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源自STS的两次转折。从科学哲学展开关于科学理性与理论地位的辩论后，史学与社会学者转向经验研究，发展探索科技活动的「外部」制度、社群因素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Barnes 1977；Barnes and Edge 1982；Fleck 1979[1935]；Kuhn 1962；Merton 1973）。在此基础上，后继研究者深入「内部」知识属性，发展科学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并由此出现爱丁堡学派的纲领（strong program）、巴斯学派的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颌（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符号互动论的实验室工作与互动研究，以及ANT的认识论提问（Shapin 1982）。
此时研究者多受于强纲领以对称性思考发展的四原则。首先是因果性，SSK应当进行因果解释，也就是说应当解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而不因为是真理、正确知识就放弃因果解释。其次是公正性，应当不预设真理和谬误、合理性或者非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对何者都应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这些二分状态进行因果解释。再者是对称性，应该对称解释正确与错误的知识构架。例如同样的因果类型，应当可以说明「正确的知识」，也可以说明「错误的信念」。最后是反身性，从原则上说，这些原则也能够运用到SSK本身（Bloor1991［1976］）。借此经验取径，研究者爬梳科学史料，跳脱科学史的线性发展、胜者史观（Whig history），产生许多著名的科学争议研究。这些研究的重要贡献是，将科学理论的竞争与知识的发展轨迹，定位与「外在」因素——如社会想像、社会利益，与科学家信誉密切相关的社群活动等——高度相关的过程（Bloor1991［1976］；Collins 1985；MacKenzie 1981；Shapin and Schaffer 1985）
之后，在探索科学社群的知识活动中，尤其是知识生产实作时出现本体论转向（Woolgar et al. 2013）。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实验室的物质与事实生产，厘清科技与社会交融的异质构成（heterogeneous constitution），甚至是社会性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sociality）（Collins 1974， 1982; Knorr-Cetina 1999; Knorr-Cetina and Mulkay 1983; Latour 1987, 1988b; Latour and Woolgar 1986; Lynch 1993; MacKenzie 1990; Pickering 1984,1995;Traweek1988)。在其間浮現數個由經驗現象變化與穩定構思事物存在的基進取径，ANT是其中之一(Barry 2001;Bijker et al. 1987; Bijker and Law 1992; Haraway 1991a, 1997; Hughes 1983; Latour 1993, 2005; Pickering 1995)
从认识论到本体论转变中有独特贡献的ANT，强调探索自然与社会、非人类（例如技术物）与人类在科技实作中的交融与转换。如其名称Actor-Network是由「行动者」、「网络」与「-」所连接，ANT不预设行动者的属性或样态。所有行动者都是在各种异质行动体（actant）所组成的网络中构成。食了探讨网络与行动者的构成，ANT强调必须追溯「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而非已成常识、教科书陈述、眞理等稳定事实的「既成科学」（already science）（Latour 1987: ch.4）
（二）转变式行动理论与其方法
ANT的行动能力观点源自转变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转变模型（translation model），本书称之转变式行动能力（Callon 1986a）。
