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市民社会论的批判①
平子友长②(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
一、基于历史的自由“界限”与“限制”的逻辑
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第VI笔记”中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一节,在论证“自由竞争”的同时,进而将历史的自由问题作为“界限”与“限制”的逻辑进一步展开:
“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髙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③
在完成了«大纲»写作的马克思看来,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在其自身界限内部都是自由的。而内在于各种生产方式的界限,只有当新的迥异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的规制性原理”登场才首次成为限制。依马克思之见,从人类史的观点来看,先于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并不都是“非自由”和“依存性”的存在,而“市民社会”也并不是真正“自由”的社会形态。建立在各种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自由问题,必须根据一切“界限”和“限制”的逻辑来进行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样。”④
这也就是说,一切生产关系都在其“繁荣时期”“完全”地找到了自身所“需要的自由”。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⑤
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给人一种可保障最高限度“自由”的社会表象,但那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界限”内部的“自由”而已,“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界限”则化作了“限制”。“自由竞争”思想将过去一切(或非西方的)社会形态当作“限制”来处理,以使自身正当化。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基于“自由竞争”的“个人的自由”,实则是个人对资本这一“物的权力”的“完全屈从”,在此意义上,也即“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
以望月清司、平田清明等为代表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始终未能重视马克思对“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的“自由竞争”进行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视域。望月将之视为“异化的面纱(Schleier)”,并解释说,在其深处存在所谓“共同体(Gemeinschaft)合作和社会(Gesellschaft)交往的分工的二元性”⑥的暗流。使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得以成立的恰恰是不存在于马克思自身手稿中的如“(异化的)面纱”“(榨取的)更深处”等修辞。⑦
“马克思所把握的不加引号的市民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尽管被所谓异化的面纱所遮蔽而变得难以捕捉,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一面纱必然将被揭开,并成为‘人类社会(Gesellschaft)’的基石。⑧
“继承在私人所有制中发生对象化、并从人类中异化和自立化而出的各种社会关系(Gesellschaft)当中的,无非是对——剥离遮蔽了这一关系的异化的面纱后早已潜伏在那里的——社会(Gesellschaft)的也即共同体(Gemeinschaft)的各种关联的恢复而已。”⑨
异化和物象化常常被矮小化到“面纱”的维度,站在榨取的“更深处”来“展望”“本源性的活动”⑩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协作和社会(GeＧsellschaft)性交往”,这也即望月的马克思诠释的基本观点。
通过这样的修辞,“市民社会”“共同体(Gemeinschaft)协作”“社会(Gesellschaft)”等原本应从总体理论上来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方法概念从而实体化,并被创制出了一种幻象——即在由异化和物象化支配的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面纱”背后,那些方法概念是实在的幻象。
注释
注释:
①日译名『望月清司氏のマルクス市民社会論批判(上)』·『望月清司氏のマルクス市民社会論批判(下)』原文连，载于«季报唯物论研究»第149号和152号,经授权合并发表。
②作者简介:平子友长(1951-),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MEGA2国际编委、东京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译者简介:陈旺(1994-),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士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④同上书，第41页。
⑤同上书,第41-43页。
⑥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611页。
⑦平田清明则较多地使用“外形”-“内实”和“表面”等修辞。“‘每个人’在市民社会的外形下,说到底仍是一种私人劳动,但在这一所谓生产有机体的市民社会的内实中,却是一种个体性劳动。同样,他的所有,尽管在表面上来看是私有＝排他性的所有,但从内面来看,却是非排他醒的个体性所有”。参见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第88-89页。
⑧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における「資本主義」」,收录于長洲一二(编):『講座マルクス主義8資本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74页。
⑨同上书,第97页。
⑩同上书,第606页。
二
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与奴隶制/农奴制的历史性质
在«资本论»的一般研究和诠释中,小农的生产方式通常被视为因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解体的前现代的不发达的生产方式。但是,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以及其预备手稿的综合性考察,可以明确的是马克思对小农的生产方式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
“对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是包含小农经营、手工业在内的小生产的基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小生产“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且“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但其却是“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①。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主体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未必一定要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为前提。
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在广义上,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有的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中也曾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繁荣发展”“并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古典形式”的时代。
