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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
作者简介
赵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青年教师
摘 要：面对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有必要从学理上予以回应。马克思恩格斯对孔德实证主义的批判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从思想史上看，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只不过，孔德的实证主义是对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理论呼应，在方法论上强调直观、自然与道德，而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辩证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在方法论上强调总体、历史与革命。较之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体现为：基于“证实”的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实证主义；孔德；科学方法
文章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
源自网络）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伴随着改革大潮，以实证主义为方法论基底的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思潮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市场，并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猛烈冲击。这些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内核的社会思潮不断“发酵”：对理性原则的极致运用，对社会的“自然”诠释（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唯科学主义”论调，显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21世纪，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再研究、再思考和再建构都是由现实的理论和实践需求所激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实证主义，而是深入它的前沿，充分警觉种种非历史性理论的问题”[1]。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厘清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本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与斗争，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注释：
[1]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578 页。
一、启蒙与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历史相遇
启蒙运动以“理性至上”的原则扭转了欧洲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在哲学领域表现为由对本体论问题的追求翻转为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具体来说，近代西方哲学不再思考认识（主体）如何得以与对象（客体）一致，而是尝试将对象（客体）理解为与认识（主体）相一致。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宣称自身为理性代表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作为构造认识对象的方法，被非批判地引入形而上学领域。从笛卡尔到霍布斯再到莱布尼茨，最终在康德处集其大成，形式理性主义的方法成为哲学领域的方法论标杆，从而为实证主义潜入哲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随着科学的“凯旋”，一切形而上学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对科学的推崇，甚至发展到了将人视作机器的地步。在这一时期，科学高悬于理性王国的上空，人类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路来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塑造了人类的进步观念以及相伴而生的乐观主义态度“一种以对于科学及其方法的确信，对科学的文化及其传统的热情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1]，科学主义由此兴起并迅速征服了人类的心灵。
在科学主义的新思维下，人类不再满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因为一个合理的推论是：既然理性能够从混乱的自然领域中抽象出作为“铁律”的科学，那么繁芜丛杂的人类社会领域也就同样能够为理性的科学所把握。也即是说，科学由此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知识的探索体系，更是被视为把握人类社会的不二法门。在激进倡导者的推动下，科学主义逐步强化，最终演变成“唯科学主义”的观念。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就代表着由确定性规律所支配的无数个体的连接，“这是一种客观化的描述，这种描述对待社会事件就像对待自然中遵循类似规律的其他过程一样”[2]。由此出发，启蒙运动后的思想家们试图寻找人类社会的真正规律，这一方面为实证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思想温床，另一方面孕育了启蒙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真正继承人——马克思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 与奥古斯特·孔德密切相关，尽管孔德实际上并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实证主义”一词[3]。那么孔德的实证主义是从何而来的呢？一方面，在巴黎皇家科学院的影响下，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突破了传统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在法国大众中普及开来，这种崇尚科学、宣扬科学的浓厚氛围为实证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土壤。另一方面，在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过后，昂利·圣西门认为，要想摆脱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就要在政治方面延续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发生过的变革“即从臆测向实证过渡，从形而上学向形而下学过渡”[4]。作为圣西门的秘书，孔德深受圣西门“实证”思想的感染。不过不同于圣西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孔德看来，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首要问题不应再以‘破坏’为中心，而必须以‘建设’为中心，即以安定社会秩序、消除各种政治力量的对立和争斗、携手共建新社会为中心”[5]。在此背景下，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孔德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视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阶段。孔德提出，人类理性有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纯然是临时性的神学阶段、单纯是过渡性的形而上学阶段和走向成熟的实证阶段，这三个阶段代表了人类理性从低到高的连续发展过程[6]。第二，孔德试图借用自然科学规律建立“秩序与进步”的社会图景。孔德认为，人类理性的三个阶段直接对应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尚武的神学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家时代和实证科学的工业时代。孔德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将止步于实证社会阶段，社会秩序将在永恒规律的“保驾护航”下，依靠科学的进步获得最终的完善，因此在孔德看来，革命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7]。第三，孔德的实证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在“双元革命”后的保守转向。孔德认为，人的行动要由对自然秩序的认识来决定，但是秩序本身和关于秩序的知识则与人的行动无关，由此，人的理性在秩序面前折戟，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发起挑战了。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年）
