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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春，乾隆皇帝开始第四次南巡，皇后乌喇纳拉氏亦在扈从之列，她曾多次陪皇帝出巡。起初一切正常。3月27日，皇帝一行抵达杭州。11天后的4月7日，乾隆皇帝突然下令额驸福隆安以超出规定的速度扈送乌喇纳拉皇后提前返京。这极不寻常，在整个帝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乾隆南巡图卷（局部）
皇后的不废而废与突然亡故
乌喇纳拉皇后是满洲正黄旗人，佐领那尔布之女。1737年她20岁时入宫，封娴妃，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母亲的赏识，1745年晋升娴贵妃。
当孝贤纯皇后富察氏在1748年第一次东巡山东路途上因疟疾引起发烧不幸去世，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选择娴贵妃主持宫中事务。
然而，乾隆皇帝依然沉浸在失去富察氏的悲痛中，不愿意立乌喇纳拉氏为第二任皇后，但他也难违母亲的意愿，作为折中，他立乌喇纳拉氏为皇贵妃。两年后的1750年，在母亲和高级官员不断施压下，乾隆皇帝最终册封乌喇纳拉氏为皇后。
乾隆皇帝和新皇后的婚姻生活动荡不宁，部分由于乾隆对第一任皇后感情深厚（他们一起长大），也因为乌喇纳拉氏有主见，个性强。乾隆皇帝和乌喇纳拉氏享受了五六年相对幸福的时光，但从1755年前后开始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乾隆皇帝移情别处，乌喇纳拉氏对丈夫的冷漠越发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内宫也日益与人隔绝。1765年第四次南巡时，矛盾终于爆发。
《还珠格格》中的乌喇纳拉皇后形象
第四次南巡经过山东省时，如同前三次南巡一样，乾隆皇帝没有进入济南城。他在《四依皇祖过济南韵》一诗中解释缘由：
四度南巡不入城，
恐防一日不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
十七年过恨未平。
济南城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得病并最终去世的地方。十七年过去了，很显然，或至少是在众人面前，乾隆皇帝依然未从这一突然离别的震惊和哀伤中恢复。他的人性情感表达可能加速了他与皇后乌喇纳拉氏已有的紧张关系，这造成了后来意料不到的变故。
4月7日，乾隆皇帝突然下令将乌喇纳拉皇后提前送回北京。两个月后，皇帝一行结束南巡，返回北京，乾隆皇帝公开了他罢黜第二任皇后的意愿。然而，大臣们强烈反对，迫使他罢手。同时，乾隆皇帝秘密取消了给予皇后的所有赏赐，减少了她的服侍人员。他实际上取消了乌喇纳拉氏大部分的宫中特权，尽管为了门面，保留了她的正式名号。
一年多后的1766年8月19日，乌喇纳拉氏突然亡故，时年49岁，还算年轻，六天之前离开京师的乾隆皇帝闻知了消息，决定继续进行每年的木兰秋狝，没有依据礼仪规定，返回京师。乾隆皇帝同意他第二任去世的皇后“存其名号，已为格外优容”；乾隆皇帝不让她完全依皇后的规格下葬，这最终表明了他的不悦。
乾隆皇帝固持并成功地降低了乌喇纳拉氏的丧仪规格，这只能在朝廷激起更大的争议。他为自己辩护，称乌喇纳拉皇后“性忽改常”并最终失宠。
这一解释实际上是婉转的说法，意在堵住公众之口。正因如此，为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从乾隆皇帝遣送乌喇纳拉氏回京之时起，就有了许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的猜测。
《乾隆皇帝大阅图轴》
谣言、传闻及民众的认识
据京内外有关此事的传闻，当皇帝一行还在杭州时，乌喇纳拉氏显然已经以某种方式触犯了乾隆皇帝，接着她声泪俱下，向皇太后申诉。据谣言所说，发狂的皇后请求同意她出家为尼，当皇太后拒绝时，乌喇纳拉氏出其不意从袖中抽出一把剪刀，割下了自己的辫发，以示决意反抗。剪去辫发不仅是出家的前提，而且是对满洲习俗的破坏。
这些是流言蜚语，是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乌喇纳拉氏出人意料地提前返京，佐证了其他许多对于南巡的流行记述，许多都是有关乾隆皇帝放荡行为的。其中一些说，当乾隆皇常经过江南各地时，常常在行宫或是御舟上召妓，寻欢作乐。有的记述了乾隆皇如何传当地的一群美女来他的临时住所，在夜间纵酒寻欢。这些异常出轨的行为据说持续到凌晨，而乾隆皇帝也不返回规定的住处，也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乌喇纳拉氏那里。可以说，乾隆皇帝与乌喇纳拉氏反目，至少在民众的想象中，是乾隆皇帝私生活放荡和对婚姻不忠的结果。
还有一个有关银妃的故事，不太耸人听闻，但流传更广。据说，银妃是山东青州人，小名唤珠儿。她的父亲是个监生，颇有文采，在珠儿两岁时就死了。因贫穷，母亲将珠儿交人抚养，给了同乡黄姓望族。若干年后，珠儿出落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人，当乾隆皇帝某次南巡（没说具体哪一次）经过山东时，她的声名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圣驾一返回京师，乾隆皇帝就下令山东巡抚，将黄某和珠儿送往京城，纳珠儿入了后宫。此前黄某已拒绝了所有向自己养女的求婚者，这次答应了乾隆皇帝的要求，他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后来，有一次，黄某前往京师，通过贿赂进入紫禁城的后宫，为的是看一看这时已是银妃的珠儿。乾隆皇帝发现了进入者，问他是谁。黄某在皇帝面前惶恐无语。这时有太监认出了他是银妃的父亲，乾隆皇帝即刻令黄某返回山东。黄某一到家，发现房屋已翻新，面积大增，并且已获赐一大块最好的土地，地方文武官员都到他的家里致敬。至此，像故事所说，黄家已经成了地方名流。这一传奇故事的名字叫“银妃”，也就是“财富之妃”的意思。
《乾隆妃簪花图》
这些传奇，只要它们只是流言蜚语，人们觉得有趣，悄悄口耳相传，政治上本无伤大雅。可是，这样的大众认识也可能作为存储库，孵化器，或是跳板，借此可以孳生更为严重和更具颠覆性的批评。
精英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危机
十年后，开始有精英试图为乌喇纳拉皇后恢复名誉。书吏严譄的看法表达了民众中长期存在并广泛传播的观点：乌喇纳拉皇后举止刚正，但却成了恣意淫逸并置急切政务于不顾的不负责任的皇帝的牺牲品。这种观点的破坏性是明摆的。
被逮捕后，严譄在供词中揭示了更多细节：“三十年（1765）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
从口供可以看到，有关这些事件的消息传播相当迅速，以至传到了帝国的边远角落。很显然，1765年人们街谈巷议的是乾隆皇帝“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这一事实，必然给民众关于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的放荡增添了一些可信度。帝国的臣民只需发挥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肆无忌惮只能加深乌喇纳拉皇后受冷遇及愤恨之情，最后促成了她1765年在杭州与皇帝的争论。