转变式行动理论是ANT最著名的行动能力构架，也是近三十年来ANT唯一的行动能力构架。其基本观点是由Michel Callon（1991:134）所说「行动能力不能与行动者之间的关联切割」的基本原则，衍生出一系列概念与方法，追溯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多元行动。其探索方向是观察行动者一开始如何征召（enrol）包括人与非人的行动体、引起其兴趣（interestment）、转变（translate）兴趣，然后借此形成异质同盟的连接（association，alliance）而形成网络，支持构成自身的稳定存在。甚至，有时行动者面对挑战时，必须接受试炼（trial）、使自身成为无可取代的必要通过点，而成为网络的代言人（spokesperson）。如此，当这个行动者与其所代言的客体形成稳定网络时，各自便成为理所当然的稳定事实与行动者，而具有特定行动能力（Callon 1986a，1986b，1987；Callon and Law 1982；Callon et al. 1986；Latour 1986，1987；Law 1986）。
具体操作上，转变模型基进化爱丁堡的对称性方法，运用符号学（semiotics）方法追溯文献与科技一社会集合体（technosocial collectivities）的实作。对称性方法，在原本英国爱丁堡学派的考察是，还原科技争议时，在既有科技史观或知识成就所界定的理解范围与原则，往往将诸多理论或可能性化约为唯一「正确的科学知识」与其他「错误的信念」。David Bloor（1991［1976］）、Barry Barnes（1977）等人因此提出四大原则突破此问题。他们认为在这种二分中，预设正确的知识反映了自然或科技的根本律则，不容社会研究置喙；但错误的信仰，则存在人为的干涉与错误，因此是社会研究的对象。然而，ANT认为若科学的社会研究只是关于科技社群、互动的外部史，将无法深入理解「正确」科学知识如何累积的内部史。因为这种对称性仍是不对称地关注人的行动，无法解释另一半物质现实的生成，因此ANT将对称性推展到对人与物关系，称之为一般对称性（Latour 1987，1996，1999a；Lenor 1999）。
为了不陷入对行动者性质或事实的既定判断，ANT以一般对称性方法，展示各种异质行动者从说法竞逐到事实稳定的过程。
第一种操作方式是追溯文献转变
此方法将符号学的脉络化意义生成（contextual signification）观点，用在研究文献的交互定义过程，而将研究对象的区别存而不论；正如符号的意义是在句子中被定义的，一个实体或文献是根据多文献对其引用、驳斥等关系中，逐步变更具体或更不具说服力等过程，才变成特定行动者（Latour1999d:113-144）。ANT早期的重要著作都跟科学再现（re-presentation）过程中，文献的作用与历程有关。这种方法不预设在文献中被讨论的物与人、事实与说法的区别只对称地看文献构成的脉络下，其中行动者的变化过程。例如ANT的奠基之作中，Laboratory Life是以实验室产生铭印（inscription）的过程与各种铭印轨迹主题，探讨实验室如何由无秩序的现象中，以各种概念主仪器与文献产生特定事实的铭印（Latour and Woolgar 1986）；Science in Action则是以实验室的民族志为基础，更为系统性地分析各种说法（statement）如何成事实的过程（Latour 1987），而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的讨论也集中在文献中所呈现的Louis Pasteur的工作如何具体成形（Latour 1988b）。这种方法在Science in Action中的一幅插图有相当简洁、生动的说明，此图中，当我们倒溯关于DNA的事实构成时，它一开始是一件独立存在的事实，但被放入引述号后成一种说法，然后再与特定研究者或机构连接后，该说法成不同机构竞争中某学派的立场等等（Latour1987:14）。
严格来说，由文献分析中呈现的是多种说法的竞争与关连，重点在于这些说法发挥的效果，并不涉及这些说法是否恰当地再现了现实世界。因此，追朔文献，并非以文本作呈现原本的替代物，而应该说是厘清各种铭刻（不限于文本）本身，是不断介入现实发展轨迹的行动。据此，Latour认为，研究者所做的是跟文献作者们在文本中所做的转变、漂移与分化，而不是还原事实（Latour1988b:11）
第二种追溯科技一社会集合体的方法则运用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s）分析同样被视为关系性构成元素的物质。
在此，ANT以关系性构成观点定位物质存在，这是如解构主义由符号文本到「社会为文本」的思考方法，将构成现实的一切视为符指链（chain of signifiers）的一环，而根据该物在符指链中的相对关系来确定其性质，因此称之为物质符号学。其中，事物之所以为不同存在模式（modes ofexistence），乃根据其技术一社会绕道（technosocial detour）的位置而定（Latour 2013a）。
