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一刹春浓
我的经济、人生与万物（非）哲学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收录在Eminent Economists II: Their Life and Work Philosophies, eds. Michael Szenberg and Lall Ramrat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英国剧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科幻戏仿杰作《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中写道，“一群超智泛维物种……给自己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有一座小型城市那么大。”这台名唤“深思”的计算机唯一的使命就是为“生命、宇宙和万物的终极问题”提供“答案”。经过七百五十万年的运算，它得出的答案是：42。
我想到这些，是因为编辑让我也写写“我的人生哲学……关于社会问题，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本质，关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诸如此类。”要不了七百五十万年，我得出的答案是：23。
这群超智物种抱怨道：“你算了七百五十万年就算出这个？”深思答道：“困难在于……其实你并不知道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眼前的任务也同样模糊。深思建议这群超智物种再造一台更大的计算机，先算算这个“终极答案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就不这么为难编辑了。我准备随便说上几句，也许有助于廓清问题，也许无所助益。但我又不是超级计算机，占地不过两英尺见方，更没花七百五十万年那么久，想必你们也不会指望太高。
论研究
十年前，这位编辑就让我写写我的工作方法。可是我的工作方法既不系统又不哲学，随意得很，唯一一以贯之的是，永远把自己当作心理年龄只有23岁那样工作——不为教学负担所累，或为聘期考核所苦，只为发现一个个令人着迷的、有待解答的难题而激动。这些年来我的这一看法并未改变（但愿我的心理年龄也未改变），因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不成体系的）工作体系”一文，在此就不重复了。下面是一些新的想法。
1960年代早期英国时事讽刺舞台喜剧《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里模仿的英国国教会布道词中有一段令人难忘：“人生就像开一个沙丁鱼罐头。每个人都在寻找起子。待我们最终找到起子，把人生的沙丁鱼罐头的盖子卷起，沙丁鱼——人生的丰富多彩——尽在其中。我们将之一一取出，纵情享受。但是角落里总会有那么一小块是取不出的。”这是对研究过程的绝佳描述。当你决定对付一个难题，会经历初始的激动和期待，然后是对“起子”的漫长寻找，再然后因为看到解决方案进入视线而感到奇妙和欣喜，紧接着就会意识到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这并无大碍，可以成为下一个课题的开始。正如丹麦数学家皮亚特·海恩(Piet Hein)的格言诗写道：
那些值得攻关的难题
(Problems worthy of attack)
都会有证明自己价值的反戈一击
(Prove their worth by hitting back)
对外行人而言，“寻找起子”的漫长阶段可能是令人沮丧、望之却步的，我倒觉得它自有一种独特的迷人之处。就好比自由攀登在一面全然陌生的岩壁上，没有绳索、钢锥、护具，只有手和脚。对于是否存在可行路径相当茫然，更遑论最佳的捷径，只有一路攀去，才能渐次领悟下一个着手点在哪里。光是摸索路径或者悬滞半途就要花去很多时间。失败的风险永远存在，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但面对岩顶那种令人窒息的美，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长此以往，攀岩过程本身也变得美好和欢愉起来。
论教学
钟情研究的学者往往会觉得教学——尤其本科教学——乃是必要之恶，是类似于把食物放到餐桌上的活动，只需最低限度的付出，主要精力应该留给研究。这种态度从毕业求职者的提问中可见一斑。他们会问：“教学工作量有多大？”你几时听到他们问：“我能得到多少教学和开发新课程的机会？”在顶级经济系的面试中，这更是绝无可能。
我一直认为教学是很有回报甚至很令人享受的一种工作。必须承认，总的来说，教学拖累了研究，但在某些方面，它也能促进研究。
与教学有关的身心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备课、授课和考核。每个阶段的得失皆有不同。
备课包括寻找尽量通俗的办法表达思想，这是教学中最令我享受的部分，也是最直接反哺研究的部分：如果先前难以理解的内容可以按更通俗的方式给予理解和解释，也即开启了对该问题达致更高层次理解的可能。
备课也包括不那么令人愉快的部分——准备华而不实的课件或类似的讲义和展示材料。呜呼！这似乎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现在的学生，只会捣腾影音媒体，对于使用老式黑板和手写讲义的老师及其讲课内容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本能的厌恶。[1] 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老师在黑板上以手写速度一步接着一步地推导，远比鼠标一点、页面一扫更有助于学生理解逻辑推理。相反，阅读课件上的大段文字只会害人打瞌睡。至少课件上不应包含完整的教学内容，只需概括要点，而将细节留给具体讲课过程，这也会使得讲课更加自然。
[1] 我有点言过其实了。伟大的老师——比如我自己的老师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或者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哈维·罗森(Harvey Rosen)——依然靠一支粉笔就征服了学生，赢得了热情的赞美。对索洛来说，连粉笔划过黑板的嘎吱作响都包含着教学意图。
准备课件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尤其当你用心设计，或者包含公式图表时更是如此。这一部分工作完全无法反哺研究，从中享受乐趣的唯一方式是把课件当做艺术品，以获得些许创作的满足。
授课的主要形式是讲座，这种例行常规也谈不上什么乐趣，但确实能服务于我的主要目的，即知识的通俗化：我可以即时确认听众是否听懂，以帮助我下次改进或修正表达。重复讲授相同课程的乐趣也源于此，我可以看得到改进的成功（当然偶尔也会失败）。
考核是教学中最无趣的部分。布置作业和出考题本就是件难事，还要费心费力保证覆盖面、平衡性和难易度，这些都与思想的完善无关。但考核并不是全无研究回报，比如有时候我会突然意识到，可以由正在出的考题拓展出一篇文章来。[2]
[2] 我有篇论文就是源自一道考题：“Strategic behavior in conte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5), December 1987, 891-898.
