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农民育种家、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兼职研究员李修立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新乡基地，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老人活跃在田间地头，他就是被《人民日报》誉为农民育种家的李修立。李修立曾长期跟随植物保护研究所齐兆生、郭予元等著名农业科学家工作，既是中国农科院新乡精神的见证者也是传承者，年逾七十依然敢闯敢试，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探索。
从植保到育种 作为农民技术员的成长
李修立出生于1952年，父母都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村的普通农民，在困难年代，农家娃很难有学习的机会，然而李修立却是一名幸运儿。1956年，著名植保学家齐兆生带领科研团队来到新乡县，为大面积防治棉蚜提供技术支撑。为了与群众打成一片，科学家们主动要求分散住在群众家里。李修立家有幸成为科学家们的住处，他从小与科学家们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养成了严谨认真、吃苦耐劳的品质，并在心中深深埋下科学的种子。1968年，初中毕业的李修立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作为壮劳力挑起生产中最苦最累的活，他不断思索如何才能利用科学知识让乡亲们少吃苦，多挣钱。
李修立5786大学毕业证书
1968年，“七里营人民公社5786农业大学”正式开学，这是一所模仿延安抗大的办学模式，依托各类专家资源，边生产边办学的大学，县里亲切地称其为“农大”。1971年，19岁的李修立成为这所大学的第四届学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业基础知识，很快就掌握了测产测报、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并开始学习撰写生产总结、试验小结和论文。毕业后，李修立回到生产队担任技术员，帮助科学家落实科学试验方案，因勤学好问、踏实肯干，深得专家们的欣赏。齐兆生等专家把李修立等技术员看做自己的学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他们传授各类知识，还曾亲手为他们擀面条做饭，这种海纳百川、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影响了李修立的一生。
在多年的生产和科研实践中，李修立逐渐认识到农业生产的核心和短板是种子，特别是良种的保护、改良和普及。1974—1976年，李修立见证了我国第一个抗枯萎病棉花新品种“86-1”在育种上的突破，从此迷上了棉花育种。他在生产队引进推广“86-1”，并向外销售棉花种子，通过不断地引种、繁种，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个成功的经历让李修立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利用国内外优良品种材料和病虫害资源，建立“农业破坏性阵地”——病圃，开展抗病虫育种。李修立说干就干，没有合适的场地就利用自家房后的一个“大坑”建起病圃，知识储备不足就抓紧自学并向专家们请教，觉得病虫害资源还不够，就将山东、山西、湖北、陕西、新疆等地带有大量病原物的棉屑、棉籽壳收集起来，源源不断地加入病圃。他每天泡在病圃中，用心观察、反复琢磨，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更具抗性的优秀品种逐渐脱颖而出。
历经多年的努力，李修立选育的“视察”系列棉花品种从1992年起陆续获得市场认可，系列中的7个品种以每年至少60万斤销量进行推广。2000年新《种子法》实施后，李修立在中国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参与系列棉花品种的审定。2004年，李修立培育的“新植1号”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这个品种不仅能增产10%以上，还能抗黄萎病。
随着我国转基因抗虫棉花的成功培育，李修立尝试培育既抗虫又抗病的新品种。2006年，抗虫棉“中植棉2号”通过国审，这一品种填补了我国转基因抗虫棉不抗黄萎病的空白，被业内称为带有“抗癌疫苗”的抗虫品种。2004年到2010年的7年时间里，李修立每年都有棉花新品种通过审定，累计审定棉花品种15个，其中国家审定7个，地方审定8个，累计推广面积1亿亩以上。北疆棉区80%的棉花品种源于李修立转让的品系，也由此使李修立创办的科林种业公司获得了超过1000万元的转让费。
李修立举办的棉花新品种现场观摩会
从棉花到小麦 作为农民育种家的抉择
21世纪以来，国家棉花产业布局开始战略转移，棉花种植从长江、黄河流域向新疆转移，李修立的育种事业也面临重要抉择。2010年，李修立的2个棉花品种即将通过国审，并分别以500万元和300万元的价格与河南相关企业达成口头转让协议。然而等到国审证书发下来的时候，却由于主产区转移再也没有了企业的消息，看着静静地躺在抽屉里的两个闪闪发光的证书，回想起为培育这些品种付出的艰辛，李修立陷入沉思。
