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学术月刊 ，作者文哲
2020−2022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维度等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视角。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又生发出了许多崭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及实践成果，推动了我们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度思考。再者，理论创新离不开哲学方法论的创新。本文将从“著作”和“论文”两个类别来进行简要述评。
作者：文哲，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年第6期。
2020−2022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法论维度等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视角。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这一“传统”的研究领域又生发出了许多崭新的学术生长点。譬如，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在哪里？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新异化批判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马克思是在何种理论视域中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的？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与其唯物史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对这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作出当代阐释，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路径问题的思考。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及实践成果，推动了我们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度思考。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在《矛盾论》等经典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认识论作出了何种实质性的推进？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等角度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就的理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帮助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原创性贡献的理解。再者，理论创新离不开哲学方法论的创新。哲学维度上的方法论创新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及基本内涵？国外学界在唯物史观等问题上的观点应该怎样全面地评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下文将从“著作”与“论文”两个类别来对上述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
要想推进对《资本论》的学术研究，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学科壁垒。如果我们仍然像传统解释模式那样只是把《资本论》当作一部经济学著作来阅读，那么，我们虽然能看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生产价格等方面所取得的经济学成就，但却不能很好地把握住他为什么能够取得上述理论突破。同样，如果我们拘泥于传统哲学的视域去寻找《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那我们虽然能够找到一些文本依据来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确有基于人性维度的物化批判等方面的观点，但却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些观点在马克思此时的思想框架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说到底，资本的生活过程是一个整体，它并没有被机械地划分为经济学、哲学等不同领域中的内容。这就决定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思想一定是无法跟世界观层面上的哲学、社会形态发展层面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分割的。既然如此，唯有在突破传统学科壁垒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地深化对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本质内涵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找到正确解读《资本论》的学术钥匙。孙正聿《〈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上下）》是国内学界首部对《资本论》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从解读模式比较、本真内容剖析、当代意义阐释等三个维度对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著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阐述。此书对中外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不同解读模式的比较研究是很系统和全面的，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的挖掘与阐释，尤其是对资本逻辑的中国语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使命的分析与解读，是非常深刻和到位的。在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的解读上，此书原创性地提出了要从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的世界观层面，来理解《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有机统一性的观点。在作者看来，《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不可能是形而上学或传统人本主义层面上的哲学思想，而是世界观维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思想不可能仅仅是对作为物的经济要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的解读，而是对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揭露与阐明，因此，它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此书对于学界深化对《资本论》的综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如何突破西方近代认识论的主体−客体、个人−结构的二元论框架，站在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相对应的新的理论视域中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真内涵，这一直是国内外学界致力于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法国社会学家皮·布尔迪厄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习性概念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就哲学界对此问题的原创性研究来说，日本著名哲学家广松涉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思想家。张一兵《物象化图景与事的世界观：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研究》紧紧抓住广松涉以“四肢结论”论和交互主体性论为基轴的“事的世界观”、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为主题的马克思哲学发展史研究这两大主题，全面和深刻地对广松涉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构境论式的研究。作为国内学界首部系统研究广松涉哲学的专著，此书从支撑性思想背景、本真内容、理论评价等维度，全面展开了对广松涉的交互主体性论和“四肢结构论”的阐释与对话式评价。在充分肯定了广松涉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在认识论研究上提出的深刻思想和原创性哲学构境的同时，作者也明确地指出了广松涉的上述思想明显地受到了西方的社会行为主义和语言哲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对广松涉从物象化论的角度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的解读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作者充分肯定了广松涉从以实践为基础的关系本体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新阐释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广松涉准确地看到了在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原像中，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类本质实体和唯物主义的观念实体，都不再被视为是第一性的，取而代之的是实践的第一性地位。哲学的对象也不再是自然物质或抽象的人，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生活世界”。