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乃天下公器，绝非某些群体或个人的自留地，功过理应由世人评说。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
晨钟
学术评论哪儿去了
近年来，有一种学术虚假“繁荣”或学术泡沫现象令人忧虑，主要表现为五花八门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评奖活动越来越多，严肃认真的学术争鸣与交锋却越来越少，所谓学术批评越来越流于形式乃至话术，有的甚至堕入人身攻击或漫骂式的歧途。这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使命要求相去甚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去甚远，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哲学社会科学“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时普遍乏力的现状。历史反复证明，大师的涌现、思想的繁荣、文明的辉煌，必然伴随大范围的思想解放、学术评论与争鸣。面对科学研究队伍在专业化取径中日趋异化的困局，当务之急是把“弄丢”的学术评论传统找回来。
科学研究往往源自好奇，并伴之以如琢如磨的求索和为天下先的冲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以明志的话至今振聋发聩：“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份对学术的赤诚、直面现实的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难道不令时下某些所谓专家学者汗颜？众所周知，资本主导的社会运行规则必然遵循占有逻辑，在对权、名、钱等“物”的普遍焦虑中，大众把工作和生活想象为做算术题、沉迷于计算成本收益，各行各业均会出现一批精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者。这些马克思所批判的，不正是眼下学术界也误入的歧途？研究者普遍认为学术评论“吃力不讨好”的背后，难道不是对学术初心和批判精神的遗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意味着研究者在科学研究领域不断自我冲破、永不满足。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身上也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歌德在原文中用异体字强调浮士德“得救”的原因：“我们能将他搭救，他永远奋发向上”。当“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出自作为“否定的精灵”的靡非斯托之口时，可以理解为：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式的学问不可取，面向实践的学问生动活泼、意义非凡却充满诱惑、遍布荆棘，是属于勇敢进取者的游戏，是解释进而解决各类复杂问题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而“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离开对“矛盾”天然敏感的批判意识，不会有对“问题”的准确识别、提炼和研判。由此不难找到当前学界充斥各种伪问题、“敝帚自珍”式研究的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社会科学报》自创办起就设置“评论”版、“争鸣”版（近日调整为“评论与争鸣”版），鼓励学者在评论与争鸣中激荡思想、砥砺学术。然而，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如火如荼之势相匹配的讨论和争鸣却难觅踪影，编辑部约稿时常感作者顾虑重重，即使研究中比较有锐气的学者，也罕有主动请缨写评论的。但若非作者抑制不住、有感而发，岂不违背版面初衷？学术乃天下公器，绝非某些群体或个人的自留地，功过理应由世人评说。当前学术界盛行的“圈子文化”“山头文化”，唯论文至上的考评机制，以及严重“内卷”的同行评议机制等都从客观上限制了学者进行学术评论与争鸣的兴趣与空间，学者不愿评、不敢评也接受不了被评论成为常态，但却是不应有的、妨碍学术繁荣与发展的常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找回学术评论的传统，需要坚守为人民做学问的初心，明确新时代学术评论与争鸣的功能和使命。
一是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发挥报纸的阵地作用，广泛动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营造开放、尊重、平等对话的学术交流氛围；倡导以问题为导向、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的严肃讨论；鼓励与错误观点、思潮和言论作斗争，努力将报纸打造成“学术评论与争鸣”的重要载体。
二是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服务党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古今中西会通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哲学社会科学界要积极行动起来，以严肃认真、健康活泼的学术讨论、评论为抓手掀起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高潮，服务党的理论创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三是勇于走出“舒适圈”，积极推动跨界交流、融合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培养了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作者，在知识生产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但学科的过度专业化也导致了过高的门槛和研究者故步自封的优越感，使得学术界越发“内卷化”，与社会实践存在严重脱节；在指导社会实践中容易“自说自话”或者让人不知所云；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交流不畅，甚至“鸡同鸭讲”。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需要更加综合的知识谱系和知识创造。我们真诚希望社会各界参与进来，与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同仁们一道，通过学术评论与争鸣推动思想解放。
肖林
走出学术“内循环”
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仰赖于建立多重开放的良性知识循环。首先是在实践与认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经验研究与基础理论之间形成递归往复的循环，其次是在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专业知识、地方性与全球化知识生产之间形成交流碰撞、互动反馈的循环。一旦上述循环过程中发生某些“脱节”或存在“壁垒”，就会导致知识生产在局部范围内封闭运行而出现偏差或“锁定”，形成阻碍知识创新的种种“内循环”。
