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清明市民社会论与“地主国家资本主义”①
内田弘②(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
一、多重的市民社会概念与“地主国家资本主义”
首先,笔者拟在该部分重新确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概念规定。但这一确认,不是要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为基准来裁断其他的概念规定,而旨在通过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进行比较,观察日本的市民社会概念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多重发展.在该部分的工作完成后,本文还将揭示“地主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指称资本主义漫长过渡时期的概念范畴。
1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作了下述规定:
(1)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结成的市民社会。
(2)无产者以雇佣劳动者身份加入作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市民社会(1),结果是这一市民社会在实质上转变为受资本家支配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在此之际,市民社会(1)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表层”(市民社会[2-1]),市民社会(2)则成为潜藏于其“深部”的存在(市民社会[2-2])。
(3)以与资本家的市民社会(2)同类型的经济要素为胚胎的过去的市民社会(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列举的罗马军队的例子)。
(4)作为过去一切私有财产制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基础,并同适应特定生产力的特定社会相关联的市民社会(«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及的“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关于这点,后文有详细论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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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概念
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概念曾给予平田清明以极大启发,那么,内田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何姿态来呈现的?亚当·斯密认为,在“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这一人类的产业性发展阶段的深处,自然(神)赋予的交换本能、勤劳本能④以及积蓄(Hoarden)本能将使这片大地文明化,而这一历史倾向,也将打破各种人为制度,并终有一日会使包含各种文明社会在内的“商业社会”等“自然的自由的制度”显在化。在这一历史性的基础上,内田在«经济学的诞生»中写道:
“在斯密看来,文明社会的终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也即作为朝着这一方向被无限纯化进而把握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的文明社会自然便是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⑤
尽管斯密认为文明社会在人类历史开辟时即已形成,但内田义彦还是提出了一项假设——即在自由的小农民方才登场的英国近代史(16世纪初)中,市民社会首先是通过支付货币地租实现身份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社会,而后才历史性地转变为资本家社会。这两个市民社会,不仅在历史上存在先后关系,还在逻辑上存在先后关系,因为即使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当中,市民社会也总处于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此外,内田还补充说:“随着强调的重点不再是关系和地位而转向能力时,市民社会开始产生抽象的性格特征并逐渐走出了纯粹资本主义。”⑥在这里,也可以将之称作“抽象的历史贯通性的市民社会”和“作为实体性概念即作为纯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⑦。
总结起来说,市民社会概念在内田义彦的语境中,存在以下四个规定:
(a)诞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前提,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１);
(b)诞生了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性前提,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2-1);
(c)因市民社会(a)和市民社会(b)在逻辑、历史上的转轨而诞生的纯粹资本主义,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2-2);
(d)在资本主义深处形成的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作为历史贯通性存在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d)是内田义彦市民社会论所特有的规定。该市民社会概念就像“作为抽象的具有历史贯通性概念的市民社会——通过各种体制实现的市民社会”⑧的规定一样,被规定为了“历史贯通性的存在”。市民社会在位于西欧的英国中的形成方式,与其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中的形成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根据斯密的经济学,作为经济世界而被规定的市民社会,在英国······虽然有逐渐明确固定在布尔乔亚社会的倾向,但是在大陆,作为自然社会的市民社会并没有被收敛到经济世界之中,所以具有抽象的性格。因此,具备了从布尔乔亚社会中溢出的要素,并能实现存续和发展”⑨。在英国,专制主义王政没有大陆那般坚固,因此,市民社会(a)较早地转向了资本制市民社会(b)[资产阶级社会]的阶段。与此相对,在大陆由于专制主义王政的巩固和历史领有法则转变速度的缓慢,因而在其转变过程中,没落的小生产者阶层逐渐产生了批判资本制市民社会的群体意识。如果用内田义彦的话来说,即“具有了从布尔乔亚社会中溢出的要素”的市民社会(d),也即“作为历史贯通性存在的市民社会”。内田义彦认为,这一群体意识在法国或德国等国家演化成了自然法思想或社会主义思想,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正是从大陆的这一思想的立场出发对英国经济学开展内在性的批判。
3
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概念
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概念是如何的?望月清司从平田清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研究中关于“资本循环=被积累论包裹的共同体=原始积累理论”和“第二循环的结束”等论断中受到了极大的启示⑩,在重新解读前述内田义彦关于市民社会的四个规定和马克思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的市民社会论。关于这一新发展,望月用“三重市民社会规定”来捕捉。⑪
(甲)首先,是作为“整个历史真正基础”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市民社会。这一规定不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直接规定范畴之中,但基本等同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社会性物质代谢”概念,也相当于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d)。
(乙)其次,是以历史上16世纪初英格兰自由的小生产者构成的分工关系为原型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当的以社会性分工关系为自身“质料基础”的商品—货币关系。这基本对应的是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a)和市民社会(b)。
(丙)最后,即资本家社会(布尔乔亚社会),对应于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c)。