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也曾存在于奴隶制、农奴制以及从属于其的各种关系内部。马克思甚至还把奴隶制、农奴制等包含在保障劳动者对自身生产资料进行“占有”的小生产范畴之内。
在«大纲»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以下简称«各种形式»)中,马克思对奴隶制/农奴制曾发挥过的两个重要作用进行了描述:
第一,奴隶和农奴不过是其自身“劳动客体的各种条件”的一部分,不同于“自由劳动者”,他们(奴隶和农奴)的人格并不被承认,至少在是否承认他们“对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②)这一点上是完全区别于“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
第二,在此意义上,奴隶制/农奴制是以劳动主体和各种劳动条件等为基调的“本源所有”的历史派生形式,也即为使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建立而必须使之解体的历史条件之一。③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中高度评价了理查·琼斯(RichardJones,1790-1855),称他具有“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以来一切英国经济学家所没有的,这就是: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区别有了一些理解”④,并围绕琼斯的著作进行了庞大的摘录⑤。其中,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是琼斯对“劳动基金(LaborFund)”的三种历史形式的分析。⑥ 琼斯基于“劳动基金”三种形式之间的区别,将劳动者的历史存在分为三种类型:耕种土地的农民或小农民、依赖富人收入维持生活的仆从或手工业者以及通过资本交换获取“劳动基金”的工人。
第一种形式即“耕种土地的农民或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小农民”。他们自己在生产劳动基金的同时,也将其领有并消费。历史上存在过的人类,大多数都归属此类。⑦在这里,存在一个关涉马克思历史把握整体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对土地耕作者的剩余劳动所采取的形式区分——土地耕作者进行的是全部领有,还是部分领有抑或是经由别的阶级而被全部领有,都不会改变农业劳动者的历史性质。
依据“劳动基金”的三种类型,奴隶的类型也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⑧在作为“耕种土地的小农民”而存在的奴隶(第一形式)这一类型中,“劳动者实际上必然是他自己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不管他的收入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形式”。⑨在«大纲»中被规定为“耕种土地的小农民”的奴隶和农奴,不论是作为“生活手段的占有者”,还是作为“生产工具事实上的占有者”,都被置于“本源所有”派生形式的历史地位之上。
如前所述,关于对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考察,对«大纲»以降的马克思的历史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望月却曾数次强调马克思在«大纲»的写作中,未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问题列入考察研究的范围之内。例如,他在引用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生成的各种历史前提而出现的各种条件“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⑩这一段文字后,紧接着就提出“这不到半页的叙述是在«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⑪部分对‘奴隶制或农奴制’讨论的全部内容”⑫的观点。
望月在自身著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也持同样观点,并指出在«大纲»中“总共出现过13处,其中有11处都是以‘奴隶制或农奴制’这种连接方式出现的”,在做出这一指摘的同时,他得出了“出现的次数绝不太多”的武断结论。⑬可以看出,正是出于这种对文本的强横取舍和筛选,才使偏离于马克思自身文本的“望月市民社会论”的建构成为可能。
注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4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9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9-496页。
⑥“根据琼斯的说法,劳动基金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由劳动者自己生产并由他们自己消费的收入,这些收入决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实际上必然是他自己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不管他的收入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形式。)(2)属于和劳动者不同的那些阶级的收入,这些阶级花费这些收入来直接维持劳动。(3)真正的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7-458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7页。
⑧同上书,第46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I),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⑪该文本通行的日译名为«资本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与中译名«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基本一致,作者选用的译名也为此,但望月认为马克思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之外,鲜少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因此坚持将马克思这一文本的标题重译为«资本家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故此处对该文本的译法与前文作者选用的译法之间存在差异。——译者注
⑫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における「資本主義」」,收录于長洲一二(编):『講座マルクス主義8資本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103-104页。
⑬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534页。
三
马克思历史认知的转换点——马克思«毛勒摘录»的意义
马克思第一次提及毛勒(Georg Ludwig von Maurer,1790-1872)是在1868年3月1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
“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枢密官,曾当过希腊摄政,并且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过俄国人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们(默泽等人)认为的,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这种愚蠢见解完全被驳倒了。现在有意思的恰好是,俄国人在一定时期内(在德国起初是每年)重分土地的习惯,在德国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我说过,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①
毛勒分别从凯撒的«高卢战记»(前７章记录了公元前52年及之前的历史,第8章记录的是公元前44-43年的历史)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成书于公元98年)中获取了有关日耳曼人生活、生产、军事和习俗等方面的古老情报,这让马克思意识到了凯撒和塔西佗分别记录了古代日耳曼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②
