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存在的否定性
原文选自《为什么是阿甘本？》
[英]亚历克斯·默里 著
王立秋 译
如果本书只提出一个关于阿甘本作品的主张，那么这个主张将是，语言哲学是阿甘本思想的核心。如果我们要理解阿甘本理解诸如政治、伦理学甚或电影等领域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他的思想出自他对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对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兴趣。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阿甘本的几个核心文本，以理解他是怎样使用诸如声音、指示语和本体论等概念，来对人、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思考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将看到，在把人设想为语言的场所，设想为将存在的否定基础与语言能力相绑定的场所时，阿甘本生产出一个复杂而又连贯一致的哲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否定性的生产是和一个原始的区分密切相关的，为使这个区分失效，我们必须对它加以考察。
阿甘本与海德格尔，一个起点
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阿甘本与德国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关系很近。阿甘本在1966年和1968年参加了海德格尔在普罗旺斯勒托尔的研讨班，他的书《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与幻象》就是献给海德格尔的。除这些个人的联系外，阿甘本的作品也反复承载着海德格尔的思想痕迹。海德格尔的哲学基于一种对存在之本质的关注，即被称为本体论的那一派哲学。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人的幸福？我们怎样获得知识？此类问题主导着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圈，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它们都未能主动地思考思想的本质，即存在问题。存在指定了思想的观念，存在是哲学追求却难以把握的思想的清晰而纯粹的条件。海德格尔把这个存在看作人，或者说此在(Dasein)，执行的 一个活动，而人也试图说明存在的观念：“我们可以用 ‘此在’这个术语来指这个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并且其存在的可能性之一就包括研究的实体。”(1978:27;7)
海德格尔的作品给我们呈现了一套批判的语汇，同时，我们也可以识别出他思想中一些对阿甘本来说很重要的元素。第一，海德格尔关注思想和存在的基础。和海德格尔一样，阿甘本也是从哲学提出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而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在按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二，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处于某种被遮蔽的状态，而哲学，则必须通过持续地追问它自己的思想基础，来探索这个状态。阿甘本也认为哲学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他自己的思想也力图——主要是通过语言问题——探索存在的这个被遮蔽的状态。第三，海德格尔把人概念化为对自己的必死性有所认识的、有语言能力的动物。这个基本的洞见，对阿甘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阿甘本的重要研究《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主要关注的焦点。第四，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独白”:“它独自说，自己与自己说。”(Heidegger1993:397)同时，语言除自身外别无所指。就像他看似同语反复地说的那样：“语言是——语言，言语。语言言语。”(Heidegger 1971:191)然而，语言的空间——必须在这个空间中，通过这个空间，语言才能言说——却是“人”（尽管在海德格尔那里，人这个范畴指什么还不明确）。因此，我们有语言经验，却又从根本上被移除到那个经验之外。这个矛盾——语言对自己言说并言说自己，但也通过人来言说——许是阿甘本和海德格尔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同样重要的是，阿甘本和海德格尔都把哲学看作一条“通往语言之路或一条能够把我们引向人的生命的居所”的“路”(Heidegger1971:193)。把握语言的抽象结构尚不足以理解它；相反，我们必须在思想中把握语言。在阿甘本和海德格尔对语言的反思的这个相互关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只会提到其中一些），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观念，即“语言对自己言说并言说自己，但也通过人来言说”，当作阿甘本思想的出发点。
