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
——原文选自《 精神政治学》
韩炳哲
哥伦布蛋
边沁将其全景监狱和哥伦布蛋进行了对比。边沁理论可以被应用在所有规训社会的监狱式环境中，并且可以十分有效地监控社会中的每个人。[1]边沁认为，他的全景监狱是社会秩序中戏剧性的转折：“如果这个原则从最初被逐步接受到最终被广泛应用，会导致文明社会的面貌发生无法预知的戏剧性变化，您会怎么看？”[2]
作为数字化控制社会的哥伦布蛋的大数据，会被证实比边沁的全景监狱更为高效吗？大数据真的既能监控人的行为举止，又能让人的行为举止服从于精神政治的控制吗？文明社会的面貌会再次发生完全不可预知的戏剧性转变吗？
大数据的确可以非常有效地进行控制。“我们保证您可以360度全方位了解顾客”是美国大数据公司Acxiom的宣传口号。数字化全景监狱实际上让人能够360度全方位监视其中的每个人。边沁的全景监狱与视觉角度有关，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囚犯在这个死角内可以悄悄地随心所欲，而不被发现。
因此，非视角性(aperspektivisch)的数字化监控才是最有效的。它不受视角的局限，而视角的局限正是模拟视觉(analoge Optik)的特征。数字化视觉对每一个死角都能进行全方位监控，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死角了。而且，与模拟视角、透视视角相比，数字视觉还能洞察人的精神。
韩炳哲
数据主义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宣布了数据革命的到来。其中的内容与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Theory)同样具有预言性。“数据主义”(Dataismus)是一种新的信仰：“如果您问我，今天哪种哲学会再次广泛流行，我会说：数据主义。我们现在可以收集大量数据。这种能力似乎具有一定的文化设想，即所有可测的事物，都应当被测量。数据作为透明、可靠的透镜帮助我们排除了情绪及意识形态的偏见，让我们有能力去做不同寻常的事，例如，预知未来。……数据革命把一个神奇的工具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借此理解当下与未来。”[3]
数据主义以第二次启蒙运动的身份隆重登场。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人们相信统计学能够让知识脱离神话的内容。因此，第一次启蒙运动中的统计学受到近乎狂热的赞颂。受统计学的影响，伏尔泰(Voltaire)甚至渴望见证涤清神话影响的历史。伏尔泰认为统计学是“那种无论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哲学家都愿意去读历史的人所好奇的对象”。由统计学重新评价的历史是具有哲学性的：“统计数字是伏尔泰在方法论上怀疑那种只有叙事性的历史的出发点：他怀疑古代史中的那些故事(Geschichten),认为这些故事总是多少带有一些神话的色彩。”[4]伏尔泰认为统计学就是一种启蒙，它以客观的、以数据证实和推动的认知来反对神话叙事。
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口号是透明(Transparenz)。数据是透明的媒介。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数据主义的文章中所说，数据是“透明并且可靠的透镜”。第二次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切都要归于数据和信息。这种数据极权主义，又叫数据崇拜主义，赋予第二次启蒙运动生命与灵魂。声称可以摆脱任何意识形态的数据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数据主义导致数字化极权主义的形成。因此，第三次启蒙运动是必要的，它让我们清楚：数字化的启蒙运动已经被奴役了。
大数据使认知不再受主观专断的束缚。因此，直觉不再是认知的高级形式，而是主观性的，弥补客观数据缺失的权宜之计。在复杂情况下直觉具有盲目性就是一个论据。就连理论也陷入了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之中。如果有足够的数据，意识形态就会显得多余。第二次启蒙运动是纯数据化认知的时代。克里斯·安德森在其预言性的演讲中说道：“从语言学到社会学，每一种关于人类行为举止的理论都已经过时了，请忘记分类学、实体学还有心理学。谁能告诉我，人类为什么做其所做？他们就是做了他们做的事，而我们则能以无比精确的方式追查和测出其所作为。若有足够的数据，数字自己就会说话。”[5]
