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
[德]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书目信息
本文节选自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新马克思阅读系列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德]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著；张义修、房誉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 ）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思潮的代表人物，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代表。参与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代表作《价值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在这里是以怎样的方式（in welcher Weise） 成为研究对象的：在文本中，既有对货币和资本的抽象-理论层面的阐述，也有历史性的段落，例如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的形成。那么，《资本论》最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历史的基本特征吗？还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相当特定的阶段？或者是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抽象-理论的阐述？总而言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理论阐述和历史记述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
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论吗？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仅仅意味着，指出既有的理论在这里或那里存在错误，以便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吗？或者，这里的“批判”含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要求？一言以蔽之：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这个“批判”意味着什么？
第一节
理论与历史
恩格斯就曾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阐述的“历史化”解读方式。在为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撰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对范畴的“逻辑”阐述（这里的逻辑指的是概念的、理论的）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而曾在188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普及版的卡尔·考茨基写道，《资本论》“本质上是一部历史著作”①。
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的领袖们有一个共识，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而马克思的《资本论》被理解为对“竞争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对马克思的研究必须在历史层面推进，并对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帝国主义——展开分析。希法亭（Hilferding） 、卢森堡和列宁以不同方式承担了这一使命。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经常听到经济学家们说，马克思的分析，如果不是完全无效的话，也至多是对19世纪有一定的效力。在20世纪，经济关系发生了深远变化，以至于无法再诉诸马克思的理论（因此，在大多数经济学院也不再能听到关于马克思的理论的任何东西）。这种“历史化”的解读方式，也是许多马克思《资本论》导读的典型的解读方式，至少是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抵触的。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这样阐述他的研究对象：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
这里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既不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也不研究资本主义的某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而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的”分析：他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是那些在一切历史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从而使我们能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马克思想要阐述的不是一种（时间上或者地点上）特定的资本主义，而是，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所说的那样：“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1页)
在此，马克思只是对他自己的阐述提出了要求。至于他是否达成了这一要求，是否实际上成功地“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一阐述的细节的话，还可以再讨论。
无论如何，这里引述的文字证明了马克思的阐述的抽象程度：如果是在“理想的平均形式”的层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这种分析将会提出这样一些范畴，它们必然构成研究资本主义特定阶段和历史的基础。
人必须了解历史，才能理解当下，这句话对于纯粹的事件历史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适用于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历史。在这里，恰恰相反：为了能够研究一种特定的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形成，我必须先了解完成的结构，然后我才能知道，我需要在历史中去探寻什么东西。马克思借助一个比喻来阐发这一思想：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页)
因此，《资本论》中所有的“历史的”段落都位于相应范畴的（理论）阐述之后，而非之前：例如，著名的关于“所谓原始积累”的章节，阐述了作为资本关系前提的“自由的”雇佣工人的形成，它不是位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而是位于其结尾。历史段落是对理论阐述的补充，但不是理论阐述的基础。
虽然《资本论》最主要的是一部理论著作（它分析了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非一部历史著作（即研究资本主义的形成），但是它也并不像许多当代的经济学研究那样是非历史的。当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有些一般性的经济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必须要有生产、短缺资料必须要分配，等等）。此类在所有历史阶段都一样的基础性问题也就要用本质上一样的范畴来研究（正因如此，有些经济学家将尼安德特人的石斧也视为资本）。马克思则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它与诸如古希腊奴隶社会或者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本质不同。由于这些不同生产方式都包含着特殊的生产关系，必须用其特有的、只对这种生产方式有效的范畴来阐述。在此意义上，那些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是“历史的”而绝非超历史的范畴，它们只在资本主义是统治性的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有效（参见科斯勒和维恩诺德的《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一书②）。
本节注释：
①Kautsky，Karl(1887) ：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Stuttgart，S.XI.——译者注
②Kößler，Reinhart; Wienold，Hanns (2001)：Gesellschaft bei Marx. Münster，S.165 ff.——译者注
第二节
理论与批判
在“世界观式的”（weltanschaulichen） 马克思主义中， 如前文所言，马克思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经济学家，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们可以用它对抗“资产阶级经济学”（即那些以正面态度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派）：马克思从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那里汲取了劳动价值论，据此，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发展出了劳动力剥削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就此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没有范畴的根本差异，而仅仅是理论的结论有所不同。
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
这基本上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对它们而言，马克思在其理论内容上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只不过他得出了和斯密、李嘉图不同的结论。既然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已经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过时的学说（现代的理论已经不再将价值的规定性归结为劳动），那么当今的经济学家们也就认为，不需要再认真面对马克思的理论了。
然而，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所明确表示的，马克思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每一种新的科学研究都会批判过去的理论，但只是为了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马克思要做的远不是这样的批判。他不是只想要批判单个的理论（当然这种批判在《资本论》中也存在），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批判在针对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想要批判这一整门科学的范畴基础（kategorialen Voraussetzungen）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末写给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的信中明确了他的批判的整体性质：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这种对范畴的批判开始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的范畴，价值。马克思承认，政治经济学抓住了“价值规定的内容”，即劳动与价值的关联，但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8页）。马克思在此主要批判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其问题设置（Fragestellung） 的形式与方式， 也就是说， 他要批判这样一种区分， 有些东西政治经济学想要解释，而有些则被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以至于不必解释（比如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具有一种“交换的倾向”。由此出发，人类将所有物品视为商品，只是一种普遍的人性。