为阐明这个关于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我要回到阿甘本一篇题为《语言经验》(“Experimentum Linguae”)的简短却重要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阿甘本提出了一个他在其他地方也提出过的，指导着他自己的研究的问题：
人的声音，像唧唧的叫是蟋蟀的声音或昂昂的叫是驴的声音那样，是人的声音的声音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声音是语言吗？声音和语言，ph6ne和logos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如果像人的声音这样的东西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才能继续把人定义为有语言的生命活体呢？这些这样表述的问题，标示出一个哲学的研究。
（IH：3-4）
我们应该能够直接地看到，海德格尔关于人与语言的关系的提问和阿甘本对声音的关注之间的联系。驴或蟋蟀，就没有一种抽象的语言而言，看起来有它们自己的“声音”，或一种直接的沟通方式。人只能使用语言，而那个语言又是不自然的，是某种学习得来的东西。因此，语言不属于我们。我们不“拥有”它，但我们一直持续地使用它。这就是在存在的核心处创造出的一种奇怪的“否定性”。就人的经验的所有方面都源于这一事实——人的存在是为人有又没有的那个东西所定义的——而言，这个否定性是语言的否定性，是出自语言与声音之分的矛盾它统御着阿甘本的全部作品。他想探索我们是怎样才有了语言的，以及克服语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阅读《语言与死亡》
阿甘本对这个否定性最经久不衰的分析，是《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这本书。下面这节文字的篇幅较长并且可能有些密实，但如果你想把阿甘本的作品当作一个机体来阅读，想理解他更广泛的想法是怎样出现的，它还是很值得读的。《语言与死亡》开头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把人定义为有语言能力和必死性的存在。海德格尔声称，这个“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本质联系在我们面前闪现，却一直没有得到思考”（转引自LD:xi)。接着，阿甘本主要通过海德格尔和伟大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1770-1831)这些人物，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解读西方哲学的历史。对阿甘本来说，“人既是必死的，又占有语言”这个想法，与他所认为的形而上学的根本的否定性有关。这个哲学的分支假设，必须存在关于实在的原则，超越切单个的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观念，提供“第一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开始思考存在的性质）。它经常指出，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中缺了某种东西，一个空白，或者对阿甘本来说，就是一个否定性的“场所”。阿甘本的主张是，形而上学，甚至包括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那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都需要创造出一个否定的空间，而形而上学对世界的解释的基础，就在于这个空间。
这个否定的空间，在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作品中，分别是在“这个”和“此”这两个术语中开始的。在海德格尔的大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海德格尔断言，此在，他的那个思想着的存在的形象，必然随身携带着它自己的“此”。恰恰是因为此在有它自己的 “此”，所以它才能实存。这包含在它的名称里，阿甘本把此在翻译为“在此的存在”，表明，Da（此）是把人移出Sein（存在）的那个东西。我们总是试图发现Sein，却不能做到这点，因为我们是有位置的(“此”命名了一个场所和空间，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存在的）。正如阿甘本所说，“在Da这个小词里有某种东西使那个实体——人——失效，或在那个实体中引入否定的东西，这个东西必然是它的‘此’”(LD:5)。所以，人变成了否定性的场所，并因为这个否定的场所——人必须从那里言说，注定无法进入Sein。