第一次启蒙运动靠的是理智。在理性的名义下，想象力、肉体性和渴望感遭受压制。致命的辩证法使启蒙运动变成野蛮行为。同一个辩证法也威胁着基于信息、数据和透明性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第二次启蒙运动导致了一种新型暴力的产生。启蒙运动辩证法说，要去摧毁神话的启蒙运动，自己却一步步陷入神话学的困境：“误导性的启蒙(Klarheit)只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6]阿多诺(Adorno)可能会说，就连透明性都只是神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数据主义可能会引起一场误导性的启蒙。同一个辩证法使反对意识形态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一个野蛮数据时代。
数据主义被证实为数字化的达达主义(Dadaismus)。达达主义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所有的语境(Sinnzusammenhang)。语言在意义上是空洞的：“生命中的事件都无始无终。一切都愚蠢至极，因此万事皆同。达达就意味着简单(Einfachheit)。”[7]数据主义也是虚无主义。[8]它完全摒弃意义(Sinn)。数据和数字是可以相加但不能叙述的。相反，意义则建立在叙述的基础之上。数据填充了这种意义的空洞。
今天，数字和数据不仅被绝对化，也被性别化和神化。例如，“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QS)基本上是由力比多能量来驱动的。数据主义总体上显示出力比多方面，或者直白地说，色情方面的各种特质。数据主义与数据进行交配。因此，现在也有“数据性行为”(Datasexsuell)这种说法，是指“坚决数字化”，认为数据是“性感的”。[9]“数字化”(digital)一词与“手指”或“脚趾”(digitus)一词同源，而手指、脚趾看起来就好似菲勒斯(Phallus)。
量化自我
在数据时代，总的来说，人们相信生命是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的。就连“量化自我”理论也沉湎于这种信仰。身体被装上传感器，自动接受数据。体温、血压、卡路里摄入、卡路里消耗、运动情况或者身体脂肪含量都可以被测量。在静坐冥想的时候，心跳会被记录下来。就连休息的时候，身体的机能也要被计算。心理状态、情绪状况和日常活动等也都会被记录下来。这种自我测量和自我监控可以提升机体及精神的功能。然而，这个过程所积累的精准数据却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连“量化自我”理论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达达主义技术，它使自我完全失去意义。自我被彻底分解成数据而失去意义。
量化自我的座右铭是“通过数字认识自己”(Self Knowledge through Numbers)。不管数据和数字有多全面，我们都无法仅仅通过它们完成自我认知。数字不能叙述自我(Selbst)。算数不是讲述。我之为我，要感谢的是叙事。是叙事，而不是计数(Zählen),引发了自我找寻，或说自我认知。
就连古希腊的自我担忧也与自我记录的实践方法相关。自我担忧的本质部分就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自我书写(Publicatio sui):“在自我担忧的文化下，书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人们为了日后还能读到当时的情况，而把自己的思想、行为写下来，给朋友寄送对他们有用的论文和书记，为了需要时想起来过去的事实真相而写日记，这些都属于自我担忧的践行。”[10]
自我书写致力于追求真相。把自己记录下来，有助于形成个人伦理。数据主义则清除了伦理与真相的自我定位(Self-Tracking)功能，并且让这种自我定位沦为自我控制的技术。收集来的数据也会被公布出去，并且被用于互相交换。因此自我定位越来越像自我监控。今天的主体，是自己剥削自己的企业主，也是自己监控自己的监视器。自我剥削的主体自造了一个劳改所，在那里，它既是受害者也是作案人。自我启发和自我监控的主体自建了全景监狱，它在其中既是囚犯，也是看守。数据化和网络化的主体其实就是自己的全景监狱。监控的任务就是如此被分派给每个个体。
生命的总记录
今天，我们每一次点击、每一次搜索都会被存储下来。网络上的每一步都被监视和记录。我们的生命，在网络上被完整地临摹出来。数字化的行为习惯，准确地刻画出我们外在和内心的图像，这比我们自己刻画自己要更加全面、准确。
如今，可使用的网址数量不计其数。每一种日用品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网络地址。这些东西变成了主动的信息发送者。它们讲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习惯。网络从注重人的拓展的2.0时代发展成为注重物的拓展的3.0时代，标志着数字化控制社会的建成。在网络3.0时代，对生命进行总体记录成为可能。如今，对我们进行监控的正是这些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物品。
我们好像被囚禁在数字化总内存(Totalgedachtnis)中，而边沁的全景监狱缺乏的恰恰是有效的记录系统，在那里只有一本“处罚簿”,用来记录实施的处罚及其原因。囚犯的生活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愿望，老大哥也无从知晓。与可能十分健忘的老大哥不同，大数据不会遗忘任何事情。仅仅出于这一原因，数字化全景监狱也要比边沁的监狱有效得多。