就像望月曾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市民社会的二重构造[笔者注:即市民社会(甲)和市民社会(乙)]的表面,被披上了名为‘资本家私有即剩余价值获取’的异化面纱”⑫,在望月的市民社会规定中,市民社会(甲)自不必说,市民社会(乙)也是承担价值关系的质料性存在。在望月的语境中,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以由分工劳动所支撑的生产力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为第一要义的方法论视域。这也可以说是资本家社会(市民社会[丙])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生产方式相比,望月积极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的人类解放力。在他看来,资本家的剥削是“异化的面纱”,而规定使用价值的(剩余)价值关系方面很容易受到忽视。质料性的存在(使用价值)与形相性的存在(价值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外接关系。在此意义上,内田义彦言说中的拥有“正·负·正”质性相互调节力的媒介关系变成了一种“重叠的关系”。
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甲)是作为长期性历史结果的可分析的“世界史意义上的普遍性存在”。对此,内田义彦赋予了市民社会(d)以类似的规定。他指出:“在无视体制的超历史视角中,是无法捕捉到贯穿历史的存在的存在形式。但是,如果失去贯穿历史的存在的存在形式这一视角的话,就无法将体制所包含的问题在具体的层面上予以捕捉”⑬。这是一种超越既成经验世界的潜在力量,一种康德—三木清⑭式的“构想力”,一种自然史的普遍性。因此,它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基准。与此同时,对于内田义彦而言,市民社会(d)“将穿越历史并在遥远的将来得以最终形成,但是,现在,它作为一项课题已被人们意识到了,并为人们提供前行方向的指引”⑮。对于内田义彦,市民社会(d),即“作为历史贯通性存在的市民社会”不仅是进行体制批判的基准,还是实践的指南。
4
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概念
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概念又是如何的?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建基于具有先驱性意义的领有法则转变的研究之上。资本家社会(布尔乔亚社会)是领有法则历史性转向的最终结果。平田市民社会论的着眼点在于,从理论上探索“重建个体所有”的现实可能性,并通过运动实现这一转变。创立“生活俱乐部”⑯的岩根邦雄⑰从平田的构想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平田清明从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质料性的使用价值的侧面——“作为各种生产力体系的市民社会”中,追求剥离其资产阶级(Bourgeois)形式的可能性。试着探析平田与内田义彦市民社会论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就可发现资本家的市民社会(c)是以市民社会(a)和市民社会(b)为其历史逻辑前提的,市民社会(d)“作为历史贯通性存在的市民社会”是在资本家社会(市民社会[c])乃至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现实形态中探求其生成的可能性。望月清司关注了历史性的“资本第一循环的开始”中存在的可能资本向现实资本生成的历史转变过程,进而从如何在历史理论中捕捉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在持续进行中的原始积累(现代原始积累)的现实问题意识出发,在马克思关于专制主义王政时期到产业革命时期的这一漫长历史过程(本原积累过程)的记述中分析了13个原始积累范畴⑱,批判性地重构了宇野经济学和大冢史学⑲,将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扩展到了容纳现代第三世界的原始积累理论⑳。而本文的假定概念“地主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试图发展其中一部分的一篇试论。
平田清明在«大纲»“货币章”中解读了独立生产者的宗教(ProtestantＧism),㉑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中则提出了特权城市即近代性自由的起点的理解。望月十分敏锐地关注到平田在其著作中所记述这段内容:“bourgeois指的是······中世纪自由城市bourg的人们。······‘市民’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其已经脱离领主支配的农村,自由地形成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㉒。他批评说,在理论上,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开端并不在于这样的特权城市,而在于通过向领主支付货币地租从而在身份上实现自由的小生产者阶层的农村都市。㉓内田义彦也早在«经济学的诞生»中就表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是人格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必需的一个节点。”他指出,有必要从直接理解生产者的“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必然转向资本主义领有,并成为人格独立性发展的——这一普通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认识。㉔
5
水田洋㉕的评论
水田洋对日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作了以下的评论。(下述引用中的“[ ]”是笔者的补充,()是前述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四项规定的标号)
“关于[市民社会的]词源,就像从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的«市民社会史论»(1767年)中看到那样,(4)几乎是有史以来拥有私有财产和政治权力的社会的意思,但日文的译词却被认为是(1)斯密用文明社会或商业社会等词来表现的(2)资本主义的矛盾(恐慌和阶级对立)尚未呈现显在化的近代社会。······简言之,日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是将西欧近代社会理想化的虚构(fiction),是批判日本社会非现代性的立足点。因此,不得不说它不仅已经远离了语源的‘civilsociety’,也远离了‘文明社会’或‘商业社会’的基本内涵。······黑格尔和马克思赋予了它(意味着巨大社会的市民社会)以历史意义,将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且是在最终阶段之前的),当然,在这里就已同时包含了否定性和肯定性的两方面的评价。······这(最近,被认为是由葛兰西又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市民社会论)与日本从斯密中抽离而出的市民社会论之间,或许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㉖
尽管水田对日本市民社会论持批判态度,但正如前述,他还是指出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四项规定中的三项。不过,水田认为日本市民社会论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2)的规定。这明显是一种误会,因为在内田义彦的市民社会规定(c)以及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乙)中都可以找到市民社会(2)的身影。至于水田所说的“将西欧近代社会理想化的虚构”,或是切实存在的,因为内田义彦语境的“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存在的市民社会”和望月清司语境的“第一重市民社会”在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规定中都不存在。斯密指认的潜伏在“狩猎社会→畜牧社会→农业社会”人类历史各个阶段深处的人为性的各种制度(封建制度或重商主义等)被打碎之后(农业社会之后)得以历史性显现的文明社会和商业社会,被马克思予以继承。内田义彦将斯密指认的文明社会和商业社会作为人类史的普遍基础即“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市民社会”来把握——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单纯地将它作为资本家的阶级社会来把握。可以看出来,内田义彦独有的市民社会论(d)的成立依据源于其对斯密文明社会—商业社会理论的重新解读。内田义彦在斯密的人类学—社会科学中,首先试图读取的是其根据历史形式规定而形成的普遍史的存在。
从水田指摘的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论»的劳动异化论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予以引用的这一事实推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4)的规定,即关于贯穿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的规定,或许也从«市民社会史论»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弗格森指出:“形成社会的伟大事业是······一定人类以从商业和相互援助中得到利益为目的而展开的。如果没有民族之间的竞争或战争,市民社会就找不到自身的目的和组织。在不同的社会中划分成员的阶级、确立立法行政权力的模式、不同的习惯、统治者们不均衡权力和权威的产生等现象,无不揭示了就算是形似的组织之间也存在差异,人类关系在细节之上生出了各种异同。”㉗