阿甘本认为，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个”，也是作为思想之开端的否定的场所。阿甘本提供了一种对黑格尔别具一格的诠释，他从黑格尔在二十六岁时写的一首晦涩的诗开始解读黑格尔。这首关于古希腊厄琉西斯秘密仪式的诗指出，人只能通过先经验“词的贫乏”来沉思“天使的语言”。这个矛盾表明，我们只有通过承认词在本质上失败了，才能进入语言的本质；语言是某种声音贫乏的替代品。从这个不同寻常的出发点，阿甘本进一步指出，黑格尔对哲学的探索《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1977)也是从一个否定的命题或空间开始的。阿甘本在这个命题或空间中找到了“这个”这个术语。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通过考察多种不同的理解世界的哲学解释包括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与宗教——最终得出了“绝对知识”这个概念。但他的体系必须包含所有先前的体系，因为他自己“理解精神对什么是知识的洞见”的尝试，也必须被视为对它之前的所有其他思想形式的综合。阿甘本因此以第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感性确定性(Sense-Certainty)，作为考察黑格尔的“否定”的起点。
感性确定性对黑格尔来说，是最基本、最不复杂的理解世界的手段。顾名思义，它假设，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对世界的直接的感官印象是真实和准确的。我是完全通过我的印象来把握这个（我看到、感觉到、听到……的对象）的，因此，感官的确定性看起来也就是最具体、最可靠的知识形式。但接着黑格尔又进而指出，我们只能言说对象，只能通过一种抽象来把握我们的感性确定性；那种抽象就是语言。在提出“什么是这个？”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象，并且我们并非在言说它，我们只是在言说语言而已。我们不可能表达感性确定性，因为语言在不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的同时，把握了普世的品质(“否定”)。本质上，语言属于意识，并因此可以言说自己，但不能定位那个感官中的自我。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我们）所说的那个感官的这个，是语言所不能企及的”（转引自LD:13)。意思是，语言“通过言说不可言说者，即通过在它的否定性中把握它，来守卫它”(LD: 13)。似乎对阿甘本来说，最重要的是，否定性在这个术语中发生了。
这个语言的否定的根基，会在海德格尔的“此”和黑格尔的“这个”这两个术语中发生，这一点为什么重要？答案与指示语(deixis)这个阿甘本的语言哲学中的关键术语有关。指示语是我们在日常言语中使用的，一系列像我、你、他她此这个等代词。这些术语只有在指示某物，或与某物关联的时候，才有意义。以“这个”这个词为例。如果我不用它来指任何具体的东西，那么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说“这个苹果”，联系或指示一个对象，否则我说出的就是一个空洞的词。同时，说“我”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代词对阿甘本来说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功能便是仅用于指示语言正在发生。在这里，阿甘本引用了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1902-1976)来解释“我”的功能。就像本维尼斯特问的那样，“我或你指的实在是什么？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实在’罢了，这种话语的实在非常独特。我们只能从‘惯用语’的角度，而不能用客观语汇来定义我……我意指的是‘那个说出包含我的话语在当下的实例的那个人’”(转引自LD:23)。因此，这个术语只在言语中、语言中有意义，它指的不过是“语言正在发生”这个简单的事实、语言的“事件”罢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人称代词才变得如此成问题。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想想贝克特，对贝克特来说，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我”这个代词就变得非常成问题。它的空，它在包含除语言的发生外的任何东西上的无能，把它凸显了出来：既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又是死亡的一个标志。贝克特晚期的一篇散文小说《陪伴》(Campany)就指出了“我”再现除一个空的位置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的不可能性：“第二人称的使用标记了声音。第三人称则标记了溃烂的他者。要是他能对声音言说的那个人言说并言说那个人，那么，就会有第一人称了。但他不能。他不会。你不能。你不会。”(Beckett 1982:6)在贝克特碎片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了逃避这些转换词的不可能性，但它们从根本上说又是空的。贝克特把这些代词呈现为语言，传达了语言在传达上的无能，允许它内在的否定性出现。
声音
