈资料（约200种）。其中所蕴含的两国人相互之间的观感、立场、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即便是相同的文献，在不同时间段的人看来，其价值和意义也是有区别的。这里再以新井白石辑录整理的《坐间笔语》为例，它反映的是朝鲜肃宗三十七年（日本正德元年，1712）朝日双方的一场真正的“文战”。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音乐，日方向朝方展示了现存的隋唐燕乐，用以显示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朝方则辩称韶頀古乐更为雅正。日方演奏高丽部乐如“长保乐”“仁和乐”“古苏乐”“林歌”“那曾利”等，亦朝鲜使臣闻所未闻者，他们以“胜国之音，今则已矣”为托词，并称美“隋唐以后音乐，独传天下不传之曲，诚可贵也”。这一次日韩双方的问答，直到天明九年（1789）铃木公温重读此书时，对新井白石的应对态度还是赞不绝口：“余顷读《坐间笔语》，深美白石源大夫之答矣。近世俗儒，不解答经，偶接异邦人，笔舌之间，诐辞妄答，不知失国体自辱者间或有诸？”然而到了文化八年古贺精里命草场韡（佩川）、樋口光大（淄川）编写《后师录》，其自撰序文中指出：“韩人问答书上木数十种……邦儒多堕其窠臼，而（新井）白石为甚。余闲中举其语或能惑人者，使草场、樋口二生驳之。非敢捃摭前辈，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欲鉴旧辙不复蹈耳。”其批判对象，包括《坐间笔语》在内凡4种共计55则，特别举新井白石为反面代表。我们仍然举朝鲜使臣以“韶頀古乐”贬低日方隋唐燕乐为例，这时的人就批评新井白石的应对为不当的“失言”：“乐之散亡久矣，世岂有韶頀乎？盐曲本虽出外国，尚犹为隋唐之遗，则吉光片羽，岂可不贵重哉？韩人不察，妄控三代溟漠之事，藉口喋喋争辩，宜语之以‘贵国于今存此音而为此论耶，将空论耶’？而君美不知出于此，强訒以对之为失言。”就日本与朝鲜两百多年间“文战”模式的演变而言，至明和元年（1764）之后，日方的“文化自信”日益剧变为“文化自大”，其“文战”也已沦为“文宣”，外交姿态也由彬彬有礼转为张牙舞爪，重心在提升并涂饰自身的文化形象。我们试将一种文献置于其系列中，也能够由个别见整体，清楚明白其变化情状。
第三，不同系列的书之间的比较。比如以朝鲜使臣入清的“燕行录”与通信使文献相比较，将东亚行纪与欧洲的中国行纪文献相比较，就能够引发无数有趣的话题，并且往往能够在貌似无关的领域中，发现其间隐蔽的、内在的联系。18世纪中叶以后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多有对中国人物、设施的描绘，往往美妙无比。比如洪大容对中国小孩与朝鲜童子的比较：“尝见古史，谓朝鲜童子喜走，心怪之，以为童子喜走天性也。及见中国童子，虽骄戏轻快者，绝不见走跳如东儿者。中外风气之悬殊，可知也。”其后金景善《燕辕直指》袭取其文，略加改窜，倍加表彰。甚至连“诟骂”用语，中国也比朝鲜文明，并且上升到“风俗气味，比我国十倍宽厚”。朝鲜通信使对日本风气的描绘则大相径庭。南龙翼于孝宗六年（1655）赴日，其《闻见别录》是较早全面记录日本社会的文献，其“性习”条写到走路的样子：“虽官高之人，兴居步趋，少无节奏。时或意发，则不知裁制，有同挑达小儿，盖其天性然也。”即便申维翰在肃宗四十五年（1719）赴日，其《海游录》所附《闻见杂录》，对于日本人的描绘也仍然是负面的：“女色多妖艳怪丽……见我国人，不胜欣慕，或作招邀之状。或与倭男年少者，按项磨腮而相悦于稠人广路，少无愧色。”巴柔曾概括了不同的“观看”态度，其中有“狂热”和“憎恶”，朝鲜使臣对于中国和日本的记录，恰好反映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再比如对北方路旁厕所的描绘，洪大容说：“道傍处处为净厕，多涂丹雘，壁间彩画，多淫戏状。前置红漆木机，遍插黄片纸为厕筹用……主其厕者既收铜钱之用，又有粪田之利。”这描写的是乾隆三十年（1765）的北京状况。后来的金景善《燕辕直指》同样节录其文，略加改窜，很容易让人误解为道光十二年（1832）的情景。但如果我们比较同时代的欧洲人对北京厕所的描写，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英国使团正使马嘎尔尼的笔下：“他们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正经的厕所，方便处敞开着，臭气不断从里面散发，几乎所到之处都有怪味。”当时的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是这样描写的：“他们在田地里或公路道旁安放一些大缸埋在地里，供来往行人小便。在村庄附近或公路旁边有时搭一个厕所，里面安放粪缸。”另一位使团财务总管约翰·巴罗也有相关记录，总体而言较为客观。东西方中国行纪在相同时代、相同地点、相同对象的描写上，其间的差别是明显的。除了主观态度上的“狂热”与“不偏不倚，也不怀恶意”的差别外，其实也是有物质基础之异的。当时的欧美已普遍使用抽水马桶，中国人写的西洋行纪，如斌椿《乘槎笔记》（1866）、志刚《初使泰西记》（1868）和张德彝《欧美环游记》中，都有对此的观察记录，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西人好洁”。当我们将比较的眼光扩展到不同系列的行纪时，就能够对不同的文献记录有较为接近事实的理解，并由此体味其中的意义。
今天阅读东亚行纪文献，其中流露的立场观点未必完全符合我们固有的认知，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研讨这些文献，即便面对同样的现象，由于文化立场的不同，也可能有种种别出心裁的不同解释。我认为，用简单化的好同恶异甚至党同伐异的方式对待，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胡适百年前提出的“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在今天看来，文献方面“系统的整理”取得的成绩最大，认同度也最高，可以从“急需”中移除，而代之以“多元的观念”。所以，我想说的今日人文学的“新三术”，就是历史的眼光、比较的研究和多元的观念。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不同文明的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即便有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疫情因素的干扰），秉持多元，欣赏差异，显得尤为重要。以一本Educated：A Memoir（中文本译作《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女作家塔拉·韦斯特弗，在接受《福布斯杂志》的访谈时说过一段话：“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这虽然不是针对我们的东亚行纪研究而言，但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是需要得到同情、理解并贯彻始终的。
转自：“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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