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明确指出，尽管广松涉强调实践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重要地位是正确的，但他通过简单地抬高实践的本体论地位来呈现上述观点的做法则难免有偏颇之处，因为马克思恰恰是在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实践的首要性和物质生产的第一层级决定性这三重要素的辩证统一的阐释框架中来呈现实践的重要性的，而不是在单独地强调实践之本体论地位的框架中来阐释这一点的。在缺失其他两重维度的前提下单一地强调基于实践的关系本体论，这使广松涉如何避免蒲鲁东的那种从建议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过程的思路似乎成了难题。此书对广松涉哲学的构境论式解读，对于学界进一步推进对广松涉等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的客观性阐释，还是把某种一般原则或原理外在地运用到对现实历史过程的认知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很简单，国内外学界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会赞同第一种观点。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便如此，在对唯物史观的具体阐释过程中，仍有不少学者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的解读视域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更为深入地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渊源，并从这种渊源关系中更为准确地把握住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基础及方法论特征。在这一解读语境中，我们最先应该看到的是黑格尔的哲学遗产所具有的思想史作用。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从哲学与辩证法、思想的客观性、社会现实等三个部分入手，对黑格尔在社会−历史之现实的道路上的哲学遗产及马克思对这种哲学遗产的拯救与扬弃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阐释。作者首先强调指出，那有待被我们的知识整体真正消化和重新占有的黑格尔的哲学遗产，用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黑格尔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在哲学上不仅开启出了历史性的思想维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了社会现实的广大区域。尽管由于思辨神学的解读视域之局限性，在黑格尔那里，那个能够通达事物或者说社会现实自身的普遍性在本体论上被神秘化了，但由于黑格尔坚持从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这一本体论基础出发来展开和实现其思辨辩证法，因而他使辩证法改变了先前一般所谓的方法概念。从此，辩证法不再是任何一种形式方法，自我活动本身的过程就是辩证法。黑格尔对现代性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知性知识样式的超越就体现于此。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遗产的扬弃与拯救则表现在：把辩证法的真理置入它与唯物史观的同一性之中。也就是说，唯物史观如果不同时就是辩证法，其基本观点就会堕落为抽象的教条或公式；而辩证法如果不同时就是唯物史观，那么，那些脱离“现实的历史”的东西，就会被再度神秘化为超历史的东西。应该说，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当下语境中，此书对于我们推进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深层内涵及当代意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研究之中，使之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表现出来，又指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总结和提炼，使之具有谱写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国篇章的新功能。要想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上述两个维度，我们必须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历程和核心观点的研究。而这又是建立在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理论及方法论特征的深层解读之基础上的，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细节探讨都离不开对上述基础理论和根本方法的剖析。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方法》紧扣理论与方法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作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重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方案，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哲学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以此为基础，作者强调指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提升到总结中国化的规律的水平上，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范导。此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的层面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内涵的理解，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之新特征的角度，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理解，从中国现代哲学的现实实践基础的角度，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内在关联性的理解，从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伟大成就的角度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性与人民性的理解。此书对于学界进一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二
丰子义《生产关系与唯物史观关系再认识》一文，因对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作出了系统阐释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能否对生产关系概念作出准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能否对唯物史观的本质作出正确的把握。如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仅从经验层面入手，把它理解为生产过程中的某种关系，如交换关系或消费关系，那就根本无法凭此概念而进入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因为经验性的经济关系是不可能触及历史观层面的内在矛盾的。而如果像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那样，把此概念解读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际性关系，那同样也无法达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层面，因为正像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现实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人性维度上的主体际性关系，而是现实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内涵就是生产关系，它所凸显的不是关系主义层面上的主体际性，而是社会实践活动层面上的现实主体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此文通过对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生产关系概念与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等问题的阐释，非常准确地强调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生产关系，是体现在现实社会实践过程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从某种单一的哲学或经济学视角入手来抽象地谈论的社会关系。对这一点的强调，对于我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深化对唯物史观的本质及发展方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杨耕《理论思维、辩证思维与否定性思维》一文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哲学思维的基本内涵及特征进行了准确的界定，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内涵及当代发展路径的解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国外学界的一些具有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者，总喜欢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打扮成一种仅是对经验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并以某个特定的社会现实与唯物史观的结论不直接相符为由，来否定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同时，也有一些具有抽象人本主义方法论的学者，喜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一种基于抽象人性的价值批判学说。