对于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决予以抵制和反对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作为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某些方面“分有”了时代精神的部分共性，即启蒙运动以来对于理性和科学的推崇，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把脉”，只是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开出了两副完全不同的理论“药方”。究其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以辩证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而孔德的实证主义则将社会发展仅仅寄托于科学的进展和道德的认同，在肯定性的思维中失落了启蒙运动所开辟的批判路径。因为启蒙向来都是辩证的事业，单维度的肯定性思考永远无法理解启蒙的复杂性、多维性和批判性。从启蒙的传统来看，肯定理性与科学的价值本是应有之义，黑格尔就一方面强调哲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性与科学的重要性。只不过黑格尔认为，启蒙运动将科学理解为狭隘的物质利益的综合，只追求人世幸福和物质满足，忽略了自由意志，因而丧失了运用理性法则指导人类经验和欲望的可能，只有通过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才能充分运用理性把握世界和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还是认同启蒙运动的理念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青年黑格尔派为什么将提倡理性作为自己的任务，因为“除了他们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成分外，他们还带有启蒙运动的尖锐的批判的倾向和对法国革命原则的崇拜”[8]。
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构成了他们青年时期的思想底色。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都热情洋溢地称颂理性，反对宗教思想和封建专制，高度认可科学的力量。因此，在他们青年时期的作品中“理性'“科学”乃至“实证”基本都是以积极的意义出现的。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明确提及，德谟克利特作为怀疑论者，认为感性知觉的世界“脱离原则而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的现实性”，进而通过经验观察“投入实证知识的怀抱”，尤其“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知识”[9]。恩格斯则在不断吸收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与家庭的宗教信仰决裂，并意识到“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在生活中不应该继续存在”[10]。但是普鲁士社会的现实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性”哲学破产了，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期间遭遇了物质利益问题，而恩格斯则在曼彻斯特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由此，两人转而“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11]。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摆脱了纯粹抽象思维的迷雾，转而在社会历史发展与活生生的现实中寻觅“真相与出路”。相较于孔德提出的唯心的、非历史的、保守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联手缔造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2]。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恩格斯
本节注释：
[1] 刘兵：《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2] 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08页。
[3] 孔德在其著作中使用过“实证的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 和“实证的方法”（positive method） 等表述，“实证主义”一词是其弟子和教徒所创，但是这无碍于孔德是名副其实的“实证主义之父”。参见沃野《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学术研究》1998年第7期。
[4] 昂利·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1页。
[5] 欧力同：《孔德及其实证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6] 潘春葆：《孔德的历史哲学述介》，《哲学动态》1989年第5期。
[7]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92页。
[8]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9页。
[10] 萧灼基：《恩格斯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6页。
二、辩证总体、历史发展与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孔德实证主义的三个维度
孔德极力强调阶级调和，反对政治运动和暴力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孔德选中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其改良社会精神风貌的主力军，持续对法国工人开展实证教育。孔德对于“道德复兴运动”“和平社会主义”的提倡与当时的欧洲社会环境有极大关系。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革命的宣言已经呼之欲出，震撼整个欧洲的1848年大革命就要到来了。因此，孔德诉诸“道德与和平”的实证主义正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所期望的理论。此外，孔德的学说对欧洲工人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第一国际内部就有支持实证主义的工人组织。面对受到孔德实证主义学说影响的工人运动与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总体、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三个维度出发，对孔德的实证主义展开了科学批判。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总体的视角出发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1866年7月7日，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要“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孔德正在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大肆追捧。从法国建立的实证论派工人团体到在欧洲各地建立的“实证主义协会”，实证主义流派对工人运动的影响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之作出必要的研究与回应。马克思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表现为虚假的丰富性以及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琐碎性。为什么实证主义会呈现这种样态呢？一般看来，因为“实证主义科学观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科学范式，只从肯定的方面理解事实，看不到事实在历史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当然也就看不到事实中所蕴含的价值”[1]，因而无法透视经验材料背后的总体性价值，也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孔德的著述虽然看起来“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与黑格尔相比却非常可怜，因此，即使孔德的著作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细节上的些许优点，但是在整体上却远逊于黑格尔。以黑格尔作为孔德的参照物，说明马克思意识到，孔德以实证主义为资本主义绘就的“发展蓝图”，就像黑格尔创建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不过，孔德只抓住了细枝末节的东西，在整体上被黑格尔哲学完全比了下去，更不要说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为对整体性的强调。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虽然在细节上会有在所难免的缺点，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2]。这种整体性的辩证思维也是恩格斯批判孔德的出发点。在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对整个自然科学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概括成为一股潮流，圣西门和黑格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只不过随着自然界的普遍联系被发现后，这种外在的排序就已经落伍。孔德与这两人相比更是落了下乘，恩格斯明确指出，“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3]，因为孔德只是在“安排教材和课程”的意义上才使用这一方法，根本没有以整体性的思维运用这一方法，更谈不上辩证使用了。对于这一“抄袭”来的“实证主义破烂货”和“神秘主义的宗教宪章”，马克思在致实证论者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教授的信中明确表明了态度：“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4]
