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7期P131—P132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摘自《社会学评论》2023年2期，刘翔英摘
当谈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段历史时，“社会调查”是不可忽视的话题。一方面，“社会调查”被直观地解读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调查”还被解读为一场社会运动。笔者重访相关文献史料时发现，“社会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思想史中其实还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涵，这在与美国的social survey比较后尤为明显。二者的差异则可从以下对比中初见端倪：在中国，作为熟稔“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者，李景汉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第一章论证了“社会调查”是“为创造新中国的主要工具”。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为了申明“社会调查”的意义，并无实质性内容；但仔细读来，李景汉事实上谈及了他对“何谓一个现代国家”的理解，这至少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的一种想象。而在美国，以匹兹堡调查的主持者凯洛格为代表，美国社会调查者更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对social survey寄予社会改革的愿景。换言之，在中美两个社会中，“社会调查”都不只是一种方法，更形成了一场运动，但背后分别寄托着两国知识分子对时局的不同思考：在中国可概括为“现代国家想象”，在美国则可称为“社会改革愿景”。这样一种对“社会调查”的解读差异具体表现在何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两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与应用的？本文拟回答这些问题，具体以学界公认的“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的相关著述为主线、以美国匹兹堡调查为主要比较对象展开分析。
要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中美两个社会的知识生产过程。知识生产过程从来都是社会性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受到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学术思想自身演变、学者个人经历、知识分子网络、学科学术环境乃至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等都是可能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只知道诸种社会因素对知识的生产“有影响”，但“如何影响”仍是有待打开的“黑箱”，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廓清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尝试结合中美“社会调查”知识生产的经验，充实“知识—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
Social survey在美国的落地与发展植根于与英国相似的社会条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进步时代”，其间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速度加快，国民财富迅速增长，但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剧烈转型带来的社会问题已引起当时美国社会活动家的关注，他们参考英国的做法，选择social survey作为应对方案。在美国社会活动家的认知中，social survey并非纯粹的关于研究方法的知识，而是被寄予“社会改革”的热切期待，这在匹兹堡调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06年6月，《慈善与公益》杂志的编辑凯洛格组建了一支70多人的团队到匹兹堡开展调查。匹兹堡调查的参与者常把自己的工作与伦敦调查类比，但实践中他们力求客观地调查社会问题，且更强调“社会改革”的目标。
在技术方法层面，美国社会活动家强调social survey与“社会改革”相结合。凯洛格在《匹兹堡民生》一书中总结了六个调查方法要点，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调查方法的认知甚为强调与社会改革相结合的一面。在与学术界的关系上，social survey的参与者并没有积极寻求与学者的合作，两个群体相对疏离。尽管当时的美国社会学学者完全知晓social survey的存在，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social survey的推进似乎是两条“平行线”，二者的交集较少，social survey更多是局限于社会活动家内部的实践活动。
美国social survey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如下的“知识—社会”互动模式：20世纪初美国遭遇了工业化带来的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这被当时的社会活动家识别，后者决意通过social survey来解决这些问题。作为“知识”的social survey背后，是社会活动家的“社会改革愿景”。这进一步使得social survey以“应用性”作为方法论原则，极为注重与社会改革的结合，而与学术界的联络不甚密切。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social survey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调查运动。
“社会调查”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其所处的社会现实背景与美国截然不同。此时中国正遭受列强入侵，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与同时期的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民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存亡有着真切的感受，“救亡图存”成为他们思考学术问题的出发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学学者积极提出“救亡”的“药方”。而“社会调查”被当时的知识分子视为一条“救亡”途径。
李景汉是中国“社会调查”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所思所为很能代表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调查”的理解，且这种理解已超越一般研究方法的范畴。1928年，受平民教育家晏阳初邀请，李景汉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调查部主任，主持定县社会调查工作。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在调查方法和内容框架上与以匹兹堡调查为代表的美国social survey有相似之处，不过我们并不能简单认为李景汉只是把social survey的做法直接复制到了中国；事实上，李景汉理解的“社会调查”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他的认知里，“社会调查”不只是一种方法或一场运动，背后实际上有一整套调查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体系作为支撑，其主旨可概括为“现代国家想象”。
首先，在他看来，“有条理”是一名现代国民、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品质，而中国在这方面有明显缺失，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弥补。其次，李景汉希望中国人能批判地认识中国民族文化，而不能一味地“打倒”，“社会调查”对此能有所帮助。与李景汉同时期的其他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特性进行了诸多批评，其中李景汉曾直接回应过梁漱溟的观点。与梁漱溟相对悲观的态度相比，李景汉还看到了中国民族特性中较为积极的一面，且更强调进行改造的可能性。最后，李景汉还提到“社会调查”解决中国人在智识水平及行为方式方面的四点问题。一是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二是培养青年人理智辨析事物问题的能力，三是增长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知识，四是激发人民的公共精神。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李景汉对“现代国家”有他自己的想象，这进而构成其关于“社会调查”的认识论内容。他认为，“现代国家”是一个国民“有条理”、能实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同时人们要能“自觉”地认识民族文化，且具备一些基本的公民素质——而“社会调查”有助于建成这样的国家。显然，“人”是这一“现代国家想象”的内核和落脚点。用现在的眼光看，该“想象”是朴素的，但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称得上难能可贵。进一步地，这体现了李景汉寄托在“社会调查”之上的现实关怀：正是意识到中国民族特性的利弊，李景汉方才提出“现代国家”的应有特征，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目标。
李景汉认为，要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借助“社会调查”的方法。这不仅仅是李景汉的个人想法，还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国家想象”，设法推广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便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关于“社会调查”的方法论原则，他们的实践因而表现出与美国social survey不一样的特点。
为推广“社会调查”，包括李景汉在内的一批社会学学者还“亲力亲为”，深入地参与到“社会调查”中去，学术界与“社会调查”联系密切，这跟美国几近“河水不犯井水”的疏远状态截然不同。一方面，除了最早的几次北京社会调查是由外国传教士开展，中国社会学学者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逐渐担当主导的角色。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社会学界重视“社会调查”的专业培养。经过以李景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社会调查”渐成气候。一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完成学位论文。二是“社会调查”的社会参与规模急速扩大。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一场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调查运动”。
中国社会学学者意图以知识救国，“社会调查”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方案，其背后寄托了建设现代国家的期望。“社会调查”被赋予“现代国家想象”的过程表明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当前要推进社会学中国化，还需继承和发扬早期中国社会学学者的治学秉性，进一步增强社会学的实践自觉，扎根中国大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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