杰拉德·德兰蒂(GerardDelanty)㉘认为,正如苏格兰启蒙道德哲学家所承认的那样,社会性领域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性领域,成了关系网络,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就会明白。甚者,他还认为,早期马克思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课题在于对市民权这一社会性概念的恢复方面,这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从平均派到卢梭再到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在激进民主主义的传统中,比起市民的“经济性的”概念,民主主义和“社会性的”概念更加惹人注目。㉙然而,德兰蒂并没有指摘出马克思决定将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作为核心问题的意义所在。德兰蒂指出,马克思认为必须在社会领域中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市民变质为资产阶级(Bourgeois)的现实事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在领有法则转换的经济学研究中早已阐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变质为所谓“所有论的个人主义”(C.B.麦克弗森)的根据所在。
6
围绕市民社会概念的各种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到的“这个市民社会是一切真正历史的Herd和Schauplatz”㉚这一段话中的“Herd”和“Schauplatz”,望月清司在森宏一㉛翻译(1947年)以来不知为何就固定下来了译词“炉灶与舞台”,特别是在“炉灶”中读取出了历史贯通性的劳动过程和社会性物质代谢理论的含义。他还将内田义彦说的“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存在的市民社会”作为解读马克思的根据所在。如此一来,在斯密=马克思的作品中,内田义彦=望月清司的市民社会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存在。把“Herd”和“Schauplatz”分别译成“灶台”和“舞台”,只要理解它们属于修辞上的隐喻,不存在什么太大的理解问题。根据濑户贤一㉜的说法,“隐喻是将······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抽象物······比作容易理解的具象物来表现的方法”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Herd”和“Schauplatz”所提示的“无法直接接触的抽象物”是指“发源地和现场”。把“发源地和现场”作为“易于感官理解的具象物”进行理解,并分别译为“灶台”和“舞台”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关键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如何规定“一切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现场”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到的作为“发源地和现场”的市民社会,是由在“发源地和现场”这一隐喻表现出现之前的“受各种生产力制约,并反过来制约各种生产力的交往形态,即市民社会”㉞这一定义转换而来的市民社会规定(均为恩格斯笔迹)。这一市民社会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曾被以另一个说法提及:“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㉟也就是说,这个市民社会指的是“家族、身份或阶级的组织”。暂且将这一文献史的语境搁置一旁,假定与“Herd”“Schauplatz”分别对应的日文译词“灶台”“舞台”不是隐喻(意译),而是字面翻译(直译)的话,那么在其中(特别是在“灶台”中)读出各种具有历史贯通性意味的解读方式,就将不再是可容许范围之内的“重新解读马克思”。平田清明将这个作为“灶台和舞台”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就像奴隶制或封建制(而并非农奴制)那样的市民社会的“欲望、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所有权的世界”㊱。此外,马克思在1846年1月致恩格斯的信中,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二人的共同著作,并向恩格斯寻求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用于«哲学的贫困»写作素材的许可。如此看来,望月清司有关二人之间存在历史观的对立主张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但是这样的指摘,也决不会使研究发生倒退。实际上,马克思曾在研究亚里士多德、伊比鸠鲁和斯宾诺莎等自然哲学的基础上,预言式地将后来内田义彦和望月清司所固有的市民社会论的实质内容称作“自然史的过程”。这是以亚里士多德«灵魂论(DeAnima)»对自然史过程中生成的人类能力论的论述和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所说的“普遍性的自然史”为基础的。㊲不能忽视的是,内田将“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存在的市民社会”换了一种说法,将之称为“自然史的过程” ㊳。这是内田从事学问研究方面的敏锐直觉。向来将«资本论的世界»当作枕头书的望月清司是否注意到了内田的这一变换说法?可是,内田又将“作为历史贯通性的存在的市民社会”与前述的提法并行使用。这是为何?内田义彦在«经济学的诞生中»曾将“文明社会＝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㊴等词在同等地位上使用,但«资本论的世界»在论述“斯密的世界”时却全然不再使用“市民社会”,转而使用“文明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又是为何呢?而且,内田还将历史贯穿性的市民社会(d)概念等置于经济学中的“自然法”。
内田表示:
“魁奈、斯密等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们在引进自然法,将其作为批判现实法的基础的同时,作为(自然法)存在的根据,他们在其更深处还引入了经济的自然法则——即规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法则。并从——以是否与(置于经济自然法则根据之上的)自然法相适应为标准的——这一观点出来,进而批判支配着现实世界的实定法。”㊵
可以看出来,内田义彦对“由人类史生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的表达是多样的,而不仅限定于“市民社会”一词。
注释
①日译名『平田市民社会論と「地主国家資本主義」』,原文载自『アソシエ』2001年4月刊,经授权翻译发表。
②作者简介:内田弘(1939-),日本专修大学名誉教授。译者简介:陈旺（1994-）,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生。
③参见内田弘「現実概念としての世界史」,载『情況』2000年3月号。
④关于这些概念,请参照«国富论»第1篇第8章、第3篇第3章。
⑤内田义彦:『経済学の誕生』,東京:未来社1953年,第198页。
⑥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71页。
⑦同上书,第100页。
⑧同上书,第100页。
⑨同上书,第67页。
⑩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391-392页。
⑪同上书,第609页。
⑫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における「資本主義」」,收录于長洲一二(编):『講座マルクス主義8資本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70年,第28页。
⑬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24-325页。
⑭三木清(1897-1945),京都学派代表性哲学家,法政大学法文学部教授。——译者注
⑮内田义彦:「『作品』への遍歴」,载『専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報』1982年(NO.231)。
⑯生活俱乐部(全称:生活俱乐部事业联合生活协同组织联合会),由日本全国32家生协(生活协同组织的简称,意为生活合作社)联合构成的生活协同工会组织,参与人数约达3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生活俱乐部认为“生活”一词意味着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胜场,而“生活者则指的是在工作、学习、娱乐休闲的日常生活中又积极又有意义地探索生活方式的人”,而不再只是被动的消费者。生活俱乐部将生活者的活动作为基础并追求一种可持续、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并力求实现公正的世界。生活俱乐部的会员单位生协由自主运作的200余个基层支部组成,分别自主运作,进行各种活动。其主要活动涉及预约共同购买、安全食品的开发与公正的价格、以严格的自主标准生产消费品、反转基因作物食品的运动等。——译者注
⑰岩根邦雄(1932-),日本当代社会运动家、生活俱乐部创始人。——译者注