这两种解读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产生了影响。而此文所强调的哲学思维、辩证思维既不是对人身外的客观存在的实证分析，也不是对人自身状况的情感表达，而是着力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观点，则明显地起到了学术纠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此文清晰地指出，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辩证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矛盾思维，是具有否定性特征的思维方式。这不是因为哲学思维与科学思维相比具有更多的思辨性和抽象性，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所反映的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因为现实实践活动本身具有内在矛盾性和自我否定及自我超越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就具有了一般性的实证思维所没有的鲜明特征。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学术进程中，如何理解“具体”的哲学意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质点。王南湜《毛泽东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疆域的中国式拓展》一文，通过对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的观点进行重新解读，创新性地提出了毛泽东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之辩证关系上的观点是一种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它跟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凸显的理论智慧的辩证法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毛泽东的这种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并不强调普遍性在各个特殊性之中的分有，而是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深化对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转化等问题的认识，以促成在具体实践中把握住当下具体矛盾的本质特征及解决路径。这一论断准确地抓住了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贡献，为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矛盾的特殊性这一“具体”不是对矛盾普遍性的“分有”和“展现”，而是其自身在矛盾普遍性前提下的展开与凸显。因此，仅有对矛盾普遍性的认识是不足以把握矛盾特殊性的具体内容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基于前者的方法论视域而不断地拓展与深化对后者的理解。这就是“具体”的哲学意义之展现的方式。在当前国内学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语境中，此论文的上述观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资本论》及其手稿因其对资本逻辑的吊诡性、内在矛盾性及走向危机的必然性的深刻阐释，不仅成为马克思成功展现唯物史观方法论魅力的理论场域，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当今学界深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的重要文本群。而在这一阐释视域中，如果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域中所重新使用的异化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且绕不过去的理论质点，因为当马克思此时在非直观的关系场域中来阐释劳动条件、劳动能力等要素的异化时，他希望凸显的已经不是早期抽象人本主义视域中的那种简单的异化现象，而是试图通过对这些新异化现象的阐释，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及矛盾性。张一兵《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上下）》一文，在国内学界首次全面地揭示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展现的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七大异化现象，即劳动条件、劳动能力、协作、分工、机器、科学技术、剩余价值的异化，并把它们放在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理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初步凸显的异化观点的比较视域中，以此来强调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语境中所呈现的新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本身所具有的实质异化的批判，因而也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内在矛盾性的批判，而不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呈现的那种基于法权层面的人本主义批判理论。
对马克思来说，政治哲学是其展现唯物史观视域下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场域。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域给他的政治哲学思考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特征，就像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历史哲学时，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给这些哲学领域带来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一样。吴晓明《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一文紧扣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这一学术视角，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是从正义、平等等概念入手来“裁剪”现实的，而是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及其变化过程出发来揭示上述范畴的内涵及其本质的。以此为基础，此文对基于观念或范畴的政治哲学之意识形态神话学基础与基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政治哲学之唯物史观基础之间的本质区别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此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在国内学界的政治哲学探讨中，首次明确地强调了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之新特征的重要性。由此，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是围绕着政治范畴而展开的哲学思考，而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现实及其矛盾运动过程在政治、法律等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表现形式，而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哲学思考。这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之间的重要区别。对这一理论质点的强调，对于国内学界深化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考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组成的一个理论整体，这在当下的学界应该说是没有人会提出质疑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种整体性？是把它理解为由三个相互并列的要素所构成的机械的整体性，还是把它理解为由上述三个部分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融合所构成的有机的整体性，这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学术效应。而在这一解读视域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之关系的研究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国外学界的不少学者总喜欢把恩格斯打扮成只关注社会经济领域和自然界中的各种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理论家，而不是基于对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整体性探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郝立新《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一文紧紧抓住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论的建构、阐释、发展等环节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视角，深刻地阐释了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在其思想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最关注的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品格，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能够真正面向现实实践过程的科学理论。