给分则纯粹是种痛苦。且不说学生在压力之下笔迹难以辨认，他们在答题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和误解更是令我怀疑自己的讲课质量。感谢上帝，可以让研究生助教来干这活儿。
我必须坦承自己的教学态度存在致命的缺陷：我的主要兴趣在于思想，而不在于人。世界上有两种老师：一种把学生当做顾客，另一种把学生当做孩子，我属于前者。我当然会重视和关心自己的顾客，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但把学生当做自家孩子的老师有更加私人化的付出：像爱孩子一样爱学生，像养孩子一样养学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尽管可以算是一名好老师，但并不是一名伟大的老师。
论经济学
近一个世纪以前，奥利弗·黑维塞（Oliver Heaviside，黑维塞阶跃函数的微分就是狄拉克δ函数）曾说过：“连剑桥的数学家都没有得到公道对待。”[3] 当时说这话可能是有道理的，几十年后当哈代(G. H. Hardy)把自传命名为《一个数学家的辩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时这么说可能仍属必要，但现在，世界上每一位数学家都处在最好的时代。每一个深奥的新定理都被称颂为加密技术或密码分析领域的一次突破性进展。那些解决了公众从未听说过的古老猜想——费马大定理、庞加莱猜想——的数学家立刻成为社会名流。而《心灵捕手》、《美丽心灵》这样的电影又生动地描写着数学家用粉笔在玻璃上书写复杂公式的能力。
[3] 引自Harold Jeffries and Bertha Swirles,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28.
公众鄙视和奚落的对象现在换成了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同时谴责我们把自己伪装成科学家。我们被认为是只顾追求效率和增长的没心没肺的东西。公众不相信我们的预测，当预测确实出错时更会引来一片嘲弄。2008年金融和宏观经济危机之后，“骂经济学家”游戏达到了空前的热度，即使少数按说应该懂经济学的媒体也加入其中。[4] 很多我们自己人也认同这种批评。但经济学家也需要被公道对待，现在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了。
[4] 《经济学家》杂志2009年7月18日那期的封面是一本题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巨书正在逐渐融化，这是为了宣传“简报”栏目中一篇五页纸的文章，该文批评了过去三四十年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必须承认，那期“简报”栏目的文章写得倒挺严肃深入的。
互联网上有很多收集经济学家笑话的网站。举几个例子：
经济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看到一件东西在实践中管用，然后问这件东西为什么在理论上管用。
温斯顿·丘吉尔说过“如果把两位经济学家放在同一间屋子里，你会得到两种观点，除非其中一位是凯恩斯爵士，这时候你会得到三种观点。”
经济学考试的题目每年都一样，但答案年年在变。
所有学科中只有经济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名学者因为截然相反的观点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
让我们来逐一解构这些笑话。为什么要关心在实践中管用的东西呢？是为了表达一种如释重负？当然不是。我们之所以关心，是希望它在未来别的情境中也同样管用。但我们如何确保这一点？毕竟未来的情境可能有所不同。当然情境不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同样的东西不再管用，这种不同可能是不重要的。为了帮助我们确认是否有必要尝试这件东西，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在原本的情境中是何种特征使得这件东西管用。换言之，我们需要了解原因和结果，这就需要理论的帮助。当我们听到这个笑话，我们非但不应该埋头表示羞愧，反而应该挺起胸膛大声反击：问一件在实践中管用的东西在理论上是否同样管用正是所有研究者都应该抱持的正确态度。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回答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拥有不同的观点。关于什么事情重要以及何时重要，不同的经济学家具有不同的判断，这再正常不过。永恒的批判性警觉正是所有科学进步的代价。凯恩斯的著名回答可以为此盖棺定论：“当事实发生改变，我的想法随之改变，先生您呢？”再者说，截然相反的观点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也并不是经济学的专利。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老汤姆逊(J. J. Thomson)，因为他证明电子的粒子性并测度其质量。而1929年的奖项授予了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因为他提出物质波假说；1937年的奖项则授予了小汤姆逊(G. P. Thomson，老汤姆逊的儿子)和约瑟夫·戴维森(Joseph Davisson)，因为他们通过电子衍射实验测量其波长。由此波粒二象性成为物理学中重要的基本思想。