类似以符指链定位一个符号，物质符号学的重点是，要定位一个 物质必须使用物质手段。以Callon（1999）的法国干贝复育研究为例， 尽管其中的海洋科学家能以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各种道理或利益等 论述，在学术机构、产业会议、渔民组织中再现那些亟待拯救的干贝、 讨论复育方法，或对渔民威胁利诱复育与禁捕的好处；但是这些语言 文字的论述与符号，对于干贝、海星与洋流而言，无法发挥任何效果。因此，要让干贝胚胎由海星的「食物」或被洋流冲走的「生物」，转 换为渔夫的「养殖水产」，必须促成新的物质符指链，此时需要的不 只是论述，还有收集器（请见图2-2）。这些能让干贝胚胎在其中着 床、长大的收集器便是关键的物质符号。如同象征符号是在论述的符 指链中，历经冲突与挑战而逐渐稳定或被转移位置，物质也必须在具 体行动与物质交会的试炼中被检验、测试其稳定网络的能力，若试炼 失败，则一切都会崩解（Callon 1987）。
（三）行动本体论
这些方法上的洞见，对行动能力与本体论问题有相当启发。John Law简洁地指出：
ANT是一种科技社会分析的取径，此取径认为实体与物质是被促成且关系性（relational）构成的，并据此探询这些关系的形构与重新形构。其中所谓的关系性意味着主要的本体论类属（如技术、社会、人或非人）都被视为效果或是结果，而非用以解释的资源。（Law 2004: glossary）
这种方法论与本体论观点，与解构、后结构哲学类似，都是关系性、过程性的行动本体论取径。其中，本体论类属与实作不可分离，是在经验性的实作中实现与变动，而当中的实作意味着「促成」（enactment）。促成概念呼应着对称地由现实经验开展中，看待包括人与非人行动体、意图与非意图、论述与物质实作（林文源2007；Jensen 2010；Law 2002a；Mol 2002）。
Enactment的翻译，我之前译为促动（林文源2007），在此改为较适合的中文「促成」。促成与Butler（1999）以语言学理论中的言说行动（speech act），或是语言哲学中译成的「做言」（Austin 1962），发展出的展演（per-formative）概念相似。这两个概念都是用来理论化各种物质化现实的构成性行动。促成不应与有意识地操弄外观，或高夫曼式（Goffmaniar）的舞台式自我表现混为一谈（Goffman 1959）
行动本体论与传统哲学观点不同，一般意义上，本体论是一般性存在构架，是先于现实经验上的实际存有。本体论要解决的是存在的根本意义：何者存在、在什么意义下我们说它存在等问题（Coole and Frost 2010；Jacquette 2002）。如此，本体论是先验的存在状态和根本构架，而实际经验只是在这些构架中的特殊存有，因此，经验实作不影响本体论的根本构架。
然而，科学与技术不断创生事物，并改变人类对此世界存在的认识。因此，事物本质与存在构架，对STS研究者来说——尤其是ANT—一并不是稳定不变。在面对科技创新、探索未知时，我们无法预设也不可能知道在实际行动介入之后，这个一般性、先验的存在构架能否继续维持、继续告诉（规定）我们世界有什么、是什么、以及继续协助我们了解生成中事物的新行动能力。这些关于存有构架、特殊存有与其行动能力的认识构架，在异质元素促成与知识化过程中萌生、转变与稳定；亦即本体论（ontology）本身其实是一种关于何者存在（onto-）、如何存在、存在是何物的相关知识（-logia）。简而言之，事物是什么、是由什么构成的事实，总是必须经过实现相关知识与事物的具体过程而稳定，而世界则在此过程被实现；因此本体论是可变的没有终极的本体论构架先验地保证行动者的存在，行动者只有在这些行动过程的连接中，促成彼此的存在（Latour1993）。
行动本体论有三个重要面向，分别是关系性性萌生、中介构成与异质性。这些有助于解决本书一开始提出的，理论与概念限制下行动经验被切割、视而不见，甚至低度理论化的问题。
1.关系性萌生
ANT认为主客体并非预先存在或有任何不同，两者都是在关系性连接的网络中，萌生特定性质。如Latour（1988b）研究Pasteur「发现」微生物的过程显示，微生物是在一连串的本体论化事件（ontologizing events）中产生的。在这之前，卫生学者面对酿酒人、酪虫与产妇所受的巨大威胁与损害，但在当时流行的瘴气学说中，污浊的空气反而才更重要。因此，尽管事后来看，这些微生物的作用显然是很强，但是在当时人们眼中，它们的本体论地位却无比地弱，因卫生学家或是受害者显然对它们完全一无所知。
之后，微生物的模糊地位被逐渐确定。由Pasteur的实验室开始的转变工作，协调并稳定了微生物在实验室以及外在世界的存在方式。各个阶段的工作暂时稳定多行动体构成的联盟；由Pasteur逐步征召、转变卫生学家、微生物、牛只、实验器材、农业部长、晨夫、医生的旨趣而构成的扩大网络中，Pasteur和微生物一同历经实验过程、实验室、Pasteur研究所、农场、试验牛只、期刊论文·以及提交农业部的文件等情境。最后「微生物—Pasteur」的联盟网络通过各种试炼，展现他们能做什么，才能征召卫生、产业与经济网络。