《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批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认为其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只批判既成事实却没有提出面向未来的举措。马克思反问道，是需要开出面向未来食堂的孔德主义调味单吗？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一方面自诩反对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却试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要求调和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出谋划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作为孔德实证主义在英国的继承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就以“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而著称。在马克思看来，穆勒只是“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5]，而且穆勒这样做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完全抹除了，由此陷入了“在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在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虚无状态。
马克思指出，只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才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必然的、历史的产物，才会将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当作“符合事物本性的、自发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存，进而才会坚信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认为可以通过“道德限制”对社会问题加以修正。实证主义者难以理解《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方法视现存事物是必然灭亡的，视既成形式是暂时性的，对任何东西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代言人的实证主义者必然会陷入恼怒和恐慌。恩格斯也揭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观性和非历史性。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的生产和交换行为在社会方面产生的直接预期影响“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6]。这种直接性使得实证主义者只能看到直观的社会生产结果，而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行为背后对于自然和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因此，日益激烈的阶级对立完全不在实证主义者的视野内，存在的只有埋头工作的工人、组织生产的实业资本家和安排人类精神工作的实证主义学者。这幅由“秩序与进步”涂抹而成的社会画卷充分表明了实证主义者只是资本统治的代言人。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从革命实践的视角出发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实证主义的拥趸们确实参加过第一国际的活动，但并非是英国和法国的实证主义者认为的，向第一国际打入了一个楔子，而只是“由于他们是工人，可以接纳为一个一般的支部，但不能是‘实证主义者的支部’”[7]。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虽然个别实证主义者在巴黎公社期间，在报刊上为抵制对第一国际的疯狂攻击作出了贡献，但是，一方面，实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创建国际的工作”；另一方面，虽然实证主义者宣称支持工人运动，但是很短时间内这些支持就变得冷淡了，因为实证主义者认为“工人已经过分强大，为了保持资本家和工人（在圣西门看来，他们都是生产者）之间的真正均势，现在又该支持资本家了”[8]。实证主义者的这种所谓维持均势的做法，实际上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社会力量上的巨大差别，因而暴露了他们“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9]。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坚决与实证主义这一调和主义立场和宗派主义行径作斗争；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与实证主义的等级制和宗教观念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的实践精神，坚持从这一科学立场出发，我们就能明晰和拒斥当代社会思潮中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变种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道路”。
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本节注释：
[1] 马拥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4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三、实证经验、科学抽象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当孔德还站在一般唯物主义立场上时，他极力宣扬“唯科学主义”，强调作为客观方法的“实证方法”既是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也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两者在“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不过，孔德所强调的“实证方法”并非科学研究的“证实方法”，而是以“经验性、因果性和非历史性”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自然科学与实证知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反对实证主义假借科学的名义，在理论领域扮演权威的角色。面对实证主义方法论对于“实证”的垄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证实方法”不能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直接画等号。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扬弃继承了黑格尔思维方式的辩证抽象与历史具体，使其成为“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以此为基础，我们得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核心要旨。
第一，“证实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的专属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调查的实证方法出发，得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准确认识，进而批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马克思看到，在研究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是从“合乎自然的个人”出发，认为是自然而不是历史形成了这一起点，并且只有达成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被这种主观主义的“孤立个人”视为“外在的必然性”，19世纪的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依然抱持着这一神话。但是用“隐身帽”遮住眼睛和耳朵只能违心地否认妖怪的存在，如果借助社会统计揭开笼罩在现实社会上的帷幕，我们就能够一窥“幕内美杜莎的头”。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英国的社会调查工作是“内行、公正和坚决的”，因为这些调查呈现了经济发展状况、工人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充分展示了工人被剥削的情况。因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大量应用了这些社会调查报告，以充分佐证相关的理论分析；而恩格斯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亦同样“深入了问题的核心并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了真实的历史”[2]。
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经验事实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止步于经验事实，而是进一步走向了历史深处。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明确意识到，止步于经验事实是不可能理解资本的抽象统治的。以价值形式理论为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是却无功而返，原因就在于，“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3]，只从量的维度上考虑价值，将价值形式与价值混淆起来，因而肯定无法理解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奥秘”。如何才能从经验事实中把握资本逻辑呢？马克思恩格斯给出的答案是历史辩证法[4]。正是从历史辩证法出发，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置于经验的实证研究中，最终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生成逻辑，有力驳斥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非历史性“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5]。这正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非历史性的绝佳评价。