根据毛勒的说法,日耳曼人以亲族或部族为单位构成协同体(GenosＧsenschaften),并将这一协同体支配的、可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设定为马尔克。如此,耕地马尔克、森林马尔克、牧草地马尔克、放牧马尔克、河川马尔克等得以成立。耕地区划(即抽签分配)的耕地(Ackerloos)、房屋及其附属园地和菜园等用地(Hof)归属“个人所有”,但是耕地区划只有一定年限的使用权,且需要定期进行重新分配。此外,即便是在一定年限内已被允许供个人使用的耕地,一旦涉及“播种顺序、翻耕、播种、收割的时期、耕作与休耕的交替等问题时,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规制,且下达的指令是全体成员均必须严格遵守的”③。
对于接受了毛勒见解的马克思,尤显迫切和必要的是全面修正“亚细亚形式”和“日耳曼形式”的历史定位。
第一,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基本规定并不是“自由的土地所有者”的“个人所有”,恰恰相反,协同体作为土地所有主体而出现,并制定有严格的规则:对其成员进行房屋和其他用地(Hof)的分配,以及根据抽签进行耕地分配,且在一定年限内重新分配。
第二,最早的日耳曼人是以部族为单位进行活动,他们集团式地寻找猎物和牧场,狩猎和畜牧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活动。他们曾是以畜牧和狩猎为主要生产活动的“移动的游牧民”。实际上,以在«各种形式»中被划分为本源所有的“第一形式”的“牧人组织”为基础的部族共同体④,是凯撒时期日耳曼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
第三,«各种形式»中的“亚细亚形式”,由于该共同体内部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而构成的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圈,所以这一形式在面对外来的试图影响和改变它的力量时,往往能以最顽强的力量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形式。⑤
另一方面,凯撒时期的日耳曼人仅以动物皮毛蔽体。⑥ 直到塔西佗时期,在富裕阶层和女性中才分别开始出现身着贴身服饰及无袖亚麻衣的习惯。不过绝大多数人还仅是身披着一种唤作“萨古姆”(Sagum)的所谓披风(manteaux)。⑦公元1世纪前后的日耳曼人,尚未发展出与农业和手工业的东方式互补关系⑧相当的生产方式。“亚细亚形式”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在历史原始状态中所普遍经历过的最古的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是在文明史已长足发展的前提下才建立起的一种共同体/共同社会。
马克思经由毛勒研究所获得的对共同体的新把握,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以下简称«草稿»)⑨,即关于共同体⑩的三阶段划分中得以具体化。⑪
第一阶段,是被马克思称作“较古的共同体(lescommunautésplusarＧchaiques)”也即凯撒时期的共同体。其特征在于虽每年以氏族、部族等为集团单位对可耕种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同一共同体内部各家族之间的重新分配尚未形成”,“耕作仍以集团为单位共同进行”。
第二阶段,是被马克思规定为“农业共同体(lacommuneagricole)”也即塔西佗时期的共同体。在这一阶段,共同体内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经营活动虽业已形成,但每年仍会进行耕地的重新分配,农民的私人所有尚未确立,土地的共同体所有仍在被维持。
第三阶段,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新的共同体(lanouvelle commune)”也即耕农私人所有制确立与森林、牧场、荒地等共同所有相并存的最新阶段。它曾在«各种形式»中被马克思规定为本源所有的“日耳曼形式”。⑫
依马克思之见,从“较古的共同社会”(凯撒时期)到“农业共同体”(塔西佗时期)的过渡,即在维持土地的共同体所有的阶段内的形式变化,是“通过自然发展”而自发进行的。但是,“农业共同体”的解体和崩坏,以及其向“新的共同体”的过渡,却是通过接连不断的战争或对异族征服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一过渡不是经济过程内在发展的历史必然。⑬
马克思认为,“俄国共同体(lacommunerusse)”或“村落共同体(lacommunerurale)”是这一“农业共同体”侥幸免于历史性破坏而得以残喘延续的共同体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也被重新界定为“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⑭,并被赋予了与俄国“村落共同体”几乎同等的历史地位。
私人所有制的成立并非历史性的必然产物——根据这一新认识,马克思对世界史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提出了一个结论: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充分论证的“基于自我劳动的私人所有”的否定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历史形成,以及作为“否定之否定”的“个人所有的重建”的普适范围仅限定于“西欧”。
另一方面,在西欧之外的其他各个地区,共同体成了“社会新生的支点”,为此需要“保证它具有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以上便是马克思在复信中对查苏利奇的疑惑的解答。⑮马克思得出了农业共同体的解体以及其向第二次形成的转变并非历史必然的结论,既否定了俄国的村落共同体必然没落的观点,并认为即使是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系统下,农业共同体仍具有“自然发展”的可能性。
只不过,马克思还附上了以下两点补充说明:
(１)为使“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需要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⑯(«共产党宣言»俄语第二版序言)。
(２)俄国革命必须将资本主义下发展出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生产力的成果即“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⑰化为己用。
将(西欧)私人所有制的扬弃和(除前者之外的其他地区)共同体的“自然发展”共同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的克服理路中,使资本主义得以扬弃后的社会系统的基本规定实现从作为“基于自我劳动的私人所有”的“否定之否定”的“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到“向比古代类型共同体更高形式的集
体生产和领有的复归”⑱的变更。在这里,人类历史的起点不再是私人所有,而被重新定位为“农业共同体”。
望月对马克思的理解,完全偏离了马克思自身探索道路的方向,他认为:
“浮于‘马克思像’表层的世界史构成,简单地说,即本源共同体→‘中世’(西欧世界)→市民社会(都市的→市民的)的逻辑。在此意义上,由本源共同体分支而出的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共同体被看作是前路无望的‘死胡同’。”⑲
作为小生产的基本形态,使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亚细亚共同体”,曾是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生产方式。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以降,以曾是反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最顽抗力量和世界史中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之乱”为始的世界半殖民地抵抗运动,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评价,甚至被后期马克思认为是克服资本主义的“社会新生的支点”。“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作为“劳动者自身自由个性得以发展的一大必要条件”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曾“获得与之相适应的古典形式”的时代。“斯拉夫共同体”与“俄国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属于同类的共同体。“俄国的”“古典古代的”“斯拉夫的”共同体,对于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认知各自具有重要作用。无法充分把握这一点,而仅将前述这些认作是“世界史”的“死胡同”,望月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一览无遗。