大数据和数据挖掘(Data mining)在美国大选中被证明实际上是一枚哥伦布蛋。候选人可以360度全方位窥视选民。从不同渠道收集来的海量数据，当然其中就包括买来的数据，被串联起来进行分析，从而清晰地掌握了选民情况。选民的私生活，甚至心理情况也因此被一览无余。微目标定位(micro-targeting)手段可以有的放矢地用个性化信息去引起选民的兴趣，对选民施加影响。微目标定位作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实践是一种数据制动性精神政治学(datengetriebene Psychopolitik)。智能运算能够对选民态度进行预测，从而使演说尽善尽美。迎合个体的演说无异于个性化广告。选举越来越像购买，国家越来越像市场，公民越来越像消费者。微目标定位成为精神政治的惯用手段。
人口普查作为规训社会的一种生物政治手段，提供的是人口统计学的，而非心理学上可利用的资料。生物政治学无法对精神世界一探究竟。相反，数字化的精神政治学则能够有预见性地干预心理变化过程。它也许可以在速度上超越自由意志，赶在自由意志前发挥作用。这可能就意味着自由的终结。[11]
数字化潜意识
大数据可能会使我们的愿望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人读取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我们会产生一些不被意识知晓的莫名喜好。我们经常不清楚，为什么在内心深处会突然感觉到有某种特定的需求。一位怀孕到某一周的孕妇会对某种特定的商品产生需求，但她自己也不清楚这种需求是由一种相关关系(Korrelation)引发的。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愿买回商品，她觉得事情“就该如此”(Es ist so)。“就该如此”或许与弗洛伊德的本我(Es)在心理上相近，这种本我脱离了有意识的自我(Ich)。如此看来，大数据似乎会将本我塑造成为精神政治所用的自我。倘若大数据能打开通道，进入支配我们的行为和喜好的潜意识，那么，深入到我们精神中去并对精神进行利用的精神政治就具有现实性。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电影摄像机使人们可以理解什么是视觉潜意识(Optisch-Unbewusste):“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慢镜头则延伸了运动……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异样的世界，摄像机前的它和人眼看到的它截然不同。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个由潜意识编织的空间代替了一个由意识编织的空间。当我们大体上习惯于伸手去抓打火机或者勺子时，我们就不会了解手和金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更不会知道这种动作会随着情绪的波动发生怎样的变化。在这里摄像机凭借一些辅助手段发挥作用，例如通过下降和提升，通过中断和隔离，通过对过程的延长和压缩，通过放大和缩小进行介入。通过摄影机我们才能获知视觉潜意识的存在，就像通过精神分析了解到本能潜意识一样。”[12]
大数据和电影摄像机具有可比性。数据挖掘作为数字化透镜会放大人的行为，并且在由意识编织的行为空间背后开辟一个潜意识编织的行为空间。大数据的微观物理学原理使我们可以透视潜意识的微观行为(Mikro-Handlung,或者actomes)。大数据还可以找出集体行为模式，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对此可能一无所知。集体潜意识(Kollektiv-Unbewusst)也因此为人所知。与视觉潜意识相似，微观物理学或者微观心理学方面的关系网也被称为数字化潜意识。于是，数字化精神政治学就可以在潜意识层面干涉大众的行为举止。
大手笔
今天，大数据不仅以老大哥的身份登场，现在，它还是一笔大买卖(Big Deal)。大数据首先是一宗大买卖。个人数据无一例外地被货币化和商业化。今天，人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包被交易和对待。因此，人本身成了商品，老大哥和大买卖相互结盟，监控国家和市场合二为一。
数据公司Acxiom将3亿——几乎是所有——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该公司现在对美国公民可能比中情局还要了解。在Acxiom公司，人被分成70类。在类别手册中，人被当作商品出售。针对每一种需求都有相应的商品供应。经济价值低的人在此被视为“废品”，而市场价值高的消费者则被归到明星组(Shooting Star)。这些36—45岁的人充满活力，早起晨跑，已婚却无子女，热爱旅行，并且会看电视剧《宋飞正传》(Seinfeld)。