如此，微生物与Pasteur相互构成而稳定，微生物成为「Pasteur的微生物」，而Pasteur也成为「微生物的Pasteur」（Pasteur of microbes）（Latour 1983）。在这一切稳定之前并不存在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或理念自身（idea-in-itself），而微生物并非一直持一样的存在方式。微观世界中微生物的存在方式是经由在钜观世界关系的变形与绕道而成型，也正是在这一连串经验的网络关系变化中，微生物的本体论地位萌生、被确立（Latour1999d:133-173，2013a）。
2.中介构成
若主客体地位是在相对性关系中萌生与确立，而所谓本体论意义下的本质其实是本体论化事件的聚集，那么现实如何存在于这些事件中呢？这牵涉到本体的中介（mediation）存在、事物的多重构成及促成实作等议题。
首先，本体的关系性构成与萌生，意味着在产生现实事物的过程时，有赖网络变化的中介。因此，我们对所谓一般性存有的认识与掌握，其实是这些中介实践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在此，客体性（objecti-vity）的经验性萌生与认识，与本体论客观地探究万物的一般存有无法分离；事物是什么、是由什么构成的事实，总是必须经过实现具体知识与事物的实作过程而稳定，而世界同时在此中介过程被实现（Latour1999d）。上述Pasteur、微生物与其他异质行动体网络的各阶段存在，都是中介式存在。在行动本体论意义下，Pasteur并未「发现」微生物，而是Pasteur与微生物共同合作，「中介」彼此的存在；没有确定微生物的作用，Pasteur无法进一步引起他人兴趣，而没有Pasteur不断征召其他行动体，微生物也无从明确展现其存在。创造与认识科技事实和科技物的活动，都是一连串的中介链，在其中事物历经细微与多种位移，而成为其所以如此的样貌。因此，正如生产人造物创生新客体而介入世界一般，科学的知识活动并非是认识论问题，生产事实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本体论介入（Latour 1991: 76-88）。
其次，如果事物的本体论地位是处于位移与中介的轨迹中，那么事物永远不可能被黑盒化（black-boxed）为本质性存在，最多只是灰盒化（grey-boxed）（Fujimura 1992），因为它极可能在其他行动中被再网络化（re-networked）（Lei 1999）。因此，客体成为存在于多种转变工作所构成的多重世界交错间的边界客体（boundary object），永远只是在本体论历程（ontological passage）的某个阶段中相对地稳定。这种边界客体处于多方作用交错的多重转变工作中，「不但有能调节各个区域性的需求，并能约束那些使用它的各方行动者的弹性，又有能够横跨各个地域而维持一致性的坚韧性」（Star and Griesemer 1989: 509）。因此，这些本体论地位不固定的客体，也是多重、流动的液态客体（fluid object）（Mol and Law 1994；de Laet and Mol 2000）。
最后，中介实作的核心是促成存在的展演性（Butler2010），也就是将实作中的某种状态（state of affairs），转变为一种事实（a matter of fact），直到最后成为稳定网络中理所当然的存在（a matter of course）（Latour 1999d: 266-280）。行动本体论的基本思考方向是，因为现实是如此精心地受人为介入，它们才能如此眞实、自主且独立于人而存在。这种观点中的现实，不同于天眞的实在主义所认为：现实之所以是眞实的，是因为它们是未经人所介入的存在，而如果受到人为操弄与干扰便是可疑的；也不同于天真的建构主义所认为：人们往往对被建构的现实坚信不移，但是经过破除拜物教心态（fetish）的批判，我们就能看到被建构的社会表象后真正的社会现实。异于两者，行动本体论的主张是事实拜物教（factish）：现实无法不经人为促成而被认识，而且现实存在也永远非外在于人的促成而存在，实在论眼中的未受人为介入的现实，是因为人们的促成实作，如此精心打造现实又排除自身人为作用的痕迹（例如实验室中的控制变项），才显得事实如此独立存在。而尽管建构论者批判一般人无法看穿其信仰背后的人为影响，但建构论者也无法看到其拆解拜物教信念背后的批判概念（例如结构），也同样来自理论家的促成实作才如此眞实。
3.异质构成
ANT本体论观点中的关系性萌生、中介构成等论点，意味着主体、客体、社会都不是先验、纯粹的存在，而是混杂、异质的多元行动体所中介构成，这对与行动能力构成密切相关的社会学二元论问题有相当启发。