⑱参见望月清司「本源的蓄積の視野と視軸」,载『思想』1982年(NO.659)。
⑲参见望月清司「宇野経済学をささえた宇野史学」,载『経済評論』1977年7月号。
⑳参见望月清司「第三世界から提起された新世界史論争,载『第三世界と経済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㉑参见平田清明『経済学と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207页。
㉒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社会主義』,岩波書店1969年,第150页。
㉓参见望月清司『マルクス歴史理論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575页。
㉔参见内田义彦『経済学の誕生』,東京:未来社1953年,第103-104页。
㉕水田洋(1919-),日本经济社会思想史学者、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社会运动家,是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日本社会思想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其研究以斯密研究见长。——译者注
㉖水田洋:『アダム·スミス』,東京:講談社学術文庫1997年,第96-97页。
㉗参见亚当·弗格森«市民社会史»(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第3、4、10节。
㉘杰拉德·德兰蒂(GerardDelanty),西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性问题,主要著述有«变化世界中的社会理论»«发现欧洲:理念、身份和现实»«社会理论:超越实在论和建构论»等。——译者注
㉙参见Gerard Delanty, Citizenshipinaglobalage, Buckingham: OpenUniversityPress,2000,pp.12-13．
㉚『手稿復元新編輯版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广松涉编译,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4年,第38页。
㉛森宏一(1901-1993),日本哲学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译者注
㉜濑户贤一(1951-),日本语言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佛教大学文学部英美文学科教授。——译者注
㉝瀬戸賢一:『認識のレトリック』,東京:海鸣社1997年,第35页。
㉞『手稿復元新編輯版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广松涉编译,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4年,第38页。
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㊱平田清明:『経済学と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223页。
㊲参见内田弘「スピノザの大衆ぞとマルクス」,『専修経済学論集』2000年(第34卷第3号)。
㊳参见内田义彦『資本論の世界』,東京:岩波新書1967年,第120、121、159、162、165页。
㊴内田义彦:『経済学の誕生』,東京:未来社1953年,第198页。
㊵内田义彦:『読書と社会科学』,東京:岩波新書1985年,第178-179页。
二、“农奴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像
笔者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中的市民社会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i)作为资本主义成立基础的市民社会;
(ii)将工人纳入共同市民的市民社会;
(iii)超越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①
发生于17世纪英国的两次市民革命,并未使英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市民社会——直至工业革命时期却仍存在奴隶制和血腥立法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市民社会(i)充其量仅对近代自由商品—货币关系的“体系的构成要素=原理=始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元素[stoikheion])的历史性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饭沼二郎②和富冈次郎③有过如下的论述:
“把通常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将工业革命的结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以英国为例的话,即1832年的选举法修改到1846年的谷物法废除期间——看作‘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我们认为,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意味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从封建制向资本制的转变——的完成。”④
工业革命不只是资本主义技术革新的开始,也是前期的东西逐渐消解的过程。在16世纪初实现的直接生产者的自由,就曾一直受到前期性各项限制的抑制。但是,通过工业革命,“资本的、对人和自然的独特的动态开发=剥削,使得工厂立法成为必然······一种自然史的必然”⑤,随着这一立法作为一个主体被社会性地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欠缺的一部分时,他们的自由就得以复活。如此一来,市民社会(i)就会被市民社会(ii),甚至是被市民社会(iii)作为后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所继承并发展。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论的核心在于向现代资本主义探求已转向资本家社会转型的市民社会应如何再生的现实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平田从事学问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发达国家的革命。他在«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中描述了关于如何实现从资本家社会重新转轨回协同体社会的问题像⑥,并在«市民社会与调控»(1993年)中探讨了这一重新转轨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现实可能性。平田的这一探索是以市民社会(iii)论为基础的。平田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征候存在于何处、以何形式潜在?——这问题意识出发,使«资本论»的后资本主义论——“个体所有重建理论”以及“协同体生产方式理论”在现代性理论意义上得到了重生,进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Fordism)体制中探求超越它的市民社会的实践可能性。⑦正如望月清司批判的那样,平田对市民社会(i)的发源地(Herd)的理解方面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但如果试着将——历史上,以直接生产者的现代性自由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曾在农村都市中形成过——望月的这一指摘,与平田所固有的个体所有重建论、协同体生产方式论结合在一起的话,或许就能建构起一套横跨资本主义头尾的“资本家的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市民社会(i)和市民社会(iii)的区别在于:在市民社会(i)中,“直接生产者”以“实物的形式直接”将“小规模的生产资料”作为“个人的所有”进行占有,而在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市民社会(iii)中,“直接生产者”以“股份、协同体基金等社会性的形式间接”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作为“个人的所有”进行占有。
笔者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不是平田的社会转型理论,而是如何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构造中把握夹在其头尾市民社会之间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过渡期的问题。因此,下面我们将试着讨论从(i)到(ii)再(iii)的“过渡期问题”。
从封建土地所有者的支配中得以独立的小生产者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代,它在产生时就迅速迎来了消亡。尽管它的存在极为短暂,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现代自由的起点。这里要关注的问题不是«资本论»第3卷第20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描述的——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过程中,究竟是“生产者变成商人”还是“商人变成生产者”的问题,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谁成为土地所有者以及他们形成何种形式的霸权集团的问题。对此,内田义彦有过如下论述:
“在从土地所有者支配的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存在有两种类型的可能,即要么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奴成为其自身劳动成果的占有者后,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与土地所有者相对抗的资本家,要么相反,土地所有者得以存续,并继续坐庄成为资本家。”⑧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农奴从封建领主的支配中得以独立的过程。但在这里,还存在另一过程,即封建领主向现代地主转变的过程或商人向现代资本家式的地主转变的过程。这与平田对苏俄的直观判断存在一定关联。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农奴从封建领主的支配中得以独立的过程。但在这里,还存在另一过程,即封建领主向现代地主转变的过程或商人向现代资本家式的地主转变的过程。这与平田对苏俄的直观判断存在一定关联。
平田说:“关于苏联的体制,我在1969年«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中将它称作由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全面支配的社会,在此意义上,我把它命名为在通过政党实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再混合化中形成的一种俄国式的法西斯主义。直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想法。”甚至,平田还发出了这样的提问:“在今天日本的大学中,包括我在内,都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各国’作出了何种的讨论?”⑨在这里,不妨思考一下平田的这一指摘有何含义。
从苏联—东欧走向崩坏的节点(1989年)再往前追溯二十年,平田曾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军队弹压“布拉格之春”的事件为着眼点写作了«市民社会与阶级独裁»⑩一文,并在其中着重讨论了苏联的体制问题。他强调,“危及俄国革命政权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首先在于“俄国的落后性”。也就是说,“必须强调旧社会的母胎性＝连续性所具有的深刻意义。而且,必须说明这种母胎性不是西欧革命的市民社会,而是农奴制的共同体;不是西欧的市民资本主义,而是农奴主的国家资本主义”⑪。
注释
①参见内田弘:「世界資本主義と市民社会の歴史論」,收录于『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東京:专修大学出版局2001年。
②饭沼二郎(1918-2005),日本农学研究者、市民运动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农业史。——译者注
③富冈次郎(1927-),日本历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洋史尤以中世纪英国史见长,兼治日本近现代劳动史。——译者注
④饭沼二郎、富冈次郎:『資本主義成立の研究』,東京:未来社1960年,第iii—iv页。
⑤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58页。
⑥参见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第312-313页。
⑦参见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レギュラシオン』,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⑧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46页。
⑨转引自内田弘「平田清明の市民社会論が意味するもの」,载『神奈川大学評論』1997年3月号。
⑩参见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階級独裁」,载『世界』1969年(NO.278)。
⑪平田清明:『市民社会と社会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第322-323页。
三、从“领主国家”向“地主国家”
关于国家的“领主”形式,在«资本论»关于劳动地租理论的讨论(即第3卷第47章第2节)中有所记述:
“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任何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领主(Der Staat ist hier der oberste Grundherr)。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有的占有权和用益权。”①
平田在提到“农奴主的国家资本主义”时,脑海中或许也会想到“国家农奴制”的概念和关于“这基本上就是农奴制,国家(专制君主)即农奴主”的记述吧。中村哲②将马克思的国家奴隶制论发展为了国家农奴制论。③饭沼二郎整理了中村关于国家奴隶制论和国家农奴制论的观点:
“在国家奴隶制下,小农(国家土地占有奴隶)作为农耕共同体的一员,逐步积累剩余生产物、发展生产力,为农耕共同体或其转化物的专制国家提高它们的小经营的独立性,由此增强了与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耕地之间的联系,并实现进入对耕地私人所有的阶段,与此相应,国家奴隶制开始转向国家农奴制。······这基本上就是农奴制,国家(专制君主)即农奴主。在这种情况下,农奴以公民的形式存在,支配—隶属关系以对国家的臣服关系的形式存在,而通过国家这一中介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地租)则以向国家支付地租的形式存在。”④
饭沼二郎严格地将封建制定义为了“农奴制+封地制(Lehn)”,并对“领主”和“地主”的范畴做出了如下的区分:
“从封建领主的单一支配体制——封建社会向资本家的单一支配体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期(地主王政),是一个领主——国王利用地主和商人的力量对其他领主进行支配的体制(即国王和地主、商人之间相互勾结的权力结构)。二者(领主和地主)在出借土地—收取佃户租金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领主直接攫取近代国家时期集中在国家的各种权力的一部分(身份制特权),并以此收取佃户租金,而由于地主不掌握任何权力,完全只是根据经济契约关系(即私有财产制)——或也可说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作为保障来收取租金。······英国革命废除了国王特权——这一领主权力的集中表现,而在确立起土地的完全私有财产权时,却也完全不顾及农民的诉求,而仅是保护了地主的利益。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性意义在于私有财产制度的法性确立(在此意义上,明治维新毫无疑问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⑤
饭沼以明治维新对私有财产制的法律确立为界分,区分了在此之前的“专制主义王政”和在此之后的“地主王政”。⑥内田义彦指出,直至战败为止的“日本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封建基础,其以政商资本主义为特质扎根于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之中,并已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⑦,他将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视为具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二重性的制度。河野健二⑧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旨在取消领主的身份制特权,将土地作为商品解放,把土地利用作为土地商品所有者的权利,即资产阶级革命(也即某种意义上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政治斗争的核心部分。”⑨平田清明也表示,从地租论的角度来看,在导致绝对主义制度解体的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土地的商品化”⑩。换言之,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与从前的“劳动力原始积累”“资金原始积累”合流,并促成“土地革命”和“土地原始积累”的推进。而以土地革命为基盘得以推进的工业革命的使命则在于“技术原始积累”之上。上述四点共同构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要素。关于这点,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在作为现代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中也得到了贯彻。