“如果坚持原来的棉花育种，就必须迁到新疆去，如果不去新疆就要转行培育小麦、玉米、大豆等适合中原地区种植的品种。”因为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李修立并没有慌乱，他把团队成员聚到一起展开讨论。
李修立语重心长地说：“以前我们为什么要搞棉花育种？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到我们这里？因为国家的战略是在我们这里种棉花，现在国家战略变了，我们河南要首先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小麦、玉米、大豆是我们该研究的，我们必须服从国家战略。”然而，团队中很多人都觉得转行的难度太大，不知如何入手，抵触思想和情绪都比较大，问李修立是否有十足的把握，是否考虑好投入的事情，育种是烧钱的事情，弄不好“半世英名毁于一旦”，倾家荡产。
“如果坚持棉花育种，那咱们只有背井离乡去新疆创业，只要大家一条心，不惜力，肯吃苦，凭借咱们的技术一定能蹚出一条路来。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闻着市场味道走的商人！另外，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都能离开家乡吗，我们这个团队还不很快就散架了？”李修立耐心地为大家分析利弊，“我们现在不是放弃棉花育种，而是在棉花育种的基础上开辟新战场，我们有其他团队没有的优势：一是抗病虫育种的理念；二是中国农科院几代科学家留下的知识财富和综合技术；三是新乡基地的专家资源和育种材料；四是我们在小麦、玉米和大豆育种方面的知识和材料储备。所以我们打的是有准备的一仗。”
经过一番动员，大家逐渐统一了思想，李修立最终拍板决定转型，并首先从小麦育种开始。“当时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首先，河南是小麦种植的主产区，只要小麦品种过硬就一定会有自己的市场；其次，在河南有很多优秀的小麦品种资源可供选择，为育种工作奠定了材料基础；再次，小麦育种与棉花育种方式方法基本一致，育种工作上手相对容易；最后，有中国农科院新乡基地的支持，随时可以向众多专家们请教。”李修立回忆说。
经过与新乡基地专家沟通，李修立开始大踏步进军小麦育种，人才不足，他就高薪聘请3位大学生加入小麦育种研发团队。除了拿出50亩地继续繁育棉花品种，其他试验地全部改为培育小麦、玉米和大豆品种。可是毕竟隔行如隔山，国内从事小麦育种的优秀团队很多，如何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思来想去，他把培育棉花品种的思路用在小麦身上，即从纯实用的角度出发，不追求验证科学问题，也不一味追求高产，采用常规育种方式，甄选好的亲本，在常规栽培条件下筛选最适合农民使用的品种。
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李修立带领团队开始了在田间的长期坚守。培育一个能够商业化的小麦品种大概需要10年的时间，前几年是只投入没产出的空窗期，李修立带领团队成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钻研，育种公司账上的钱花完了，他就从飞防和农药公司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继续投入，再投入的钱又花完了，他就与新疆当地的种业公司合作，卖掉自己已有的棉花品系，等到小麦育种出成果的时候，他已经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
有志者事竟成，转行十余年后，李修立的小麦品种终于在2018年通过国审。截至2022年，李修立已经有7个小麦品种获得审定，其中2个通过国审，并拥有多个后备审定品系，累计推广面积200多万亩。小麦育种初战告捷的同时，大豆和玉米的育种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我们的大豆品种‘科林豆8号’已经通过河南省审定，预计2023年将推出更多大豆品种，2024年推出玉米品种。”李修立介绍说。
李修立在田间开展大豆材料调查
在专家们看来，李修立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品种上都取得成功，得益于他选育材料时的“火眼金睛”，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将工作变为爱好的痴迷。在李修立自己看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他不仅要继续培养抗病抗虫品种，还要培育节肥节水品种，因为这是能从根本上提升农业效益的“星光大道”，也是他心底最喜欢干的事儿。
从农民到专家 一生搭好一座桥