第二，“合理的抽象”是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抽象解释不了具体。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抽象”是不同的。实证主义无疑非常强调抽象的必要性，因为只有抽离了质的差异性，才能以“无差别”的形式拥抱“量化”和“可计算性”，进而服务于资本逻辑的统治需要。实证主义的抽象宣称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经验研究之上，但是最终却只得出一个空洞的、具有单纯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概念，而“这种同一性是由研究者本人经过思维制造出来的纯粹同一性，是一种静态的、僵死的抽象，根本不涉及事物的内在本质。这种抽象构成了所有经验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基础”[6]。马克思曾经犀利批判了这种抽象的自然科学的直观方法“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7]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区别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同样强调抽象的必要性，但并非实证主义的经验抽象，而是科学抽象，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经验抽象，马克思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前提开始，表面上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抛开这些所谓现实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剩下的只有空话。以人口这个概念为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起点的人口只是“整体的混沌表象”，没有任何的实在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分析人口更具体的规定，将之与实际的存在联系起来，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简单的规定；从这一简单规定再启程，最终才能返回到人口概念，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才掌握了丰富的总体。实证主义将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产物进行拒斥，片面、绝对地将认识的可能性寄托于经验观察与抽象，而这根本得不到科学的认识。因为离开了合理的科学抽象，思维只会被杂乱无章的材料所包围，找不到明晰的出路。不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8]。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具体存在并非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而是独立于我们的思维之外，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实证主义方法论虽然强调现实的具体存在，但是既理解不了现实存在的生成，也理解不了或者是拒绝回答认识的来源，只笼统强调经验的重要性，鼓吹“观察优于想象”。借用赖特·米尔斯对抽象经验主义的评价来说：“他们的这些研究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使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关注……这些细节无论怎么庞杂，都不会使我们确信任何本值得我们确信的东西。”[9]米尔斯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C. 赖特·米尔斯（1916-1962年）
第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把脉”，而非实证主义以思想的逻辑对历史的强行规定与塑造。在黑格尔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被视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即“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10]。虽然孔德并不认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但是在非历史性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孔德的实证主义一方面将人类历史通过理性发展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另一方面则以人类理性的进步支配人类历史的发展。这种以思维逻辑座架现实历史的方法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特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通过把握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提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科学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是将历史与逻辑直接等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明确意识到，历史的发展并非是一个平滑的思维过程，而是充满了“跳跃与曲折”，如果思维严格对照真实历史的发展状况，那么思维就会被局限在无数无关紧要的细节里，而不能真正发挥思维的抽象能力，也就达不到对历史的准确、客观认识。因为历史资料固然可以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是真正把握历史的发展需要更高一级的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来源于哲学的抽象训练，又扎根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正如研究经济范畴要从它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出发一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要从符合对象的整体结构出发，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生动描摹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结构，进而刻画出一幅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完整历史画卷。
本节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 张亮，刘冰菁：《恩格斯研究指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2页。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4] 竭长光，李靖新弘：《作为“真理”的逻辑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探讨》2022年第6期。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6] 孙乐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及其哲学效应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9]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2页。
[1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诞生于同一时代背景下，都是对近代启蒙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理论反响，并且同样受到了工业文明和自然科学最新发展成就的滋养。只不过，在追求理性、发展科学的时代主旋律下，孔德将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视为人类理性的最高阶段，试图运用所谓科学精神架构起“秩序与进步”的社会框架，以实证主义为走向保守的资本主义“卫道”。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立志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的“总体、历史与革命”维度科学超越了强调感性直观、自然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孔德的实证主义。而这一批判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宏旨则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历史性的辩证方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实践批判，为人类超越具体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着了魔的颠倒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想方案。这充分说明，无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如何鼓吹自身的“科学性”，我们都不能失却自身的理论定力，而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这也是我们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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