质疑物理学类比之合理性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把这种看似的矛盾理解为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正题、反题与合题。在经济学中，一派是具有价格粘性和其他形式惯性的传统凯恩斯主义，另一派是理性预期理论家对前瞻性预期行为的强调，而以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 Woodford)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则对两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综合。
事实上，经济学家的视角往往与公众的观感大相径庭。经济学可以为人生百态（即使不是宇宙万象）提供独特的洞察。了解这一点，会给人带来持久的欢乐和满足。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已经通过一些出色的畅销书使公众得以窥见一斑，比如斯蒂芬·莱维特(Steve Levitt)的《魔鬼经济学》以及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的《生活的逻辑》（某恶心出版社的中译本名为《谁赚走了你的薪水》——译者注）。这里我要从自己对历史和传记的阅读中找两个不太寻常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对于其他作者已经观察到的事实，经济学家的视角如何提供有趣的新认识。
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在他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名著中讨论了北方美利坚联邦海军对南方的封锁。突破封锁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但船只和货物有被截获的风险。麦克弗森告诉我们：“有一两趟往返，船主的投资就可以回本，这之后每趟都是净赚。”然而，1861年一趟偷运被截获的概率是十分之一，之后上升到六分之一，到1864年则达到三分之一。[5] 看到此处，一名经济学家马上会想，期望利润是多少？
[5] James McPherson, Battle Cry of Freedom: The Civil War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80.
令p为一趟偷运被截获的概率，则被截获之前成功偷运的期望趟数为1/p。假定每趟成功偷运的利润为X，船只及其货物的总价值为K。最后一趟偷运由于船只被截获而没有利润。因此平均有[(1/p)-1]趟，每趟赚X；有一趟亏K。均衡时事前的期望利润应为零，则
K = [(1/p) – 1] X，或K = X(1-p)/p
若p = 1/3，则K = 2X，两趟偷运（一趟往返）后投资可以回本。若两趟往返后投资方可回本，则K = 4X，p =1/5，这正符合战争早期的情形。走私贸易不但很活跃，而且接近均衡！[6]
[6] 此处假设风险中性。这看起来不太合理，因为损益数额很大。但从事走私的冒险者往往是最不风险厌恶的，因此风险中性的假设不算太离谱。
第二个例子的主人公是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被富兰克林·罗斯福称作“快乐战士”（语出华兹华斯的长诗“快乐战士的品性”）的美国政治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为了赚钱养家被迫辍学到富尔顿鱼市当一名助理会计。他每天凌晨4点上班，第一件事是爬到鱼市屋顶，用一支双筒望远镜观察捕鱼归来的船只。如果船只吃水不深，说明渔获不多，他的鱼市老板就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些；如果船只吃水很深，说明当天是个大丰收，价格就要定得低些。这就是市场中的信息和理性预期！史密斯总开玩笑说他拥有富尔顿鱼市学位，[7] 显然他的专业应该是经济学。
[7] Jack Beatty, The Rascal K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James Michael Curley,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p. 254-255.
