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青年研究 ，作者常成 徐冉
在社会“内卷”的语境下，青年学生群体的“反向考研”在与“躺平”的网络共振中发展成为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现象。本文从“青年优先发展”视域来透视，全面客观地认识“反向考研”现象，应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从完善政策措施上予以针对性回应。
作者：常成 徐冉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4期
摘要
在社会“内卷”语境下，青年学生群体的“反向考研”在与“躺平”的网络共振中发展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素材和参与式观察证据，本文构建了“理性选择-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由两个维度的解释变量交叠形成四种“反向考研”类型:自发型、回应型、战略型和内耗型。研究发现，“反向考研”现象的生成根源在于稀缺资源的超载竞争与集成改革的内生驱动、用人单位的隐形门槛与“双非”院校的内涵发展、身份迷信的悄然退潮与个体意义的高调回归。客观认识“反向考研”现象，需要进一步推动“青年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从完善政策措施上予以回应。
关键词
“反向考研”;理性选择;类型学划分;生成逻辑
引言:大学生“反向考研”现象引起关注
所谓“反向考研”是指本科就读于“双一流”高等院校的学生，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进入到非“双一流”普通高校继续深造学习的一种社会现象。换言之，大学毕业生在选择读研学校时，会报考和接受不如自己本科就读的院校，是相对从普通院校考到“双一流”高校而言的反向求学[1]。据相关报道和招生统计数据，2021—2022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广州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院校的硕士研究生生源中有一大批“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其中不乏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名牌学校的高材生[2][3]。结合“中国教育在线”预估的2023年考研总人数和录取比例，不断升级的考研难度和愈加激烈的竞争形势，无疑会使“反向考研”现象更加普遍，甚至成为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取中不可忽视的达成方式[3][4][5]。
在高等教育内卷化和学历竞赛正酣的当下，“反向考研”现象一经爆出，迅速成为“火出圈”的热搜头条，仅在微博平台上的阅读总量就达1.5亿次，讨论超万次，引发青年群体和社会大众持续关注和激烈讨论。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颇为针锋相对，彼此各执一端。一种观点将“反向考研”与“不求上进”等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是即便“躺平”也不要去踩的坑[6];另一种观点视其为更加务实的理性选择，旗帜鲜明地支持青年满足自身期待的判断，认为这种所谓的反向无法定义选择的优劣[7]。那么，与公众期待叙事语境背道而驰的“反向考研”，究竟是大智若愚还是躺平任卷?如何对这一现象展开更为清晰全面的学理性呈现?如何解释“反向考研”生成的逻辑并找到更多的解决方案?探究这些问题，能够为公众理性认知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动力机制提供理论依据，避免非此即彼的无序争论。同时，对于促进青年群体教育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政策价值，也为理解新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青年新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1.既有研究与空间拓展
在“反向考研”议题引发社会各界舆论热议的同时，国内学界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却是观照不足。既有关于“反向考研”的文献大多是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虽然给出了多样化的解释路径，但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且隐含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对“反向考研”或全然不理解，甚至嗤之以鼻，或赞赏有加、大为支持。