清宫档案
清朝档案表明，乾隆皇帝在他第二次和第四次南巡中，确实将两个汉族女子纳入了后宫。第一位来自扬州，是明贵人陈氏；第二位来自苏州，是陆常在陆氏。将第二位江南美人纳入乾隆后宫，可能引发了1765年乾隆皇帝与乌喇纳拉皇后的争吵。至少，这会进一步证实普遍所认为的皇帝南巡只是为了寻欢、纵欲，这是乾隆皇帝尽最大可能予以反对的。
然而，民众言说的真实性，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谣言在政治上的潜在力量和历史意义，源自它们在民众想象中的可信性以及它们持续地在街头巷尾流传，而不是源于它们有待于正式被证明为事实。
当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信关于君主的普普通通甚至是贬损的描述时，君主道德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君主人性化到一定的程度，至关重要的光环就被剥去了。乾隆皇帝的职责，毕竞不是让自己看起来只是寿命有期，容易犯错，充斥着人性弱点，他要成为超人，成为有着英雄色彩的智慧和道德的完人。朝廷礼节和仪式就是要将皇帝建构成一个极神圣的“模范中的模范”——受人崇敬的帝国引路人。对于大众谣言，不加抑制任其流传，其暗讽可以剥去皇帝的神圣性，这反过来，可能给颇令人尊敬、心有抱负的，但仍然相当边缘和被疏而远之的政体中的“中等”人士壮胆，发表意见和批评。
1776至1778年间，乾隆皇帝感觉到疾风暴雨正在酝酿。他最可怕的梦魇似乎即将变成现实：不可信和无事实根据的大众谣言正濒于被证实的边缘。1778年10月，在精英舆论圈子内，接连发生了徐述夔和金从善案，乾隆皇帝面临着全面的民族一王朝合法性危机。
围绕着乌喇纳拉皇后的宫廷纷扰，揭穿了乾隆皇帝在1750年代和1760年代头四次南巡中的虚伪说法：他明确、反复说，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追求孝道、勤政、仁慈的美德。他感到有必要重返江南，在间隔十年之后，重新开始南巡，恢复他作为智慧之源与完美楷模的公众形象，摆脱意识形态的窘境。
（摘编自《马背上的朝廷》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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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
《马背上的朝廷：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美］张勉治（Michael G. Chang） 著
董建中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
2023年4月
壹
内容简介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18世纪清朝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贰
作者简介
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6至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叁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译有《州县官的银两》《自贡商人》《君主与大臣》等。
“
【入选】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光明书榜
《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好书榜
《中华读书报》2019不容错过的20种历史好书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2019年10月书单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2019年年度好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10月书单
《出版人》杂志2019年11月荐书
《经济观察报·书评》2019年秋季好书榜
目 录
致谢
绪论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请向上滑动查看内容）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明朝的巡幸
结论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
（1680年代和1740年代）
进谏与因应之一：
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
乾隆皇帝评论妥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结论
第三章
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
安排驻跸事宜：一种旗务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
结论
第四章
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结论
第五章
“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
培植商业财富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结论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
召试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模棱两可的迎合
结论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18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结论
第八章
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政治至上（1770年代）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结论
尾声 最后的巡幸（1800—1820）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
附录A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
附录B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附录C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
征引文献
索引
附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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