首先，是主体与客体的构成。相较于社会学预先区分社会主体与社会客体的二元对立，Latour（1993）带入社会学的知识实作，将二元论问题定位在学者对俗民认知的双重否定。一方面，社会学者否定俗民认知中，认为社会与自然客体的力量是来自于物自身的特质，指出客体只是社会利益与需求所投射的结果，例如性别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社会学者否定俗民认知中个人的自由意志、动机、理性和欲望，指出这些只是客观存在的力量或物所造成的结果，例如阶级结构跟个人的关连（Latour 1993:50-55）。在这双重否定中，社会学中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有两个矛盾形象：其中一个面向的社会主体是强大且主动的，能建构客体，但另一面向的社会主体却是软弱被动地受客体所决定。人类主体因此处于矛盾的二元面向，似乎既受决定却又能展现志愿行动。这种双重否定，造成主体与客体成为对立的先验主体与物自身，而这些正是社会学的结构与行动两难中，意向与倾向二元论行动能力的根源。
行动本体论观点由重新探讨主客体的相互构成，解决此困境。Latour指出在将自身投射到自然之前，社会必须已经成为某种样貌，而构成此社会的材料是由社会主体与自然客体共构组成（Latour 1999d）。ANT并不以现代主义本体论构架中，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定位主客体，ANT研究者认为主体，如同客体一般，是因为投身于异质网络而成为某种行动者（Latour 1987；Law 1987）。在此意义下，行动体的构成，分布于二维向度的场域，而非一维「自然一社会」的两极光谱。此二维向度以「自然一社会」为经，指涉行动体的异质构成，「存在一本质」为纬，指涉行动体的稳定程度。因此，类客体（quasi-object）与类主体（quasi-sub- ject）才较能描述本质上混杂的所谓主体、客体的存在（Latour 1991: 85-88）
其次，是社会存在的二元构成。社会学者以现代主义的主客对立为基础，一方面将社会构想为由主体的互动规则与关系所构成，社会因此是人们自身的存有集合（people-among-themselves），但另一方面将社会结构视为如事物一般（social facts as things）的社会客体（Durkheim1964），因为它不能被化约为个体心理、生理构成或互动结果（Porpora1987）。在此双重构想中，社会的存在预设了不可相互化约的社会个体与结构的二元本体论构架。
从这二元构架，衍生出社会学界各种版本的行动能力预设与争议，也就是相当著名的结构与行动二元论。一开始是各种简单版本，仿佛藉由各种社会特质、条件或位置便预示、定位其预先存在的行动根源问题，赋予行动者各种被给定的行动能力。行动能力一方面被安置在行动位置的倾向中，例如结构论者将行动能力安置在社会或结构位置，另一方面亦被安置在各种不同的行动者意向中，例如在赋体化特质，或是理性、心灵与意义诠释，甚至是认知功能。
进一步的争辩与反省，从这些意向与倾向的两难与对立发展出各种复杂的构架，在方法论、认识论层次成为微观vs.钜观（Alexander 1988；Alexander et al. 1987）、社会整合vs.系统整合（Lockwood 1964）、生活世界vs.系统（Habermas 1984）、主体的帝国主义vs.社会客体的帝国主义（Giddens 1984）、方法论个体主义vs.方法论集体主义（Bourdieu 1980），以及许多综合的方案（叶启政2000；Alexander et al. 1987；Collins 1981；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Knorr-Cetina and Cicourel 1981；Mouzelis 2000）。
当前，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二元论源自本体论构架问题，因此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本体论方案。如Anthony Giddens（1979，1984，1989）提出在实作中构成的结构二元性（duality of structure）作为行动能力的概念核心，试图超越二元本体论对立。他认为意向式行动能力是情境下生活经验的持续，而倾向式行动能力是形塑社会生活形式与样貌的规则与资源。他将结构与系统去本体论化，视结构为一种在持续的规律性实作中所实现的资源与规则，而社会系统则是实作的反复规律，也就是行动造成的模式化后果，经由持续的社会再生产，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的可见模式。
Pierre Bourdieu（1977，1980，1984）则提出场域赋体的习癖（habitus）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也是构成中的结构」，作为生成性的秉赋式行动能力（Bourdieu 1980: 53）。Bourdieu实作本体论的核心，习癖是一种赋体化姿态，在个体与结构之间达成相似与呼应关系。既有建制的教条与政治迷思在行动者的实践中，成为天生自然的感知与直觉，自然而然地实现。习癖所累积、展现的具体化效果，则成为能定义场域（field），并能排除、评价行动者的各种资本（capital）。