一是“削足适履式”内循环，即在研究环节上与经验世界相脱离而形成的自我封闭。由于主导性理论、研究定式以及特定方法的惯性作用，研究者容易先入为主地对某些经验事实视而不见或者忽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其问题意识、研究预设、解释概念、检验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筛选、遮蔽甚至禁锢，阻碍了真问题提出和新思想形成。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严厉批评了“言必称希腊”、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继而又以《矛盾论》和《实践论》在哲学层面对事物发展及认识规律加以揭示。除了研究者自身因素导致脱离生活实际之外，我们还应追问某种研究定式或理论假设是如何在学术共同体内确立其合法性或权威性，被研究的“客体”又是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或辩论参与到研究之中。
二是“领地割据式”内循环，即学科之间或其内部存在的壁垒导致专业知识封闭积累。专业化和制度化是现代知识分工和理性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亦是各学科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但这也造成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机联系世界的人为分割裁剪。生活世界中复杂联系的多维问题，难以通过“盲人摸象”般的单向度视角得到有效解释。以现代城市贫富居住隔离问题为例，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不仅被地方性力量所形塑，也为遥远的流动性力量（如资本和观念）所影响，涉及历史、空间、权力、文化、阶层、族群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其实，不仅学科之间因认识论立场差异和专业化既得利益而存在学术“领地化”问题，即便在学科内部不同分支领域甚至具体议题上也存在画地为牢的问题。有些学术“小圈子”建立起不容他人觊觎染指的“自家后院”，知识同构性强、利益关联度高、学术批判力弱、“信息茧房”问题突出，造成了知识生产在小范围“同温层”内封闭循环。
三是“路径依赖式”内循环，指体制内某些科研机制的不断自我片面强化形成阻碍新知识新思想产生的路径依赖。此种内循环与不合理的学术评价、议题设置以及人才激励等机制密切相关。例如，自上而下的科研“项目制”盛行，导致一些热门领域和时髦概念过度占用学术资源和学者注意力，知识却在低水平上重复生产。功利化导向的激励机制诱使部分学者忙于短期经验对策研究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或贬低“无用之用”的纯粹兴趣研究。一味追求数量指标的形式主义评价机制导致看似“绚烂”的学术泡沫掩盖了理论深度的贫瘠。与之伴随的是，有些学者既怯于或无意开展必要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也不能正确区分并处理好政策与学术的关系，使学术创新受困于内外束缚，独立思考泯然于日常无形。
四是“自我屏蔽式”内循环，指故步自封的本土化研究导致国内外学术交流上的障碍，抑制了知识传播和思想激荡。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指出，“重建社会科学的任务必须是通过来自于一切不同的地区持有一切不同的观点的学者的互动而提出的；而且，这种世界范围的互动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一种与外部几乎隔绝交流状态下的“内循环”或“不循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更经历了成建制被取消的曲折弯路，教训深刻。改革开放至今，哲学社会科学获得“跨越式”长远发展，经历了从全盘“引进来”到逐渐“走出去”的重要转变，知识创新和文化自觉也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当下社会科学对本土化的关注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学术领域的一种“回声”。但在追求文化自觉和学术主体性的努力中，也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和趋势，片面强调“向内看”容易割裂学术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辩证联系，把“开门搞研究”异化成闭门造车的“内循环”。倘若缺乏严谨系统比较而把某些特殊因素泛化夸大或者基础尚不牢固就急于另起炉灶，既无益于建立真正的学术主体性，也难以让本土性成果通过与国际知识界的对话讨论而获得更强的公共性和更久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对于国际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无疑要提高学术鉴别力和政治判断力（如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对于从启蒙运动以来所发展出的现代学术传统和概念生态体系也应有足够充分的理解和掌握。
倘若上述几种学术“内循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又该如何走出去呢？
一是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保持学者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反身（思）性”或“自反性”（reflexivity）被视为现代性的内在特征，社会的构成并非先验的，而是在日常实践与对其认知阐释的递归循环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学知识螺旋式进出于社会生活的世界之中”（吉登斯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深地“镶嵌”在这种反思性现代性中。扎根社会生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能促进知识的再生产，同时也再生产出知识分子自身。海外华人学者项飙提出“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兼具实证性和伦理取向的“作为态度的乡绅”为中介来沟通“小世界”与“大体制”的断裂。这种努力力图跳出把普通人仅仅当作研究客体并保持研究“中立性”的窠臼，同时也内在响应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以及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