我们需要反问:对同一问题如此差异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对当下“反向考研”的解释性思考可以借鉴21世纪前十年“考研热”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成果，进而概括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聚焦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要素及其互动关系，通常以微观数据为基础，力图厘清家庭背景、学业表现、学校类型等核心变量的作用空间，这些量化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与大学生群体自身决策关系的认识[8][9][10]。另一条线索，锚定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动力机制，分析并形成了用于解释“谁能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理性选择说、绩效选择说和相对风险规避假设[11][12][13]，这类研究增加了我们对争取研究生教育机会过程的理解，呈现了现实决策中的具体策略[14][15]。
国外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更是寥寥无几。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看，“反向考研”在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话语中或许算不上是一个议题。一方面，受限于高昂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依托于远低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大学生招收基数，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持续锐减的大学生入学人数，欧美国家并未出现类似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即使个别常青藤名校毕业生去排名远不及毕业院校的其他学校申请研究生学位，也不足为奇，更谈不上发展成趋势。以美国为例，“名校情结”只属于少数富裕的精英阶层，更多普通民众不会在意和纠结各种学校排名，而是看重专业、环境，甚至于宗教信仰[16]。
总的来说，既有关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文献和相关新闻报道，对认识我国当下出现的“反向考研”现象具有一定启发性，但仍有较大拓展空间:第一，既有研究讨论了“反向考研”的多样动机，但并非这一问题的全部面向，对考研选择的不同类型及表现特征仍缺少专门系统的分析。也正因此，所形成的解释机制不具有普遍解释力，亦未能揭示“反向考研”背后的深层动因。第二，相关评论多停留在就事论事层面，对引导公众全面认识这一现象并提出具体对策着墨不够。第三，一手经验素材对“反向考研”研究的支撑略显不足，缺少日趋紧张的就业形势下对大学生主体意识的洞察和深描。
2.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明确界定“反向考研”的内涵和外延，是进一步充实既有研究拓展空间的逻辑起点。梳理现有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可以发现，所谓“反向考研”有窄口径和宽口径之分。窄口径的“反向考研”是指“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在研究生报考的过程中优先瞄准非“双一流”院校，并且成功“上岸”这些院校的考生群体，重在强调策略;而宽口径的“反向考研”则以结果为衡量标尺，考研录取学校不论是报考还是调剂的，只要不如本科就读院校就可以称为“反向考研”。本文采用宽口径的概念，试图在覆盖窄口径概念特定人群的同时，囊括更大比例和未被看见的其他选择类型。
“反向考研”是一种带有社会性的个人行为选择，这其中既有综合考虑收益、成本和信息的目的性驱动，也有来源于招生指标、录取比例等层面的条件限制，前者是来自内部的理性选择，而后者是来自外部的客观约束。社会学家詹姆斯·塞缪尔·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任何个体行动者的行为选择都是有目的或有意图的，也是有价值偏好和收益计算的，通过采取自认理性的行为满足自己的偏好，并在最大程度上使效用达到最大化[17]。作为坚定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这一理论将坚持个体的意识和行动视为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不关心价值偏好及其来源，而尤其强调和关注行动者的选择体系及其所构成的客观性行动事实[18]。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也不是在自我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9]。换言之，即便个体行动者足够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类因素，也会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会差异所形成的结构制约，包括核心资源的稀缺程度、外部环境的情景条件和特殊事件的意外后果[20]。回到“反向考研”问题本身，一方面，大学生具有较为清晰的个人需求认知和价值衡量标准，选择排名更高的学校、更贴近产业的专业、更具活力的城市以及期待通过考研在未来达到何种状态，是其理性选择的集中表达。