大数据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数字化阶级社会。被归为“废品”类别的人属于最底层阶级，银行也拒绝给分值低的人贷款。除了全景监狱，现在又诞生了一个筛选监视机制(Bannoptikum)。[13]全景监狱是对被关押的体制内的囚犯进行监控，而筛选监视则是认定那些远离体制或者敌视体制的人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将其排除在外的机制。传统的全景监狱服务于规训社会，而筛选监视机制则负责保障体制的安全和效率。
数字化筛选监控机制将经济上毫无价值的人认定为废品。废品是必须被清除的东西，“是多余的，是废物(Menschlicher Mull)，应当被社会丢弃——一言以蔽之，是垃圾。垃圾是无用之物的应有之意(Inbegriff)；垃圾堆里的东西都是些无可挽回、一文不值的东西。垃圾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弄脏和堵塞我们本可以好好加以利用的空间。筛选监视的最高目标，是确保把垃圾与有价商品分离，放在一边，准备送到垃圾场”[14]。
遗 忘
人的记忆就是一种讲述，一种诉说，遗忘是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数字化记忆则是毫无遗漏地相加和积累。存储起来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却不能用来讲述。存储和调取本质上与具有叙事过程的记忆是不同的。即使自传也是叙事性的回忆文本，而时间轴(Timeline)则无法叙事。它只是对事件或者信息进行的记录和累加。
记忆是动态鲜活的过程，不同的时域在此过程中彼此干预和影响。记忆不断被重写和调整。弗洛伊德也将人的记忆看作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众所周知，我的设想是，存在于记忆痕迹中的素材会不时进行重组、关联，从而被改写，这样的过程叠加在一起形成了心理机制。我的理论中真正新的观点是，记忆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加工后以各种符号的形式留存下来的。”[15]因此，不存在被原原本本记忆下来并且可以原形再现的过去。数字化的记忆是由一个个中立的、几乎不会消逝的当下构成。它不具有可以延展开的时间范围，而活着的东西应该具有时间性。如此一来，数字化的生命就失去了生命力。数字化的事物在时间上是长生不死的。
精神
大数据会诱导绝对认知的产生。一切都可以被测量、被量化。各种事物终究会暴露出他们之间存在的遮蔽的、隐秘的相关关系(Korrelation)。人的行为举止也因此可以被准确地预判出来。这预示着新的认知时代的到来。相关关系取代了因果关系。“就是这样”(Es-ist-so)取代了“为什么”(Wieso)。数据驱动的事实的量化使人的认知不再具有灵魂。
估计在精神哲学家黑格尔看来，号称“全知”(All-Wissen)的大数据，实际上却是绝对的“无知”(Unwissen)。黑格尔的《逻辑学》探讨的是认知逻辑的问题，书中认为建立相关关系是认知的最原始阶段。例如，假设A与B相关，A发生变化，则B也会随之变化。在相关关系中，不管这种关系多么显著，人们也无法知道，它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相关性。人们会想，事情本身就是这样的。相关关系是概率关系，而不是必然关系。它说的是：通常情况下，相关的A与B会同时发生。这就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区别所在。如果要表达一种必然关系，我们则会说：A的发生导致B的发生。
因果性不是认知的最高阶段。相互作用(Wechselwirkung)比因果关系更加复杂。它说的是，A与B互为条件。A、B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仅仅停留在相互作用阶段，还无法诠定A与B之间存在的关联的概念：“仅从相互作用的角度去观察已知的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压根无法诠定概念(begriffslos)的行为。”[16]
正是对“概念”(Begriff)的诠定催生了认知。“概念”是将A与B囊括其中的C。借助C，A与B得到了诠定。它是将A与B概括在内的更高层级的联系，从这个联系出发，可以证明A与B之间的关系。因此，A与B是组成第三方的更高层级的要素。只有在概念的层级上，认知才能实现：“概念是事物内在固有的、我之为我的(使自己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性。理解一个事物，就是去明白它的概念。”[17]只有从具有概括性的概念C出发，才能完全理解A和B的相关关系。大数据只进行了碎片式的认知，亦即只发现原始的相关关系，而并未对概念进行诠定。没有被诠定概念的大数据是没有灵魂的。这种由大数据诱生的绝对认知，就是绝对无知。