“西欧在其固有的各民族的历史中创造了资本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本人是将西欧的这些成果看成是人类共有的积极遗产。正因为如此,这一作为素材的西欧才被马克思视为回顾人类历史、展望未来的基点。⑳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比近代市民社会异化程度更深,同时又能使丰富多样的财富得到合理地、社会性地开发的社会。······他研究历史的视角必定是······对人类历史上,为什么只有中世纪西欧才能够产生出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桥梁‘近代市民社会’,而且还能够使它充分发育起来这一问题的关注。”㉑
最迟至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就已开始反思“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只有中世纪西欧才能产生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桥梁‘近代市民社会’”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假设,并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对自身理论展开相对化(Relativization)的改造。
实际上,真正影响望月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并不是马克思自身,而是韦伯。这一根据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绪论“文化普遍史考察的主要问题”中得以呈现:
“在西方之外普遍缺乏‘市民(Bürger)’概念,在现代西方之外也普遍缺乏‘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概念,同样,因为没有通过理性方式将自由劳动组织成为企业,作为一个阶级而言的‘无产者(Proletariat)’也必定不存在。······因此,也就更谈不上现代社会主义关涉的种种问题的提出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文化的普遍历史研究中,即使仅就经济方面而言,归根结底,中心问题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为特征的市民经营的资本主义的开展。或者,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是西方市民阶层(Bürgertum)及其特性的起源。······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在中国或印度就没有导致类似的结果呢?为什么在那里,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的发展没有导向西方所特有的那些理性化的轨道?”㉒
只要清楚望月为韦伯的问题设定所束缚的理论事实,自然可以明白他将“亚细亚、斯拉夫和‘古代(地中海世界)’”视为世界史的“死胡同”的缘由所在。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在文献解释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未将«大纲»以降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以及世界史认识方面发生的大规模转变纳入考虑。
第二,即使是在«大纲»的诠释研究方面,也存在过度把握«大纲»“货币章”中被抽象设定的“人类史的三阶段”,而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章”后半部分确立的有关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规定(“个人自由的完全废弃”和“在采取物象性权力这一形态的社会性条件下个性的完全屈服”的规定)的问题。
从理论逻辑上来看,由于其缺乏将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具体化到物象层面的方法意识㉓,所以才将同异化、物象化相关的诸多现象认作了可被剥离的“面纱”或“衣服”,并认为在其“深处”未来世界(“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正在待机,以至于提出这一缺乏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像。
与基于文本考据的文献学研究相偏离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其在20世纪中后半叶的日本社会曾有过巨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为同时期正在进行的日本资本主义的“高速成长”提供了将其“正当化”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批判以苏联为始的既存社会主义体制和强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史的“优位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但随着“高速经济成长”的终止,以及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坏,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随之丧失了以往的影响力。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一潮流的历史界限。主张从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异化和物象化的“深处”发现“展望”社会主义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协作和社会(Gesellschaft)交往”的望月的马克思学研究㉔,对于“正当化”当局试图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内在地实现经济系统的“文明化”而言,确实发挥了极为有效的功用。
注释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282页。
②关于“凯撒时期”及“塔西佗时期”的特征,参见平子友長「マルクス歴史把握変遷―市民社会論マルクス主義批判」,收录于伊藤诚、大薮龙介、田畑稔(编):『21世紀のマルクス―マルクス研究の到達点』,東京:新泉社2019年,第253-255页。
③Maurer,EinleitungzurGeschichteder MarkＧ,HofＧ,DorfＧundStadtＧVerfassungundder öffentlichenGewalt,München:VerlagvonChrisitanKaiser,1854,p.9.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
⑤同上书,第478页。
⑥参见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节,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⑦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17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⑨含[初稿]和[三稿]。——译者注
⑩关于“共同体”范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译版将其译作了“公社”,如“俄国公社”“农业公社”等。但鉴于作者以及其他日本论者对该范畴的日文译词的选择,所以本译文也将直接挪用他们研究语境中的“共同体”这一译词(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研究»一书中译版译者韩立新也选择直接挪用日本语境中“共同体”的译法)。——译者注
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5页。
⑫望月将«大纲»中提及的三种类型都包含在了“农业共同体”范畴之中(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东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430页)。但由于在«大纲»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推定出农业共同体——定期进行耕地的从新分配——的基本规定实在有些困难,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那实际上已是“农业共同体”崩坏之后才出现的新类型。