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就业学历门槛不断提高和考研竞争压力持续走高的多重影响下，大学生个体不得不重新考量报考初衷、价值排序以及“二战”“三战”成本，这些外部条件无疑可以视为这一现象不同于往昔的一种客观约束。基于此，本文倾向于扩充“反向考研”现象形成的解释机制，试图在“理性选择-客观约束”框架下，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类型及表现特征进行探索式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定量研究可以根据操作化方案抽象出变量的因果关系，但本文旨在提供对现象的类型学划分及生成机制，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典型案例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来剖析问题本质所在。同时，鉴于当前“反向考研”的多发性，“多点位”案例法可以发现现象共性并归纳出问题特征，进而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由此，笔者遵循“最可能案例”原则，通过师友网络选取东部B市、东南S市和东北J省的四所“双一流”高校的应届和往届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有效访谈量近30人，均知情同意且为考研“上岸”非“双一流”院校的青年群体(见表1)。
“反向考研”的类型学划分及其表现特征
正如前文所述，理解“反向考研”的行为选择可以从内在的理性选择、外在的客观约束及其互动关系着手。沿着这一思路，分析框架的不同层面，为解释“反向考研”现象的差异留下了空间。具体来看，一方面，内在的理性选择主要体现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核心要素上。马克斯·韦伯在论述经济行为合理性问题时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二元范畴，认为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21]。简言之，为达到选择的目的，人们会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附带的后果，以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行动，追求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22]。价值理性则“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纯粹信仰”为行动指南[23]，是人们对于自身实践活动价值与意义的自觉把握[24]。相较而言，前者关注行为能否达成目标的手段，后者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目的[25]。虽然两种理性是对以经济活动为取向的社会行为方式的概括[26]，但在把握日常经验现象和具体社会问题方面同样具有理论观照。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反向考研”富有功利色彩，致力于寻求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最佳手段，反向可以理解为方法或路径，成功“上岸”才是最终目标。价值理性引导下的“反向考研”强调考研意义与自身长远规划的匹配程度，主张发现和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反向可看作目标。另一方面，外在的客观约束包括前述多重环境影响。具体到“反向考研”现象，在招生指标有限的刚性规定和录取比例紧缩的客观事实背景下，产生主动选择和被动参与两种类型。主动选择的“反向考研”是指直接报考不如自己本科的学校并顺利“上岸”目标院校，而被动参与则是因初试或复试未通过，调剂到不如本科的学校且选择入学报到。尽管有主动、被动之分，但无疑两种选择都是外部约束下的适应性反馈。
依据“理性选择-客观约束”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主动选择与被动参与的异质性出发，将这一现象划分为两个维度交叠形成的四个象限，每个象限代表不同的类型，分别表现为自发型、回应型、战略型和内耗型，每种类型体现了行动主体的不同报考初衷和表现特征(见图1)。
1.“卓尔不群”的自发型
自发型“反向考研”是价值理性支配下的主动选择模式，其实质是在综合考虑自身能力、兴趣爱好、就业形势和城市偏好等方面的基础上，以职业发展的个人价值实现为最终导向自觉主动做出的报考选择。这类大学生群体因本科院校社会认可度较高，对名校光环的“执念”相对较低，会以更加务实、客观的心态去衡量报考学校及其专业学科的优劣。报考N大的化学系也是想了很久，其实J大的生命科学不差，生源有保证，还顶着老牌“985”的帽子，但做的东西明显不够前沿，感觉也不在学术核心圈，N大虽然“双非”，感觉名气差了点，但我读的分子生物学方向实力很强，课题组文章发表快，再加上深圳湾实验室的政策和资金加持，甚至还有机会和诺奖实验室合作，我觉得算是宝藏专业了，也不会特别在意什么“双一流”吧(JJSK-22，访谈记录20220312)。同时，对自身发展的规划清晰，即便是看似反向的报考，也不影响整个考研和就读研究生的过程中目标明确、意愿强烈，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奋发状态。选择S大是因为搞人工智能这里更贴近产业，有创新的平台和现成的基础，之前对无人机自主采集和三维重建的认识还是远距离观察，来了之后才知道在理念、方法上的差距，有太多课程要补，太多工具要学，得亏过来了(BKRG-2，访谈记录20220403)。需要说明的是，自发型选择虽然也有避开名校从而降低考研风险的考虑，但主导因素仍是立足自身情况。