在英国,“处于封建制向资本制过渡期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乃至‘重商主义时期’,不是由‘资产阶级革命’终结的,而是由‘工业革命’终结的”⑪。在此意义上,资产阶级革命是通过工业革命确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土地的商品化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在此基础上积累的农业利润和地租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基金(fund)。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的所有权(自由劳动力的商品化)是通过废除最高工资法(1812-1813年)、团结禁止法(1824年)、英帝国奴隶制(1833年)、斯皮纳姆兰法[最低收入保证给付金制度法](1834年)和制定10小时工作日法案(1847年)而确立起来的。“市场机制主张人的劳动必须商品化,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大声疾呼”⑫。这样,承认雇佣工人作为自由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市民,也即所谓的“雇佣革命”在工业革命时期得以展开。资产阶级革命是按照土地革命→工业革命→雇佣革命的顺序,也即按照“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的顺序进而实现“自由的所有”。
从对剩余劳动的支配以何种形式得以开展——这一阶级社会贯通性的视域出发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源性成立过程的话,就可发现构成其方式的原理性元素(stoikheion)即商品形式。商品形式一度捕捉到了直接生产者的剩余生产物,但也以此为契机,其首先捕捉到了作为自然史根源(Ereignis)的土地,反过来,在历史上曾短暂获得过自由的直接生产者又再次成为不自由的劳动者。以市民革命为契机推动了“土地的商品化”,接着在工业革命中推动了“技术的商品化”和“自由劳动力的商品化”。内田义彦提供了一项图式,这一图式包括了(1)“劳动→生产资料→土地”这一贯穿历史的物质代谢过程的方向,以及与其正好相反的(2)“土地→生产资料→劳动”这一划分人类历史方向的构成。⑬由自然史中生成的人,反过来以自然为生命生产对象的场和生产方式,从而具有了历史的固有性。方向(1)表明了人类通过利用“劳动力”以“生产资料”为中介作用于“土地”(自然),即人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的自然史行为。方向(2)指出了人类生命生产的各种条件(土地、生产资料等)的支配史,即从土地和劳动力所有者(奴隶主/农奴主)的支配,到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资本家)的支配,再到劳动力的所有者(自由的个性体)——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固有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中关于“工资—利润—地租”三大阶级收入的比较分析中也存在“劳动(力)—生产资料—土地”的质料性基础。商品化以“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这一根源性的顺序渗透。这一顺序即产生于从封建制向资本制(国民经济)的历史过渡期的顺序。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中,“雇佣劳动(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的现代商品—货币关系是基轴,但在过渡期,“土地所有(土地)—资本(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土地革命→工业革命)才是支配性关系,地主为争夺霸权(hegemony)而与资本家形成的阶级联盟成了彼时的核心结构,也可将之称为“地主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这点后文会有详细论述)。
在«第一手稿»地租一栏里,马克思从多个角度审视了从封建制到资本制的过渡时期和已经形成了的资本主义。这里的问题是过渡期的支配性关系。继地租栏之后的“异化劳动”的四项规定是对——以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为前提,作为生产过程“结果”(１)“从劳动的产品中产生的异化”→发生于生产过程本身的(２)“产生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作为生产过程前提的(３)“类生活的异化”(劳动力的生产手段和土地的异化、分离)→(４)“人与人的异化”[共同体(Gemeinwesen)的解体]的向下分析。这种分析与资本循环的方向截然相反。如朝着该方向继续前进,想必总有一天会到达历史性的端绪(debut)。这一最初的逻辑性前提是作为“本源的剩余资本”的资金和劳动力商品,它们是本源性积累过程中由历史赋予的结果。马克思的考察顺序便是如此的,即从我们自己生活的现成的资本主义出发,到达它的历史性前提,进而把这些前提看成是由原发生在日耳曼共存体中的“劳动和所有权的直接统一”的瓦解——的考察顺序。换言之,也就是从“逻辑性的存在(形成了的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积累结构)”向其历史前提下沉,进而到达决定这些前提的“历史性的存在(原始积累过程→本源的共存体)”起源的追溯顺序。根据这种顺序,论证形成了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性起源的历史性个体。完成于«第一手稿»之后的«詹姆斯·穆勒第一评注»,在尚未解决是否从本源性共存体和生产开始的这一问题前,就从商品经由货币并向上到资本,即转向国民经济(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的个体的论证之中去了。虽然只要“逻辑性存在”成为“历史性存在”的分析基准,“历史性存在”就将依存于“逻辑性存在”,但“逻辑性存在”只要以历史性生成的存在为其前提,就将依存于“历史性存在”。通过论证由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构成的结构具有独立运动并消灭其关系本身的现实可能性,来证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生成=消灭的“历史性存在”,进而论证自己的研究具有历史制约性。也就是说,马克思采用了一种使其方法适应其学问研究的方式。这种方法不是突然从自己生活现场超越其他恣意的观点,而是自觉地在认识结构中建构自我认识的历史性的限制性,这就是把康德批判学继承为自身历史理论的马克思的批判方法。
注释
①译文略有变更,此处将中文版«全集»原译文的“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改译为“国家就是最高的领主(Der Staat ist hier der oberste Grundherr)”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4页。——译者注
②中村哲(191202003),日本政治学者、宪法学者。曾任法政大学总长、参议院议员。——译者注
③参见中村哲『奴隷制農奴制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④饭沼二郎:「国家的農奴制」,载『経済評論』1978年1月号。
⑤饭沼二郎:「地主王政」,载『同上誌』1978年3月号。
⑥参见饭沼二郎「地主王政」,载『同上誌』1978年3月号;饭沼二郎「思想は現実を変え得るか」,载『思想の科学』1992年(NO.153)。
⑦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63页。
⑧河野健二(1916-1996),日本历史学者、经济史学家,专攻法国经济思想史,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市立芸術大学名誉教授,新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⑨河野健二:『フランス革命の思想と行動』,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第243页。
⑩平田清明:『経済学と歴史認識』,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507页。
⑪饭沼二郎、富冈次郎:『資本主義成立の研究』,東京:未来社1960年,第ii页。
⑫ポランニー、カール:『大転換』,吉沢英成译,東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年,第138页。
⑬内田义彦:『日本資本主義の思想像』,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43页。
四、地主国家资本主义
“地主国家资本主义(rentierＧstatecapitalism)”产生于传统共同体(Gemeinschaft)向资本主义式的市民社会(Gesellschaft)过渡之间的漫长历史时期,也即这一时期的基本社会形态。那是一种——掌握经济政治社会领导权的地主阶级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强制力量来支配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直接生产者,以其“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基金筹措“资金”、开发“技术”,进而试图创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所共通的体制。在那里,作为土地所有主体的地主阶级和国家,不仅将收取的地租再投资于农业,还将通过商业/金融业融资获得的利润/利息用作工业资金,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工业资本的支配。这一支配方式,就像在“名望家(Honoratioren)支配”中看到的那样,诞生出了某种文化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土地的富饶向地主的人格性发生转化。在地主国家中存在以下两种形态:
１. 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国家的形态(地主王政国家、天皇制法西斯国家、宗教权威主义国家);
２. 国家自身作为国土的法定所有主体的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今天被称为“开发独裁”(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①体制的,正是“地主国家资本主义”。在一个正处于由领主国家向地主国家过渡的国家之中,或就存有领主国家残渣的情况,但随着其资本主义基盘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和政治体系的现代化,这些残渣终将会消解。“开发独裁体制”的存在并不是20世纪后半期才有的现象。河野健二说:“有必要重视发生在与工业革命直接相连的前一阶段的由地主领导的资本主义——即‘地主式的’资本主义的作用”②。工业革命的资金曾由农业资本主义供给。河野还补充说:“英国在海外各国内部培养‘地主自由主义者’,使他们成为本国资本的尖兵,与此同时,在这些尖兵的主导下形成各国自己的国民经济。······在‘地主自由主义’下,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地租所得的增加和积累,······并转向工业投资,使其工业最终不得不进入到同英国的竞争关系之中”③。英国不仅是地主阶级掌握其国内国家权力的地主国家资本主义,对外也作为印度等殖民地土地的国家所有者持续吸附着租金(Rent)。这样一来,在一种双重的接合关系中——即英国国内自由劳动力和不自由劳动以及它们同外部之间的接合关系中,英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得以构建。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也不在于劳动者和土地作为商品而被全面地利用这一点之上。西方中心的资本积累是通过让非中心地区负担非中心地区出身的处于幼儿期和老龄期的劳动者的生活费来实现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自由的劳动者和自由的土地与“不自由的”劳动者和“不自由的”土地的接合。④
注释
①“开发独裁”(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政治学术语,在国内学界也称(译)“发展独裁”“发中专制”“发展型专制”等,用于指称奉行开发主义的独裁型体制或模式,较早流行于政治学者对朴正熙政府体制的研究描述中。
②河野健二、饭沼二郎(编著):『世界資本主義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16页。
③同上书,第25页。
④参见Ⅰ·ウォーラーステイン『資本主義世界経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200-202页。
五、作为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农主义
平田清明在«经济科学的创造»中研究的魁奈及其时代不正是“法国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期吗? 但是,平田想要做的是在魁奈经济表(范式)的基础上彻底解读法国资本主义再生产轨道的理论像。在其范式关于“生产阶级——地主、主权者和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征税人——不生产阶级”关系的描述中,简洁地刻画了法国资本主义(地主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地主王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由非生产阶级(工商业者)供给,相反,向他们供给生活资料和加工原料的生产阶级(农民)则需要向由所有者阶级(地主、主权者和十分之一的征税者)联合成立的行政国家(政策原始积累国家)缴纳行政基金。但是,平田在范式中看到了存在于“封建外观和资本主义本质”之间的“转换器的不平衡”,进而在范畴中解读出由工业资本掌握了霸权的真正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轨道。
平田指出:“当对整个过程进行回顾时,就会发现这一(产生于工商业中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既是近代市民社会所有者阶级的代表,也曾发挥了作为资本—土地提供者的职能。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即指资本家阶级,生产阶级指称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则说的是不从事生产的劳动者阶级(仆从)。”①
通过这种重新解读,存在于范式中的法国资本主义的过渡性也随着消失。平田清明遵循了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魁奈经济表解读资本主义再生产轨道的方法(approach)。
但是,马克思还把握了重农主义的过渡性特质,例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体系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学派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②马克思认为英国革命以后的两个世纪(1688-184年)属于从封建制到固有资本制(资产阶级独裁)的过渡时期。③马克思运用了一种强烈的“风格化的照射法”④,即基于他所选择的不同视角将同一主题的不同方面内容清晰地照射出来。例如,他将鲁滨逊有时解读为商品交换者的(三木清言说中的)人类类型(«哲学的贫困»),有时解读为近代市民社会兴起期的人类类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时解读为未来社会的人类类型(«资本论»)。从范式中解读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轨道的分析是平田自身的问题意识所在,但这一问题意识也恰恰成为使他忽视了重农主义的过渡性特质的一大动因。福克斯·吉诺维斯(FoxGenovese)⑤等学者指出了这一过渡性特质:
“重农主义者们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科学绝对会把专制主义王政从财政困境中解救出来,如果遵从他们自己的意见,就可重建建基于切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体制,该体制将与自然法的法令完全统一,政治对立和财政代表者的破坏性干预也将随之消失。······他们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支持所谓正当的专制政府。这意味着他们明确承认对政治、社会斗争所抱有的不信任感。”⑥
于是,很快,重农主义主张的所有权理论在政治意义上变得危险起来。魁奈和米拉波(HonoréGabriel)⑦最初选择同理论分离而直接接纳现实。米拉波为了不使那些似乎合法性的存在也暴露在危险之中,于是决心保护即使是以最不自然的不正当方式取得的财产。随着封建财产与重农主义的所有权理论不能等同视之的证据的出现,他开始慢慢收回了这一“教义”。像这样,吉诺维斯等学者指出了重农主义理论从封建现实中得以分离并转向成为将新制度正当化的理论的发展趋势。这一新制度指称的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是“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表描绘了过渡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实际上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也指出了为推进资本主义而建立起军事独裁的法国革命的最终结果:“人民要求重建基于规制的旧有经济体制。这是资本主义开花结果
的一大障碍,政府、大地主所有者和上层资产阶级在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摧毁了资本主义。······权利的平等让手段的不平等的存在得以明晰。······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政治、社会斗争愈加显在化。······然而,
直面这场斗争的资产阶级却在十年后决心诉诸军事专政以重建‘名望家’⑧的统治。”⑨
这也即笔者所指摘的“开发独裁体制＝地主国家资本主义”。
注释
①平田清明:『市民社会思想の古典と現代』,東京:有斐閣1996年,第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③饭沼二郎:「思想は現実を変え得るか」,载『思想の科学』1992年(NO.153)。
④参见三木清:『構想力の論理』,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⑤伊丽莎白·安·福克斯—吉诺维斯(1941-200),美国历史学学者,以关于南北战争前南方妇女和社会研究而闻名。她在职业生涯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成为保守妇女运动的主要声音。——译者注
⑥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 Genovese, “Fruits of merchant capital: slavery and
bourgeois property in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in History Teacher,1983,p.277.