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2-823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5页。
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9-840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9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30页。
⑱同上书,第826页。日译文较之中译文的具体提法有所差异,中译版本原文为“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译者注
⑲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における「資本主義」」,收录于長洲一二(编):『講座マルス主義8資本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114页。
⑳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605页。
㉑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548页。
㉒ヴェーパー:『宗教社会科学論選』,大塚久雄、生松敬三译,東京:みすず書房1972年,第18-22页。
㉓在本文的后半部分中,笔者将围绕望月对物象化、物化、异化等概念的理解展开批判性的考察。
㉔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613页。
四
物象化和物化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认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他们把在资本主义时期捕捉到的各种生产力和工人的分工直接视作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一点上。例如,望月说:
“这一(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在资本家‘经营’的劳动过程中——尽管披着厚厚的异化面纱——又被重新‘结合起来’。过去曾在共同体内部交往中实现的‘所有’,现在将在经营内部共同体的分工—协作体制下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①
在这里,望月将这一与自然、劳动者相敌对的“经营内部的共同体分工—协作体制”的展开解释为“在厚重而沉重的异化帷幕深处悄然进行”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②。也就是说,在他“异化帷幕”这一便利的说辞和描述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异化都被矮小化为“帷幕”层级的问题(“帷幕”并不与本体粘连,所以是可被“剥离”的存在)。
望月未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分析贯彻到底的方法论问题之一在于,他未能将马克思的物象化概念具体化到物化的维度上。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的独特性,源于全面依存却直接丧失的社会性的私人劳动的独特(而非直接的)社会性质.在这里,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劳动维度上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事件,可谓之为物象化(Versachlichung).物象化是指社会关系维度上人格从人格向物象的转变。甚者,通过社会关系层面的转化,私人劳动的社会特征进一步以从属于作为物(Ding)的物象的社会自然属性(GesellschaftlicheNatureigenＧschaft)显现,物象在产生这种社会自然属性的同时,还以它所具备的这一自然属性而存在(即使是在物象相互的社会关系之外也同样如此).。象的社会关系规定颠倒为物的社会自然属性,由此,社会关系的隐蔽与神秘化更加深入,这一现象被称为物化(Verdinglichung).已具备物化规定(社会自然属性)的物象与物象之间的、以及物象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物象化进一步展开的规定。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物象化—物化论由以下三阶段的理论构成:
(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物象关系的理论(物象化I);
(２)物与物之间的物象的关系规定向物的社会自然属性转变的理论(物化);
(３)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颠倒为将社会自然属性内在化为物与物以及物与人之间的物象关系的理论(物象化II)。③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象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④
«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稿——即上述的引用,是在同一段落中同时出现“物象化”和“物化”两个概念的唯一文稿,这明确揭示了两个概念在马克思语境中的根本区别。
物象化是指人格与人格的关系,也即生产关系作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物象对人格的关系而出现的现象.人格(或是主体)发生物象化的同时,物象(或是客体)也正在发生人格化(或主体化).为了将这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马克思才像诸如“物象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象化”⑤“物象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象化”⑥以及“物象的主体化和主体的物象化”⑦等字段那样对偶地使用了“物象化”和“人格化”。
物化是“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规定性的直接粘合”。也就是说,所谓物化是指构成生产过程的诸多契机(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等)的社会形态规定与自然素材规定之间发生难以分离的粘合、合成,且作为这一结果的特殊社会的形态规定随之消失后,在表面上只留有历史贯通的自然素材规定的现象。
“在私性的市民社会中,相互交往的诸多人格的位格(persona)和面容,隐藏在了若干小时分钟的劳动被对象化为各种物(并不是单纯的物,而是作为体现人类对自然的关系的物象)的背后.私人所有和以此为基础的所谓的被‘物象化’的生产和交往关系,实际上对本应贯彻于市民社会的‘共同利益’······只在‘事后(Postfestum)’作为现象表现出来。”⑧
在上述的引用中,可以看出望月在物象与物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是他没有看到“作为关系的物象”进一步颠倒为“单纯的物”。“作为关系的物象”虽内藏着关系性,但却作为被剥离了关系性的“单纯的物”而现象(物化),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神崇拜”得以成立.被赋予了社会关系规定的、作为社会关系的物象,同时还作为“社会的自然属性”被附属于物.正因为具有这一“社会的自然属性”,过去的劳动产物(商品、货币、资本)才作为“自然物”(“在感官维度上超感官的物”)拥有了支配人类的权柄。
马克思的布尔乔亚社会批判,是对被物化了的社会系统的全面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在使用物象化和物化这两个用语的同时⑨,选择了物化作为马克思的固定用语,这一选择别具卓见。这是因为卢卡奇瞄准了物化而非物象化,并以此来把握现代布尔乔亚社会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将物化论作为一项主题来展开的卷章,并非«资本论»第一卷,而是第三卷.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第四章“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建构的独具一格的物化概念,考据的主要用典来源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资本主义体系的对抗性本质源于物化和在此基础上得以成立的物神崇拜.如果将物化论从马克思的物象化论以及物化论中隐去的话,那就等于是只强调现代市民社会的积极面。