2.“有的放矢”的回应型
回应型“反向考研”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主动选择模式。出于明确的“上岸”目的，此类行动者群体直接将报考志愿锁定在难度低于本科就读学校的其他院校，并在付出相应努力的前提下，顺利获得规划中的研究生教育机会。在就业市场学历要求水涨船高的背景下，硕士学位几乎成为找到体面、稳定工作的“标配”，再加之就业过程中通过强关系积累的一定社会资本[27]，此类型青年学生大多依靠亲属关系获取内部信息、技术支持等资源，从而形成较为确定的工作意向，不在乎学校排名等因素，秉持考上比考好更重要的观念。我准备回到家乡的设计院工作，待遇在当地算不错，父母也都在这儿干了一辈子，后年开始就不一定有家属入院照顾了，我有个电力相关的研究生学位就行，没考虑那么多(STDQ-14，访谈记录20220511)。从这个意义上看，“反向考研”是对就业门槛抬升和社会网络资源支持的一种回应。也正因此，依据历年报考人数、录取分数线等标准，有针对性地筛选报考院校不失为明智选择，“往下挪一挪”自然合情也合理。报考NL大是和家里商量的结果，过了国家线就差不多，去年有调剂还没招满呢，不像本科学校还得自主划线，最重要的是在南京电力系统，这个学校还是受认可的(BKDL-6，访谈记录20220419)。
3.“以退为进”的战略型
战略型“反向考研”是价值理性支配下的被动参与模式。同自发型的个人价值实现导向一样，该类型大学生有较为清晰的职业规划，通常采取符合公众叙事的“正向”报考策略冲刺更高排名的学校。但遗憾的是，这种迎难而上并未成功，只能暂时接受调剂“全身而退”，是结果层面的“反向考研”。“二战”这年算是尽力了吧，可惜英语没过学校的线，而且这个分数线一定还会涨，以后只能越来越难，实在不想再来一年了，有机会调剂就没犹豫，读研大方向没变，先读着吧，好在武汉这个城市我很喜欢(STTM-19，访谈记录20220513)。此外，这类考生群体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下，表现出妥协和无奈的心理特征，对下一阶段融入新环境的状态可想而知。觉得自己当时也没什么选择了，再来一年撑不住了。你知道“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吗......到了这里才觉得本科学校还不错，没有不舒服是不可能的，可又有什么用呢，面对现实吧，以退为进可能也算是对自己的交代了(JDCL-31，访谈记录20220317)。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调剂、到不如本科的学校读研的选择自21世纪初“考研热”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只是个别现象，那时的学生多会宁可不读也要继续“二战”，选择接受调剂的人并不多。
4.“随波逐流”的内耗型
内耗型“反向考研”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被动参与模式。同回应型的单向度“上岸”目的一致，但有别于“有的放矢”的报考策略和“未雨绸缪”的资源铺垫，此类型群体缺乏必要准备和相应努力，近乎于一种自我放弃，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考研的决定并不是遵从内心，而是从众心态下暂时逃避就业的“出路”。去年考研很仓促，本来专业就没有对口的就业岗位，找了一圈没有合适的，彻底不想再找了，想着疫情过去岗位会有的。看三个室友都在考研就加入了，来不及去了解更多信息，直接就报了本校，结果连初试都没过(BKSG-7，访谈记录20220419)。第二，虽然选择考研，可并未以积极的状态应对挑战，也没有付出与之匹配的努力，因而只能被动申请调剂。由此，该类考生常常比较敏感，间歇性努力与持续性躺平并存，尤其是进入到远不如本科的就读院校后，会因并未减轻的就业压力和难有提高的研究水平而更加焦虑，处于一种疲惫的精神内耗状态之中。这个研读得太没意思了，导师根本不是搞研究的，学校像管理小学生一样，同学比我还烂，主要还是自己，有张游艇船票，非得找个渔船码头，就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JJCZ-25，访谈记录20220303)。
“反向考研”的生成逻辑与动力机制
根据前文对“反向考研”的类型学划分和特征分析，这一现象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动因。借鉴人口迁移的经典“推拉”模型，本文尝试从“宏观环境-中观组织-微观个人”关系维度的递进来剖析这一现象的生成逻辑，以三组不同层面的推力、拉力互动展现问题的动力机制，进而将青年学生群体的个体行为放到更宽广的视域进行探讨。
1.稀缺资源的超载竞争与集成改革的内生驱动