同时，具有整体性品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以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扬弃过程，始终是一个综合的而非单一的过程。此文对这一理论质点的强调，对于我们在新的实践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是其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最核心要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角度，它可以清晰地告诉读者：马克思关注的重点不是历史事实的简单链接，而是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转变。由此，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社会转型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想的实质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仰海峰《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一文，从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等多重视角入手，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转型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从历史与思想、现实与未来的双重维度所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阐释。尤其是在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资本逻辑的批判性话语而建构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准确地抓住了资本逻辑的历史动力性、内在断裂、拜物教等特性，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社会转型思想具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改良的批判主义等社会转型分析思路根本不同的崭新解读路径。对上述理论质点的强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丰富内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唯物论及辩证法特性的认识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推进对马克思基于实践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关键在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实践辩证法的内涵作出准确的界定。它当然不仅仅指向个人的自主实践层面，而是必须深入到作为个体实践之本质维度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层面上来加以深入的探析。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只是有探索资本内在逻辑的第一卷，还有解读资本生活过程的第三卷。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不会只停留在本质逻辑的层面，它必然同时会在具体的层面上展现出来。在深入探讨唯物史观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下语境中，对这一点的强调显得尤其重要。刘森林《浪漫反讽与实践辩证法》一文，通过比较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浪漫反讽与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实践辩证法在观点及方法上的差异与关联性，既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通过对现实社会实践过程的剖析而建构起来的社会批判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而浪漫反讽则明显地具有局限于人文领域、满足于到未被现代性污染的“远方”去唤醒和磨炼自我、追求无限但容易陷入虚妄的“辩证法”等局限性，同时又明确地阐明了浪漫反讽对具体经验、多学科视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等维度的强调，对推进和深化实践辩证法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文的学术视域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对于国内学界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双重维度来深化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以及整个唯物史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把人类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深刻和丰富的内涵，谱写了现代性谱系的新篇章，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把这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即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和解读，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探讨，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话题。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一文，以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为切入点，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辩证特性，既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扩展人们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性作用，又看到了这种现代化进程由于是以资本增殖逻辑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因而它所促进的其实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能力，它所扩展的其实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所建构的现代性诊断及批判理论，为人类对现代性问题的正确认识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在其实践展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安康、精神富足等维度的辩证统一，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文对上述理论质点的强调，为我们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该如何准确地理解：它是一个唯物史观的起始命题或者说准唯物史观的命题，还是仅停留在法权层面上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关系到对此文本中这一命题之原义的不同理解，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本质内涵的不同解读。因为如果把这一命题直接当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起始命题而不是一般唯物主义命题来看待，那么，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从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阐发市民社会之丰富内涵及理论效应的学术思路，其思想史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反之，这段思想史进程的学术意义就会清晰地凸显出来。徐长福《“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复义性》一文，紧紧抓住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复义性这一视角，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的这一命题在本义上只是一个政治哲学的命题，强调的是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表面上赋予市民社会立法权而暗地里将其奉还给君王和政府的做法。而恩格斯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所谈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在文本依据上所指称的其实是马克思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因而是对这一命题的转义式解读。此文对上述理论质点的强调，对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史的研究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从总体上看，上述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深刻的研究力度、深远的学术影响，将对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研究视域已经打开，研究基础已经铺垫，研究方法和框架已经建构。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加深入地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实践创新中吸取营养，并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进一步推进对此领域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及前沿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以此来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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