“在市场中发生的为实现个人价值的竞争,是他们所属社会(GemeinＧwesen)的物质代谢,也即为使用价值和生产力的相互补充实现市民社会(Gesellschaft)性的转变而存在的历史规定形式.只要这样,就将不得产生受社会(Gemeinwesen)的物质代谢所制约的客观调整规律。······按照森田桐郎的说法,价值规律可被理解为‘在生产力相对于人类需求以及欲望而言并非无限的阶段时,发生的人类劳动的相互交换的规律’,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历史贯通性,那么不言而喻,在私性社会中被发现的与之对应的特殊形式就是所谓的市场机制。”⑨
注释
注释：
①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475页。
②同上书,第612页。
③“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任何要素,甚至最简单的要素,例如商品,都已经是一种颠倒,并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表现为人与这些物的社会属性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0页。此处将中文版«全集»原译文中的“物”改译为“物象”,译文略有变更,此处将中文版«全集»原译文的“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改译为“物象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象化”。——译者注
⑤同上书。译文略有变更,将“物化”改译为“物象化”。——译者注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译文略有变更,此处将中文版«全集»原译文中的“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改译为“物象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象化”。——译者注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译文略有变更,此处将中文版«全集»原译文中的“物的主体化”改译为“物象的主体化”,将“主体的物化”改译为“主体的物象化”。张异宾教授也曾在论文中将此处分别改译为“事物的主体化”和“主体的事物化”(参见张一兵«经济学革命语境中的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3期)。——译者注
⑧望月清司:『ドイツ史マルクス第三世界』,東京:日本評論社2019年,第157-158页。
⑨GeorgLukács, Geschichteund Klassenbewuβtsein, Neuwied:LuchterhandVerlag,1968,p.186,p.369.
⑩望月清司:『ドイツ史マルクス第三世界』,東京:日本評論社2019年,第160页。
五
“资本的生产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包摄①
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不能理解生产力(区别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与作为资本物化(作为自然素材规定的粘合)的结果而成立的“资本的生产力”概念之间的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使用价值(资本在这种使用价值上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和作为资本(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些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用途,是不可分割地融合(Zusammenschmelzensi)在一起的。”②
马克思把资本从外部引进既存的生产技术并将其用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层面的事态规定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包摄(dieformelleSubsumＧtion)”.对此,原本作为特殊生产关系的资本通过包摄生产过程,创造出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的独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这一事实被马克思规定为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包摄(diereelleSubsumtion)”。③
所谓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方式,是指以作为特殊历史生产关系的资本为主体,能够在工艺学的劳动过程中引发持续性革命的生产方式。④在“实质包摄”层面被实现的这一生产力,马克思将之规定为“资本的生产力”⑤。
“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的自觉的运用,转化为工艺学等的自觉的运用,正像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大规模劳动等一样(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运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发展又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⑥
在“资本的生产力”中,已无法区分生产力(历史贯通性的素材契机)和生产关系(特殊历史性的形式契机)的差异,二者难以分离地粘连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等,在本质上被烙上了资本主义的印记以及被物化了的资本的性质。⑦望月主张“即使是在资本支配下作为资本生产力现象的······‘劳动的社会(Gesellschaft)性生产力’,只要揭开其表面的异化‘面纱’,就能发现它的实质是共同体(GemeinＧschaft)的劳动” ⑧,但是,要“剥离”与生产力本体相“粘连”的“面纱”,恐怕已是不可能办到的事了.如果仍硬要“剥离”的话,“共同体(GemeinＧschaft)劳动”自身则会陷入功能不全的状态之中。
另一方面,尽管“资本的生产力”作为物化的结果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但其在历史贯通性方面作为普遍(因此,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中也应继续留存下去)的生产力和科学本身而显现.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在«劳动和垄断资本»中,通过分析２０世纪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劳动过程的变化,以极高的水准洞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各种生产力及其产物——科学、技术等“被物化了的资本”的本质性。他指出:
“不能把科技革命理解为一些具体的技术革新——工业革命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少数几项关键性的技术革新就足以说明工业革命的特点——必须把整个科技革命看成一种生产方式,科学和不遗余力的工程技术方面的调查研究,已经并入此种方式之中,成为普通活动的一部分了。······科学本身转化为资本,这才是科技革命的关键性的革新。⑨
“资本主义使机器不断发展······造成了这种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制度;这不是个比喻的说法,不只是从财务关系或权力关系的意义上来说的财富支配贫穷、雇主支配雇工或是资本支配劳动,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⑩
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得以发展的作为“资本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实质,就不能准确理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生产力问题以及其在劳动者联合(association)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资本的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这一生产力是不能立即重新作为劳动者联合的生产力得到利用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主张“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⑪。同样,如果工人阶级直接继承“现成的”各种生产力——即“资本的生产力”,即使是通过变更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导入劳动者的经营决定权等生产关系维度的变革,恐怕也无法真正组建联合(association)。为此,还必须对从资本主义继承而来的各种生产力的构成、功能样式本身进行技术学上的变革。