Margret Archer（1988，1995，2000，2003）则发展分层型态生成模型的本体论（stratified morphogenetic model of ontology）。Archer认为不兼容的多种解释力，不能被调和（elision）于同一本体论的单一作用力。为保存结构与行动各具自主性却相互依存的存在，分层型态生成本体论首先区分出序列性的结构制约、社会互动、结构衍生的型态生成（morphogenetic）作中介本体论转化变化的不同阶段。其次指出社会是由不同社会部位（结构、文化）与人的层次构成，各层次都处于双重的型态生成过程，有各自的突现特质（emergent property），也能在社会行动衍生不同层次、突现特质的生成作用力。最后，无论是结构、文化或人，在此本体论中都是眞实地、存在于型态生成的交互作用过程。
这些本体论方案都是基于解决社会学既有二元论概念与理论问题而发展，但也造成新问题。既有研究指出，这些方案由于从化解二元论难题出发，因此忽略行动经验的变动事实而陷入概念迷宫、沟通结构与行勤而发展的实作皆聚焦于反复地实现既有秩序，导致发展现实的模型（model of reality）反而成理论模型中的现实（reality of model）（Cohen 1989；Bauman 1989；Held and Thompson 1989；Jenkins 1992，2010；Mouzelis 2000；Thompson 1989）。相关评论在第八章汇整研究成果时，将会进一步讨论。相较于此，本地研究者已经尝试由在地脉络超越这些困境，较主要的讨论有叶启政（2000）从爬梳西方理论体系与辩论，及其背后的哲学人类学、存在预设，检讨结构与行动问题的根源，最后提出完全异于二元对立式的修、孤独等存在状态的启发式方案。谢国雄（2013）则跟随William Sewell（1992）对Giddens结构化理论的修正，从结构如何具现的取径，脉络化结构与行动中介的过程，并以港都劳勤各现场的顺理、势、法的斗争与周旋，如何中介结构的同原异相、多重关卡、物化、多元、两面性、隐或显、历史性实现其存在感与存在样态，突破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尽管这些超越方案与本研究取径不同，但都是体认到在地存在状态差异而发展与本研究正视在地现实的思路较亲近的方向。
ANT研究者藉由思考具体行动过程中行动体中介与位移的规模变化，化解此二元论问题。Latour（1983）指出探讨Pasteur作社会行动者的方法是，看他在法国社会中加入了哪些新的力量。如上述，当时的微生物，从小至牛奶腐壤，大至受疫情威胁的整个国家等，在不同规模的社会关系与场域都发挥重要影响，因此Pasteur的实作既是微观亦是钜观的。藉由实验室微观工作中促成的转变，Pasteur成微生物唯一的可信代言人，将整个国家放在以他的实验室支点的杠杆上，促成钜观变革。借此，Pasteur的实验室成「少数能够扭转社会脉络的地方之一」，在既有关系中加入新力量，因此改变社会生活（Latour1983:158）。在此转变模型中，个体存在与行动、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等存在不是外在于彼此，或有大小之分，也无须事后整合，它们都在行动本体论中被中介与位移而相互混杂，对彼此产生影响。
最后，ANT也反身地定位各种二元论的概念化实作，也就是社会研究者的理论与批判论述。ANT认为无法用后设语言（meta-language）例如结构——来解释自成一格的社会实体，因概念也参与构成社会实体存在的一部分。Latour（1986）认为，关于社会的理论、辩论与概念本身都是某种凝聚社会存在的方式，藉由这些概念，人们能被征召构成社会集体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下，ANT眼中的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样，并非客观地描述或解释世界变化，而是以概念实作促成、创造世界。如此，个体的社会存在并非注定是社会的，反而应该说，是在各种行动体的行动与连接中，社会与个体同时萌生了。「社会行动者」、「社会力」或「社会位置」并非预先存在的解释因而是一连串征召、说服、连接运作后的结果，社会论述所说的社会个体与结构，都只是各种特殊的介入，用以岔断或征召其他行动者以转变社会的论述实作模式（Callon and Latour 1986）。因此，社会是一连串异质行动与论述连接的结果，而二元论则掩盖了构成这些社会结构与社会主体的本体论化过程（Latou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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