二是处理好术业专攻与跨界研究的关系，推动开放式社会科学研究。华勒斯坦指出，政治、经济、社会（或社会文化）是人为分离的三大“假想的自律领域”，必须将它们充分开放出来以重构社会科学。以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或地区/区域研究（area/regional studies）为例，不少国际著名高校往往成立跨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人文学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学术机构开展综合研究并培养人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际重要刊物也有意识忽略既有学科界限，不同学科在关注议题、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等方面也不断相互渗透、彼此借鉴。
三是处理好“有用”与“无用”、“质”与“量”的关系，改革阻碍学术创新的不合理体制机制。没有宽松的学术讨论环境、严格的学术规范标准、科学的成果评价制度、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等条件，构建开放畅通的知识循环就无从谈起。国内有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率先尝试建立职称评定和学术评价的代表作制度，这有助于鼓励学者潜心打磨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有些则改变过去课题申请、出访交流、成果评奖等学术资源分配中论资排辈的现象，对中青年学者给予更多支持；还有不少在人才招聘中对自身培养的研究生做出严格限制，防止“近亲繁殖”带来学术腐败和“圈内循环”。
四是处理好“本土化”和“走出去”的关系，实现“立足本国实际”与“开门搞研究”的相互促进。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和外部世界。学术“本土化”与“走出去”之间紧密联系并互促发展。70多年前，正是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的基本差异，费孝通创造了“差序格局”这一标识性概念，并以此来刻画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群己、公私关系的特质。《江村经济》一书更是成为运用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推动社区研究本土化的学术经典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乡土中国》亦是面向大众深入浅出地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然”的传世佳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本土化”的目的之一正在于促进知识生产突破“自说自话、自产自销”的困境而真正“走出去”，成为国际知识界的公共产品。进而言之，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意味着不再仅仅以西方理论为师或奉之为圭臬，而要在更为广阔的时空经纬之中去开拓多样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去发现复数的“现代性”，实现原创性知识生产的“中国制造”。
如果说实践与认知、特殊与普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这些充满张力的范畴对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具体研究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自身发展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迪
让“科学环”重归经验世界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推陈出新，即提出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发现新现象、形成新知识。然而，既往研究经历告诉我们，“求新”是很难的，分析和讨论常常中规中矩地遵循“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方案—收集资料—提炼概括—回答问题”的“科学环”，陷入一种研究问题、分析工具、实证资料和专业知识不断进行自我再生产的“内循环”之中。其原因何在？基于自身研究体验来探究个中缘由，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科学环”与经验世界的四重脱节。
第一是提出问题的环节。部分研究者习惯于从自身的关注点出发，提出自认为重要的问题；或者基于专业领域的讨论，提出在学理上有价值、在应然层面值得坚持的问题。久而久之，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代表着学术正道方向的“问题库”，主流的研究都被禁锢在这个选题的“内循环”里面。事实上，由于自身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劳动性质、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独特性，学人自认为重要的问题难免存在主观臆断或一厢情愿的风险。比如我们早先接触“农民工”这个群体，会觉得“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险”是不言自明的研究主题，因为规范、权益、平等都很重要，是相关研究中尤其强调的部分，便认为这些是“应该做的”，做不出新意来也要硬着头皮学着做。到后来了解得略多，便发现在跨行业、跨地区频繁流动的外来务工人员看来，社保缴纳常常是“抽象的权益”、难以兑现的空头存单，而拿到手里的、节省下来的才是提升生活质量的真金白银。类似地，我们曾认为这一群体放弃维权、仲裁、诉讼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后来发现维护合法权益的成本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承担的，尤其是时间成本，一些打工人必须立即寻找并投入下一份工作中才能延续生计。于是这些年我们不再远远地观看作为“劳动者”的研究对象，而是关注“家计中的人”，近距离地观察各行业中的务工人员如何具有生活理性地“算账”并改善生计——这是从调查经验中看到的研究对象面临的真困难、真痛点，是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也常常是研究者作为“局外人”不曾深耕过的新问题。