从宏观环境层面来看，名校研究生教育资源的超载竞争，无疑是“反向考研”的重要推手。一方面，作为教育领域最为稀缺的特定公共品，名校研究生教育机会总量有限，长期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尽管国家多次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但在大学生群体考研意愿不断高涨的当下，为“上岸”名校开展的高度竞争并未呈缓和态势，反而愈加激烈和残酷。此外，为保证生源和教学质量，“双一流”高校纷纷提高本校保研率，从而直接加剧了录取难度。我第一次考的复旦，总分405，连学校划的初试线都没够，这个分数在之前一年是可以排进前几名的，今年实在不敢报了，录取线只能越来越高，九死一生不算夸张吧(JJXL-28，访谈记录20220306)。另一方面，国内经济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再加之毕业生规模的快速增加和新冠疫情不确定性引致的“大厂”瘦身裁员[28]，严峻的就业形势倒逼更多青年学生加入升学考研大军，从而助推高度竞争演进为一种超载竞争。本文探讨的战略型和内耗型“反向考研”就是在此条件下被动参与的生动例证。
与此同时，以改革驱动的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系统重塑，是吸引青年学生“反向考研”的有力因素。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坚持以学科为基础，淡化身份色彩，探索自主特色发展新模式，引导高校在各具特色的优势领域和方向上大力改革、创建一流。这也意味着将“985”“211”作为固化标签，只看牌子、不顾实际的评价标准，将被看重专业、聚焦内涵、突出优势的集成性建设思路取代。虽然该方案在2022年刚公布第二轮建设名单，但基于笔者的有限调研，这一理念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所接受，并在报考中更加理性务实地找准目标。
2.用人单位的隐形门槛与“双非”院校的内涵发展
从中观组织层面来看，用人单位和“双非”院校是不容忽视的两个关键主体，对大学生群体“反向考研”产生重要影响。就用人单位而言，近年来无论体制内外，整个就业市场的学历层次要求都在水涨船高，硕士学位成为争取体面工作的基本资格早已不是新鲜事。虽然招聘公告或启事中大多未明确注明硕士学历，但本科及以上的应聘门槛往往是招聘主体学历初筛后更高学位拥有者之间的角逐，即便是这一岗位的工作性质完全不需要研究生学历。在此背景下，部分学生考研基本不参考其他太多因素，只为“上岸”并拿到就业“入场券”，正如本文论及的回应型“反向考研”。而就所谓反向的“双非”院校而言，在“双一流”建设的内涵导向下，“后起之秀”们释放出一些老牌“985”院校不可比拟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根据相关报道统计的“反向考研”热门上榜院校，以南方科技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湘潭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展现出优势学科小而精、研究方向前沿、培养体系链接社会需求、行业内声望高等鲜明特点，再加之所在城市本身具备的虹吸效应和出台的人才政策，锚定这些高校的反向报考也可以理解为一场“双向奔赴”。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四季如春的深圳真的很开心，反向考研应该是我做过的最好选择了，因为导师就是院士，我甚至还成为大学同学羡慕的对象。还有这边课题组多了不少的补助、奖学金，再有舒服、现代化的宿舍，可就是有点忙，但我还是愿意向师弟师妹推荐这个宝藏学校!至于“985”也无所谓啦，我们还是一流学科呢(JDHX-34，访谈记录20220318)。
3.身份迷信的悄然退潮与个体意义的高调回归
“反向考研”成为新的报考趋势，固然受宏观层面制度结构和中观层面组织偏好的影响，但归结到底还在于青年学生个体对于考研意义和自身价值的认知。在符合社会大众期待的叙事语境中，考研是提升学历和学校档次的主流渠道。换言之，考研应该报考比自己本科更好的学校，即向上报考。但评价考研方位的标准通常以市场导向的各类大学排名为准，尤其是在21世纪初“985工程”“211工程”等级划分深入人心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下，就读名校衍生的身份迷信渗透进入传统观念，重校牌子的“面子”而轻学科专业的“里子”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青年学生的行为选择。随着青年群体对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增强和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自信心觉醒，盲目扎堆报考名校的现象开始减少，身份迷信正在年轻一代中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是“以我为主”的个人价值认同，解除了标签化的束缚。我觉得“985”什么的都是给别人看的，也就父母或者再老一辈还只认这个，真正好不好只要自己知道，我报考的时候算是想开了，只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别人的看法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更没有什么影响了(STTM-20，访谈记录20220518)。同时，年轻一代学生开始重新思考读书的意义，重新塑造职业理想，重新认识自己和选择生活方式，超越“单向度的人”，退出毫无意义的“内卷”[29]。他们不再追求他人和外在的世俗认可，而是主张以职业发展的个人价值实现为导向，综合自身能力、兴趣爱好和具体需求，主动做出适合自己的报考选择。我还挺感谢考研失败经历的，有了这次落榜才开始思考自己要追求什么，也考虑到沉没成本，所以去年我报了现在这个学校。这是我努努力能够到的地方，还是我想去的大厂的校招学校，杭州也没北京那么拥挤。虽然“双非”，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BKDZ-9，访谈记录20220415)。