关于“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⑫,马克思有如下的论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⑬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⑭
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大工业本性所可能的工艺学(“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⑮)的范围内,是最适合资本增殖的唯一选项,即只在从精神劳动中彻底分离体力劳动,去技能化、使劳动无内容化,完成劳动者对自动化劳动手段的从属的方向上发展。如果从“再生产旧的分工”这一表现出发,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对大工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起抑制作用的话,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只有通过“再生产旧的分工”,才可以使在每单位产品中投入的劳动量达到最小成为可能。重要的是,“资本的生产力”与前述引用的“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并非同义,前者包含了“大工业的本性”(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学应用)等更广泛的概念。⑯既有研究对“资本生产力”概念几乎不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许多研究者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等同于“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由此萌生出了这样的思考方式:“大工业的本性”本身很容易从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分离出来,只要“剥离”“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就自然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换。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历史,足以说明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现成的”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将会面临怎样的最终命运.苏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如果不辅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组织和市场组织就无法发挥职能.“资本的生产力”彻底推进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决策和执行的分离,以及劳动者的从属化、非主体化和非熟练化.近年来,所谓IT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要其仍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便会推进精神劳动在广泛领域中以IT的形式开展“征服”,以及人类劳动的无用化和去精神化.不得不感慨,我们至今还生活在马克思描述的劳动世界之中。
“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⑰
晚年的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了,克服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包摄”以及“资本的生产力”所造成的劳动者精神劳动的异化的道路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⑱,即承认了在理论层面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仍会存续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论者认真考察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精神异化问题的痕迹。
“在‘大工业’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技术工作者或专家逻辑,他们用知识控制这一过程.这种劳动者······直接组成社会分工和协作体制,形成一种以集团力量出现的生产力.在这一领域,他们在使‘作为职能者的资本家无用化’的同时,从事具体的人的劳动,发挥着劳动过程的主人,即‘共同使用生产资料’的主人的作用。⑲
“劳动集团组织向社会交往体系提供的社会财富,虽然在跨出工厂大门时要逐一刻上‘资本家所有’的烙印,但是交往体系本身的动力无疑是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因此······对于资本而言,他们在这一‘交往的普遍性’的网格中通过实践获得‘个人普遍性’的同时,也会对工人阶级的出现感到恐惧。⑳
“发生在劳动过程的技术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专家劳动者潜在的知识主导权。······与排他的企业人相比,连带的经营人越来越掌握了全面管理整个体系的能力。······‘全面发展的个人’在······转变了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被不断创造出来。”㉑
难以理解的是,何以从«资本论»中构想出一幅这样的大工业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劳动者“从事具体的人的劳动”,同时作为“知识统御者”成为某种“技术人员或专家”,从而使“资本家作为职能人员而无用化”。“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人类史三阶段”中第三阶段的规定性,如果它能够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而在现代日益出现”的话,想必也将不存在什么要尽快超越、克服资本主义的迫切感了吧。
对于望月而言,“贯彻价值规律”不是要克服的对象,而是展望未来社会的“必要中介”.其理由是,望月认为,作为剥削剩余劳动的“假象”的“等价交换”的“更深处”,存在着作为“本源性行为”的“等价交换”。在他的语境中,所谓“本源性行为”是指“自我所有的劳动者各种能力的等价交换”,以及“一个人可以为满足他者欲求需要而生产,并将获取他者的生产物作为自身的欲求对象——在此间产生的‘社会联系’。同时,他还将其称为“以颠倒的形式活生生地存在于资本家社会之中”的存在。因为,马克思称作“转变”(Umschlag)的分析工具,被他解释成“可以准确地将已经浮现于市民社会现象表面的本质复原出来的工具”㉒。“马克思的方法并不是将眼前的现象事实仅仅当作虚伪的表象予以抛弃,而是要在其中发现被颠倒和翻转以及被历史规定的真实”㉓。
望月通过某种方法或修辞,提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和物象化的“深处”,还有未被异化和物象化的“本源性”人类关系或“社会性关联”的存在。如此一来,原本存在于资本主义下的否定性事象都将颠倒为肯定性的经验。望月对“市民社会”的多重规定,是将否定转换为肯定的魔法杖。
根据村上俊介的说法,望月的研究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3年至1967年的“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研究”的时期,第二阶段是1968年至1980年的“望月历史理论”或“望月市民社会论”的建构时期,第三阶段是1981年至1983年的“第三世界论研究”的时期。㉔根据村上整理的这一分期,本文讨论的仅是围绕其第二阶段的研究,且即便是就这一阶段的研究而言,关于望月该阶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马克思研究、异化概念研究以及围绕«德意志意志形态»研究的讨论也尚不完整,但受篇幅限制,只能另外撰文再作讨论。
笔者认为第三阶段的“第三世界论研究”在内容方面,是望月对第二阶段的“望月历史理论”的自我批判。