概念是一个把各种要素(Momente)囊括其中(ein-schliesst)进行融合领会(ein-begreift)的整体。它以推论(Schluss)的形式，诠定了其中的一切(Indem Schluss ist alles inbegriffen)。“一切皆为推论”意味着“一切皆是概念”。[18]绝对认知也就是绝对推论。对绝对的定义是：“绝对就是推论。”[19]单纯的叠加进行不了推论，推论也不是叠加的结果，而是叙述的结果。绝对推论排斥无限的叠加(weitere Addition)。推论作为叙述的结果是叠加的对立面。大数据是纯粹的叠加产物，永远得不出结论，永远无法终结。与大数据带来的相关关系和叠加关系不同，理论(Theorie)是一种叙述性的认知形式。
精神也是一个推论，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被合理地组织在一起。在这里，推论表现出一种整合性。没有精神，这个世界会变得支离破碎。精神组成了这个世界的内在(Innerlichkeit)，组成了汇聚一切的集合(Sammlung)。理论也是一种推论，将各组成部分融合、诠定于一身。克里斯·安德森所发表的《理论的终结》，传达了我们终将与精神告别的思想。大数据使精神完全枯萎。大数据驱动下的人文科学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绝对的数据化认知(Data-Wissen)等同于回到精神原点的绝对无知。
逻辑学认为：“所有理性的东西都是推论。”[20]黑格尔认为，推论不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当一个过程的开头和结尾形成合理关联，进而构成有意义的整体时，推论就会出现。这就说明与单纯叠加不同的是，叙述得出的是一种推论。认知是一种结论，礼俗和仪式也是推论的形式。它们都呈现了叙述过程，并且有相对原时和自己的韵律节奏。叙述没有加速度，而推论的形式则刚好相反，它们会衰变，一切都在流散，不会静止。当世界的一切都是叠加出来的，并且丧失所有的叙述张力和垂直应力的时候，就会出现全面提速(Totalbeschleunigung)。
今天，仅仅依靠感觉已经无法进行推论，因为感觉在无边无际的数字网络中不停切换，它已经完全迷失了自己。只有在沉思冥想的片刻，推论才会迸发而出。闭上眼睛，才象征着进行推论。然而，图像和信息的快速转换让人目不暇接，闭不上眼睛就得不出只有沉思冥想才得以实现的推论。如果说理性是一种推论，那么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失去理性的时代。
大事件
17世纪时，统计方法的问世让科学家、投机者、诗人和哲学家都兴奋不已。他们迷上了这种新的、统计学带给他们的概率和规律现象。亢奋的心情绝对不亚于今天我们看待大数据的心情。因为世界依然具有偶然性，当时的统计学让人们再次相信天意的存在。上面的情况在18世纪约翰·阿巴斯诺特(John Arbuthnot)撰写的一篇关于人口统计的论文中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题为《神旨的论据——从不列颠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规则性谈起》(An Argument for Divine Providence，taken from the Regularity observ'd in the Britisch Births of both Sexs)。一些哲学家甚至认为，从统计得出的男性新生儿数量明显多于女性新生儿数量的结论中便可认清神的旨意。这一观点也被他们用来为战争辩护。
康德也痴迷于统计计算得出的规律性结论，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历史目的论研究中。他一方面认为意志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意志的自由是受到制约的。人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外在表现，跟其他所有自然现象(Naturgegebenheit)一样都是由普遍自然法则(Naturgesetz)所决定。如果用普通眼光去看待人的自由意志的活动，就会发现其规律性(Gesetzmäßigkeit)。不论各个主体的行为表现得多么杂乱无章，从类别上来说，它们都能显现出一种尽管缓慢但持续向前发展的原初的禀赋(Anlage)。随后，康德指出了下面的统计数据：“假设结婚的数量以及与此相关的出生数量和死亡数量会遵循某种规律，那么通过计算，它们都可以被提前确定出来。现实是，它们似乎不遵循任何规律，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对这些数据的变化施加了极大的影响。但是，一些大国的年度统计表却证明，上面这些数据也和变化无常的天气一样，遵循着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尽管谁也规定不了天气变化的规律，但总的来说，各种不同的天气情况(还是会本质使然的)足以保证植物的生长、河流的流淌和其他自然界中的事物都按照同样的、不间断的进度运行。个人，甚至整个民族很少虑及的是，无论对自我意图的追求是如愿以偿(ein jedes nach seinem Sinne)还是事与愿违(einer wider den andern),在此过程中，他们都是不自知地顺着自然意图(Naturabsicht)走下去的。这种意图就像一条线索，引导着他们继续向前。”[21]