农业科技的进步不仅需要科学家的投入与奉献，更离不开农民的支持，优秀的科研成果最终要体现在农民的账本上。作为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专家，李修立在科学家与农民之间搭起一座坚实的桥梁，以实实在在的付出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1973年，21岁的李修立被人民公社选为生产队技术股长，负责整体生产方案的制订。如何让队员们自愿配合蹲点的科学家们，完成病虫测报、农药鉴定等耗时耗工的科研工作呢？李修立对5个生产队的1000多亩农田统筹管理，将科研与生产任务结合起来，参与试验的技术工人统一由生产队结算工分。尽管大家额外完成了很多科研任务，但由于病虫害防治方法得当，产量比周边生产队高出一大截，连续多年获得生产标兵荣誉，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共赢。
改革开放后，生产队逐渐解散，李修立又通过创办“新乡县七里营新植原种场”继续配合科学家开展科学试验。1988年，李修立在村里组建“七里营农业生产服务部”推广先进技术，无偿为村民提供技术服务，一干就是34年。服务部有七里营镇所有行政村广播室的钥匙，随时可以打开广播设备向大家进行技术宣传和指导。李修立还牵头成立七里营村科学技术协会，下设蔬菜、食用菌、果树、棉花和小麦玉米水稻5个研究会，把村里的农业技术骨干、种田能手、能工巧匠组织起来，邀请中国农科院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把普通农民培养成技术员，把技术员培养成科研助手，为新乡的农业科研工作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
七里营农业服务部
1989年，在郭予元院士等专家的指导下，李修立通过病虫测报系统预测到了周边小麦白粉病即将暴发，他动员农民迅速采取田间措施、调运农药，确保了周边数万亩小麦丰产丰收。1992年是全国棉铃虫大暴发年份，早在5月份的调查中，李修立发现棉铃虫数量超常年十多倍，他第一时间向中国农科院和省农科院系统报告，提前采取防治措施，为新乡地区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李修立曾多次婉拒当官从政的机会，踏踏实实驻守田间，把一项项科研成果变成农民增收的“致富果”，两次被七里营党总支授予“人民功臣”荣誉，这也是他最看重的一项荣誉。
2009年，中国农科院新乡综合试验基地谋划筹建，植保所计划建设1465亩试验田，57岁的李修立又被委以重任，继续管理试验工作，协调中央单位与地方的关系。面对课题选地、农民雇用、基础设施建设等一道道难题，李修立一项项研究，一点点克服，坚持“小车不倒只管推”，保证了基地建设和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与大量新一代年轻科研人员成为“忘年交”，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科研工作者和农民们的一再推荐和劝说下，2009年李修立接受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采访，央视《走近科学》节目报道了他在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作出的贡献，《人民日报》以“农民育种家的不凡业绩”为题报道了他在棉花育种工作中取得的成就。2010年。李修立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大户。
《人民日报》关于李修立的报道
2012年，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李修立让在外经商的儿子李松科回乡接替自己的工作。“我记得父亲当时对我讲了三句话，一是如果你还把自己当个生意人，一心想挣钱，图发财，而不是把服务科研和百姓当成事业，你就不要回来，这不是我让你干的事情。二是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要搭起一座桥，桥的一头是科学家，另一头是老百姓，让科研成果变成真金白银就是这座桥的意义。三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学技术，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服务老百姓。”李松科最终遵从父亲的希望，返回家乡接续创业。“父亲从小就忙，不着家，我和他交流不多，很多时候真的理解不了他，但我始终相信他是对的，理解不了说明我有差距，我要努力向他的要求靠近。”
熟悉李修立的人几乎都有一个一致的评价：这个人人品真好！李修立不仅在乡村农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多在新乡工作的科学家也和他结下深厚的友谊，有的科学家还时不时地到他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他也经常像走亲戚一样到北京看望这些老先生。郭予元院士去世时，曾嘱托将一件毛衣送给李修立留个念想，他收到后，视若珍宝，从未上身，一直放在自己每天可以看到的柜子里。在李修立看来，老一辈科学家的情操是无比高尚的，对国家是真爱，对老百姓是真爱，对科研事业是真爱，他要以实际行动传承这种精神，永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转自：“iPlants”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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