望月在其第二阶段研究中,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他(马克思)研究历史的视角必定是······对人类历史上,为什么只有中世纪西欧才能够产生出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桥梁‘近代市民社会’,而且还能够使它充分发育起来这一问题的关注。”㉕
但在其第三阶段的研究中,他却说:“马克思言外之意是,在逐一抑制各个国家的‘国内外原始积累’之前,首先应该把世界原始积累作为整体来把握”㉖,此外,“原始积累在历史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现象’,而是与早前的积累并行的”㉗。另一方面,关于“针对马克思只考察了西方为形成自存性积累构造而进行的原始积累而出现的批判”,他强调了«资本论»原始积累章“第六节明确指出了‘总的来说,在欧洲蒙上雇佣劳动面纱的奴隶制,是以新世界中没有面纱的奴隶制为基础的’”㉘这一事实的同时,还作出了以下的论述:
“原始积累章正确地将西方的原始积累方式定位于世界原始积累的语境之上,另一方面,与‘掠夺者的掠夺’直接关联的市民社会历史的起点为何又再次······以个人所有及其解体为依据呢?······如果不将之看作是多重视域,而是看成视域的分裂的话,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将会成为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尽管我承认其危险性,但我更愿意将后者视为基于西方固有的历史条件,对最佳的未来图景的积极理论提示。现在最值得期待的是如何在世界史中形成一种既能将后者相对化(Relativization),又能妥当包容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理论。”㉙
“基于西方固有的历史条件,对最佳的未来图景的积极理论提示”——在这一论述中,仍可发现其第二阶段研究中的“共同体—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历史理论”解释框架的存续。不过,望月已对这一解释框架存在堕入“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危险性”抱有警惕心,因而主张必须将其向兼容“妥当地包摄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论”的世界史理论“转化”。“恐怕我们今后需要不断反思和内省,新的世界史论争是由第三世界向西方中心发起的意味所在吧”㉚,“如何正面对待第三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将成为促进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活性化和蜕变的力量”㉛。作出如上论述的望月,与曾主张马克思的历史观“固然是有意识地只以西欧为素材而整理出来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描绘人类历史的未来”,“正因为如此,这一作为素材的西欧才被马克思视为回顾人类历史、展望未来的基点”㉜时的望月仿佛不是同一人。
注释
注释：
①本文出现的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包摄(dieformelleSubsumtion)”和“实质包摄(diereelleSubＧsumtion)”是作者根据MEGA2而创制的新译词,中文版«全集»的译法为“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与“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近来,也有国内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中译词提出异议,并将它们分别改译为“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参见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机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但较之“吸纳”,作者改译的“包摄”或更贴近德语Subsumtion的原初语义,为使读者更好了解作者的文本工作,故决定直接挪用作者“包摄”这一中日语境都有使用的译法。——译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V”中一度中断的对“y机器”的考察,在“笔记本XIX”中得以再开,并从中获得了“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包摄和实质包摄”等新概念。这两个概念在«直接生产过程的各种结果»(1863-1864年)中被进一步雕琢。“正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一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④“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
⑥同上书,第83-84页。
⑦关于“资本的生产力”“实质包摄”“作为物化资本的科学”等,参见平子友長:「第2章 資本主義を批判する」[4]~[7],收录于渡辺憲政、平子友長、後藤道夫、蓑輪明子(编):『資本主義をえるマルクス理論入門』,東京:大月書店2016年;关于物象化、物化、异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及其关系的概说,参见平子友長「マルクスにおける物象化���物化と疎外の関係」,『季論21』2018年春号,東京:本の泉社;详细的讨论请参见Tairako Tomonaga,“Versachlichung and Verdinglichung: Basic Categories of Marx’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Their 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Tokyo:Hitotsubashi University,2017, pp.1-48;TairakoTomonaga,“ReificationＧThingification and Alienation: Basic Concepts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in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Toky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2018,pp.1-49.
⑧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における「資本主義」」,收录于長洲一二(编):『講座マルクス主義8 資本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76页。
⑨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8-149页。ブレーヴァマン:『労働と独占資本― 20世紀における労働の衰退―』,福沢賢治译,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185页。
⑩同上书,第205页。ブレーヴァマン:『労働と独占資本―20世紀における労働の衰退―』,福沢賢治译,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250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⑬同上书。
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⑮同上书。
⑯这一事实在前述的引用中可以得到确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365页。
⑲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610页。引文中的下划线为望月清司在原文中的特别提示。——译者注
⑳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610页。
㉑同上书,第611-612页。
㉒同上书,第606页。
㉓同上书,第607页。
㉔望月清司:『ドイツ史マルクス第三世界』,日本評論社2019年,第388页。
㉕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548页。
㉖望月清司:『ドイツ史マルクス第三世界』,東京:日本評論社2019年,第220页。
㉗同上书,第222页。
㉘同上书,第224页。
㉙望月清司:『ドイツ史マルクス第三世界』,東京:日本評論社2019年,第224-225页。
㉚同上书,第297页。
㉛同上书,第317页。
㉜同上书,第604-605页。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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