第一次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与对统计学知识的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连卢梭(Rousseau)的“公共意志”(volontégénerale)也是统计数学运算的结果。公共意志是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形成的。[22]它得自统计计算后的中间值(Mittelwert):“总体意志(Gesamtwille)和集体意志(Gemeinwille)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些人只看到集体利益，而另一些人只看到个人利益，这统统都属于特殊意志：但是如果不考虑这种衬托差异的多数(das Mehr)和少数(dasWeniger),剩下的就是表征差异集合的集体意志。”[23]
卢梭明确强调，公共意志的确定无需交流，甚至必须将交流排除在外。交流使统计学丧失客观性。因此，卢梭反对组建政治党派和联合会。卢梭的民主是没有讨论和交流的民主。统计学方法合成了数量和真相。[24]针对如何识别优秀政府的问题，卢梭给出了生物政治学的答案。他避免从道德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政治联合的目的无异于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的福利。对此，最可靠的衡量标准就是人口是否增加。在公民数量节节攀升的地方，那里的政府无疑是最好的。卢梭因此宣称：“统计学家们，现在是你们的时代了，计算吧，测量吧，比较吧。”[25]
今天，人们对大数据的兴奋与18世纪对统计学的狂热十分相似。然而，人们当时对统计学的这种狂热很快就退去了。统计学就像18世纪的大数据。很快，反对统计出来的理性的观点就出现了，主要以浪漫派为代表。浪漫派的基调就是对平均和常规感的厌恶。他们用稀有性、不确定性以及突发性来反驳统计、计算出来的极大的概然性。浪漫派以其中意的奇特性、异常性和极端性来反对统计学的常规性。[26]
尼采也厌恶统计出来的理性：“统计学证明，历史是有定律的。是的，统计学也证明了，群体大众是何等鄙俗、令人生厌的千篇一律。你们应该去雅典推广统计学!在那里，你们才会感觉到什么叫异类!群体大众越是低级和平庸，统计规则就越是严密，而敏锐和高贵的人聚在一起时，这种规则马上就会去见鬼。在至高无上的伟大灵魂那里，你们的统计学便无计可施了，比如，你们能计算出伟大的艺术家是何时结婚的嘛!如果这时你们还妄想找到什么规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历史中存在什么规律，这些规律也是没有价值的。发生过的事，即历史，就是无价值的事。”[27]统计学不关心“哪些伟大的人物正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关注的只有“统计学家”。尼采反对那种把大规模的群体本能(Massentriebe)看作历史中重要、主要的因素，而把伟大的人物等同于洪流中清晰可见的气泡，仅仅视之为最显著标志的历史观(Historie)。
尼采认为，统计学数字仅仅证明了人是群居动物，“日益增多，并趋于相同”。今天的透明及信息社会也同样具有这种同一性特征。当一切迅速变得清晰可见，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分歧了。透明催生了从众的强迫(Konformitätszwang)，这种强制革除了区别、异样和分歧。大数据主要是让集体性行为模式变得清晰可见。数据主义使得这种趋同的步伐不断加快。数据挖掘与统计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它所揭示的相关关系表达了统计学上的概率。统计学无非就是计算出了平均值，大数据也大同小异。大数据不能预见大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历史，还是人类的未来，都不是由统计得出的概然性决定的，而是由不确定的、个别的大事件决定的。因此，大数据也无法预见未来。
注释
[1]Jeremy Bentham,Panoptikum oder Das Kontrollhaus,Berlin 2012,S.103.
[2]Ebd.
[3]参见《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2013年2月4日：“如果你让我描述一下正在兴起的当代哲学，我想使用‘数据主义’(data-ism)这个词。我们现在具备收集海量数据的能力。与这一能力相伴随的，似乎是某种文化设想：一切可以被量化的事物都要被量化；数据是透明可靠的透镜，帮我们滤除情绪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数据可以帮我们做了不起的事情，比如预测未来……数据革命正在为我们提供理解过去和现在的绝佳途径。”
[4]Rüdiger Campe,Das Spiel der Wahrscheinlichkeit.Literatur und Berechnung zwischen Pascal und Kleist,Göttingen 2002,S.399.