那么，何以转换词这个范畴，与各种否定性观念以及阿甘本对人有没有声音的研究有关？转换词，就指示语言的“发生-就位”而言，与声音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对阿甘本来说，声音这个观念，不应该被理解为简单的声响。如果我们理解了每一个声响的意义，我们就永无获取语言的必要了。相反，我们总在试图把声响转化为意义，接收音素，即我们听到的声响，把它们变成能指（词），再由此导出一个意义。据阿甘本所言，声音就是为了发展出意义，为了让语言有意义，而必须消除的那个东西。这个过程使我们失去了声音，在语言和言说的核心处创造了一个本质的空白。阿甘本把这个具现于语言的发生－就位的过程，称为 声音（大写的声音，区别于我们无法获得的那种声音）。对阿甘本来说，声音不再是声音，但它确切来说也不是意义，它是语言这个简单的行为，而语言这个行为，对阿甘本来说，同时是存在和时间的基础。为有存在（在海德格尔区分的那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意识，一种只有在我们认识到在场（即我们能想到自己处在时间之中）的时候才会存在的意识。对阿甘本来说，声音给了我们这两个东西，因为在意指“现在语言正在发生”的时候，它创造了时间，并表达了对存在的意识。所以，阿甘本认为，声音是“至高的转换词，它允许我们把握语言的发生，因此，它看起来就是所有本体论都要依赖的那个否定的根基，就是那个维待一切否定的那个原初的否定”(LD: 36)。在声音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阿甘本哲学见解的基本症结：所有对存在的研究，所有形式的对意义的建构通过它们与语言的关系——都基于一种看起来无法逃避的否定性。
在确立了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否定”，并因此引入声音这个范畴之后，阿甘本进而探索了在这两位思想家那里作为“原初的否定表达”的声音。(LD:37)尽管在这里我不能深入探索这个分析，但简单来说，阿甘本展示了，对黑格尔来说，声音栖居于“绝对”，但一经说出，就已经“消失了”。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和Stimme（德语中的“声音”)之间的分裂，回响在此在面对的畏的Stim:mung（情绪）中，因为它意识到它没有真正的声音。对阿甘本来说，其结果是另一个只在沉默中发生的声音。这看起来就是阿甘本对语言在思想中的地位的诠释的地平线语言遮蔽并消除了一切我们可以有的直接的声音，而代之以另一种只能传达一种沉默的声音，或者就像阿甘本——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的那样：sigetics。在描绘了思想与存在的核心处这个根本的、看起来不可避免的否定性之后，阿甘本转向了十二世纪的普罗旺斯诗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那里发现“另一种不依赖一个不可言说的基础的语言经验”?（LD:66)为什么是普罗旺斯诗人呢？就像我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阿甘本作品的特征是，探索词源学和中世纪与古典文本，在过去晦涩的作品中寻找重建和解释当下难题的方式和手段。在这里，普罗旺斯诗人被呈现为这样的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交点上写作，当时，诗还关心话题。在那之前的古代，诗是用语言的修辞“位置”构成的这样的修辞实践认为，语言本身是已经给定的；而更现代的观念则认为，诗是对一个亲身经历过的实在的表达。阿甘本进而考察了两首诗，展示了何以这两首诗依然把“它自己的词的原初事件呈现为无”（LD：74）。对这两首诗的分析是复杂的，它们展示了文本细读在阿甘本作品中的重要性，然而，总结不是本章要做的事情。不用说，阿甘本的研究表明，诗也和哲学一样，力图把语言的场所概念化为否定性之外的某种东西。
在这点上，简要地指出阿甘本所认为的诗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的。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关系，因为它对于理解阿甘本如何构想他自己的批判实践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在《语言与死亡》中，也许我们应该到这两种话语（即诗与哲学）之间的某个地方，去寻找他对人类提出的，发现一种新的气质或栖居之地的呼唤：“也许，只有这样一门语言—-－在这门语言中，哲学的纯粹的散文将在某个点上介人，拆散诗的世界的韵文；而诗的韵文也会出面，把哲学的散文弯成一个环——才会是真正属于人的语言。”(LD:78)这个描述是故作神秘的，它也是阿甘本对他在存在核心处发现的否定性的替代物做出的一系列姿势中的一个。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也就像我们将在这本书中反复看到的那样，阿甘本解决他提出的这个难题的“方案”，是有意也非规定性的。在这里，阿甘本对这两种实践（即诗与哲学）之间的区分的崩溃的暗指，是与他结论中的一种对诗的回归相配合的。