在政治经济学中，诸如交换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被“自然化”（naturalisiert） 和“物化”（verdinglicht）了， 也就是说，社会关系被理解为似-自然关系（quasi-natürliche Verhältnisse），进而被理解为物的属性（物不是由于社会关联才具有交换价值的，而是物自在地就有交换价值）。通过这种社会关系的自然化，物似乎获得了主体的属性和自动性。
马克思用“荒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页）来形容这种关系，并称之为“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1页）或“奇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80页）。这些概念各自的含义，在后续章节中将再展开论述。在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中，以及在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判中，这些概念绝大部分被忽略了，或者人们仅仅从中看到一种修辞学特征。然而，马克思通过这些描述指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事实。社会关系的自然化和物化绝不是由于个别经济学家的疏漏，而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基于日常实践而自发地发展出来的现实图景的总结。因此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结尾，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生活在“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而“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同上）不仅构成日常意识的基础，而且也构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背景。
以上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答案：批判的目的在于，打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由以获得表面说服力的那种理论域（即那些完全自明的观点和自发形成的观念），阐明政治经济学的“荒谬”。在这里，对认知的批判（即认知如何形成的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对方，二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想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而且想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批判。在一封信中，马克思并不谦虚地将他的著作形容为“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下册，第542-543页）。
为此，马克思想要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人类和社会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他试图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43页）或者如他在另一处所写的：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联系，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0页）
马克思用这些表述并不是要进行道德批判。马克思也不指责资本主义（或者甚至单个的资本家）破坏了某种永恒的正义观念。倒不如说，他是想要揭示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内在地具有一种深层的破坏性潜能，这种潜能不断被激活（参见第五章和第九章）。资本主义由于其运作方式，必然不断损害工人的基本生存利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基本生存利益只会得到有限的、暂时的保护，只有资本主义被消灭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得到根本改变。
针对资本主义的暴虐，马克思并未提出一种基于完美生活或类似之物的道德上的“正当性”。相反，马克思希望，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性本质（不需要任何道德诉求的确认），工人阶级会对这种制度发起斗争——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但不是那种在资本主义内部谋求更好地位的利益，而是追求一种好的、稳定的生活的利益，这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后才能实现。
本节注释：
① 在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正如在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批判中一样），马克思的论证中的认知批判方面绝大部分被忽略了。直到20世纪60至70年代，对马克思的重新研讨才将其认知批判方面置于核心，以此对抗那种从经济学方面对马克思的简化理解（这种理解总是把马克思仅仅视为一位“更好的”经济学家）。
② 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译者注
第三节
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超级武器？
每当谈起马克思的理论，总是会提到“辩证法”（或者辩证发展、辩证方法、辩证叙述），而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特别清楚地解释，这个概念所指的究竟是什么。特别是在“政党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中，对立的双方常常指责彼此对争议的话题持有一种“非辩证的理解”。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圈子中也流行这样的说法，某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由此似乎一切都得到了解答。当有人提出批判性的追问时，偶尔也会得到无所不知似的告诫：人总是要“辩证地看待事物”。此时我们不该被吓住，而是要继续叨扰那位无所不知的人这样的问题，即到底该怎么理解“辩证法”，“辩证的”思考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常见的情况是，对辩证法的夸夸其谈能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事物无论如何总会彼此依赖和相互影响，而整体是相当复杂的——这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但也没说出什么东西。
如果想在不那么表面的意义上谈论辩证法，那么我们可以相当粗略地区分出这一概念的两种不同用法。第一种用法，根据前文提到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辩证法被视为“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辩证发展不是均质的、线性的过程，而是经历着一种“矛盾运动”，这种运动尤其表现为“量到质的转化”和“否定之否定”① 。不过恩格斯也清楚，这种一般性的陈述，无法实现对个别过程的任何认识，②而在“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却并不清楚这一点；在那里，“辩证法”被理解为发展的一般学说，它经常被当作一种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超级武器。
第二种谈论辩证法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种论述形式相关。马克思用不同方式提到他的“辩证方法”，并赞赏了黑格尔的贡献，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不过，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被“神秘化”了，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并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这种方法通过对范畴的“辩证叙述”而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在叙述过程中，各个范畴借由彼此而得到发展：范畴不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地得到表现，而是说范畴的内在联系（一个范畴在多大程度上使另一个范畴成为必要）变得清楚起来。这种叙述的结构对马克思而言不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是本身有决定性的内容的意义。
这种辩证的叙述，绝不是一种完成的、既有的“辩证方法”在政治经济学材料上的"应用”。费迪南德·拉萨尔想要进行这种“应用”，这使马克思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但是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4页）
辩证叙述的前提不是对一种方法的应用（这也是在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中广为传播的一个观点），而是前文提到的对范畴的批判。而这种范畴批判的前提是，对与范畴相关的各种材料进行准确、细致的阐释。
只有在对那些被叙述的范畴有所了解之后，才能准确地探讨马克思的“辩证叙述”：在弄清马克思所作的那些叙述之前，就无从谈起马克思的叙述的“辩证”特征，也无从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还有经常用来形容马克思的叙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说法，对那些刚刚开始阅读《资本论》的人而言，这句话也没有说出太多东西。最主要的是，《资本论》实际的叙述结构，相比早先在1857年《导言》中所估计的这个公式，要明显复杂得多。
在《资本论》中，除了序言和跋之外，马克思很少明确提及辩证法。他实践了一种辩证叙述，但并未要求他的读者在阅读该书前去研究辩证法。这种叙述中“辩证”的东西，其实只有在阅读之后才能说出来。因此，本导论也不会先设置一个关于辩证法的章节。
本节注释：
① 量到质的转化：一定规模的量变最终会引发质变。如果给水加热，水还会保持为液体，直到100摄氏度时水会蒸发。否定的否定：在原初状态的否定之后，还有再一次否定。一粒种子成长为植物，植物是对种子的“否定”；植物结出果实，留下更多的种子，这是对植物的否定，我们因此有了一个“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否定并不是回到出发点，而是在更高层面再生产出来种子自身得到了繁殖。
② 因此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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