经济学就在身边，而且一点都不沉闷。你要学会认识它，欣赏它，享受它。[8]
[8] 除了上文提到的莱维特和哈福德的书，John McMillan的Reinventing the Bazaar (NewYork: W.W. Norton, 2002)也是我个人的最爱。该书记录了世界上各种市场的成败，充分说明现代经济理论可以并且应该为实践性思维提供指南。
如果说经济学就在身边，那么博弈论不但在身边，而且住在身体里。从1970年代开始，博弈论逐渐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并且提供了众多关于策略和信息的新启示。几乎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某种策略性的面向，如果加以忽视，你就等着倒霉吧。这倒不是说面对每一个和你打交道的人，你都要想方设法打败他、从智商上碾压他、比他活得更长。你正在参与的博弈之上，永远有一个更大的博弈，因此，意识到良善行为的长期收益和把握住短期的胜利机会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数理博弈论专家负责证明定理，而我们其他人则要学着按博弈论的方式生活。我在一些普及读物中反复表达过怎样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商业和世间一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9]
[9] 最近的一本是和Barry Nalebuff 合著的The Art of Strategy, NewYork: W.W. Norton, 2008.（该书中译本名为《妙趣横生博弈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译者注。）
论其他社会科学
曾几何时，研究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所有学者都认为彼此在同一片领域里耕耘，这个领域甚至都没有名字。一百多年前，这一宽泛的社会科学被拆分成几个更专业化的领域：政治经济学（又被继续细分为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社会学、个体和社会心理学，甚至包括一部分演化生物学。可以透过两个有趣的例子来看这一拆分过程。定义“效率”这一基本经济学概念（以其名字命名）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本身也是一位同等重要的社会学家。而因为兴趣广泛令后人仰视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有他的名言为证：“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日常生活的学问”——恰恰是第一个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人。
多年以来，学科之间的裂缝在不断加深加大，甚至恶化成相互鄙夷。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蔑视经济学家视野狭隘；经济学家则鄙弃对方缺乏理论和实证上的严密性。但在过去二十年，我们看到了一种和解的倾向。经济学家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将利他偏好以及过去被视为非理性而不予理会的种种行为纳入考量，并且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开始正视政治过程。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则开始接受以往为计量经济学家所独享的复杂统计方法。这三个领域都从心理学家的受控实验和实地实验方法中获益良多。而博弈论，自从充实了心理学思想而发展出行为博弈论之后，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论工具，在政治科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并且正在缓慢地渗透到社会学领域中。
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社会科学分支重新大一统。对于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来说，专业化是快速进步的重要推力。最优模式可能是同居而不是婚姻。可以期待的是，有朝一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能够用博弈论和统计学的语言顺畅地交流，尊重彼此的努力，学习彼此的成果。
但这不妨碍我们拿彼此的癖好开些善意的玩笑。我总觉得社会学论文有一个搞笑之处，每篇论文的开头必然跪舔马克思、涂尔干或者韦伯，我总是力劝我的社会学同事赶紧忘掉这些早就挂了的白种男人，把心思放在自己的工作上。相反，他们则觉得经济学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很少出现五年以前发表的成果这件事倒很好笑。对过往研究既表示尊重又不过度敬畏的折衷可能来自政治科学家。
论哲学
我的一些非哲学的论述可能令你禁不住想：“这人到底在反对哲学什么？”我的回答是：“什么也不反对。哲学很有意思，特别是作为深夜的谈资，在喝过一两杯法国白兰地之后。但它不是严肃清醒的日间研究的合适对象。”[10]
[10] 也许那些最好的分析哲学家是例外：早期的罗素、奎因……
哲学的全部目的不是寻求任何问题的答案，而是把问题不断复杂化，直到它没有答案。我这么说并非对哲学过于苛刻，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会同意我的说法。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哲学家Renee Feuer Himmel说，“哲学总是令我想起烟花。一个问题被射向天空，迸裂成更多璀璨的问题。而答案呢？忘记答案吧。所有的景象都在问题中。”[11] 然而在对待研究的态度上，我是个可怜的功利主义者，我赞同另一个小说中的人物Morris Zapp的说法：“任何傻瓜都能提出问题，而把男人和男孩区分开来的是答案。如果你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要么是因为你还没有花足够的心思寻找答案，要么是因为那些问题不是真问题。”[12]
[11] RebeccaGoldstein, The Mind-Body Problem, NewYork: Random House, 1983.
[12] David Lodge, Changing Places, Martin Secker & Warburg, 1975.（该书中译本名为《换位》，戴维·洛奇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译者注。）
历史上，所有的科学曾经都属于“自然哲学”。其中一些开始找到答案，然后要么被哲学放逐，要么单方面宣示独立，成为物理学、化学等等。经济学在一个世纪以前赶上了这一步伐。其他社会科学也在逐渐和哲学拉开距离，发展出严肃的概念框架，进行严谨的统计实证研究，尽管还是有些研究者仍然热衷于讨论难以捉摸的问题，说着车轱辘话，却哪里也到达不了。我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非哲学向度上。
结语
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粉丝一定记得，在“银河系漫游五部曲”的第二部《宇宙尽头的餐馆》(The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中，勇敢的太空探险者亚瑟和福特最终找到了生命、宇宙和万物的终极问题：“9乘以6等于几？”别忘了第一部中给出的答案是42。没错，9乘以6确实等于42——在十三进制下。深思由此告诉我们，13是生命、宇宙和万物之基。换句话说，一切俱是不幸。（因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除了在意大利——译者注。）
我倒觉得这是人生哲学的绝佳出发点。如果你的预期是“不幸”，那么最终发生的一切都将是意外的惊喜。我就是这样，对工作、生活、宇宙和万物抱持一种快乐的悲观，现在我把它推荐给你们。[13]
[13] 经济学家LarsSvensson有丰富的自由式攀岩经验，也是智识上的优秀攀岩家。他认为这种人生态度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寻找选题时过于谨慎。我不这么认为：如果你享受研究过程本身，而把研究成果当做意外的惊喜，你就不会过分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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