那本书的倒数第二部分指出，超越形而上学的“地平线”思考的一种方式，是开始“清算”我们整个文化的神秘的基础。正如我们即将在与关于幼儿期的讨论的联系中看到的那样，神秘的基础的问题是它把一个否定的形式（沉默）放到了存在的核心。阿甘本认为，我们永远力图回归声音出现的那个点，即语言的起源。但在阿甘本这里，“回归”绝不是某种怀旧的、（向过去）回归的努力，或一种对某种将一直是必要的却又不可能实现的回归的设想。相反，阿甘本力图进人这样一个点：在这点上，一个否定的基础可以出现，并同时为当下消除那个根本的空白。因此，阿甘本的“回归”是这样一种回归，它不在时间上向过去回归，而是一种对“不被否定性和死亡标记的语言”(LD:95)的恢复。再次说明，阿甘本只是对这种语言有所表示，从来没有描述过它。阿甘本没有描述这种语言，而是用两首诗来给这个部分做结，一首是德国艺术家和批评家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的诗，另一首则是和阿甘本同时代的意大利人、诗人和翻译家吉奥乔·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1912—1990)的诗。这两首诗都谈论了对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也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地方的回归。在这里，我要引用卡普罗尼的诗：
我回到了那里
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和不曾有过的样子相比什么也没变。
在桌子上（在方格的桌布上）
我发现那只从来没被倒满过的半满的杯子。
一切都和我不曾离开时的样子一样。
（转引自LD:98)
这个回归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的空间的意象，是用于指出，何以我们可以想象“回归一片我们从来不知道，却看起来惊人地熟悉的语言的土地”的感觉。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意象，特别是在第七章中，当我们遇到“弥赛亚”的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类似的意象：遭遇一个彻底变了同时又一点也没变的空间。
在那本书最后的余论中，阿甘本引入了“被献祭的”(the sacred;sacer)，这个术语和这个形象将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成为他最富争议的作品《神圣人》关注的焦点。我在这里提到这个，是因为它展示了，何以阿甘本早先关于语言的作品，就已经预见了他后来的“政治”作品，以及有必要把他的著作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在《语言与死亡》中，sacer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础而出现的，而阿甘本认为，人类共同体在本质上又是无根据的。它因此也就要求各种实践和仪式来给它一种坚实性。对阿甘本来说，这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原初的排除（我们有共同体，是因为某种东西可以在外面存在，我们可以根据那个不被包含的东西，来衡量我们自己）。这个过程具现为献祭，而献祭在把某人逐出社会的同时，也揭示了这点，即在内外之间存在一个阈限，或者，用阿甘本的话来说，存在一个“不可区分的区域”：如果某人可以被排除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地可排除的。阿甘本认为——在这个献祭的暴力之外——以及在虚无（他把它等同于虚无）之外，“社会实践本身、人的言语本身，变得对自己透明了”(LD:106)。在他致敬卡普罗尼的简短的、几近于诗的后记中，阿甘本用这个关于社会实践和言语的观念来给他的作品做结。在这里，结尾的几句话说出了阿甘本新的伦理的共同体的原则：“所以语言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语言，现在在你言说的时候，那就是伦理。”(LD:108)这里的纠结——我们是否会“言说”、阅读或思考最后的这几句话？——是重要的。为遭遇伦理，我们需要免除、磨去这些实践之间的区分。在对哲学核心处的否定性进行了冗长、复杂的分析之后，阿甘本似乎在号召我们超越那个否定性，走进它之外的思想、语言、生活的领域。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个“来临中的共同体”，出自对包括／排除的逻辑（这个逻辑是认同的根据）的拒绝，它转而要求的是一种“无论什么的存在”，后者与语言的关系，不是本体论的否定关系。
总结
正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那样，语言处在阿甘本关于哲学的功能之见解的核心。他所有的作品都出自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在“人”——通常是人的语言——的核心处有某种东西分裂了（并且这个分裂是不可解决的），以及我们通过同时尝试掩饰那个分裂（赋予词、“人”以意义）来建构我们的世界，但我们也依赖那个分裂来建构可以解释我们自己的存在的叙事和故事。这种对分裂或对立的认识，会在阿甘本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但它也一直伴随着并试图回归那个区分的症结一为的是理解它的开端的性质，以达到使之失去作用的目的。遭遇语言核心处的否定性也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过程：撕掉我们当代政治生活的空洞的黑话，通过呈现语言的发生，通过尝试在其中找到一个超越那种根本的否定性的空间，来暴露它们。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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