第二，如何确定研究假设，以及其中涉及的概念或变量？一种做法是从政策文件或既有文献中来，在借鉴、接续、重组和对话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研究的假设和变量选择。对政策脉络的把握和对前人研究的传承当然要有，但止步于此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即假设的提出或变量的选择容易陷入政策话语和既有模型的“内循环”之中。比如我们在做养老产业研究的时候，从政策文件中提炼出“机构养老占比”“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等指标，从既有文献中又看到“养老观念”“市场定价”“入住率”等变量，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只在这个范围内“打转转”，是很难触碰实际问题，更难做出新意的。通过实地调研，我们会发现一些养老产业高度依赖又不常被提及的变量：一是政府补贴及其落实情况，在一些地区的养老产业从业人员看来，有补贴尚可维持，无补贴则生存困难；二是医养结合的条件和养护能力，如医疗设施、医护团队配备等，实力强则有助于满足高端养老需求，实力弱则只能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且空置率高。此外，养老机构的位置选择是否临近原有的社区环境与生活网络、当地养老文化和风俗的特点都是不可回避的影响因素。凡此种种，都是从经验观察中得来的现象、指标、变量以及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初步假设，又指引研究者回到经验世界中，在更贴近真实的语境下，去收集那些真正有决定作用的资料，测量有现实影响力的变量。
第三，与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相关联的，资料收集的过程也常常受到外部条件和内在观念限制，从而导致研究过程的“内循环”。一方面，在无法开展新的数据采集的情况下，定量资料受限于既有的数据库，只能在给定的变量结构中进行选择、加工、重组，或者转化、替代、屈就，用某些单一的、线性的变量来测量综合性、立体性的概念，用某些外显的指标简单指代内隐的现象，由此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被困在有限的变量和数据中，无视新现象、缺乏新资料、回避新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研究方法中对于测量效度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质性研究容易受到“先见之明”或“有色眼镜”的禁锢，带着过于牢固的理论视角或结论预设去拣选资料。比如，我们如果带着“劳动控制”的强烈观念，很容易看到“凝视”“监禁”“牢笼”“规训”这些内容，并据此批判劳资关系。这虽然有助于延伸理论和反思现实，但忽略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错过了劳资双方动态的、潜隐的博弈关系，也无法真正理解劳动过程的内在逻辑和劳动者选择背后的综合考量。又如，我们带着寻找居民自治、多元共治的预期去观察社区，结果看到的都是我们想看到的、认为重要的内容，得出的结论也是预制好的。实际上，在社区的日常经验中，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至于“自治”“共治”还是“他治”，倒不是研究对象最在意的；而研究者对于“治理主体”的执念恰恰使其忽略了“治理过程”中更丰富、更创新的做法。从以上两方面的反思来看，从被动的既有数据分析转向主动驾驭的统计调查与数据采集，从狭窄的、服务于特定目标的现象拣选转向开阔的、不带价值预设的全面观察，是让“科学环”在资料收集环节回归经验世界的可行路径。
第四，在对资料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并对研究问题做出回答的时候，如果脱离调查经验，甚至不具备生活常识，就很难得出有效的结论。第一类表现是“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即在分析中看到了有可能导向新结论的异常结果，却因为缺乏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无法进行解释。这类表现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工具的循环”，就是停留在数据报告层面，把判断假设是否得到了证实作为研究的终点。比如我们在一份统计报告中看到乡村教师在入职几年后大量流失，但由于没有看到数据背后的抉择过程，而无法对流失率进行有效的解释；事实上，随着该群体的家庭生命周期逐渐来到需要考虑子女教育的阶段，离开乡村教育岗位就不再是个人职业问题，而是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决策。第二类表现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解释”，即看到有挖掘潜力的现象或数据分析结果，在没有实证依据作为支撑的情况下，陷入一种“想象的循环”。比如我们在某企业调研时发现，新员工的平均收入要显著高于老员工，仅以此数据来看，或许会产生“新员工具有能力优势”“干劲儿十足”“贡献更大”“多劳多得”这样的臆断，而深入了解后才发现，“薪资倒挂”与能力和贡献无关，只是该企业进行了一项人事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存在争议的结果。第三类表现是“过早使用理论的解释”，即面对初步发现，套用现有理论，进行过粗或过度的阐发，从而变成一种“概念的循环”。比如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某基层部门的工作完成度相对较低，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求助于既有文献，发现可以套用“选择性关注”“控制权”“层级关系”等成熟理论来解释；而通过对该工作领域的历时性观察会发现，阶段性任务对人手的抽调、城市扩张的进程要求基层政府服务范围更大等原因，造成人员力量捉襟见肘——虽然这样的发现并没有成型的概念“好用”，但至少突破了原有理论的限制，具备了生产新知识的可能性。综合这三种情况来看，对异常事实的发掘与解释，对研究结论的提炼与概括，都需要在经验世界中寻找实证支持；如果只是呈现调查数据报告或者案例报告，而对研究结论所涉及的群体处境、家庭生命周期、城乡变革过程，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都缺乏必要的认识，那么，推进专业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便无从谈起。
毋庸置疑，“科学环”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发展成熟的研究路径，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只是基于有限的个人经验，对研究过程中可能造成“自以为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刻舟求剑”“循环论证”的一些环节进行的局部反思。要避免“科学环”成为故步自封的闭环游戏，使用“科学环”的学者便需要“脱掉长衫”，回到研究对象的生活排序中去寻找真问题、新问题，回到社会现象发生与演进的过程中去探究新假设、新变量，回到自成体系的社会事实与经验世界中去获取新资料、新故事、新解释、新结论。
当然，回归经验世界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讨论研究的理论意义，在具体调研中发现不同于既有文献的时代特色、事件过程、创新做法，恰恰是更新理论背景、夯实理论基础、纠正理论方向、突破理论瓶颈、增强理论解释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ND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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