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内卷”的语境下，青年学生群体的“反向考研”在与“躺平”的网络共振中发展成为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社会现象。本文在“理性选择-客观约束”分析框架基础上，分别对两个维度的解释变量交叠形成的四种“反向考研”类型及其表现特征进行分析，并从这一现象的“宏观环境-中观组织-微观个人”关系维度的递进中对“反向考研”的生成逻辑与动力机制进行阐述。从“青年优先发展”视域来看，全面客观地认识“反向考研”现象，应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从完善政策措施上予以针对性回应。
需要说明的是，类型学划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事实而对现象在动机和条件上的一种简化，这些类型及其表征的群体心态是逻辑上的提炼，与现实情境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从更为普遍的社会关注与更为现实的政策改进来看，可以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延伸的讨论。
1.关于“反向考研”的两个认知谬误亟须纠正
第一，当前个别考研机构和自媒体平台为博取眼球，将这一现象夸大为当下考研的主流策略，存在“贩卖焦虑”嫌疑。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向考研”虽渐成趋势，但远非主流报考选择，“双一流”高校毕业生毕竟少数，而“双非”本科生才是考研大军的主力且多数人可以实现学校层次的提升。第二，对这一现象非此即彼的讨论失之偏颇，大智若愚抑或躺平任卷并不能完全概括青年学生的报考动机，一味肯定或坚决反对也无助于个体行动者走出困境，需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素材，冷静地分析问题的不同面向并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
2.针对“反向考研”的有效治理应按照分类施策的原则展开
首先，自发型“反向考研”是青年学生理性务实的主动选择，应该得到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但受早期精英主义和机械名校情结的影响，舆论场上还弥散着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为此，政府及与青年发展事务相关部门应以网络主阵地为媒介，深入挖掘此类学生的奋斗故事，积极构建我国青年学生群体自主、理性精神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机制，为处于升学选择困顿中的毕业生提供参考[30]。其次，回应型和战略型“反向考研”虽在动机上有所差异，但都包含折中意味，如何使这一青年群体拥有更多的选择主动性是当前我国青年政策进一步可操作化的重点。政策制定部门应在认识青年“相对弱势特征”基础上[31]，理解、承认和尊重青年群体的多元诉求[32]，抓住消除青年发展机会不平等的主线[33]，将“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持续转化为更具获得感的公共政策。最后，内耗型“反向考研”属于阶段性现象，要理解这一群体的负面情绪，允许适当地宣泄，加强专业能力、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教育与引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青年品德，不断增强青年的思想觉悟，使其将个人发展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摆脱躺平任卷的生活状态，找寻属于自己的价值坐标[34]。
3.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试图对青年学生为何“反向考研”提出一种基于现实的类型刻画和机制解释，将这一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放置在更宽广的视域中进行考察，但这本身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访谈样本仍然有限，存在一定的学科倾向，难以避免第三变量的潜在影响;未能拓展讨论“反向考研”对报考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乃至教育资源分配的积极意义和可能挑战;未能充分考察国外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取中的类似情况和研究成果。这些方面是持续跟踪和深化研究的关键，未来需要做更多的探索。
常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徐冉: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
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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