[5]参见《连线》(Wired)杂志2008年第16期：“抛开从语言学到社会学等等这些人类行为理论，也暂时忘掉生物分类学、本体论、心理学等等这些学问，谁能知道人意欲何为，何以为之?关键是，人们做了某件事情，我们即能以空前精确的方式将其追踪、量化。有了充足的数据，数字自己就会说话。”《Zum Terminus》Dataismus《vgl.auch Trend Update Heft 10(2011):Dataismus,u.A.Pschera,Dataismus,Berlin2013.
[6]Theodor W.Adorno/Max Horkheimer,Dialektik der Aufkla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rankfurt a.M.1969,S.4.
[7]Tristan Tzara,Sieben Dada-Manifeste,Hamburg 1976,S.12.
[8]Vgl.Byung-Chul Han,Big Data:Dataismus und Nihilismus,ZeiT-Online am 27.09.2011.
[9]Evgeny Morozov,Smarte neue Welt.Digitale Technik und die Freiheit des Menschen,Munchen 2013,S.378.
[10]Foucault,Technologien des Selbst,a.a.O,S.37.
[11]维克托·迈尔-舍恩贝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肯尼斯·库克(Kenneth Cukier)也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Vgl.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und Kenneth Cukier,Big Data.Die revolution,die unser Leben verandern wird,Munchen 2013,S.203.
[12]Walter Benjamin,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Frankfurt a.M.1963,S.36.
[13]Zygmunt Bauman/David Lyon,Daten,Drohnen,Disziplin.ein Gespräch über flüchtige Überwachung,Berlin 2013,S.83 f.
[14]Ebd.,S.86 f.
[15]Sigmund Freud,Briefe an Wilhelm Flieβ. 1887-1904, hrsg. von J.M.Masson,Frankfurt a.M.1986,S.173.
[16]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1830,erster Teil. 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in: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hrsg. von e. Moldenhauer und K.M.Michel,Bd.8,Frankfurt a.M.1970,S.302.
[17]Ebd.,S.318.
[18]Ebd.,S.332.
[19]Ebd.
[20]Georg Wihelm Friedrich Hegel,Wisenschaft der Logik i.Die Lehre vom Begriff(1816),Hamburg 2003,S.104.
[21]参见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结婚数量、出生数量、死亡数量呈现出规律性，乃康德援引1740年至1770年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而这一统计数据有可能出自约翰·彼得·吉斯密尔希(Johann Peter Süβmilch)所著的《由人类之出生、死亡及繁殖证明在人类变动中所存在的神的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aus der Geburt,dem Tode und der Fortpflanzung desselben erwiesen)一书。Vgl.rüdiger Campe,Wahrscheinliche Geschichte-poetologische Kategorie und mathematische Funktion,in:Poetologien des Wissens um 1800,hrsg.von J.Vogl,München 1998,S.209-230,hier:S.220.
[22]在《何为“多数决”》一文中，曼弗雷德·施耐德(Manfred Schneider)探讨了“公共意志”(volonte générale)中的统计学问题。Vgl.Urteilen/entscheiden,hrsg.von C.Vismann und Th.Weitin,Munchen 2006,154-174,hier:161.
[23]Jean-Jacques Rousseau,Vom Gesellschaftsvertrag,Stuttgart 2011,S.32.
[24]Schneider,Was heiβt》Die Mehrheit entscheidetx？,a.a.O.,S.162.
[25]Rousseau,Vom Gesellschafisvertrag,a.a.0.,S.94.
[26]Vgl.Manfred Schneider,Serapiontische Probabilistik.einwände gegen die Vernunft des groöβten Haufens,in:Hoffmanneske Geschichte.Zu ein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als Kulturwissenschaft,hrsg.von G.Neumann,Würzburg 2005,S.259-276.
[27]Friedrich Nietzsche,Nachgelassene Fragmente Sommer 1872-ende 1874,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d.iii4,Berlin u.a.1978,S.25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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