⑦米拉波(1749-179),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立宪派领袖。——译者注
⑧“名望家”在日本指的是对地方经济、文化、政治具有影响力的名士或豪族世家。——译者注
⑨列斐伏尔:『1789 年― フランス革命序論』,高桥幸八郎译,東京:岩波書店1975年,第302-303页。
六、后发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问题像
作为日本型开发独裁体制的昭和前期的总力战体制(天皇制法西斯国家)是开发独裁体制的一种类型。在这一体制下,以天皇——这一最大的地主为盟主的地主贵族集团,将在不自由的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地租转化为工业资金,并进入和支配资本主义的经济部门(Sector),根据其物质基础以保持政治权力。他们在宣传将该体制合理化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同时,对反对派实施军事独裁的镇压,并在这种情况下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得到发展。明治维新后,随着私有财产制在法律意义上的确立,地主制迅速发展。从明治维新(1868年)到战败(1945年)为止,日本处在“地主王政时期”。那时天皇即最大的地主,也即最大的资本家。战败时天皇家的净资产以当时的时价来算,竟有37亿1500万日元之多。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关系在于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原始积累的基本要素则在于“资金原始积累和劳动力原始积累”②。但是,仅凭这点是无法确立起应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技术创新的启动阶段,它以其启动力抹去了前一阶段的残余。不仅限于此前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就连通过此后的工业革命导入技术革新成果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反过来提供产业(工业、商业和金融)资金、食材和工业原料(农业资本主义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力的实质性包摄)不仅需要“劳动力原始积累和资金原始积累”,还需要“土地的商品化”和“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土地原始积累和技术原始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市民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这四项原始积累的要素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是最基本的要素。
这四个原始积累的要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即现代的原始积累的展开方式而言,也是基本要素。在这里,以当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诱因,引进超国家资本的“资金”和(包括经营经验和各种制度在内的)“技术”,并试图将这四个要素接合起来进而确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就如英国工业革命一样,不是单纯的技术现象,而是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这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转折正在发生。正如过去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从内外调度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并将其接合在一起那样,作为现代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也是从内外调配并接合这四个基本要素的过程。从内田义彦“劳动力→生产资料→土地”的这一图式来看,凝集于“生产资料”的“技术”乃是以“劳动力和土地”为媒介的质料性媒体。与此相对,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劳动力”“生产资料(技术)”和“土地”为媒介的则是资金(货币)这一形相性媒介。这一质料性媒体(技术)和形相性媒体(自己)正由现代的超国家资本支配着。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发生在技术的对外依存被切断的战时体制(日本地主王政末期)时的“技术争论”,就可明白技术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饭沼次郎认为,“工业革命”的契机——即通往资本主义技术原始积累的契机,不会发生在可以大量找到低工资工人的生产形态中,而是会发生在相对难以找到低工资工人的生产形态中,而且最有可能发生在企业内部工业资本性能比率最低的“家族企业”中。③人员不足极大促进了技术革新。现代发展中国家拥有“确保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条件。从越南等东南亚亚发展中国家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方案可以看出,为通过推进技术原始积累也即“超国家资本的技术引进”以保障高额的利润,雇佣工人的劳动基本权受到限制,其甚至陷入了可以被随时解雇的不平等状态之中。“公平竞争(fairplay)为时尚早”④的时代恐怕还会继续持续。
那么,被平田清明视为“农奴主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属于何种历史理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各国中,国家是何种存在? 平田所说的“农奴主国家资本主义”,也可理解为中村和饭沼所说的“国家农奴制”与外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接合的一种体制.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仅苏联一国封闭的体系,而是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部分接合,并从中汲取必要的各种要素而形成的体系。正如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殖民者(planter)作为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定义的“资本家(Anomalie)的变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章),苏联也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定义的“地主国家的变种”,即使它以合法理由通过社会主义法律以税收的名目向人民征收“剩余”。在苏联,国土和生产手段基本属于国家所有,企业和个人拥有其利用权,国家从他们那里以地租和上缴金的形式收取利用费(土地、生产资料使用权的代价)。劳动力未被承认为自由所有权,换言之,即劳动基本权(组织权、争议权和罢工权)未得到事实承认。劳动力的所有权受到了国家的限制(限制劳动力所有权)。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经济的基本部门是市场经济,劳动基本权尚未确立,劳动力却被商品化为了不自由的劳动力,所以基本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化为了苏联的“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过去的苏联包含在“地主国家资本主义”之中。
资产阶级革命不断将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转换为自由所有的对象。与此相对,苏联将土地和生产资料化作为国家所有的对象,进而限制了自由所有权。苏联是从国民手中收取租金(Rent)的“地主国家(rentierＧstate,RentnerＧstaat)”。但要注意的是,人们一提到地主,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吸附他人劳动的贪婪人物的形象,但在这里,“地主国家”的“地主”指涉的是土地所有主体的中性(neutral)含义。由此,收取地租的正当性何在?——这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而归属于国家的国民只有其使用权。对伊斯兰各国极具影响力的穆罕默德·伯基尔以及萨德尔也持有相同的主张。即如国民不再使用土地,就必须将土地归还给国家。这是认为劳动是以使用权为其根据的一种观点。⑤
盐川信明⑥指出,一些处于体制过渡期的旧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从“特意的开发独裁”走向“普通的开发独裁”,因此需要对包括“社会主义型的开发独裁”在内的开发独裁进行比较研究。⑦“特意的开发独裁”——苏联的垮台和“普通的开发独裁”的显在化,原本是由于苏联经济“将万物纳入计划是善也是可能的”这一限界合理性和无缘由的理念构成的体系造成的,也是由开发独裁体制向“特异型”变质的体制造成的。笔者将“开发独裁”转换为历史理论概念的“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盐川认为,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正在向“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转变,而其政治体制则在“自由民主主义”和“权威主义”之间摇摆不定。⑧但是,“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封闭体系。它存续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那里,总有一天会生成使之成熟为作为资本主义的市民主体。从长远来看,为了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还需实现权威主义体制向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的过渡。
在产生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史的“地主国家资本主义”的多元存在和展开中,潜在着平田清明曾将苏维埃/俄国描述为“农奴主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内涵。虽然平田市民社会论有着不同于望月清司市民社会论的侧面,但1969年由平田提出的有关“农奴主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容纳第三世界的扩大了的望月历史理论中被重新定义时,其理论发展又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活力。在这一历史理论的发展可能性中,马克思将以理论活力继续留存于世。
（翻译/陈旺）
注释
①“名望家”在日本指的是对地方经济、文化、政治具有影响力的名士或豪族世家。——译者注
②望月清司:「本源的蓄積の視野と視軸」,载『思想』1982年(NO.659)。
③参见饭沼二郎、富冈次郎『資本主義成立の研究』,東京:未来社1960年,第341页。
④鲁迅语,原文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参见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莽原»1925年第１期。——译者注
⑤参见ムハマンド·バ―キルッ＝サドル『イスラーム経済論』,黑田寿郎译,東京:未知社1993年。
⑥盐川伸明(1948-),日本政治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以俄罗斯政治史和比较政治学研究见长。——译者注
⑦参见盐川伸明『現存した社会主義』,東京:勁草書房1999年,第321-322页。
⑧同上书,第510页。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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